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后来回京述职，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综论天下大事，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这篇言事书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书，后世那些有志于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并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大概没有人不曾读过王安石的这篇万言书。如今我避讳习俗的看法，把他这篇万言书全部引录在这里，并做一点儿简单的注疏和解释，以备研究古代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参考。

提点刑狱这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是随时巡回于该路辖境之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允，而且还要考察各州县官吏是否都能廉明、称职等，类似于今天监察部门的工作。江东刑狱的治所设在饶州（今江西鄱阳）。

我才德浅薄，蒙受皇帝的恩典，当上了一路的提点官，现在又蒙恩被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应当把在外工作的情况向皇上做一汇报。我有点儿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否称职，竟敢根据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敬请皇上详加考虑，选择其中比较适合的加以实施，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私下里观察，皇上有恭敬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处理政务，没有一天松懈过，对歌舞、美色、游猎、玩物一类嗜好一点儿也没有沾染上，而且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百姓，爱惜物力，得到了天下人的信任。皇上还能秉公选拔有声望的人才来辅佐朝廷，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因为奸邪小人中伤就怀疑他们。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按说这样应该家家富裕，人人满足，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内不能不为国家担忧，对外则不能不担心外族的侵扰，国家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窘，社会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常常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的弊病就在于人们不了解法令制度的重要性。

如今，朝廷立法很严，政令齐备，哪方面的法令都不缺少，为什么我还认为没有法令制度呢？因为如今的法令、制度有很多都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说：“国君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他的恩惠，就是因为没有效法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按照孟子的说法，比较今天的现状，问题就在这里。然而，现在这个时代距离先王的那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恢复先王时代的做法，即使是蠢人也知道是非常难的。不过，我所说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指的是效法他们的理念罢了。二帝三王其间相差千年有余，从治到乱，从乱到治，其中的兴盛和衰乱都经历过，人们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也各有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也并不一样，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理念、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的只是先王的理念罢了。效法先王的理念，则我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就不至于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举国哗然，而实际上已经合乎先王的施政方针了。

梁按：当今这个时代谈论政治的人一定要说依法治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舍去法制还能够得到治理的。中国的儒家学者讳言这一点，只是用遵守祖宗的现成法度来美化自己。他们所说的祖宗成法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承袭前代的旧制度罢了。而这个前代又承袭更为前代的旧制度，数千年来都是一丘之貉，结果是：因陋就简，每况愈下。那些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人不过是就现有的法律、制度做一点儿考察，使其名实相符罢了。更好一点儿的也只是弥补其中的一些疏漏，做一些完善的工作。其中一个提倡变法的人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道：“如果琴瑟非常不协调，一定要改弦更张，才能继续演奏啊。”既然如此，考察一下他的做法就会发现，他的所谓改革只是改正朔和变换衣服的颜色。这些细小的事情一定和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无关，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董仲舒并不是真正能够变法革新的人。而且，汉武帝的志向也不在这里，在此也就不必说了。从此以后，更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在这方面还有作为。能将制定法律、制度作为自己的职责毅然承担起来的人大概都是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这样的人多少年多少代都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么一个人，他们的见识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们对国家的性质大概也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皇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便于统治而设立的。如果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的统治而设立的，那么从数千年皇权统治的经验来看，它们其实已经很完备了，它们不必改弦更张也能维持下去。啊，三代以上不用说了，秦汉以后，能够真正了解国家的性质并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只有一个王安石啊。他对国家的担忧是非常真诚的，对国家的停滞不前、不能进步，国民的贫穷孱弱、疲惫困顿，真是痛心疾首，反复探讨其中的原因，就像探索黄河源头的人一定要到达星宿海一样。所以他敢用这样一句话来下断语：“问题就在于对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了解。”是啊，这句话真是说到家了。也许，有些论者以为，王安石既然称颂效法先王，那他一定是个把传统理想化的保守派，对当代的事物并不了解。但是，王安石不是说过吗？所谓效法先王，只是效法他们的理念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非具体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先王的理念，就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原理、原则。事实上，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想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造成举国哗然的局面，但这种局面竟然出现了，这不是王安石的过错。

计算一年和一月从何时开始的方法称为改正朔。

尽管如此，根据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具有恭敬俭朴的美德，也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更有对待人民的仁慈和对待物力的珍惜，如果真能了解先王的理念，那么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做不成，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呢？然而我却认为，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在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现在国家很缺乏人才。我曾私下观察过在朝廷任职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面缺乏人才，那就说明有人才被冷落、被埋没在下面，却不为当时的人所了解。我又到民间去寻找，却也没见到有多少，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在我看来，如今在官位上的这些人很少是人才，这从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事是急切要办的，哪些事是可以缓办的，而且能够把境内的民众管理好，办好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然而，没有才能，做事敷衍、随便，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能够讲求先王的理念，使它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人大概在整个辖区之内也找不到一个。朝廷每下一道指令，尽管用意很好，但那些在位的官员往往不能很好地落实，老百姓并不能得到皇上的恩惠。而且，下面那些小官吏总是借机以售其奸，为个人捞取好处，骚扰百姓。所以我要说，在位之人缺少人才，而民间也不见得就有很多。既然人才如此匮乏，那么皇上即使想改革更新国家政治，使它符合先王的理念，大臣当中也有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接受这项任务的人，但是九州这么广大，四海这么辽阔，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皇上的旨意，皇上的旨意又有多少能够落实，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改革的成果呢？所以我说，就目前的形势来说，这是一定办不到的。孟子说：“只有法律还不行，它自己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他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可见，当今之世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人才了。如果真能使国家拥有大量的人才，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从中选拔，执政的官员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再看看时机是否成熟，选择那些老百姓最感觉痛苦的地方来改革更新国家的弊政，使它更符合先王的理念，也就容易多了。

梁按：建立法治社会固然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推行法治的是人，制定法律、制度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以法律、制度建设为根本，又以人才为根本的根本。事实上，法治国家一定是以大多数人民作为其根本的，这才是王安石的真正用意。

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时代的天下，先王的时代，人才很多啊，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当权者贪婪、狠毒，腐败无能，都是不称职的人。后来，周文王起来要取代商朝，天下的人才也曾显得很匮乏，在那个时候，周文王能够造就天下的读书人，把他们都培养成有能力为君主服务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诗经·大雅·旱麓》篇说：“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到事业成功了，就连那些低微下贱的捕猎兔子的人都没有不追求品德的。《诗经·周南·兔罝》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那些当权者呢？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出征就能让别人臣服，治理属地则能处理好政务。《诗经·大雅·棫朴》篇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就是说周文王所用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能各尽其才，没有办不好的事。等到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大乱，人才又显得少了。直到周宣王中兴，能够和他一起图谋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人了。所以，诗人感叹地说：“德 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是在叹息当时人才太少，仲山甫得不到人们的帮助啊。周宣王能用仲山甫，通过他来影响天下的读书人，然后人才又重新多起来了。于是，对内处理好政务，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邦国，又恢复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的国土，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看到新的希望，让他们的才华能够为自己所用，这就像农夫耕种他们的田地，使得田地里有芑菜可以让他采摘一样。由此看来，没有哪个人才不是君主造就的。

梁按：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也曾引申和发挥，他说道：“如今的君子有了一些权势，就责怪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显贵的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移风易俗，造就当今之世的人才，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才，说他们讲了真话，可以吗？不可以！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完全可以改变十个人，那一定能选拔十个人中的佼佼者并把他们培养成人才；如果他的智慧完全能够改变一百个人，他也能选拔百人之中的佼佼者，把他们培养成人才。看来，移风易俗并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是身居高位的人能这样做，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应该参与此事。”他的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白了。但我看王安石的这番言论，他把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完全归于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仅仅因为他的话是说给君主听的，毕竟，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是很小的，而君主则大得多，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效果来得慢，而君主则来得很快。所以，对于没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勉励他担负起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差一些的做法，是以聊胜于无来安慰自己。如果说到想要培养造就一个国家的人才，率领他们共同进步，没有比开明专制的君主亲自去做更快捷有利的办法了。这是俾斯麦造就德国时用过的办法，而曾国藩造就中国也只能做到他那个程度了。

造就一个人使他成为人才，有哪些具体做法呢？也就是教育他，培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针罢了。那么，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在古代，从天子到各诸侯国的国王，全部从他们的都城到乡村都设立学校，普遍设置专门负责教育的官员，而且严格进行选拔，国家的礼、乐、政、刑等内容都被列为学习的科目。学生们观看、学习的都是先王的礼法言论、道德准则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才华也可以为天下、国家服务。如果有人不能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则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愿意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的人则没有不在学校中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针。所谓培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的生活宽裕，同时用礼法约束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呢？人之常情，如果财用不足，人就会贪婪卑鄙，任意要人家的东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为官员们规定了俸禄，即使是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他们的俸禄也足以代替其耕田的收入。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上数，每提高一级就增加一级的俸禄，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从而养成懂得廉洁、羞耻的风气，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这样似乎还不够，又规定他们的俸禄可以传给子孙，这叫作世禄，即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的俸禄。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在抚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方面，在接待亲戚、朋友方面，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在他们死时也不必担心子孙后代的生活了。为什么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人在钱财富裕的时候如果没有礼法的节制和约束，就可能放荡任性，为非作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做出来。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婚姻、丧葬、祭祀、养育、宴饮的标准，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等也按照等级制定了统一的规格，规定了它的尺寸大小和数量。按照级别规定可以做但财力不足的，就不要做；而财力能够办到但按照规定不可以做的，也不能有数量和分寸的增加。为什么还要用法度来裁制他们呢？对于天下的读书人，先王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使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不接受教育的，按照法度就要驱逐他们到边远的地方去，使他们终身为人所不齿；接下来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不能遵循礼法的，按照法度就要流放或杀头。《礼记·王制》上说：“改变服装式样的人就要被流放。”（此为王安石概括之语，非《礼记》原文——编注）《尚书·酒诰》中记载：“假如有人来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就该一个不漏地捆绑了送到周都，我定他们死罪。”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样式，这些都是小罪，而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用大刑惩治小罪，先王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坚定不移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实现他的统治。用礼法来约束，触犯礼法的就要受到裁制，为什么天下的人都能服从而不敢冒犯呢？其原因不仅仅是禁令严厉和管理周密，同时也要靠君王真诚恳切的用心和身体力行加以倡导。凡是君王身边的达官贵人都要能顺从君王的意愿，按照礼法做事，有哪一个不遵循礼法的话，依法行事就从他开始。如果君王能以诚恳的态度做这件事，而有权势者又能自觉规避不做君王不喜欢的事，那么朝廷不用刑罚，人们就能遵守礼法，不去违反礼法。所以说，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针啊。

选拔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先王选拔人才，一定是从地方、从各级学校中选拔，让众人推荐他们认为有道德、有才干的人，写成推荐信告知上级，上级考察后，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则根据他们德行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来任命官职。而且，考察一个人不能只靠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也不能只听一个人私下里的看法。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就要看他怎么做，要想了解他的才能，就要听他怎么说，对他的言行都有所了解后，还要让他试着做些事。所谓考察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即使是古代的尧选拔舜，也不过是这样，又何况尧舜之后的人们呢？实际上，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官职、百姓如此众多，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但拥有天下的人不可能亲自一个一个地去考察，又不能委托一个人在一两天之内用考试的办法考察人才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取舍。大概我已经能够了解一个人有很好的德行和很高的才能，便委任他很高的官职，并让他选取同类的人，长期使用，从中进行考察，发现有才能的人就报告给上级，然后按照等级秩序授予他官爵、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针。

任用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有低，并不相同，他们被任命的职位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分，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让懂得种田的人去管理农业，让懂得工艺制作的人去管理手工业，其中品德深厚且才能很高的，就被任命为主管的官员，品德、才能都比较一般的被任命为副手，辅佐主管的官员。先王又考虑到，一个人任职的时间长了，上级就能熟悉他，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能服从他，并接受他的指导，优秀的人才可以做出好的成绩，居心不良的人缺点也可以暴露出来，所以，长期使他担任一个职务，并对他的工作进行考核。这样一来，有聪明才智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工作，不用担心自己做的事情没有结果，功劳也显露不出来。那些得过且过的懒汉虽然想蒙混于一时，但也要顾虑到最后事情败露会受处分。这样，他们还敢不努力吗？至于那些没有本事的人，他们自然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任职做事的时间一长，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不可以侥幸避免的。他们既然不敢冒险，知道主动辞职，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挑拨离间、巴结奉承、争着向上爬的人呢？选拔已很谨慎，任用也很得当，工作时间又长，对他们又很信任，不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朝廷做事，古代的尧、舜能够管理好百官，办好政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尚书·尧典》上说：“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之后则提拔一批优秀的人，罢免一批不称职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在尧和舜的时代，他们罢免的人我们是听说过的，就是所谓“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吧。他们提升的人则有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一个职务没有改变过，只是提升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针。既然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方针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他的大臣尽心尽力，真诚恳切地实行这套方针，这样一来，那些被任用的官员不被怀疑，而国家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想办而办不成的了。

梁按：王安石谈到的教育应当兴办，官吏在一个职位上应当持久，稍微了解政治体制的人大概都是没有异议的，也不用进一步地阐释。只有他说到用法律来惩罚官员，引述了用严酷的刑罚惩治微小的过错一条，则有人担心他用了法家的“申商之术”，显得操之过急，也和政治的原理有很大差别。当然，国家对于人民有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它的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不仅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即使立宪的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觉得这是不可行的，就不要发布这样的政令，既然发布了政令，又可以不实行，就是对国家神圣权力的亵渎。后来，元祐年间（1086—1094）的那些君子因为阻挠新法的实行而被发配、流放、降职、免官，他们将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他也曾考虑采用管仲治理齐国时的办法，管仲曾说：“使政令有所亏欠的人，死罪；使政令有所增加的人，死罪；不按照政令做事的人，死罪；滞留政令的人，死罪；不服从政令的人，死罪。”王安石后来之所以失败，正是因对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不能实践这本书上说过的方法。

现在各个州县虽然都有学校，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并没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掌管培养人才的工作。只有太学才设置了负责教育的官员，但也没有经过严格挑选，朝廷所必需的礼、乐、刑、政方面的知识并没有被列入教学内容；老师对此也漠不关心，以为这些都是各有关部门的事，不是自己必须知道的。老师所讲的不过是儒家经典的篇章、句子而已。老师讲授经典的篇章句子，本来不是古代老师授课的方法，近年来，才有人教学生写这种用来应付考试的文章。这种为应付考试而做的文章，没有连年累月的死记硬背是不能掌握的。但是，等到他们能把这种文章写得很漂亮时，从大的方面说，不能用它来治理国家，从小的方面说，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所以，虽然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头发都白了，经年累月按照老师教的去做，一旦派他从政，他则茫然不知如何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现行的教育方法不能将人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也就罢了，反而让他困顿，并摧残、败坏他，使他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培养一个人才，要专一才能成功，学得太杂了就容易混乱，所以先王在使用人才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他的特点，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市场，把读书人安排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专业，而不看别的事物，怕的是其他事物影响他的专业。对于读书人，不使他们关心专业以外的事情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专心学习先王的思想理念，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凡不符合先王道理的都要排除，使得谁也不敢去学习它。当今学生最应该学的是对国家有用处的学问，如今却把有用的学问放在一边不教，只教应付考试的文章，耗费他们的光阴和精力，经年累月地学习这样的事情，等到他们做官时，又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抛掷一边，而拿国家大事来责成他们。古人用全部精力和时间专心于国家大事，尚且有能办到的和不能办到的，如今却要他们用全部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无用的知识，等到他们被委任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又突然用国家大事来为难他们，难怪能够胜任职务而有所作为的人那么少啊。所以我说，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把人培养成为人才，而且还增加他们的困难，摧残、败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啊。

梁按：后代论说的人有的以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因而拿这件事来责怪他，为什么他们对王安石的诬蔑这样肆无忌惮呢？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必须靠学校，他的话说得多明白啊，他在执政之初并没有废除科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学校尚不普及，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罢了。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论述。

现在的教育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先王的时候，士子要学习的知识包括文武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士子的才华有些可以当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一般的官吏。他们的才华有大有小，官职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但对于军事，则不论他的才华大小，没有不学习的人。所以，才华大的平日可以出任中央六部的官职，派出去就能做国家军队的将领。才能小一点儿的就领导地方军队（比、闾、族、党），也是一支军队的统帅。所以，把保卫边疆或守卫宫廷的重任都交给正直的读书人，小人就得不到这样的职位。现在的读书人却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我只负责文职事务而已，至于保卫边疆、保卫宫廷的重任，则推给军人去承担，而这些军人往往是社会上的奸邪、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们的才能和品性能够在一乡之中站住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肯离开亲人去当兵的。保卫边疆、保卫宫廷，这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君王对此应该表现得很慎重。所以，古代教育读书人都把射箭、驾车当作当务之急，至于其他的技能，就要看他的条件是否合适才决定教还是不教，如果他的条件不合适也不勉强。至于射箭，那是男子的本分，如果生来就有疾病也就罢了，如果身体没有问题，没有不学习射箭的。在学校期间，固然要经常练习射箭，有迎宾送客的应酬之事要表演射箭，有祭祀之事要表演射箭，要区别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与另一个人是否相当，也要通过比箭来决定。有关礼乐的事，没有不包括射箭的。而且，射箭的意义也都寄托在礼乐、祭祀之中了。《易经·系辞下》指出：“弓箭的作用在于显示威力于天下。”难道先王只是把射箭当作应该学习的打躬作揖的礼节吗？事实上，射箭是军人应做之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威慑天下、守卫国家的手段。平时可以通过它来学习礼乐，战时就可以用它去抗击敌人。士子既然早晚都练习射箭，而且射得好的人很多，那么，承担守卫边疆、守卫宫廷重任的人就可以从中挑选了。士子曾经学习过先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品行操守也曾为乡里之人所推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把守卫边疆、守卫宫廷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把兵器交给他们，而国家内外都平安无事的原因。今天却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君王应当特别慎重地来挑选人才的大事，交给了那些奸邪、凶悍、无赖之人，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是乡里之人不能认可的。所以，现在常常担心边疆的安全，不知道守卫宫廷的军队能不能使这里平安无事，如今谁不知道那些守卫边疆、守卫宫廷的军队靠不住呢？但是，在我看来，天下的读书人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的人，于是不得不靠招募士兵去打仗，怎么能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呢？由于不能严格培养，挑选的时候标准又不高，所以士子们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人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这样的事，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教育方针不符合先王思想的缘故啊。

梁按：这是王安石所主张的“全民皆兵主义”，当今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各国没有不通过这种办法达到强国目标的。然而，我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在王安石之前与王安石之后都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认识到，要引导国民崇尚军事，一定要重视学校教育，这与当今之世的学校特别重视体育是多么吻合呀。中国轻贱军人已经很久了，特别是宋代以来就更加严重，在募兵制度下，要想让军人不被轻贱，就像要到燕这个地方去却驾车往南走一样。王安石说到的那种现象，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交给那些品行和操守都不被乡里认可的奸邪、凶悍、无赖之人，天下的士子却以手执兵器为耻，这种情况，今天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如果世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呢？

现在规定的俸禄一般都很低。如果不是在皇帝身边工作，家里吃饭的人口稍微多一些的，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得些收入才能够养活这些人的。至于在下面州、县工作的官吏，一个月的收入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只有四五千钱，再把候差、候调、候缺的时间算在一起，六七年间只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这样算下来，一个月的收入多的实际上不到四五千，少的只有三四千罢了。这点儿钱，即使是个仆役也会感到很窘迫的，何况他们平日的生活以及婚丧嫁娶等开支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些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人，虽然穷困，也还不失为君子；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下的人虽然生活安定，但仍然是小人；只有社会地位居于中等的这些人不一样，生活穷困时他们做小人，生活安定时他们做君子。在天下所有的士人中，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和中等以下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穷困时做小人，安泰时做君子，这样的人却到处都是。先王认为，治理众人不能用力量压服，所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能以自己为标准，而应以中等阶层的人可以接受为标准，按照他们的愿望，因势利导，只要中等阶层的人能够遵守，那么先王的意志就可以推行到整个国家，并且延续到后代。凭借如今俸禄的标准，希望士大夫不做有损廉耻的事，大概中等阶层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做了大官的人往往互相收受贿赂，追求金钱，背上了贪污的坏名声；而那些小官吏则生意买卖，索取财物，无所不为。士大夫既然不顾廉耻，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他们也就偷懒怠惰，得过且过，愤发图强的心思就更没有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本职工作怎么能不松懈，治理国家的理想又如何实现呢？更何况，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侵害百姓的事往往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我所说的没能使他们生活宽裕的后果。

现在，婚丧嫁娶和供养父母所需的服饰、食物以及各种物品都没有礼制法度来加以限制，而社会上一般人都以奢侈为光荣，以节俭为耻辱，只要他们具备财力，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官府既然不加以禁止，而人们又以此为荣耀，那么如果人们的财力不足，不能跟上这种社会风气，到举办婚事、丧事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得罪那些族人和亲戚，被认为是不体面。所以，有钱人家尽量铺张而不知道停止，穷困之人则勉强凑合去迎合这种风气，这就是士大夫被弄得困难重重、失去廉耻之心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我说的不能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如今皇帝亲自厉行节约，做天下的表率，这是在您左右的近臣权贵亲眼见到的。然而，他们在家里依然是奢侈无度，这些人做了皇上不喜欢的事，违背了皇上对天下的教导，其中有些人是很过分的，但也没听说朝廷对他们有什么惩罚，来警示天下的人。

从前，周朝的人聚在一起饮酒，曾有人被捉住杀头，以为酒喝多了就会产生祸害，使许多人死亡，这才加以严格禁止，不让祸害由此产生。这样做了以后，他的刑罚虽然非常简单，但犯罪以致招来灾祸被处死的人却非常少。如今朝廷的法律特别严厉的只在惩戒贪官污吏这方面。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却轻视对奢侈腐化的立法，这就是所谓抓住次要的东西而放松了根本的问题。然而，社会上一些有见识的人认为现在官吏过多，国家的财富已经无法供给，这种议论也是不通情理的。现在的官员数量的确很庞大，然而和前代官员的数量相比大概还算是少的，而且俸禄又那么低，可见，国家经费不足应当是另有原因，官吏的俸禄难道值得计较吗？我固然没有学过管理财政，但历代理财的大概情况我还是知道的。这就是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财富不够用而成为国家的大问题的，问题在于理财的方针不正确。如今天下没有战乱，老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在尽力创造财富，为什么公家和私家都把穷困作为问题而因此大伤脑筋呢？恐怕就是因为理财不得其法，而有关部门又不能根据现实情况来变通处理罢了。如果我们在理财方面按照正确的方针去办，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处理，那么我虽然愚笨，也知道增加官吏的薪俸是不会让朝廷因经费不足而伤脑筋的。

梁按：孔子说过，用很高的俸禄鼓励士人做官，后世那些谈论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件紧迫的事。然而这里也有困难，第一就是增加官吏的俸禄，要考虑经费不足这个大问题，王安石已经为此进行了辩解。他对财政问题的看法在此次上疏中尚未谈到，但他所说的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其理财原则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古今中外各个国家，无论哪个时代，其官员的俸禄都不会超过国家每年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如果理财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百分之三四按照比例而增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理财的方针不正确，那么即使从这百分之三四中裁减一部分，又怎能缓解苏司农（苏辙）的财政困难呢？王安石认为，增加官吏的俸禄不会使国家财政受到伤害，这是真正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俸禄增加仍然不能制止人的贪婪，那些大开贿赂之门、把官场搞得一团糟的人不是俸禄很低的人，而是那些享受高官厚禄的人。这种说法放在今天的军机大臣、各省督抚身上是可信的，放在那些享受优厚肥差的官员身上也是可信的，我似乎不能提出任何质疑。尽管如此，如果仅仅给他优厚的俸禄，而不能在这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和检查，那么就真像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了。所以，王安石在增加他的财富之后，又说了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用刑律来惩戒他们。然而，就算有法度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检查，但他们的粮库里没有可以赡养家人的粮食，法度也就成了一纸虚文。看来，有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和意愿，一定还要有另外的好办法、好意愿来配合，双方相互依赖、相互维护，如果是粗疏草率、不成体统，虽然像锦绣一样美丽，也不过像天吴（中国古代的水神）一样罢了。从最近这些年我国增加了一部分官员的俸禄来看，则并非只是让朝廷增加了开支，而且鼓励人们去追逐名利，使得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读书人的品性为物质利益所蒙蔽，一天比一天厉害。然而，难道是王安石说错了吗？

梁又按：对奢侈浮靡风气的惩戒，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说法。而近代以来，有人看到如今的欧美各国奢侈浮靡的风气更加严重，而且他们的国家与民众都很富裕，于是有人就认为，奢侈未必不是好事。哈，这是多么荒谬啊。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一定要使它像母亲那样富足，然后它的民众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增值。而奢侈的风气只能消耗它的财富，使得它不能像母亲那样。所以，奢侈其实是亡国之道。今天的欧美各国是因为富裕才开始奢侈，不是因为奢侈而导致富裕。然而，已经有了像杜甫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这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今日欧美各国的大患，它将来是否会造成社会的分裂，我们还不知道，但如今稍微有些知识的人没有不心怀忧虑的，为什么还要说“奢侈不是问题”呢？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要用立法来惩戒奢侈，这个意见固然是不能实行的，但是他的想法还是有可以采用之处的。

当前的法令既严格又完备，所以用它来网罗天下的读书人，可以说是非常严密了。然而，在尽量以道理、技艺教育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接受教育的刑律来管束他们吗？在用制度来约束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遵守制度的刑律来惩戒他们吗？在任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的同时，有针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刑律来制裁他们吗？如果不是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就不能以不接受教育来处罚他们；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不能以不遵守制度来惩戒他们；没有先给他们官职，就不能以工作不负责任责备他们。这三件事是先王礼法中最急迫的，现在却实行不了，而那些小是小非并没有妨碍对国家的治理，却大施禁令，而且经常改动，每月每年都有变化，那些官吏甚至都记不住，又怎么能够使人一一避免而不违犯呢？这就是法令不能被人尊重，无法实行，而小人却可以侥幸逃避，免于被处罚，君子则躲也躲不过，不幸而触犯的情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能用刑律来制裁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与先王的做法不一样啊。

梁按：官僚政治果然可以称为好的政治吗？我不敢这么说。然而，近代以来，自从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用它来治理普鲁士，实行之后大见成效，俾斯麦就跟在他的后面，将这种制度推行到德意志，也很见效，各国开始渐渐地羡慕他们。而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舍去官僚之后就没有政治了。官僚政治存在这么多问题，难道它就绝对不可以信任了吗？施泰因治理普鲁士，为什么要训练、督责他的官僚呢？就像将帅训练、督责他的校官和士卒一样。这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造成整齐、严肃的气象，从而收到指挥下属像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的效果，而整齐、严肃正是官僚政治的特长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定要有手段和方法，王安石对此是非常了解的。

现在选拔人才，首先，把那些记忆力强、读书较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的人称为特殊的人才、社会的精英人士，这样的人就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了；其次，记忆力不一定很强，读书不一定很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而且学过一些诗赋的人就称为进士，进士中比较拔尖的人也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可见，通过这两种方式选拔上来的人并不能胜任公卿的职位，这是不需要讨论就非常清楚的。然而，现在有些人却说，我们历来都用这种方法选拔天下的人才，而能够胜任公卿职位的人也往往是从这些人里选拔出来的，不一定非要按照古代选拔人才的办法，然后才能得到人才。这种说法也是不明事理的。先王那个时代，官员用尽各种选拔人才的办法，却仍然担心社会上的人才得不到任用，而让那些不正派的人混到朝廷里来。如今完全废除了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驱使天下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去参加贤良、进士这两科的考试。当然，有才能、可以做公卿的最好去考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有时也可以得到能够做公卿的人才。然而，那些不正派的人如果懂得一些写作应考文章的雕虫小技，也可以由此进入公卿的行列。相反，那些真正有才华可以为公卿的人却可能被那些毫无用处的学问纠缠一生，郁郁不得志而屈死在深山荒野，这样的人十个有八九个是这种下场。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他们慎重选择的也只是公卿罢了。公卿已经得到了称职的人，就可以依靠他们推举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朝廷来做事，这样，政府的各个部门就都能得到很称职的人了。今天，如果让那些不正派的人侥幸做了公卿，他们则呼朋引类聚集到朝廷中来，这就是朝廷里有很多不正派的人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贤明的人，但他们往往苦于得不到帮助，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呀。而且，公卿中不正派的人，既然会呼朋引类到朝廷中来，那么朝廷中不正派的人也会呼朋引类充当派往四方的专使，而四方的专使又会各自呼朋引类去管理地方州郡。这样一来，即使政府规定了官吏犯罪，推荐的人要连坐负责，但怎能靠得住呢？恰好被这些不正派的人利用了。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这些考试科目，朝廷早已深感忧虑，认为它们对国家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改为只要求应试的人稍懂一点儿儒家经典的意义。然而，只会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录取的人才也不见得就比以前的要好些。如今朝廷又开设了明经一科，用于选拔人才。希望能吸收那些研究古代经典中治国办法的人才。但是，明经科考试录取的人也还是那些能背诵儒家经典，稍微通晓文章词句的人，那些精通先王治国的思想理念而且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人却未必可以当选。再有就是那些靠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学校没有用道理和技艺培养他们，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考察他们的才能，父兄又不对他们的行为和品德负责任。可是，朝廷动辄把官职授予他们，让他们负责一些政事。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曾列举商纣王的罪状，说他“凭家世任用官吏”。凭家世任用官吏，却不管他们的才能是否能够胜任，这正是商纣王灭亡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如今天考公务员，得高分的一定能做好管理工作吗？

再说说流品之外的人。朝廷本来把他们排除在正人君子之外了，并且限制他们求取功名的道路，可是却又把治理州县的权力授予他们，让他们管理一方的百姓，难道这就是有人说的用正派的人治理不正派的人吗？根据我在外任职时见到的情况，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来自流品之外的人并不少见，可以让他做点儿事的，十个中怕是找不到两三个，大多数倒要防备他们做坏事呢。在古代，对于读书人，只有正派与不正派的区别，而没有流品的不同，所以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曾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可以做公卿。到了后代，才有了流品的区别，凡是被列入九品以外的人，他们即使想要有所成就，也已经将自己置于廉耻之外，而没有再进一步的志气了。由于近来社会风气萎靡不振，虽然是士大夫，形势对他们追求进步很有利，而且朝廷也在物质、精神上奖励过他们，可是到了晚年失意的时候，往往还是晚节不保，做了坏事。何况那些平素就没有超过别人的志气，而且早已被朝廷排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之心的人呢？他们一旦做了官，就要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至于那些对边疆大臣、宫廷卫士的选拔，我已经说过它的问题了。所有这些都说明选拔人才的方针是不符合先王的道理的。

梁按：王安石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坚决反对者，读了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才知道他为什么不主张科举取士。后来，科举取士用经义来取代诗赋，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熙宁初上《乞改科条制札子》，指出：“古代选拔士子都是依靠学校，所以思想和道德统一于上，风俗习惯形成于下，它所培养的人才都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自从先王竭泽而渔式地选拔人才，教育、培养的方法又失去了根据，士子之中虽然有很好的人才，却少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对他的造就，这是许多人担心的局面。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革除科举取士的弊端，却担心不能依照顺序逐渐地觉悟。首先应该终止以声病和对偶为特征的诗赋写作的考试，使学生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儒学经典的意义，并等待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以来教育、选拔人才的方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这种方法。”把这两篇文章合起来读，王安石的主张、见解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后世有些人动辄将八股文毒害天下的罪名强加于王安石的头上，为什么这样诬蔑他呢？

现在，选拔人才已经不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了，至于任用人才，又不问他的德行是否合适，只问他出来做官的先后；不论他的才能是否相称，而只论他担任过什么职位。因文学考取的，却派他管理财政；已经任命他管理财政的，又调他去主管刑狱；已经派他主管刑狱了，又调他去掌管礼仪。这样一来，一个人就要具备百官应有的才能，而造就这样的人才是很难的。要求一个人做他难以做到的事，能够做到的人是很少的。既然很少有人能做到，人们也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努力去做了。所以，派一个人去掌管礼仪，他从不为不懂礼仪而担忧，因为如今掌管礼仪的人都是不曾学过礼仪的。派他去主管刑狱，他也不会因为自己不懂刑律而感到可耻，因为现在主管刑狱的人都是不曾学过刑律的。现在，天下的人也逐渐接受了忽视教育的现象，适应了固有的习惯和风俗，看到朝廷任用的官吏，如果不是按照资历任用的，就纷纷议论和讥笑他；至于任命的职位和这个人的能力是否相称，却从未有人提出过非议。而且，这些官吏经常被调动，不能长期担任一个职位，这就使得上级不能熟悉、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不肯服从他的领导，贤能的人还来不及做出成绩就被调走了，不正派的人也不能充分暴露他的缺点和毛病。至于那些迎接新官、欢送旧任的劳顿，与文书、案卷绝缘的弊病，只是其中很小的害处，也就不用细说了。一般说来，设置一个官员就应该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时间久一些，特别是那些任职的地方比较远、职位比较重要的岗位，更应该这样做，然后才能要求他们有所作为。而现在他们根本不能在一个地方干很久，往往到任没有几天就被调动了。

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使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因此我知道当今在位的官员有许多是不称职的，如果稍微给他们一些权力，而不用律法来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放肆得无所不为。这样看来，现任的官吏不称职，却要凭借律法进行治理，从古到今，没有这样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即使现任官吏都是称职的，如果都要靠律法来约束，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古到今，想要治理好国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那么即使有贤能的人担任了官职，但他们同那些不正派而又无能的人比起来，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这样，朝廷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道德情操高尚又有工作能力，能够胜任某个职务，但如果他的资历比较浅，排不上队，仍然不能任用和提拔他。即使把他提拔上来，也会有很多人不服气。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本事又不正派，但如果他没有出错，也没有被当事人揭发，则不敢根据他的不能胜任就撤他的职。就算是撤了他的职，人们也会表现出不服气。他确实是个不正派又没有本事的人，大家为什么还会不服气呢？就是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担任这个职务，与不正派又没有任何本事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在做事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我在前面说过，不能只管任用官员，给他们工作，却没有刑律来处罚那些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

王安石一直在说先王如何，他是借先王批评当下，先王成为一种理念、一个标杆，用以衡量当下的问题。今天我们再读王安石亦应如是，不必纠缠细节，直接把握核心。

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其中只要有一项不合乎先王的道理就足以伤害天下的人才，何况这四个方面都执行得很不够呢，因此在职的官吏中，没有才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贪婪卑鄙的人多到不可胜数，而乡村里弄之中也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就不奇怪了。《诗经·小雅·小旻》中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梁按：他的这番言论为什么与今日官僚社会的情形一点儿差别也没有呢？过去，西方读者有人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见到了他绘制的罗盘针的图形，说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被欧洲人拿了过去，现在它的样式已经比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精美百倍。然而，在发明它的地方，经过了数百年，对它的改良却不知道有哪些。你在中国旅游碰巧在市场上买了一个，看上去和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没有什么区别，也就神情沮丧地默然而退了。我看今天的政治，则不能不对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发一些感慨。

担任官吏的人才不足，而民间也缺少可用的人才，难道施行先王的政策也得不到吗？哪里有能够将国家托付给他的人？哪里有能够委任他守卫边疆的人？皇上不能总想靠老天的恩赐，竟没有一日的担忧啊。汉朝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同一天起事，他所在的郡国竟没有人发现他的阴谋。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他所到达的地方没有官吏敢与他对抗。汉朝、唐朝为什么灭亡了呢？灾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已经要灭亡了，国家由盛转衰，进入五代时期，军人当权，有道德操守的人都躲了起来，不和外人相见，官场上也不再有懂得君臣大义、上下礼仪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大概就比下棋还容易了。但是，老百姓血流成河，侥幸没有死在荒野中的人是很少的。一个国家缺少人才，造成的危害大概就是这样。如今这些公卿大夫、政府高官，没有一个肯为皇上的千秋万代考虑，也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私下里常常感到困惑。当初，晋武帝只图眼前的快乐而不为子孙后代做长远打算，当他在位的时候，那些执政的官员也总是迎合奉承，以使自己能够苟且地生活下去，而社会风气却日渐败坏。抛弃了礼义廉耻，不讲法律制度，君臣上下都丧失了道德底线，但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有眼光、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国家将来一定会发生动乱的。后来，中国大地果然陷入了战乱，被外族分裂了两百多年。我想，太祖、太宗、真宗皇帝把帝位传给皇上，就是想着能代代相传，使老百姓永远受到皇恩的庇护。我希望皇上能以汉唐五代的战乱以致灭亡作为镜子，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酿成的大祸，明令各位大臣研究怎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力图符合当前形势的变化，而不辜负祖宗的愿望。这样，国家的人才就用不完了。有用不完的人才，那么皇上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

梁按：文章真切直白、沉着痛快，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正当举国沉醉于天下太平的氛围中的时候，这一番话说得真是毫无顾忌，虽然前有贾生痛哭流涕，难道就超过王安石了吗？可惜宋仁宗没有醒悟啊！

如果对造就人才的大计能够进行预先的谋划，做到心中有数，并逐步推行，那么为国家造就人才也是很容易的。我开始读《孟子》的时候，看到孟子说王政是容易推行的，心里以为真是这样。后来看到他与慎子讨论齐国和鲁国的土地问题，孟子以为先王分封诸侯各国，一般不超过百里，当时如果有王者出现，就会按照制度，凡是诸侯王先有的封地达到一千里或五百里的，都要将它削减到几十里或一百里才罢休。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很精英，他的仁德和才智足以统一天下，但怎能不通过战争、不动用军队，就能使几百里或上千里的强国一下子削减十分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时代的诸侯王一样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王把受封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由朝廷亲自决定他们的爵位和名号，分别直属于中央，于是诸侯王的子弟都得到了土地，从而使得势力强大、封地广阔的诸侯终于因为土地的分封而变得弱小了。这才使我懂得了，只要能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那么大的诸侯国可以使它缩小，强国也可以使它削弱，而不至于使国家发生震惊、动乱和伤痛的局面。孟子的话没有说错，何况今天要进行改革，形势并不像孟子当时所面临的那么困难，所以我说，如果能对改革变法的大计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变法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然而，先王治理国家，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进而，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呢？人们一般情况下想得到的东西不过是善良的品行、美好的名誉、尊贵的官爵、优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够掌握这些东西来对待天下的读书人，天下的读书人能够遵从先王来治理国家，先王就把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给他们。读书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那么谁肯放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努力施展自己的才华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呢？先王的办法对待这些人是再好不过的了，除非他是冥顽不化的蠢才，否则没有不肯努力的。然而，君主如果不能真诚恳切地对待这些人，并且身体力行，先走一步，就不会有人也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努力实践来响应他。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皇上如果真诚地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皇上努力去做就是了。

我还看到朝廷过去曾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开始的时候，对于利害问题的谋划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只要有一个因循守旧、投机取巧的人出来反对，就不敢继续进行了。其实，法度确立以后，人们不会只感到它的好处，所以，先王的办法虽然对天下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当他刚接受这个烂摊子，人们还心存侥幸的时候，他要建立新的法制，没有不感到艰难的。假如他要建立新的法制，而天下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都能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没有任何抵触的话，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是不会被废止的。正是因为创立法律制度非常艰难，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不会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首先惩办那些反对他的人，然后才能贯彻自己意图的。《诗经·大雅·皇矣》篇中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这就是说，周文王也要先进行征讨镇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先王想要建立法制，改变被破坏的风俗，造就新的人才，虽然有征讨镇压的困难，但还要忍痛去做，就是觉得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情。后来孔夫子出现了，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则鼓动他们君臣抛弃原来的习惯，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强薄弱的地方。可是，他风尘仆仆地到处走，结果却陷入困境，到处受到排斥和驱逐。然而，孔夫子始终并不因为困难就放弃，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所作为，他所坚持的大概和周文王是一样的。君王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周文王的了，臣民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孔夫子的了，他们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都是这样干的。如今皇上掌握着天下的权力，处在先王一样的地位，如果想要革新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镇压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不高兴，出来攻击这种变革，但人数一定没有喜欢改革的人那么多。如果一听到有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就停止改革，不敢继续进行下去，那是因为自己主意不定啊。皇上如果有意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您果断地干下去。如果做到了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实施，而且还能努力去做毫不犹豫，这样还不能造就天下的人才，据我所知，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事吧。

这样的认识，王安石可以有，今天的人也不难得到，但王安石有勇气和胆略说出来，今天的人却没有，这是今人不及王安石的地方。

梁按：读这一段，再看王安石后来在执政期间的主张，他的意见受到世俗中人的中伤，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百折不挠，始终不悔，说明他是按照自己说过的去做的，可惜宋仁宗是个不值得和他说这番话的人！我们看范仲淹执政期间进行的变革，不过两三件事而已，然而就因为不能被那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所容忍，只做了三个月就从这个位置上离开了，宋仁宗的优柔寡断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王安石却不管你听不听，就是反复地对你说，这不就是孟子说的“齐国人中没有比我更敬重君王的”吗？

然而，我的主张一般世俗之人是不讲的。如今谈论时局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些意见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私下观察这些精英人士，想要尽心尽力帮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远大的目标，而是眼下所能行得通的。这些精英人士拿这种想法去迎合潮流，而朝廷选拔人才时看重的也是这种人，至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国家的法律、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这些先王特别看重和坚守的东西，他们都很少注意。谁要谈到这些问题，他们就聚在一起嘲笑谁，说这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现在朝廷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关注，有关部门的法令却只是在纸面上做文章，这种情况已不是一两天了，它的效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想皇上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

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朝臣对施政方针各有各的看法，像封德彝这类人，他们认为不把秦朝、汉朝的政治制度综合起来加以施行，就治理不好天下。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先王的政治制度来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徵一个人。他推行的政策虽然还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图，但大部分是合适的，所以唐朝才能在数年之内几乎放弃刑法而不用，使得国家安宁，外族顺服，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富强的时代。但唐太宗刚登基那些年，天下的风俗也像现在这样。魏徵的那些话在当时也是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吧，但它的实际效果却很好。贾谊说：“如今有人认为，用道德教育人民不如推行法律更有效，说这种话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呢？”其实，唐太宗的情况也是可以考察的呀。

我荣幸地能因职务关系回来向皇上报告，没有考虑自己是否称职，却在这里大胆地谈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我得到了皇上的信任，我是应该向您报告的。我认为，现在当朝人才缺乏，与朝廷想要任用人才的情况很不相称，而且朝廷任用这些精英人士的办法有些不很合理，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是我的工作涉及的情况，应该让皇上先有所了解。如果撇开这些事不谈，只提那些琐碎的问题来玷污皇上的智慧，对国家社会也没有好处，也就违反了我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的初衷。我希望皇上认真考虑，选择其中适当的意见来实行，如此，就是国家的幸运了。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广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在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通过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即便你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这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贾谊，宋仁宗对王安石，大概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虽然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但在流俗的反对下，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这里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代指科举考试）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汉代贾谊曾作《治安策》，陈述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向汉文帝陈述他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1060年，一说嘉祐六年，即1061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其中写道：

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

天下大概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种法令制度，便不能维持它；不大量培养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没有为天下安危而忧虑的真诚，就不能询问察访到有贤德的人才，也很难要求人们遵守法度。有贤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这样过着偷闲的日子，或许侥幸没有出现问题，但旷日持久，到最后却未必不会酿成天下大乱。我想，皇上有谦恭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士民百姓、天下万物的思想。然而，皇上在位时间已经很久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晋、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训来警诫自己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今朝廷里的官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有贤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还不能说已经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为所欲为，百姓在下面忍受贫困，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财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宫闱，并没有询问察访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这就是我在私下里为皇上谋划，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

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天下的安危，所以灾难祸患一旦到来，再想询问察访有贤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已经来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为今天的借鉴，则天下的安危治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机会一旦丧失，我担心您会后悔莫及的。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询问察访，培养大批有贤德的人才，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完善、申明各种法令制度，这些，皇上现在还能不抓紧吗？《尚书》中说：“如果吃了药却不感到眩晕，他的病就不能痊愈。”我希望皇上能以终身致命的疾患为忧，不要为一时的眩晕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让我担任侍从官员，那么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关系到我的荣辱，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权的罪责而放弃尽力规劝的职责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细考虑我的意见，警诫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王安石一再申述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上时政疏》与前面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反复陈述的都是一个意思。然而，他的语言更加危言耸听，他的意志更加坚忍不拔。大概王安石那时真的担心形势很危急，不能坐视不管，而且觉得仁宗皇帝还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经老了，已经不想做什么事了，过了两年，他也就去世了。

（考异四）

《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诰这样一个官职，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和文件，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厅秘书。一天，皇上举办赏花钓鱼宴，招待各位官员。内侍们用金碟盛了钓鱼用的药饵，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的人！如果是误食钓饵，吃一粒也就不会再吃了，他把钓饵都吃光了，这是不近情理的，平时我就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写作《日录》，对祖宗讨厌鄙薄，对仁宗皇帝表现得尤其严重。蔡上翔说：“臣子陪伴皇上赏花钓鱼，皇上就在身边，旁边还站着各位同事，这些钓饵，内侍们已经盛在金碟里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钓饵，怎么会有王安石误食这样的事，而且还被皇上亲眼见到了？如果皇上亲眼见到王安石误食钓饵，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难道他对王安石还有所畏惧而不敢当面直说吗？而且，既然他平时就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忍耐到现在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不过是一盘钓饵罢了，王安石已经知道吃错了，还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现他的奸诈，这种奸诈表现在哪里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钓饵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诈，这种说法的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为这件事而不喜欢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后来撰写《日录》，非常鄙薄宋仁宗。为什么邵伯温造谣诽谤竟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蔡上翔对邵伯温的驳斥，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此种小节本来是不足以辩驳的，把它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想说明，王安石本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诽谤者竟用奸诈来诬蔑他，他说了那么多好话，做了那么多好事，都被这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正的声音吗？

（考异五）

在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为难，然而从未有人诋毁他的人格。如果有，就是从世人所传苏洵作的《辨奸论》开始。他在其中说道：“将来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这个人真是将“王衍、卢杞合为一身了”，又说他“嘴上讲的是孔子、老子，身体行的是伯夷、叔齐，收罗那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又说这个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又说他“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样，可是却大谈诗书”，又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这些语言丑化、诋毁一个人到了极致，真是没有没说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据他考证，《辨奸论》是一篇伪作。他在《书〈辨奸论〉后》一文中写道：苏老泉（也就是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论》，世上的人都因为这篇文章而称赞老泉能预见到王安石将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篇文章最初见于《邵氏闻见录》中，这本书编于绍兴二年（1132年），到了绍兴十七年（1147年），沈斐编苏洵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载有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论》。而苏东坡为了感谢张方平为他父亲作墓表，写了一封信给张方平，也讲到写作《辨奸论》这件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赝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说法，王安石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出名，他的同党一时为他倾倒，他的任命书中这样写道：“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这样的人。”制造舆论，把他说得几乎就像个圣人。欧阳修也对他表示赞赏，劝先生（也就是苏老泉）与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愿意结交先生。苏老泉说“我了解这个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而《邵氏闻见录》叙述《辨奸论》的写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样的。它引用了墓表吗？那应当明确指出来，不应该用自叙的语气。是与墓表暗合吗？那不应该字句完全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没有被当时的朝廷重用，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1058年），才被任命为度支判官（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五年——编注），一个中央财政部门的属官。这一年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没有得到施行。第二年，负责《起居注》的编修，辞章上了八九篇，又被任命为知制诰（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元年——编注），很快就得罪了当朝执政的大官，遂以母亲去世为理由返回南京（金陵）守制去了（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其母去世在嘉祐八年——编注）。宋英宗在位这些年，他一直不接受朝廷的召唤，却说嘉祐初年同党一时为他所倾倒，错得太厉害了。把王安石当作圣人的，是宋神宗。任命书说的那番话，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而苏老泉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后来的那些事都不是他所能听到的。（中略）还有收罗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于今世，然而王安石的本传和王安石的全集都在，其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于他的人，但老泉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把老泉先生所接触的人引见给王安石，他们相隔得太远了，王安石不一定有收罗他们的能力。我不知道所谓沽名钓誉而又不得志的都是些什么人。

人为什么要奸诈呢？一定有好处他才这样做的。王安石生平是以夔、稷、契为表率的，千乘之富他不看在眼里，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变他，这是天下所有人都信服的，他又为何要奸诈呢？他看到大宋朝的积弱现象，心里很不踏实，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公卿大臣却像堂上的燕雀一样，悠闲得自以为很安全，他才不得不出来承担起天下的责任，而又幸运地遇到了很想有一番大作为的皇上，于是毅然与他合作，建立制度，改变风俗，力排众议，推行他的那一套变法的措施。这样做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弊端，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都没有。他的办法不见得都好，但要相信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哪里有什么奸诈呢？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俗刻本苏老泉集，读了其中的《辨奸论》之后，认为它不是老泉的作品，看到的人还有些疑问，不很相信。曾想得到宋刻本作为参考，但购求多年，都没有得到。马端临（字贵与）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列载了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的刻本不称“嘉祐”，书名既然有很大差别，又多至二十余卷，觉得一定有后人的赝品、伪作掺杂在里面了。最近得到了明朝嘉靖壬申年（1532年）太原府太守张镗翻刻的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该书书名和卷数都与《经籍考》记述的相同，而其中唯独没有所谓《辨奸论》这篇文章，这就更加让人相信这是邵氏伪造的赝品了。然而又感叹他这样费尽心机地制造伪书，但从来没有做伪者不被人揭穿的。

李穆堂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点亮了一盏明灯，使得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蔡上翔引申发挥他的说法，有数万言，论证《辨奸论》和《墓表》确实是伪作，更令人大呼痛快，这里因为文章很繁复就不具体引述了。苏洵并不是圣人，即便是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来诋毁王安石，也不能让王安石有什么损害。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能认为它是真的。邵氏之流为了诬蔑王安石，把苏洵也诬蔑了，这种鬼蜮的丑态，我实在无法理解，只恨后来编写历史的人还把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当作实录，而沉沉冤狱经过了上千年也没有得到改正，我又怎能不为之伸张呢？

（考异六）

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中说，治平年间（1064—1067）与客人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神情惨然，很不高兴。客人问他原因，他说：“洛阳过去并没有杜鹃，今天开始有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客人问：“什么原因呢？”先生（邵康节）说：“不超过两年，皇上用南方人为首相，会引来很多南方人，专门进行改革变法，天下从此要出事了。天下要得到治理，地气是从北向南；将要大乱，则从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来到。”这段文字也曾见于《邵氏闻见录》，而朱熹，即朱夫子竟也采用了，它的荒诞妄言粗俗丑陋，简直不值得有见识的人一笑。邵康节可以提前知道以后的事，难道杜鹃也能提前知道以后的事吗？大概是当时的小人们特别痛恨王安石，而又各自有所崇拜的人，所以就把所谓的先见之言托付给他所崇拜的人，用他们对未来的预言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这就是王安石三次拜谒周敦颐而不被接见，苏洵写作《辨奸论》，以及邵康节听到杜鹃叫声的由来。考察《宋史·司马光传》，其中说道：“宋神宗曾经询问司马光，现在这个宰相陈升之，外面都怎么议论他？”司马光回答：“闽人狡猾、险诈，楚人轻浮、随意，如今，两个宰相都是闽人，两个副宰相都是楚人，他们一定提拔、推荐自己的同党，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够更加淳朴厚道呢？”这种偏激浅陋、嫉贤妒能的话，稍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人都是说不出口的。司马光果然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诽谤者假托司马光的名义？我不敢下这个断语。然而，由此可见，当时那些缺少远大的见识、热衷于眼前名利的儒者，他们的南北门户地域之见是非常严重的。王安石作为南方来的人忽然当了宰相，北方人是很嫉妒的。这也是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叫声，邵康节所发那番议论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谬论到处流传，直到今天则变本加厉，以省界为标准，妨碍国家的统一，真让人感到悲痛！

这段议论所引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段对话，并不见于《宋史·司马光传》，而见于《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所记为熙宁二年（1069年）事。司马光所说的两个宰相、两个副宰相，其中陈升之是宰相，福建人，吕惠卿是副宰相，也是福建人，王安石是副宰相，则是江西人，两个楚人，不知所指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