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打了哪些仗

迂腐的儒生诋毁王安石最厉害的是两大“罪状”，其一是聚敛，其二是黩武。王安石的理财绝不是聚敛，我已经说了很多。王安石的用兵能说是黩武吗？这又是不能不辨别清楚的。

如今的外国人动不动就讽刺我们是没有武力的国家。我们轻视武力，不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完全是宋代以后程朱理学误导的结果。宋朝人把含羞忍辱作为美德已经很久了，自从澶渊议和之后，举国都把免除兵戈视为幸运，由此开始，增加岁币，被要求割地，好像小小的诸侯国伺候大国，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没有敢不遵从的。就像西夏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自李继迁、李德明以来，忽而反叛，忽而降服，虽然韩琦、范仲淹相继担任安抚经略使，有人主张战，有人主张守，但环庆路、鄜延路所辖各州仍然是连年死伤不断，百姓更得不到赡养，何尝听说有人为改变这种状况贡献出一计一策。孙子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有所防备。”但在此之前的宋朝君臣确实不去谋划怎么防备敌人，只是侥幸敌人不来。还有西南地区的土蛮，几次蠢蠢欲动，成为宋朝的心腹之患，西南边境也很不安定。处于两大敌人之间，已经一天也得不到安宁，何况还有一些小丑在后面悄悄地窥视。王安石的政策就是先肃清小丑，并借此机会来增加军事方面的经验，然后再对付大敌。而他对付两个大敌的策略就是，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大宋，那么大宋将用一种使他们懈怠的方式拖住他们，先对付那个比较容易对付的，然后再对付难对付的那个。收复河湟是为了控制西夏，控制西夏是为了削弱契丹，这是王安石一生的抱负，他在执政时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了。如今说一说当时的战绩，展示给世界上阅读历史的人，以此来证明用黩武来诽谤他是多么不合适。

五次和议的岁币数量

宋朝一直受外患困扰，然而宋朝皇帝大多采取消极被动的防守政策。为了换取短暂的苟安，宋朝先后与辽、西夏、金签订了五次比较重要的合约，每年向对方支付大量的岁币，这无疑极大加重了宋朝百姓的经济负担。

第一，河湟之战。

河湟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甘肃巩昌以西，岷州、洮州一带，沿洮河那一片地方。秦朝筑长城，就从临洮开始，汉朝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五郡，声称是为了断匈奴的右臂。自古以来，与西北部异族争强弱，没有不注重这个地方的。而且由于它接近陕西、甘肃的缘故，如果被敌人夺取，中原地区将不再有安宁的日子。蜀汉末年，姜维数次出夷狄之道骚扰陇西，但因为魏国人在此建有重镇，姜维一直不能得志。特别是西晋衰落，黄河以西大乱，大概取道这里就足以侵犯陇西，这里丢失了，黄河以西就有唇亡齿寒之忧，所以，北魏兼有秦、凉之后，就把狄道当作咽喉之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作为屏障。唐朝为了抗拒吐蕃，也把临州作为咽喉要道，等到临州失守，陇右也就成了蛮荒之地。这是古往今来关于此地得失的一个汇总。

自从唐朝中叶以来，此地被吐蕃占有，中间经过五代时期，最后宋朝得了天下，至此也已经百年了，但从未有人提出收复这个地区。熙宁元年（1068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来到朝廷，上了三篇《平戎策》，他在其中写道：

国家想要取得西夏，应当首先收复河湟。收复了河湟，西夏人就有了腹背受敌的忧虑。西夏人近年来攻打青唐（今西宁），一直没有攻克，一旦攻克了，就会合兵向南，在秦、渭之间大肆劫掠，在兰州、会州一带牧马，切断古渭地区，把南山的生羌全部收服，在西边修筑武胜城，时时派兵劫掠洮州（甘肃临潭）、河州，就连陇、蜀各州都会受到惊扰，瞎征兄弟又怎么能够自保呢？如今的唃氏子孙只有董毡马马虎虎可以自立，瞎征、欺巴温这些人，他们的文书法令所能通行的地方各自不过一二百里，难道可以和西夏人对抗吗？武威之南一直到洮、河、兰、鄯这些地方都是汉代设置的郡县，土地肥沃，适宜种植五谷。这里的土地可以耕种并养活这一方百姓，这里的百姓也可以服役，并被驱使，幸亏如今的诸羌部落瓜分了这块地方，没有人使他们统一，现在正是可以夺取此地并招抚他们的时候。皇上如果能选拔那些有才能的、聪明机敏并了解当地情况的人，让他们往来出入于这些人之间，通过为人忠诚、讲信用来招抚他们，就能使他们一心向往我大宋，兴高采烈地表现出归顺的意向。只要能争取到大族首领五七人，其余的小部落都可以迫使他们为我所用。这些部落都归顺了，唃氏怎敢不归顺呢？如果唃氏归顺了，那么西夏也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快的可以荡平他们的巢穴，慢的也可以挟制他们的心腹，这就是所谓在那里用力而在这里收获吧。

王韶把他的奏疏呈给神宗之后，神宗很为他的这一番话感到惊奇，王安石也极力地称赞他。于是，神宗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熙宁三年（1070年），王韶请求修筑渭州、泾州两座城堡，屯兵以招抚吐蕃各部，但遭到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的反对，认为不应该这样做。为此，李师中被宋神宗贬职。王韶说，从渭水平原至秦州，沿河五六百里，无人耕种的良田有上万顷，只要开发千顷，每年就可以收获三十万斛粮食。他又请求在这里设置市易司，由官方垄断边境贸易，所得利润用来开垦荒地。这也得到了宋神宗、王安石的支持，让王韶主持市易司的工作。李师中却多次与王韶过不去，他说，王韶所说的闲置土地不过是驻守边境的弓箭手的田地，设置市易司，它的收入抵不上它的花费。王安石极力支持王韶的建议，为此罢免了李师中的职务，让窦舜卿代替他。后来继任帅事的郭逵上奏弹劾王韶私自拿市易钱放贷，王安石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即使真有此事，也不足以说他有罪，于是把郭逵派到泾源去了。熙宁四年（1071年），北宋设置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主持工作。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将古渭寨改为安远军，任命王韶为知军事，行教阅法。王韶首先招降了青唐部大首领，神宗在召见他的时候，赐给他姓名叫“包顺”。同年八月，王韶进攻吐蕃，取得很大胜利，收复了武胜。武胜是唐朝时的临州，如今是兰州府的狄道。王韶就在这里筑城，建镇洮军。随后，王韶又寻机在贡令城打败了木征。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与王子醇第一书》，就是这时写的。书中写道：

一说通远军，在甘肃陇西。

洮河东西两边，吐蕃与汉人依附聚集，因此一定要把武胜作为帅府，今日筑城，恐怕不能太小。如果认为目前事情太多，难以完成，而且城建得很大也难以防守，那么为了这一切着想，则不宜拆毁旧城。你要看清地势，以等待时机进行扩建。该城建成之后，我想应当建立集市贸易，为蕃巡检建一座大一点儿的官舍。还要招募汉人中有能力的人，给他一些官府的资本，并在城里设置街市，开办商铺，使得蕃人和汉人、官府和私人都能有利可图。这样，防守起来就容易了，人们会很快依附聚集到这里来。

这年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设置熙河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十一月，河州首领瞎药等人前来投降。十二月，筑熙州南、北关和各堡寨，王安石又写了《与王子醇第二书》，他说：

听说已经建好了武胜城，又征讨平定了生羌，非常好。听说郢成珂等几位首领都聚集了自己的部族来帮助防守，恩泽和威势共同作用产生的效果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然而，让他们长久地风餐露宿，能不消耗他们的体力和精力吗？时间长了恐怕不能使众人心悦诚服。一定要让他们见到归附我大宋的好处，我想应当告诉郢成珂等人，让他们尽量把众人遣散，然后率领精壮人马帮助守城，随时可以根据情况犒赏他们，使他们常怀感激之情。城筑好后，再加以更丰厚的赏赐。人少了，赏赐就花不了很多钱，赏赐丰厚了，众人就愿意听你调遣，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请你仔细斟酌。要扫除强悍的敌人，一定要有谷物可以收获以供应军队粮草，一定要有土地可以招募新人来做弓箭手。只是担心刚招募的兵用起来未必得力，如果招募秦凤、泾原两路的老兵，允许他们投换，那么这些素有训练的老兵，完全可以震慑那些刚来归附的新兵。事情很难预料得很远，心里这样想着，就说出来了。

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王韶攻克了河州，俘获了吐蕃首领木征的妻子和孩子。河州就是北魏时的抱罕，今天兰州府河州的治所。这时，王安石写了《与王子醇第三书》，他写道：

现在熙河前线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于加强守备，严令各部将官不要轻举妄动。军人总是希望通过多杀敌人来换取功名，如果这里不加以禁止，那么我们的忧虑就会没有终止了。我认为你应该用优厚的待遇和诚恳的态度安抚那些归顺的羌族部落，考察其中有才能的人，收为己用。如今要用很多钱粮供养戍守边境的士卒，也仅仅可以防备归附的羌族发生变乱，还不够对付秉常和董毡的。如果真的能使归附的羌人为我所用，那么我们不仅没有了内患，还能靠他们的力量来抵御外敌呢。自古以来，由于滥杀无辜而导致发生叛乱，由于实行安抚政策而使降敌为我所用，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你所知道的。而且，王者的军队以仁义为根本，怎么能够多杀人，以致招来怨恨呢？你说到青唐一族已经与其他部族结下仇怨，以后也没有重新和好的道理，这是当然。那么，对于靠近董毡所辖地区的各个部族，在事定之后就可以派兵去威慑他们，同时赦免他们的过错，让他们在讨伐西夏的时候立功赎罪，随后再加以厚赏，这样也能使他们为我所用，不再和敌人联合在一起。这样做与采取讨伐并驱逐他们的方针，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敌人，成为我们的祸患相比，利害得失是完全不同的。又听说归属我们的羌人经过征讨，已经没有了积蓄，又荒废了耕地，以后的生活没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不合伙做强盗呢？如果能招募他们，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给他们一条生活的出路，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你能留意周济他们。边境的事情很难在遥远的京城谋划，想你心中自然有数，我只是就自己想到的问题试着说一说。

这一年的九月，归附北宋的羌人又有叛乱的，王韶回师攻打他们。木征乘机又占了河州，王韶经力战把他赶跑了。岷州首领木令征率一城之人投降，王韶进入岷州城，于是宕州、洮州、叠州的羌人首领都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王韶的军队行进五十四天，跋涉一千八百里，收复五个州，斩首数千级，缴获的牛、羊、马数以万计。岷州、宕州、洮州、叠州都是今天甘肃巩昌府的属地。

木征与木令征不是一个人。

捷报传来，皇帝亲自到紫宸殿接受群臣的祝贺，他解下身上所佩的玉带赐给王安石，奖励他运筹帷幄的功劳。自从王韶做了安抚使，不过两年，开辟土地两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人，将二百多年来沦陷的故土一举收复，也可以说是震撼古今的伟大功勋了。然而，如果没有王安石对人的深刻认识，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行动，及时地指挥调派军队和粮草，怎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战果呢？元厚之的《平戎庆捷》诗写道：“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大概在这之前，整个朝廷都进行阻挠，比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年间讨伐蔡州时遇到的阻力严重多了，而宋神宗得到王安石胜过了唐宪宗得到裴度。宋神宗对王安石宠信，把自己所佩的玉带赐给他，王安石无愧于此。第二年的四月，王安石又给王韶写了第四封信，信中说：

木征归顺了大宋，熙河一带已经没有可以担心的了，只是要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好好地管理当地的财赋和粮食生产，做长久在这里驻扎的准备。皇上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他认为您的功劳和信用都非常显著，把守边征战的重任交给您，没有任何奇谈怪论可以动摇他的决心。您应该施展您的抱负，来报答皇上对您的信任，其余的可以不必在意。

看了王韶的谋划，以及王安石写给王韶的几封书信，就知道熙河的收复真的是不得已啊！王安石是慈祥的，有恻隐之心，不想看到老百姓生灵涂炭，这种心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仍然闹嚷嚷地以轻易挑起边境事端为由指责王韶，并且以此来指责王安石。什么叫挑起事端？如果敌人没有挑衅而是先由我方引起争端，可以说我方挑起事端。但是想一想，西夏的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在六七十年之间不停地用兵，当时执掌国家命运的人，是谁挑起了事端呢？可见，事端是敌人挑起来的，我们就是想不应战都是不可能的。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攻打环州、庆州、卫州，第二年攻打唃厮罗，夺取了瓜、肃、沙三州之地，李元昊要向南侵扰，担心唃厮罗牵制他的后方，又举兵攻打兰州羌人的各个部落。那个时候，好像甲和乙遭遇了，在路上发生争斗，甲知道打不过乙，赶快逃跑，躲开他，锁上门守在那里，而情绪激动的打人者还等在门口呢。李德明、李元昊多次攻打唃厮罗，他们的势力已经到达我们的秦、陇地区，这与甲乙打架甲闭门不出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要想抵御西夏，必须占领熙河；而要想占领熙河，就要收服这些羌人，这样才能杜绝西夏人向南侵扰。当时可能有许多事情，但没有比这件事更迫切的了。奇怪的是，这些人不去计较西夏人向南侵扰成为中原的大患，反而责备王韶、王安石挑起事端，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大开国门把强盗都放进来才能受到他们的赞扬呢？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王安石的新法几乎都被废止不用了，甚至还想将整个熙河都废弃不要了。当时有个叫孙路的人拿着地图上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陵西一道就危险了。”司马光这才没有这样做。历史上，东汉灵帝时，西羌谋反，韩遂在陇右作乱，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傅燮说：“司徒崔烈应该斩首！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屏障，汉高祖刚兴起的时候，就让郦商另外驻扎在陇右；汉武帝开拓疆土，在这里设置四郡，用它来斩断匈奴的右臂。如今一州作乱，就想放弃这一方万里疆土，如果让那些北方的蛮族占据了这片土地，那些士兵强悍、甲胄坚固的人就会在此作乱，这是国家的大患、社稷的忧虑啊。”由此说来，河西是西夏人的必争之地，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一点很明显。司马光是写过《资治通鉴》的，他怎会不记得傅燮的这些话，而他偏要放弃这个地方，我真不理解他究竟是何居心。何况崔烈说那番话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人作乱，傅燮尚且认为应该斩首，而熙河的收复已经十几年了。王安石为了那个地方的善后而出谋划策，即使是赵充国关于屯田的建议，也无法超过他，这从他写给王韶的那些书信中就可以看到。羌人的各个部落归附中原，渐渐地已经被同化了，他们在那些地方耕种、放牧，收入足以供给他们守护那个地方，没有再麻烦朝廷为西部担忧，何必要嫌弃他们，怀疑他们，并且一定要废弃这个地方呢？我推测司马光的意思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做过的，我一定要将它废除，然后才感到高兴！”啊，这是把国家大计当作自己泄私愤和复仇的工具了，古代大臣中和他相似的人，我还真没听说过。啊，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元祐时的那些人像狗叫一样对新法进行攻击，是如何误国，如何使百姓受到伤害的啊。

党争，就是以党派划线，没有是非标准，这种传统在中国可谓长久。司马光还算是个历史学家，他从历史上获得的真知灼见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赵充国，西汉宣帝时人，曾率兵平定河西，并提出了著名的《屯田策》，这些都见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第二，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汉族和苗族互相争斗的历史。自女娲、黄帝直到大禹，仗打了数百年，汉族的地位才开始确定下来。苗族一天天衰落下去，迁徙到江淮以南。以后，苗族又辗转流落到溪峒一带，从此不再敢与中原抗衡。然而，一个国家让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两大民族错落相处在一起，终究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所以安抚苗族人的部落，使他们逐渐同化，实在是中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至今尚未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自秦代以后，最能实行这项政策的，前面有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后面则有清朝两度改土归流，中间就是王安石经略湖川一带的蛮夷。

王安石经略蛮夷分为两路，一路在今天的湖南，一路在今天的四川。湖南那一路的主帅是章惇，四川那一路的主帅是熊本。现在分别论述：

（甲）湖南路

自春秋时起，湖南溪峒各个蛮族是楚国的一部分。战国时期，秦国的白起曾攻占这个地方，设置了黔中郡，汉朝改为武陵郡，后汉时期他们到处劫掠，马援将他们打败了。以后又经历了晋、宋、齐、梁、陈，他们或反叛，或臣服。隋朝设置了辰州，唐朝设置了锦州、溪州、巫州、叙州，基本上以笼络、不使他们绝望为主。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蛮族首领也在当地搞割据，自任为刺史。马希范在湖南的时候，瑶族依山沿江聚众守卫，有十几万人。到了后周之时，周行逢作乱，几次进犯边境，逼近辰州、永州，杀害百姓，劫掠牲畜，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到了宋朝拥有天下时，北宋兵威不能振奋，力量达不到较远的地方，这些蛮族首领就割地据守，自己给自己任命官职，朝廷也就顺水推舟，承认他们，所以这些人越来越骄横放纵。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有北江的彭氏，南江的舒氏、田氏、向氏，梅山的苏氏，诚州的杨氏等。北江的彭氏世代占据溪州，将州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上、中、下三溪。他还占据了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六个州，以及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十一个州，总共是二十个州。南江的各个蛮族，从辰州到长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溪峒，叫作叙、峡、中胜、元的几个地方，是舒氏的领地；叫作奖、锦、懿、晃的几个地方，是田氏的领地；叫作富、鹤、保顺、天赐、古的几个地方，是向氏的领地。他们都刻薄地盘剥自己的民众，而且互相残杀，涂炭生灵，没有一点儿规矩。他们还屡次侵犯宋朝边境，老百姓为此而感到痛苦异常。到了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初年，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疏说道，峡州蛮族的首领对待老百姓非常刻薄，剥削残酷，蛮族百姓都愿意归附宋朝。辰州百姓张翘也上疏朝廷，言说南江、北江的利害。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想着要以武力震慑四方夷族，于是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派遣章惇任察访荆湖北路，解决蛮族的问题。

这一年的十一月，章惇招降了梅山的溪峒蛮族首领苏氏。梅山过去与中原不相通，其地东边与潭州相接，南边与邵州相接，西边与辰州相接，北边与鼎州、澧州相接。章惇把他们招降后，登记当地的百姓，共有一万四千八百余户，田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都为他们制定了税额，每年缴纳一次，并修筑武阳、开峡二城，设置安化县，就是今天的长沙府安化县和宝庆府新化县。

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南江的蛮族向永晤、舒光银二人各自献出他们的土地，向章惇投降。只有田氏仗着他有几个勇猛的人，表现得非常桀骜不驯。章惇发兵攻打懿州，南江各州的溪峒陆续加以平定，于是在这里设置了沅州，以懿州新城作为沅州的治所。后来又有诚州、徽州的蛮族首领杨光富率领他的族姓二十三州溪峒归附宋朝，于是设置了诚州。沅州就是今天的沅州府，诚州就是今天的靖州，而徽州就是今天靖州所属的绥宁县。

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章惇又招降了下溪的蛮族彭师晏。最初，彭氏世代统辖五溪，自己册封为刺史，已经过去好几代了，朝廷没有人敢于过问。章惇平定南江之后，彭师晏感到很恐惧，章惇就与湖北提刑李平招降了他。他所辖二十个州都归入宋朝版图，就是今天的辰州府。于是，宋神宗下诏在这里建筑下溪城，赐名“会溪”，派兵在那里驻守，隶属于辰州，要求他们和那里的汉人一样缴纳租赋。

章惇经营治理蛮族之事，三年多的时间，招降的蛮族大首领有几十人，土地有四十余州，相当于今天的四个州府。他还从广西融州开辟道路，到达诚州府，在浔江等地增设了城堡。融州就是今天的柳州府融县。元祐初年，傅尧俞、王岩叟二人请求全部废弃熙宁年间设置的新州郡，只是因为考虑到蛮族民众归附已久，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才没有完全废弃，于是废弃了诚州，而保留了沅州。章惇所开辟的道路、所建的城堡全部被拆毁，从此以后，五溪一带的郡县再也没有人过问了。

王夫之曾对此加以评论，他说：“章惇经制湖北的蛮族，探到神宗有用兵的想法，希望能因此而邀功请赏，似乎应该受到所有人的指责。但是，澧、沅、辰、靖之间，蛮族不再骚扰内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仍是有文教礼乐治理的地方，并与湖北、湖南的其他郡县唇齿相依，他的功绩难道是可以埋没的吗？章惇的事业没有最终完成，在麻阳以西，沅溆以南的广大地区，苗民仍然作乱，至今仍然是当地的祸患。住地接近蛮族的百姓，他们的性命和妻子儿女，以及牲畜粮食，都没有办法得到保护。这样看来，章惇是有功还是有罪，已经非常明显了，为什么喜欢议论别人的过错，自己却不反思呢？如果用国家大义来衡量，那么他的功劳还不仅这一点呢！虽然说‘王者不治理夷狄’，但这里说的恐怕是九州以外吧。（节略）如果是在九州以内，被高山险阻、沟壑隔绝的民族，它的中间是华夏，它的外面就是夷狄，它的外面是华夏，它的中间就是夷狄，相互连接，却又相互隔绝，就像胸、腋、肘、臂，互相庇护却又互不了解。这些地方不是不可治理，也不是不应当治理，然而却没有得到治理。那么，所谓君天下又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君天下，就是行仁义于天下；行仁义于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使被别人当作禽兽的人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尊贵。那些苗民部落的首领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用粗暴乖戾的手段对付他的百姓，使他们像禽兽一样生活，而且搜刮剥削、诛杀屠戮，没有亲与疏的区别。仁人一定不忍心看到这一切，于是就要诛杀他们的首领，平定这些地方，让他们向国家缴纳固定的赋税，洗去他们身上的污秽，让他们穿上衣服，逐渐使他们得到改变，使得诗书礼义也能在那里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忠孝、廉节、文章、政事等方面的人才也就在这种气氛中生长出来了。这难道不是以仁治天下的人最大的心愿吗？只有这样，夺取蛮族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他的功劳才是博大的，他的品德才是端正的，他的仁政也才能行于天下。（中略）况且，辰、沅、澧、靖的高山峡谷地势险要，可以阻挡军队，这难道不是汉唐时期政治教化推广实施的好地方吗？就好像出于污泥，而一步登天，虽然有所杀戮，仁人也是不避讳的。军队很辛苦，粮草也消耗很多，但这都是为了保境安民，使得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妇女儿童不受伤害，一劳永逸，即使有怨言和诽谤，也可以不必搭理他，这是君天下者应该履行的天职。章惇的心思是想逢迎君主去做事，并以此邀功，本来达不到这种境界。但他把事做成了，也就有他的功劳。既然有功劳，那么最终就不该加罪于他。直到今天，他所建的那些州县，还有保存下来的。沿袭下来的设施，就像城步、天柱这些堡寨，星罗棋布，可以看得见。而没有被他平定的是苗民的那些部落，他们就凭借这些地方侵扰我们的郡县，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哪个安，哪个危，哪个治，哪个乱，哪个得，哪个失，考察一下这些事实，扪心自问，怎么可以掩盖呢？大概对小人来说，功也是罪，是也是非，还自以为是清明的议论，是不能改变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不相信这一套的人存在。”王夫之平日的论述并不偏袒王安石，只有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可以说能从大处着眼。只怪元祐年间的那些所谓的贤人，他们对于别人已经取得的功绩，务必要将它毁灭才心里痛快。说什么骚扰生事，但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以后只是因袭并修整它罢了，国家花费并不多，而且蛮族民众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们一定要废弃这些建制的理由到底在哪里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在朝廷内外大吵大闹的人都是出于意气和私心，没有一件事是为国家百年大计考虑的。

恰恰可以施展你的仁政啊。

（乙）四川路

自汉朝以来，巴蜀之外的夷人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马氐等，他们或离或合，或叛或服，没有一定之规。熙宁初年，泸州乌蛮有两个部落首领，一个叫晏子，一个叫斧望个恕，他们逐渐强大起来，擅自挟持了晏州山外六姓和纳溪二十四姓的夷人，谋划着要从淯井这个地方入侵。熙宁六年（1073年），皇上命令熊本察访梓夔，授权他在治理夷人的事情上可以见机行事。熊本认为，夷人能够骚扰边境的原因，是借助了一些村里的豪强作为向导，就用计策抓捕了百余人，把他们都杀了，在泸州城斩首示众，其他的人都害怕了，愿效死命以立功赎罪纷前来投降。熊本请示朝廷，给他们重赏，他们全都踊跃听从命令，只有柯阴一个部落的首领不来，熊本就集合了晏州十九姓的人，派遣黔南义军的强弩部队将其击溃了。于是，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王诸夷都归附投降了，愿意世世代代为宋代的官奴。提点刑狱范百禄撰写了一篇誓文：

蠢兹夷丑，淯溪之浒。为虺为豺，凭负固圉。

杀人于货，头颅草莽。莫惨燔炙，莫悲奴虏。

狃唬熟慝，胡可悉数。疆吏苟玩，噤不敢语。

奋若之岁，曾是疆御。踯躅啸聚，三壕罗募。

偾我将佐，戕我士伍。西南绎骚，帝赫斯怒。

帝怒伊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惟曰慈抚。

民所疾苦，惟曰砭去。乃用其良，应变是许。

粥熊裔孙，爰驭貔虎。歼其渠酋，判其党与。

既夺之心，复断右股。摄提孟陬，徂征有叙。

背孤击虚，深入厥阻。兵从天下，铁首其举。

纷纭腾沓，莫敢婴牾。火其巢穴，及其囷贮。

暨其赀畜，墟其林橆。杀伤系缧，以百千数。

泾滩望风，悉力比附。丁为帝民，地曰王土。

投其器械，籍入官府。百死一赎，莫保铜鼓。

歃盟神天，视此狗鼠。敢忘诛绝，以干罪罟。

乃称上恩，俾复故处。残丑崩角，泣血诉语。

天子之德，雨旸覆护。三五噍类，请比泾仵。

大邦有令，其警戒汝。天既汝贷，汝勿予侮。

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责，汝力汝布。

吏时汝耕，汝稻汝黍。惩创于今，无忕往古。

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听，汝击汝捕。

尚有虓将，突骑强旅。傅此黔军，毒矢劲驽。

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汝遗育，悔于何取！

这篇誓文仍保留了韵文的形式，因为将韵文译成白话，很难保存它的意蕴。这篇誓文的意思无非就是宣扬大宋朝的威严，警告地处边远蛮荒之地的夷蛮民众，要珍惜已经拥有的安宁的生活，不要试图造反。如果不听劝告，仍想以身试法，宋朝强大的军队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文章撰写好了，在武宁寨立下石碑，誓文就刻在石碑之上。熊本得胜还朝，宋神宗慰问他说：“卿不浪费国家的资财，也不伤害百姓，一下子就除去了国家百年的祸患。”于是，提拔他担任集贤殿修撰，赏赐三品服。从此以后，边境地区的诸夷相继归附宋朝。淯井在今天的长宁县以北，长宁今为县治，隶属于叙州府。乌蛮居住在姚州，就是今天的泸州。熙宁八年（1075年），渝州南川的燎木斗反叛，宋神宗下诏，让熊本去安抚。熊本进兵铜佛坝，击破了这一伙乌合之众，木斗也没了勇气，率领秦州一带五百里土地上的民众前来归附，设置了四寨九堡，建铜佛坝为平南军。渝州和秦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府。

第三，交趾之役。

熙宁八年（1075年）冬天，安南国的国王李乾德侵犯大宋，攻陷了钦州、廉州。第二年春天，又攻陷了邕州（今天的广西南宁府——梁启超自注）。朝廷任命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卨为副使，发兵征讨。王安石亲自撰写了晓谕军民的文告：

皇帝告知交州管辖境内各个溪峒的军民官吏人等，安南世代接受王爵的封号，从先朝开始，对这里的安抚赐予就非常丰厚。但你们并不满足，总是挑起事端，朝廷一直容忍你们的罪过，已经忍耐到了现在。你们竟发展到攻城略地，杀伤官吏和百姓，挑战国家的纲纪和法律，这是刑律所不能赦免的。我们秉承上天的意愿，对你们进行讨伐，是师出有名。如今，我们顺应天时，发兵征讨，水陆并进，上天要显示对我们的眷顾，已经有了取得胜利的征兆。人们知道亡国的屈辱，都怀有同仇敌忾的决心。然而，王师所到之处，你们不仅不迎接王师，反而四散奔逃。我要正告你们这些人，你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能劝告你们的国王前来归附，率领众人主动投降，给他的爵禄赏赐将比平时还要丰厚，过去的罪恶也不再追究。李乾德是个幼稚的人，政令都不是他自己发出的。如果他能归附朝廷，到那个时候，待遇还会和过去一样。我说话算话，大家听了不要怀疑，听说那里的百姓因为战争已经非常穷困，我已宣布不再征用那里的百姓，横征暴敛的赋税到时也会免除。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永远是一片乐土。

熙宁八年（1075年）春天，郭逵到达长沙。他先派遣将领收复了邕州、廉州，然后自己率领大军西征。来到富良江以后，蛮族用精兵乘船迎战，官军难以抵挡。赵卨分派一部分兵将，伐木制造攻击战船的武器，将石块打到战船上去，一时间，飞石如雨，蛮兵驾驶的战船都被打坏。又在岸上埋伏下军队，攻打他们，杀了数千人，将他们的伪太子洪真也杀死了。李乾德害怕了，派遣使者举着投降的表章，到军营门前请降。富良江离安南国已经不远，但官兵只有八万人，冒着酷暑进入有瘴气的地区，官兵也许会死去一半，所以决定不再渡江，获取他们的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和桄榔县后，就收兵回国了。郭逵等回到京城，群臣都来祝贺。宋神宗下诏将广源改为顺州，赦免了李乾德的罪状，归还他的封号。从此以后，一直到宋朝灭亡，安南再也没有侵犯过边境，而且每年的供奉也没有断过。

时间有误，疑为熙宁九年春。

（考异八）

《续资治通鉴》说：“自王安石执政以来，锐意以武力开拓疆土。知邕州的萧注喜欢谈论军事，他羡慕王韶等人获得的高官厚禄，就上疏说，交趾虽然奉献朝贡，实际上他们包藏祸心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夺取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成为祸患。皇上下诏让他做桂州知州，经略这个地方。萧注入朝，皇上向他询问攻取交趾的策略，他又这事有些难办，于是让沈起代替了萧注。沈起迎合王安石，便一再地对交趾发起进攻，交趾才开始有了二心。”又根据《宋史》的记载：“探子得到了交趾的文告，说是中原实行了青苗法、助役法，老百姓的生活陷入贫困之中，现在要出兵去拯救他们。王安石得到这个文告后大怒，亲自起草了讨伐他们的檄文诋毁他们。”《续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张方平说，‘将西北的壮士健马丢弃到南方炎热偏远的蛮荒之地，它所带来的祸患是说不完的。如果部队待久了，资财用尽了，无功而返，这也许还是社稷的福气呢’。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像他说的一样。”今天来看这些说法，就是要把丑化、诋毁王安石当作唯一的目的，甚至认为，交趾的入侵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而他安定边境的功劳却全部略去，只字不提。这是宋代以来史家的惯用伎俩，我已经司空见惯，不再为此而感到惊讶了。然而，他们的这一套说法支离破碎，诬陷诽谤，实在有讨论的必要。

考察《宋史·萧注传》，书中记载他上疏请求图谋交趾这件事，却没有注明上疏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年。又说，熙宁初年，任命萧注为桂州知州，曾问他攻取交趾的对策。他回答：“过去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如今交趾人在这里生活聚集、接受教育已经十五年了，不能再轻易谈论这件事。”又说：“萧注到达桂林后，考察当地的环境究竟如何，以及百姓的生活是否安定，得到百姓的拥护，他的一举一动李乾德都了如指掌。”萧注做桂州知州不知是在哪一年。然而，沈起取代他是在熙宁六年（1073年），那么，萧注治理桂州就应该在熙宁四五年（1071—1072）间。既然是入朝觐见皇帝之后才上任，那么他入朝觐见的时间应当更靠前。而他在回答神宗的时候说，上疏是十五年前的事，现在形势已经大不同了。可见，萧注上疏建议夺取安南，应该是在嘉祐元年和二年（1056—1057）之间，当时的王安石只是个群牧判官，尚未参与朝政，更不可能有王韶什么事了。将相隔遥远、毫不相关的事情牵连到一起，并以此来定一个人的罪状，就是周兴、来俊臣来断案，也做不到这种程度啊。

《续资治通鉴》说的那些话是从《宋史·沈起传》来的，《沈起传》和《萧注传》同在一卷，前后相隔只有数页，竟然互相矛盾到这种程度，学者们还能把《宋史》当作可以信赖的历史吗？交趾自从李公蕴篡夺了黎氏的政权自立，一直怀有异志。他的儿子李德政及孙子李日尊都是非常勇猛的武士，景祐（宋仁宗年号，1034—1038）中，该郡的百姓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归附朝廷，李德政派遣军队千余人到边境追捕他们。景祐三年（1036年），他们又入侵邕州的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以及各峒，劫掠人口和马牛，焚烧房屋而去。庆历三年（1043年），他们又灭了占城，俘虏了占城王。皇祐二年（1050年），侬智高反叛朝廷，李德政率兵两万，声称要入境去帮助他。等到李日尊执政，嘉祐四年（1059年），入侵钦州；五年（1060年），入侵邕州，还又上表索要温闷峒等地。他们祖孙三代虽然都受到中原皇帝的册封，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做皇帝，到了李日尊竟然自封为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由此看来，交趾早就应该被征讨了。他们多次侵犯边境，自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没有断绝过，怎么能说是王安石喜欢用兵，私自在边境上向他们挑衅呢？这和青苗、助役等新法的实行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实行新法数年，只听说大臣、同僚在朝廷上进行攻击，没听说老百姓在田野之间揭竿而起。即使外面的夷人想要找借口挑起战争，又何至于利用这样的借口呢？史家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把天下的所有罪恶都归到王安石一个人身上。再看王安石所写的檄文，真是王者之师，说的都是仁者之言，与传说中的大怒并诋毁对方也太不像了吧。其实，当时的交趾包藏祸心，是人人都看得到的。如果宋朝能稍微振作一点儿，早就应该惩罚它了。只不过当时满朝文武都是一副松懈、拖沓的样子，害怕谈论打仗，使得夷人变得越发骄纵，夜郎自大，竟在两个月之间接连攻陷我三个州。这时正是王安石当国执政，他怎么能坐视不管呢？然而，这时的王安石正在锐意改革，国内的力量尚未彰显出来，他不想马上把精力转向外面。而且，辽、夏两个大敌就在眼前，更不应该显露出自我消耗，从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所以只是略为讨伐之事，通过征剿达到招抚的目的。我们读檄文就可以看到这层意思。史家赞美张方平说的那番话，说他有先见之明，我不知张方平所说的军队驻了很久，钱财花费很多，结果无功而返，是不是真的应验了。赵卨等人是熙宁八年（1075年）春天出征的，当年冬天就在富良江打了大胜仗，不能说是军队驻了很久；伪太子洪真被杀，李乾德乞求投降，夺取他们好几个州，并设置了郡县，也不能说是没有功劳。如果没有剿灭他们的国家，没有掳获他们的国王也是罪过的话，那么实际上，在用兵之初就没把这一项放在计划之内。大概是要培养他，作为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事实上，从此以后，直到宋朝终结，交趾人一直不敢再进犯宋朝的边界。可见，这一仗确实让他们得到了教训。我不知道张方平的话在哪些方面应验了，如果按照当时朝廷上一些大臣的意见，虽然敌人大兵压境，但我们仍然不能考虑如何应对，应对就说你喜欢惹事，喜欢打仗，那么钦州、廉州、邕州这些州郡恐怕也要沦为燕云十六州了，不发展到每年用金银财物去讨好李乾德是不会停止的。

综合这些战役来看就会明白，王安石在当时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绝不是诽谤他的人所说的穷兵黩武，喜欢打仗。而他所提拔任用的人，像王韶、熊本、章惇、赵卨，都是文臣，确有军事方面的谋略和才能，他们的每次行动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王安石的知人善任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数千年中国历史中，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