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亚洲“外环”

俄罗斯社会上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差距与中国人、日本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差距相当。后者的差距体现在，一小部分人深谙欧洲文明，但绝大多数人无知无觉。所以在这方面，以及其他很多方面，俄罗斯一半是欧洲社会，一半是亚洲社会。

中国

1895年前，中国统治阶层仍秉持原有思想方式，几乎不曾变动。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这一严重危机后，中国暂得喘息机会。但这一机会白白流失，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如一潭死水静滞不动。

麻烦在于，幼年熟读儒家经典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真正意识到中国政治需要根本的变革。清政府曾委托外国人推行了一些改革。1863年，英国人赫德组建中国海关，使之成为效率最高的中国政府部门。1896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邮政系统。该部门原隶属海关，实际上担负着培训中国现代官僚的使命。

清政府有意创建现代海陆两军，但没有下多大气力。1875年至1878年间，中国陆军攻打中亚穆斯林和土耳其人，将中国边境恢复到原有水平。中国对西藏和蒙古的控制较弱，但从未放手。另一方面，俄罗斯侵入满洲，法国于1883年占领越南，英国于1886年征服缅甸，原有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外围领土越来越少。

欧洲和美国传教士深入中国腹地。19世纪80年代，铁路将西方商品运往中国内陆。华北的煤矿和铁矿也以西法开采运营。但所有这些东西都未能改变中国人的信念：要想活命，就得靠老法子，别的方法不顶用。

随后，日本和中国就朝鲜问题发生争执。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开战不久，日本捷报频传，中国大伤自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不得不忍受这样一个事实：西方蛮夷有秘招打赢战争。但中国人没有用心找出这个秘招到底是什么。而现在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就连日本人都知道了这个秘招。要知道，日本起步时的技术水平比中国高不到哪去。无所作为再也行不通。激烈决绝势在必行。

对外国列强的反应

行动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此时欧洲人正加紧计划，意欲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1897年至1898年，德国从清政府租借山东半岛，引发其他列强的疯狂争抢。他们都急于争到新权利。内陆铁路通行权迅即成为利害攸关的大奖。俄罗斯获得满洲铁路控制权，英国计划用汽船和铁路打开长江，法国聚焦南方，从河内修通北上云南的铁路。德国人来得比较晚，将势力范围锁定在北京近郊，把其他列强挡在京城外。而美国则提倡“开门”政策，希望每一国都平等享有中国全境通行权。

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奋力赶走外国人。秘密社团组织“义和团”宣扬，中国人理应仇视一切外来者。但他们用错了办法，企图借魔力挡住欧洲人射来的子弹。1900年，义和团攻击欧洲驻京公使馆，被工作人员赶走。欧洲列强派远征军增援，将义和团残忍射杀，并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西方人损失。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中国人纵有不情愿，也不得不直面改革现实。1905年，清政府废除古老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再考查士人君子对儒家典籍的掌握情况。这一变化对中国影响深刻。原来还对古圣先贤的著述字斟句酌的年轻人如今涌入传教士学堂学习，希望找到西方强大的秘密，并在政府谋得一官半职。不少年轻人东渡日本求学。美国决定从庚子赔款中抽出一部分，赞助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

显然，西式教育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效果。语言这一障碍很难跨越。洋学堂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新一代？当时的中国人心急火燎，无暇思考。秘密结党发动革命一直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后，这些党会重获新生。同盟会领袖孙中山（1866年—1925年）从西方和日本政治论著中汲取营养，希望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最终提出一套融合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观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年仅六岁的皇帝逊位，清王朝终结，但人们对前路却越来越迷惘。此时，封建军阀希望建立新王朝，反对彻底革命。身为国民党党首的孙中山对封建军阀提出挑战。西方列强加剧外交干涉和商业利益争夺，中国苦难深重。而日本于1910年吞并朝鲜，此时已显露真面目，意图挑选傀儡登上中国皇位。

到1914年时，中国的政治统一和独立局面行将崩溃。中国曾满怀文化自豪，对外部世界置若罔闻，如今尝到苦果。

日本

日本历史的方方面面都与中国的不幸遭遇形成鲜明对比。1867年，天皇“复辟”，决意实施彻底改革。日本的运气好就好在登上皇位的这位年轻人——明治（在位时间1867年—1912年）聪颖睿智、意志坚定。危急关头，他一次又一次选对佐臣，力挽狂澜。在明治天皇治理下，日本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取得了惊人成就。

政治改革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壮大日本国力，让大和民族不再畏惧外国的坚船利炮。推翻幕府政权的武士一派很快认识到，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进行深远的变革。1869年至1871年，他们废除了“封建主义”。这意味着武士阶层没有权力再向农民征收米租，但他们因此得到了一笔收益丰厚的政府债券作为补偿。

邮政、日报、以开办西学为务的教育部随后跟进。1872年，天皇下诏实施普遍兵役制。这一诏令具有激进意味，不深入思考很难理解其对日本社会的重大意义。诏令实施前，携带兵器是武士阶层令人艳羡的特权。而现在，商人、贫苦农民，甚至是让人瞧不起、只能干粗活脏活的人也能参军入伍。军队提拔军官看的不是出身和传统社会地位，而是能力资历。这为人才打开了一扇职业大门，对贫寒农家子弟尤其有吸引力，但也招致了守旧武士的不满。1877年，他们发动武装叛乱，遭到新军镇压。胜利之后，旧秩序土崩瓦解，完全无望东山再起。

日本人从不执于过去。1889年，天皇以德国俾斯麦帝国体系为蓝本，颁布新宪法，将投票权限制在富裕阶层中。选举产生的日本国会（即议会）权力非常有限。但国会也为有政治地位的日本人提供了向政府最上层表达意愿的通道。这其实正是国会的使命所在。随后，日本政府按照欧洲财产权和司法程序思想修改各项法律。1897年，日本确立日元金本位制度。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力引进现代工业，装备海陆两军。在日本，一般是政府牵头实施创新，工厂接力生产合意产品，政府承担销售任务，有时会以极低价格卖给私人创业者。这意味着，企业初创成本是由政府承担的。而政府有税收兜底，能经受住初始损失。但私营企业主接手后，自由市场价格便开始发挥作用。日本政府对欧美进口工业品设置低税率，因此日本企业必须提高生产效率，才有望占领市场。到1914年时，一些日本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开始在远东出口市场上与欧美产品抗衡。

日本首度开放国门时，曾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赋予西方人治外法权。1899年，西方强国放弃该权利，可以说是对日本改革成就的认可。两年后，英国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1904年至1905年，日本在满洲击败俄罗斯人，把他们赶到阿穆尔河对岸，让整个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刮目相看。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吞并中国台湾。1910年，镇压朝鲜叛乱，控制朝鲜。

纵观日本历史，日本农民一直勤勤恳恳，安分守己。虽然贫穷困苦，挣扎在饥饿边缘，但有冲劲、有抱负。最初，日本工业发展所用资本多来自于农民上缴的重税。后来，工业从产品销售利润中获得发展资金。再后来，日本建立起了一个东亚殖民帝国，将该负担转嫁给朝鲜、中国等其他国家。

成功因坚定不移的社会自律而造就。几千年来，日本社会形成了上有命令下顺从的习惯。权力原来控制在军事氏族领袖手中，现在转移到天皇及其身边的重臣手上，最终又被少数几个普通人稀释。虽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但目标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那就是，提高军事实力、壮大日本国力不再是为了某一氏族，而是为了整个日本。

日本普及初等教育，民众得以了解到西方文明技术之外的方方面面，但对19世纪兴盛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印象不深。换言之，民主革命并没有随着工业革命来到日本。日本之所以能快速顺畅吸收西方工业和军事科技，靠的是旧式不平等思想。

印度

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日本有一个相似点。很多印度人就读于欧式学堂，对欧洲文明有一定了解。但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差异性要远远大于相似性。印度政府按英国自由原则施政，很少插手经济事务，认为经济事务归属私人企业。但除少数印度拜火教徒和外国人外，印度其他人不像日本人那样热衷发展现代工业，引进新技术。

最终结果是，印度虽有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高度廉洁的政府、法律保障的行动自由，在工业上却进展缓慢。印度政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本土制造商不得不与英国工厂竞争。日本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关税税率降到极低，因此在工业发展之初同样处处受限、举步维艰。但正如印度民族主义者经常所说的那样，不能把所有错都推到自由贸易上。印度工业发展不力基本上是因为，没有一个要人显贵有意志推动工业生产。对于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来说，官职荣身，其他职业了无进益。

人口增长后，饥荒频发，危害严重。从1883年起，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赈济庄稼歉收灾民。但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恶化。因为，农耕水平维持不变，而太多人指望着从已有土地上吃饱吃好，结果可想而知。

相比经济领域，印度人参政热情更高。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代表讨论各类政治问题，要求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国大党领袖认为，英国自由议会制理想值得追求。虽然英国人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渐渐让印度代表进入高层议事会中。

1905年，印度总督决定将富裕大省孟加拉一分为二，疑声四起。有人认为，英国实际上是在走分而治之的老殖民路线，意欲把孟加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让穆斯林占多数，另一部分交给印度教徒。抗议活动在加尔各答等城市上演。参与者不仅有受过教育的社会上层人士，还有普通老百姓。一少部分人策划暗杀活动，以示反对英国政策。英国出兵镇压，但在1911年，经仔细斟酌后，决定将孟加拉重新合二为一。

除孟加拉政治骚乱外，多数印度人依然有很强的政治惰性。1911年，印度迁都德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前往印度接受加冕，登上印度皇位，场面富丽盛大。印度各大王公列席参加，以示对英王效忠，表达英国统治下印度民族的满足之情。

伊斯兰

很少有印度穆斯林去英国学堂读书，在印度政府任职。他们多在军队扮演重要角色。但总体来说，穆斯林很难适应基督徒统治。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也是这种情况。到1914年时，伊斯兰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已受欧洲控制。1830年，法国攻陷阿尔及尔，殖民北非。1881年，又占领了东部的突尼斯。1912年，法国对摩洛哥的宗主权得到国际认可。在此之前，这一权利遭到德国反对，引发两次国际危机。法国势力还越过撒哈拉沙漠，向南部扩张，侵占了西非多数穆斯林王国。而逃过法国人的非洲穆斯林被英国人征服。

意大利与土耳其交战，于1911年攻取的黎波里。1882年，埃及落入英国人之手。在苏丹，一位世俗领袖自称是马赫迪（真主委任的所有虔诚穆斯林的领袖），并将埃及管理者逐出国境。英国出兵苏丹，对其实施英埃共管。红海、波斯湾海岸线、波斯和阿富汗南部也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这些地区名义上保持独立，实际上接受英国补贴补给。亲英派上台，反英者遭逐。

在内陆，穆斯林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1884年，中国和俄罗斯将中亚最后一个独立汗国挤了出去。1907年，俄罗斯和英国达成总协定，控制了波斯北部三分之一领土。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希腊于19世纪上半叶纷纷独立。奥斯曼土耳其丢疆丧土，节节败退，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简而言之，穆斯林在所有战场上败绩连连。这让他们难以忍受。因为自先知穆罕默德以来，穆斯林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安拉恩佑穆斯林的念头在他们头脑里根深蒂固。

内忧

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仍在名义上保持独立。他们各有各的历史、语言和军事传统。但这其中最强的两个民族——土耳其人和波斯人面临着一个两难窘境：如果完全保留民族特色，则帝国地位不保，不能控制其他民族。

比如，1908年，军官、改革者秘密结社，成立“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发动革命。他们希望把奥斯曼变成一个世俗政权，结束长久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纷争，最终实现不论信仰何种宗教，人人争做“奥斯曼人”的理想。青年土耳其党认为，土耳其人理应继续统治奥斯曼帝国。看到议会选举中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及其他民族固守自我利益时，青年土耳其党十分不满，于是发动政变，建立威权政体。该政权领导人奉行以泛土耳其主义取代奥斯曼主义，目的是激发居住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突厥语族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同呼吸、共命运。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梦想缔造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让土耳其人成为人口多数。一战中，土耳其政府站在德国一边。因为，俄罗斯帝国不解体，泛土耳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

至于波斯人，他们的子民多说土耳其语。自萨法维王朝以来，这些土耳其“波斯人”就已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因此，任何对传统宗教基础的背离都会立刻导致波斯帝国解体，没有哪一个波斯人愿意看到这一点。

在所有穆斯林中，数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最为困惑。阿拉伯人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应该建立埃及、叙利亚那样的地方政权，还是泛阿拉伯帝国。犹豫不决的根源是，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建立强大世俗政权，还是尽忠于伊斯兰教教法。但事实再清楚不过：世俗政权和伊斯兰教教法互相干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直到1914年，阿拉伯人还没有找出问题的答案，因此闷闷不乐、怒气满怀。而印度穆斯林两面邻恶：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既害怕身边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也不愿委身于英国人。

诚然，在世界一些地方，穆斯林仍然处于上升势头。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伊斯兰宣教活动面临基督教竞争，但皈依穆罕默德信仰的人数持续增加。伊斯兰教为这些民族提供了一种文明信仰，让他们走出隔绝状态，并得到各种实惠：读书识字，告别愚昧；有世界观，解答所有根本问题；有准则，规范日常行为。还有两个好处是：一夫多妻（这一点对奉行多配偶制的民族非常重要）；不必和占政治主导优势的欧洲白人发生关联。虽然穆斯林宣教活动在世界这些地区不断取得成功，但这不能让身处穆斯林腹地的人得到多大安慰。他们很难知道那些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即便是知道，也无助于解决眼前迫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