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12年。按之前条约中的约定，英国向清廷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当然，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毫无疑问地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其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清廷严拒。这下，英国人恼怒了。在他们眼里，傲慢的天朝一向是吃硬不吃软。这一点，在12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已经得到了证明，那这次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当然，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自以为是的天朝在公使驻京问题上确实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在当时的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并签订了《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后，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当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外礼仪的冲突。早在乾隆末年，英国派出特使马嘎尔尼前来中国商议派驻公使的问题，但因为马嘎尔尼不肯向乾隆下跪，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吃了个闭门羹，扫兴而回。如今，洋人旧事重提，他们要将公使派驻北京与天朝的皇帝分庭抗礼、实行平等外交，但问题是，这些洋人要觐见皇上，但又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在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中，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互派公使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外交事务，对清廷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不要说当时的清朝皇帝和大臣们不知道这种国际惯例，即使他们知道，也断然不肯接受。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岂能随意觐见至高无上的天子？如只行鞠躬礼而不下跪的话，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这让天下臣民如何看待？大清皇帝又情何以堪？因此，互派公使绝不可行，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是，这已经不是马嘎尔尼的时代了。可怕的夷人最终还是来了，他们带着坚船利炮，张牙舞爪地来了。1856年10月，英国舰队炮轰广州；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58年4月，英法舰队北上天津，陈兵津门，摆出一副开战的架势。在外国军队的压力下，咸丰只好答应谈判，最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规定该约在各国君主签署后，一年内在北京换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清廷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如果与洋人开战的话，难免两面受敌。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这便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问题。《天津条约》签订后，朝廷一些大臣仍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咸丰对此也很不满意。但是，自恃坚船利炮的英法两国此时并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他们不按清廷的安排由北塘进京换约，而是派舰队经白河强行入京。由此，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次战役中，过于轻敌的英法联军遭遇重创，清军共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2艘，英法军队伤亡400多人。
胜利归胜利，但事情无疑闹大了。一年后（1860年），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战舰和运输船200多艘的联军，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这一次，清军没有续写辉煌而是连战连败，僧格林沁亲王所率的精锐骑兵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西撤通州，随后天津陷落，北京门户洞开。
这年六月，天象不吉，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称之为“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鉴于清军的孱弱、京城难保安全的形势，僧格林沁密奏咸丰说，清军恐怕难有取胜英法联军的把握，当下之计，是要请求咸丰以“巡幸木兰”的名义前往热河行宫，暂避洋人的锋芒。
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西北一带，这里离北京二百余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美不胜收。早在康熙年间，此地便建立行宫，清朝历代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消闲度夏的胜地，所以这里又被称为“避暑山庄”。在热河以北约四百里的地方设有围场，每到秋天草叶枯黄、野兽肥壮时，清朝皇帝便要率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们前去围猎，称为“秋狝”（今河北省围场县）。
僧格林沁关于“巡幸木兰”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咸丰快快离开北京、逃到热河避暑山庄避难去罢了。咸丰对此心领神会，随后便将僧格林沁的奏折交给王公大臣们讨论，希望他们能顺着僧格林沁的想法，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热河。
也许是不了解真实的军事情况，或者是觉得天朝的尊严不能亵渎，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竟然对“巡幸木兰”的建议大加反对。首先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周祖培上奏咸丰，说北京城高墙厚，洋兵势难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热河那里一马平川，更是难以防御；既然洋人能从天津打到北京，那自然可以从北京追到热河。不仅如此，周祖培还举出历史上的教训来警告咸丰，说一旦皇上离开北京出走，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到时候发生“土木堡之变”，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谓“土木堡之变”，指的是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时，蒙古瓦剌部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而仓促率军五十余万亲征。明军受挫之后，退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时被瓦剌军队包围，明英宗被俘并掳往北方。留守北京的明廷大臣得讯后，随后拥立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史称“土木堡之变”。
除周祖培之外，其他大臣们如大学士祁寯藻、潘祖荫、户部侍郎文祥等也都纷纷上奏反对出走北京。咸丰的弟弟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和醇郡王奕譞等人也不同意咸丰逃往热河，他们甚至抱着咸丰的腿进行哭谏。特别是那位憨直的老五惇亲王奕誴，他得知咸丰要逃出北京后，急忙从清西陵赶回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苦苦劝谏咸丰绝不可丢下祖宗宗庙北走热河。咸丰被缠得没办法，便问他：“我不走避热河，这万一洋人进京，你当如何？”奕誴说：“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咸丰只好下令将已征集的车马遣散。这一次，因为王公大臣们的谏阻，咸丰没有走成。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大臣们的忠心耿耿往往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无知上，因为他们当时仍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作为皇帝，咸丰非常清楚清军的实力及与洋兵作战的结果——倘若北京真的守得住，他又何必要走呢？正如他质问那些强烈反对出走的大臣们说的，“一旦夷人入城，将朕置于何地？”这却是没人敢回答的。
当时受到咸丰宠信的另外少数大臣如肃顺、端华等人是清楚当时情况的，他们特意将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召来问话：“大敌当前，你们有何准备？”团防大臣嗫嚅答道：“无甚准备。”端华又问：“京城兵力，能守得住吗？”团防大臣面红耳赤，不敢回答。众多大臣见后，也都哑口无言，唯有相向而泣了。这时，端华说话了：“京城既然无法防守，我们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留在京中，置于危险之地呢？”众臣无语之下，兵部尚书陈孚恩乘机顺水推舟地建议：“总应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
既然没有人敢保证皇帝留在北京的安全，巡幸热河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这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不过对咸丰来说，却是极为无奈的一天。这一天，咸丰带领王公大臣及嫔妃们从圆明园后门出逃，5岁的载淳经过开满荷花的园中湖泊时，年幼不懂事的小朋友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游玩时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安乐渡！”咸丰听后，伤感地摸着儿子的头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按正常行程的话，从北京到热河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但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安排，咸丰出逃的队伍走走停停，两天才走八十里路，一路上极其狼狈。尽管随行的王公大臣们都带有不少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在逃亡途中毫无用处。更为糟糕的是，在“洋兵即将进攻北京”的传闻下，沿途地方官吏竟然一逃而空，咸丰这支逃亡大军的吃饭和休息就成了大问题。
由于无人安排饮食，那些执行护卫任务的两千禁军士兵饥饿难耐，几乎就要溃散。此时，即便贵为皇帝的咸丰也不好过，他第一天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不过喝了几碗小米粥。更夸张的是，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还未等“御膳”做熟，就将锅内的“御膳”吃了个精光，咸丰也不敢责怪。晚上睡觉时，咸丰和嫔妃们发现仓促之间竟然没有携带被褥，着实是苦不堪言。直到第三天，受命筹措粮食的官员返回京城买回几千斤肉脯果脯，这才缓解了一路上的粮食危机。经过八天的艰苦跋涉，咸丰一行总算安全抵达热河行宫，这比正常的行程足足多出一倍的时间。
咸丰帝这次北走热河，并没有将京城官员全部带上而是分成两部分：随行的王公大臣主要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还有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等人，这些人是他比较宠信的；除这些人之外，清廷的大部分官员都留守京城，其中包括了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人。
逃往热河前，咸丰命六弟恭亲王奕訢为议和钦差大臣，负责督办和局。由此，在咸丰北走之后，热河和京城隐然形成了两套班子，这也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到了极为微妙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