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选举——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

民政、财政、军政，这三个方面差不多已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包括在其中了。此外还有一两项，这里做一下简单论述。

第一，教育。

教育方面的事务是王安石平时最重视的，也是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谈得最恳切的。等到他执政以后，首先注意到学校。熙宁元年（1068年），增加太学的学生。熙宁四年（1071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作为大学的校舍，把学生调整为三等，初入学的学生为外舍，外舍升入内舍，内舍升入上舍。上舍学生一百人，内舍学生二百人，外舍学生人数不限。后来，内舍学生增加到三百人，外舍学生限制在两千人以内。这一年，还创办了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的学校，以陆佃等人为各州的学官。其后，各路州府都创办了学校，学官达到五十三人。著有《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说，当时兴办学校，而教官只有这些人，大概是重视作为教育者的官职，不肯轻授滥设的缘故。

有人说，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市的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学，创办于1088年。殊不知，王安石创办的大学要早它二十年。但博洛尼亚大学至今还是意大利的学术中心，有学生十万人，王安石的大学却没能坚持下来，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

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以经学为主，每人专门学习一经。到了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把他撰写的《三经新义》一书发给各位学官，要求在学校里讲授，三经就包括了《周礼》《诗经》《书经》。

《书经》即《尚书》。

《三经新义》也是当时及后世许多攻击王安石的人的一个借口。据历史记载，苏嘉在太学读书，老师颜复曾经以王莽变法和后周宇文氏变法为题考这些学生，苏嘉在文章中极力表示对变法不赞成。他的文章被老师列为优等，激怒了王安石，把各位学官都赶走了，让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重新选用学官，不是执政者喜欢的人一概不要，此后就颁发了《三经新义》一书。考察王安石平日的言论，他总是把一种学术当作端正人心的根本。那么，历史中的记载应该不是对他的诬蔑，这实在是王安石为政纲领中最丑陋的部分。大概社会要不断进化，确保其思想自由是第一位的。所以，当今之世谈论政治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要求整齐划一，把这当作惯例，只有在学术上则完全相反，主张百家争鸣，信仰则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人的心灵只要疏通，就不会枯竭。用强制的手段要求大家信奉一种思想，这只能使思想被禁锢。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中国学术史上再也没有光芒四射的局面，就像王安石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在这方面也重蹈覆辙，真是可悲啊！

不过，王安石当时并非在《三经新义》之外完全排斥其他思想，只不过要求大学以此作为教材罢了。既然设立大学，必定要有教育者，而且教育者必定有他所主张的学说。大学既然作为一个国家学术的生产部门，它的思想一定会在社会上作为主导而存在，这也是势所必然，是不能回避的。就像今日的日本，其帝国大学有两三位老辈学者的学说颇为一些年轻学者所反对，受到他们的抨击，但全国大多数学者还是要学习他们的学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过多地责备王安石了。如果因王安石排斥其他思想，就认为他破坏思想自由的话，那么他其实并没有禁止其他思想的传播，不过是提倡自己一家的主张罢了。学者有了他所主张的学说，一定想使其发扬光大并因此而改变世界，这不仅不违背常理，而且是负责任的表现，王安石有什么错呢？如果一个学者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揣摩执政者的喜好，以此来换取高官厚禄，这才是学者在犯罪，而倡导新的学说的人并没有犯罪。

自从元祐年间将《三经新义》废除以后，南宋时的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三经新义》，从那时开始，数百年来很多学者都羞于提它。《三经新义》中的《诗义》《书义》出自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学生之手，如今已经不在了。只有《周官新义》一书为王安石亲自撰写，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还从《永乐大典》中找了出来，加以重新编辑，现在还可以见得到。我曾经找来读过，其中精要之处是很多的，实在是为我国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从汉代到今天，没有能够超过它的。这一点我会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中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啰唆了。

但学者不认真思考，就随声附和，大肆诋毁、排斥、抵制王安石的思想，这就是韩愈说过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吧？王安石不曾禁止别人学习他之外的学说，倒是反对王安石的人禁止别人学习王安石的学说。既然如此，那么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是王安石呢，还是王安石的反对者呢？这又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国子司业黄隐焚烧《三经新义》的书版，禁止学生们诵读他的书。大学的许多学生听说王安石去世了，想要设立灵堂进行祭奠，也遭到禁止。第二年，皇帝下诏禁止科举考试使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字说》。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一个叫杨时的人上奏朝廷，竟把王安石的著作斥责为邪说，认为它污染了学者的耳目，请求朝廷追夺他的王爵，使歪理邪说不再迷惑学者。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张浚为宰相，又一次重申禁止王安石学说的传播。由此看来，以王安石对比诸位贤德的学者，他怎么样呢？当时，看到杨时诋毁王安石的学说，御史中丞王过当即在朝廷之上弹劾他：

五经的意义很精深，因而各家的学说常有不同，这是很难避免的。把自己可以接受的视为正，把自己不能接受的视为邪，这是一种很大的失误和偏颇。前不久有人斥责苏轼的学问为邪说，并加以禁止，如今已经解禁了，允许采用他的长处，这实在是一种通达的见解。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又来诋毁王安石的学说，把它视为邪说，这也是不对的。学生们习惯了引用王安石的学说，现在杨时提出要禁毁王安石的书，不允许学生们阅读，他们便聚集起来去找他理论。杨时竟闭门不敢出来，不得已，学生们才散去，这也足以证明杨时的做法是不能服众的。

这番话可以说是正确的观点。杨时是什么人呢？他是程颐的学生，曾依附于蔡京，谋得个一官半职，学者都尊称他为“龟山先生”，他在孔庙中享受“从祀”的规格，至今没有被废止。而这些儒家学者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在排斥王安石学说的时候贡献最大。当时程颐的学生们自以为他们的学说是孔子的正统，凡是和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们著书讲学，排斥别人的学说以宣扬自己的学说，这固然是学者的本分，应该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要借助皇帝的力量来封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党争在此之前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等到程颐的门徒得了势，开始是禁锢苏氏的蜀学，不久又提出禁锢王学，从此以后，学界的党争也日益激烈起来，而政界更加水火不相容，以至到了宋朝末年，追究起是谁造成的这种祸端，正派的人不能不对杨时这些人深恶痛绝。

此后，庆元年间（宋宁宗年号，1195—1200），韩侂胄和胡纮指斥朱熹的道学为伪学，并将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史称“庆元党禁”，读史的人都很反感这种现象。韩侂胄的禁伪学确实做得不对，然而是否想过那始作俑者是谁？韩侂胄的做法不过是请君入瓮而已。程朱理学虽然不是我所愿意学的，但我仍然敬仰它，怎么敢狂妄地诋毁它呢？然而对于诸位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但不敢附和，而且认为中国最近这数百年来学术的不发达就是程朱这些人极力束缚人们的思想造成的，他们是逃避不了这个责任的。本来没必要谈到他们，因为说到王安石的经义，才涉及此事。

熙宁五年（1072年），又建武学堂于武成王庙，选择文官、武官中懂得军事的担任教授，讲解各家的兵法，编撰历代用兵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前世忠义之士的气节操守，对足以成为典范的进行讲解，学生的名额限制在一百人以内。

熙宁六年（1073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在职的官员和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入学。同年，皇帝又下诏要求各科进士和被选入官的官员子孙都要加试断案和律令的要旨。

后来，又在大学设置了医学教授，挑选翰林医官以下的官员、上等学生以及社会上的良医来担任，学生通常经过春试来选取，以三百人为限额，设有方脉科、针灸科、疡（创伤）科，考察、提升、补缺的办法大概和其他各学科相同。考试合格的最高可以做到尚药局医师以下的职务，其余的按照等级补官，去做本学博士正录或外州医学教授等。

这是王安石教育施政的大概情况。我们看他的规划实施，基本上还是注重京城的大学，各个州县的学校规模似乎都不大完备。不知道是史书没有记载，还是当时的力量尚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至于他的大学，和今日欧美各国相比，虽不能说完备，但看它有律学、医学等学科，与经学并重，就可以说分科大学的制度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起英国的阿士弗大学（疑为牛津大学——编注）更加古老，如果不是中途被废弃，他的事业能继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为之自豪吗？然而，即使像这样仅仅昙花一现，它也已足以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荣耀了。

当王安石最初设置律科的时候，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一科呢？假如让学生预先学习它，那么不合乎礼教的行为正是刑罚要制裁的，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能深明大义，自然也能遵守法律，如果他不懂得道义，那么学习法律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刻薄的人，为政的时候怎能奉公守法呢？这样做也不能培养人才、敦厚风俗。”啊，在今天法制思想盛行的时候，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司马光的这种论调是错的，不用深入地和他讨论。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则当今之世各个文明国家，不是曾经学过法律的不能担任官吏，那么他们那里还会有奉公守法的人吗？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居心呢？我也不理解后世那些读史的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用心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不是王安石想要做的，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论述这件事的弊病是非常详尽的。等到他执政以后，却仍然没有改革，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理由，他自己曾经讲过。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说道：“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以改变今天的弊端，但担心没有头绪。首先应当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即不再进行诗赋一类的考试，让学生们专心研究如何阐发经典的意义。等到朝廷兴建了学校，再到那里修习、研究三代教育、选举官吏的办法，并且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而主要考查对经典意义的阐发，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计，而并非他的目的，但当时攻击他的人却已经风起云涌了。

熙宁二年（1069年），讨论如何改革贡举法，欲停止诗赋明经各科的考试，以经义策论作为进士考试的内容。直史馆的苏轼上疏谈到他的意见，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了解一个人的方式，在于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如果君主和宰相对每个人都能明察秋毫，朝廷也有切实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衙门里的小官吏和差役中未必就没有人才，何必要到学校里去选拔呢？即使用现在这个办法，我认为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不能对每个人明察秋毫，朝廷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即使在公卿和皇帝身边的这些人中，也常常会觉得没有人才，何况从学校中选拔的那些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非常不够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事物也时有兴起和废除，即使三代的圣人在今天复生，他们选拔人才也要通过一定的途经，何必非要通过学校呢？而且，庆历年间已经办过学校，所有的人都以为可以期待天下太平到来了，然而至今却只留下一个空名。如今皇上一定要寻求道德高尚又有很大学问的人，责成他去实现九年大成的事业，就要改变当今的制度，使社会习俗发生变化，还要征发民工来修建房屋校舍，聚敛民间的财富，供养这些前来就读的学生。同时，设置官吏，安排教师，并将那些不听话的人挑选出来，贬到偏远的地方去，这只会在社会上造成纷扰，和庆历年间做的有什么区别呢？至于科举考试，有人说，乡试应该以道德为重，不要太看重文章写得如何；有人说，应该专考策论，诗赋就不必考了；也有人希望采用唐朝用过的办法，兼顾一个人的声望，不必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都封上；还有人主张改变学生们研读儒学经典的办法，不用死记硬背，只考经书的内涵和意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行呢？这就需要统治者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提高自身修养，并通过为世人做出表率来标明你的好恶。如果认为设立个科目、提出个名目就可以得到人才，就是教天下的人一起弄虚作假。皇上用孝的名义选拔人才，有勇气的人就会割股，胆怯的人就去看守坟墓；皇上用廉洁的名义选拔人才，有人就会驾驶残破的车子，骑瘦弱的病马，穿劣质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凡是可以讨好皇上的，都可以拿来一用，讲求道德、品行的弊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就文章而言，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但就实际的政事而言，则诗赋、文章都是无用的了。不过，即使是无用的，自祖宗以来也没有人能够废除它们。人们认为，要按照一定的方式选拔人才，能做的不过如此罢了。近世文章写得很华丽的，没有人能超过杨亿，如果杨亿还在，那么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吗？通晓经典，学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孙复、石介还在，那么他们就是不切实际而又荒诞虚妄的人吗？况且，自唐朝到现在，因诗赋写得好而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哪些地方有负于天下，而一定要废除它呢？

苏轼的议论有些奇怪，使人想到今天某些学者的言论，貌似有理，其实是不能深究的。

当权者先要做表率，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

此文见于苏轼《议学校贡举状》。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疏，于是向王安石询问。王安石说：“如果说通过诗赋考试也曾得到很多人才，那是因为人们要做官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能参加诗赋考试，这中间不会没有贤德之人，但因此说这种考试制度很好却未必。今天看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寻求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只是闭门读书，学作诗赋，等到做了官，社会上的事情全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在败坏人才，还不如古代呢。”皇上于是下定决心，要废除明经及各科进士的考试，废除诗赋的考试，学生从“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中任选一经，专心研读，并且兼顾《论语》和《孟子》。每次考四场，第一场考专门研读的经书；第二场考孔孟的书，以书中的要旨为主，共十道题；第三场考试，写论述一篇；第四场考试，写策问三题。礼部考试增加两题，中书省的考试则增加撰写公文或诏令一题。这些就是当时科举制度的大致情况，它沿袭了数百年，一直存留到今天。啊，王安石的良法美意并不只是这一项啊，但都被废除绝迹了，没有一项留下来，只有这项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是王安石想要废除而未能废除的，却沿袭了数百年，毒害天下多少人才，真是令人伤心啊！

如果能完全废除科举制度，用学校来代替科举的功能，那是善举中的善举。但是，当学校尚未建立起来，而国家又不能不选拔人才的时候，科举制度也就不能一下子废除。既然不能一下子废除，那么与其考诗赋，则不如考经义。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苏轼说的那一番话，其一是说即使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拔人才也不会通过学校；其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但寻找一种新办法来选拔人才，也不过如此；其三是说诗赋何曾有负于天下，并痛斥诋毁开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纷扰天下。这真是所谓用恶劣的言论来扰乱政治啊，王安石斥责这些人是流俗真是太合适了。如今，科举考试已经被废除，稍微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轼的说法是错的，是不值得深辩的。我在这里讲到他，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当时反对新法的人的言论都不能持之有故，也不能言之成理，大概都是这样。通过以上三章，大家对于王安石当时创立的新法大致都有所了解了。还有一些细枝末节，与一个朝代的兴亡大计关系不大，这里就省略了。

（考异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