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王安石早年屡次被朝廷征召到京城任馆职，也就是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机构的文职官员，但是每次都被他以家庭生活困难、负担过重为理由拒绝赴任。不过，后来朝廷授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却没有犹豫，很快就到京城来了。世上有些学者常常就以这一点批评他本来是热衷于富贵的，以前不过是矫情，故意做出这种姿态，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时间长了，可以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位。啊，为什么不认真考察真实的情况，而学那些舞文弄墨之徒刻意地为人制造罪名呢？王安石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在他自己看来固然很早，而且显得比较成熟，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固然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他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又是他学问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拒绝担任馆职是因为馆职太小，看不起馆职，那么州县小吏就更加低贱了，为何他能安心去做呢？不仅一直安心在这些职位上努力工作，而且主动谋求这样的职位。只是因为他的家较为穷困，母亲年纪也很大了，不得不为了俸禄去做地方官，所以才不惜自己轻贱自己，为的是让自己能安心地照顾家人。到了请他做学士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的生活稍微有些改善，足以供给自家的需求了，所以朝廷提拔他，他也不再推辞了，因为他的生活处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王安石的立身与其说像伯夷，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仍然私下里悄悄地议论他，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在这里，我选择《临川先生文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说法。皇祐三年（1051年），他在《乞免就试状》中是这样写的：

我的祖母年纪已大，父亲去世后尚未安葬，弟弟和妹妹又要婚娶、出嫁，家里十分穷困，而人口又很多，很难在京城居住生活。我曾经把这种情况向别人陈述过，请求不要让我参加争取馆职的考试。这样做怠慢了朝廷的诏命，怕是有罪的，幸亏朝廷很宽容，没有太为难我，不仅不再图谋让我去京城任职，还把我看作淡泊名利的人，使得我不再有葬父、嫁妹、奉养祖母的焦虑。我一再推辞避让，不敢去出任地位尊贵显要的职位，说我淡泊名利是可以的，但如今我是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而焦急，选择对我有利的事去做，因此说我淡泊名利却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的知县一职任期已满，等候补缺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家中老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刚要去新的地方上任，又召我马上进京赴试，实在与我的私人计划有所妨碍。我只是想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希望皇帝能以慈悲为怀，体察我的本意，收回让我参加馆职选拔考试的诏令，使我能圆满地做完这一次外任。

这是他初次拒绝朝廷的诏令，因为文彦博在推荐他的时候称赞他“恬然自守”，所以他在《乞免就试状》中特意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因为家中确有具体困难，是从自己的家庭情况出发。在此之前，庆历七年（1047年），他写了《上相府书》。在此之后，至和元年（1054年），他又写了《辞集贤校理状》两篇；嘉祐元年（1056年）写了《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嘉祐二年（1057年）写了《上曾参政书》；嘉祐三年（1058年）写了《上富相公书》，其中的措辞大致相同。他不是故意想要表现孝顺、友爱的感情，并溢于言表，他的这种做法即使和古人相比，在道德上也不用惭愧。而有人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做法视为矫情，怎么喜欢诬蔑别人到了这种程度呢？其实，他喜欢担任地方官吏也是万不得已，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

我不考虑一个人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只把孔子的学说作为唯一的精神信仰，使不能令人满意的品性在孔子这里得到纠正而已。在外为官只做地位低微的小官，这不是我的志向。私下里我把自己比作古代贫困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摘自《答王该秘校书》）

我常常觉得，如今出来做官都是道义得不到伸张而个人得到了发展，我看这里是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不出来做官就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不出来做官又想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其道义就更得不到伸张了，这一直也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我曾写过《进说》一文，以此来鼓励那些能够按照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而又很满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料今天在这里遇到了您。（摘自《答张几书》）

由此看来，像伊尹那样，先在有莘国的田野里耕种，后被成汤重用，并辅佐成汤灭了夏朝，这正是王安石的志向。看自己做不到这种程度，他为此而在世俗之人面前自责已经够多了，而后来的人仍然在私下里议论他，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孔子做了掌管粮仓的小吏，就希望进出的数字都是对的，他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就希望牛羊长得都很壮实。王安石也是这样，虽然他心里并不想担任这个差使，但既然已经做了，就忠于职守，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得过且过，这正是他的学问不欺骗人的道理。王安石担任地方官吏的地方都显示出他治理地方的能力。这在他担任鄞县知县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安石传》称他疏通河渠，修治池塘，改善农田水利状况，防止当地水旱灾害；他还把稻谷借贷给农民，秋后偿还，只增加很少量的利息，不仅使县仓里的陈粮得以换成新粮，还能方便农民，不使他们遭受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搞的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这只是在这个县里小试了一把。在《临川先生文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等，从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治理鄞县时的一些政绩，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陈九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他写道：“王安石曾经担任过鄞县知县，被称为尊理守法的官吏，死后还受到当地人的奉祀，在庙中享受祭飨，老百姓至今把他视为神明。”数百年过去了，他在民间的影响仍然没有终止，可见他在道德修养和治理手段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王安石是喜欢做事的人，不是喜欢表白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两段看一看，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抱负。他在《与马运判书》中说：

我曾经讲过，如今造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是开支没有节制，不知道如何开发财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一家一户的富足有赖于国家的富足，国家的富足有赖于天下的富足，而要想使得天下富足，只有靠开发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比如一个家庭，当家的人并不替他的儿子谋求财富，但有了父亲的严格管教，儿子自然就能学会生财致富，父亲还有什么需求不能获得呢？如今关起门来跟儿子做买卖，门外的财富一点儿也进不来，虽然把儿子的钱全弄过来了，可财富仍然没有增加。现在这些年，谈论财政的言论虽说都很不错，但都不过是国家索取天下财富的方法罢了，这就像父亲与儿子关起门来做买卖一样，这正是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啊！

啊，这样的道理怎么与当今之世经济学、财政学的原理这么吻合，这么一致呢？王安石理财的政策具体就体现在这里。然而，后世有人竟把他当作专门为朝廷敛财的官员看待，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与王安石的精神正相反呢？《临川先生文集》中还有《议茶法》一文，讨论榷茶法应当废除的理由；又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文，指出由官方垄断食盐买卖是不可行的。这种意见就是今天管理财政的专家也是应当采纳的。但是，有些学者却把他当作桑弘羊、孔仅的同类而加以批评。

王安石有几首诗也谈到他在理财方面的意见，如今也记录在这里：

《发廪》：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

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

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

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

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

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

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寓言》：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上面《发廪》《兼并》两首诗所主张的理想社会大概有些接近于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这种主张是否可行，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而他这首《寓言》所描写的正是后面所要实行的青苗、均输诸法的根据。

他还有《省兵》一首诗：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是王安石对于当时军队建设的一些意见，后来他主持朝廷大政，实行改革，这些都一一实行，正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他在《材论》一文中说：

天下所忧虑的事不是怕人才不够多，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希望他们多；不是怕有才能的人不愿为国家做事，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让他们做事。

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繁荣；失去他们，国家就会灭亡并遭受屈辱。但是，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不希望人才众多，也不希望他们出来做事，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存在着三种偏见，其中最严重的偏见是觉得自己处在很高的地位，完全可以排除凌辱，断绝危害，一辈子不会遇到重大灾祸，人才的得失也与国家的治乱不相干，所以就随意放纵自己，结果陷入了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是一种偏见。另有人或者认为，我有高官厚禄，足以吸引天下有才能的人，他们的荣辱祸福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可以傲视天下的人才，而他们也必然会归向于我，结果也会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又是一种偏见。还有人不讲究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以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结果也只有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也是一种偏见。这三种偏见对国家的危害是一样的。然而，其中用心并不坏，还可以讨论他的这种偏见的由来的，是那种认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的看法。这种人的心思大概不是不想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了解这些人才的情况罢了。况且，那些有才能的人外表和其他人能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他们遇到事情可以妥善地把事情办好，出谋划策并明辨利害，治理国家能够使国家安定繁荣，这是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如果不能精细地考察他们，慎重地使用他们，那么即使他们有皋、夔、稷、契那样的才智，仍然不能让他们区别于其他的人，何况那些才智还不如他们的人呢？世上那些存有偏见的人说：“有些人身上藏着特殊的才能，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因此没有具有真才实学而不被人发现这样的事。”说这种话的人只看见放在口袋里的锥子，却没有看见圈在马棚里的马。好马、劣马混杂在一起，饮水吃草，嘶叫踢咬，想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难的。如果让好马拉重车，跑平坦的路，不用多鞭策，也不用赶车的人多操心，只要一拉缰绳，上千里的路程很快便赶到了。而这个时候即使让几匹劣马并驾齐驱，即使轮子跑歪了，缰绳勒断了，马的筋骨也累伤了，昼夜不停地追赶，也还是远远地落在好马的后面。这样一来，就分出好马与劣马来了。

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并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寻求人才、考察人才。考察人才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适合于自己才能的工作。南越的长箭用百炼的精钢做箭头，用秋鹗的羽毛做箭尾，如果把它放在强弩之上，拉满弦，可以发射到千步之外，虽然有十分凶悍的像野牛似的野兽，也会立刻穿身而过被射死。这是天下最锐利的武器，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法宝。然而，如果用它来随便敲打，那么它和枯朽的棍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此可见，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不得当，也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便仔细、慎重地衡量人才的能力再加以使用，使他们的才能，无论大小、长短、强弱都能尽量得到发挥，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样，那些愚昧浅陋的人也能够尽其所能去做一些事情，更何况那些德才兼备、智力高超的人呢？啊，后世那些在位的人君尚未明白这个道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就坐在那里说天下果然没有人才，这是没有动过脑筋认真思考。有人问，古代对于人才都说是培养教育出来的，而你只强调人才的搜寻和使用，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回答：“在天下的法度尚未建立之时，只能先索求天下的人才来使用；如果能够使用天下的人才，那么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度；恢复了先王的法度，那么即使是天下的小事，也没有不像先王时代那样去做的了，何况教育培养人才这样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谈论寻求和使用人才的道理啊。

这是王安石在其政论中对人才问题的论述。

以上所录只是王安石平生所怀抱的理想的一部分，然而他后来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在这里已经浮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