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之海——马德拉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

马德拉斯的圣乔治要塞

在长崎的荷兰人遵从当地统治者的意愿，并在其监视和管理下进行贸易。与之相比，在马德拉斯的英国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17世纪的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沿海地区是世界上有名的高级棉织物产地。葡萄牙人从16世纪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30年起就已经在该地区的普里卡特设有商馆，积极地开展棉织物的出口活动。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还没有适合自己的据点，贸易活动一直不能顺利展开。于是，公司派遣职员寻找合适的贸易据点，其中有一位叫弗朗西斯·丁的职员传来了捷报。1639年8月22日，统治马德拉斯周边的地方豪族（纳亚卡，nayaka）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港拥有特权。

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获得的特权如下：一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在自己认为最适合的地方建立要塞；二是建设要塞的费用起初由纳亚卡负担，英国东印度公司入城后返还；三是马德拉斯港征收的关税收入，纳亚卡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半分配；四是永远免除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关税，但对于通过马德拉斯之外的纳亚卡的领地的商品，须支付其他商人所须缴纳关税的一半；五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铸造马德拉斯货币等。

在得知特权内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导们应该很开心。上述特权并非弗朗西斯·丁采取胁迫或者攻击手段得来的。为了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停靠在自己领地内的小港口，纳亚卡自己提出了上述条件。但纳亚卡为何会给出如此优惠的条件呢？现在，拥有主权的人民和政府理所当然对国家的所有领域负责，我们认为这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从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的角度来看，纳亚卡的上述行为近乎于对印度人民的背叛，因为马德拉斯后来成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重要据点。

但在民族国家这种思维出现之前的近代世界，这种例子却不时出现。

比如，请大家回想一下日本的大村纯忠将长崎捐赠给耶稣会的事情。为了在自己的领地内和葡萄牙船进行贸易，他提出了将长崎捐赠给耶稣会这样对葡萄牙人非常有利的条件。纳亚卡也许认为，贸易发展后得到关税收入，自己领地内商品丰富，这样就足够了。而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还只是一家单纯的贸易公司，依靠数艘船只的军事力量来进行征服或侵略，这种危险性难以想象。

日本和印度南部地区的差别在于，日本不久之后即将诞生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并会将长崎收回作为直辖领地。与此相比，在印度南部地区，统治马德拉斯周边的政治权力从纳亚卡政权到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戈尔康达（Golkonda）王国，然后再到莫卧儿帝国，在大约五十年间，政权接连发生更迭。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和这些政权依次交涉，一边将自己的特权变成实际到手的利益。

不管怎样，公司对纳亚卡的提案没有异议，异常欣喜地决定进入马德拉斯。纳亚卡转让给英国人的土地南北长3.3英里（约5.3公里）、东西宽1英里（约1.6公里）。公司虽然支付土地租金，但在该范围内拥有绝对统治权。从1640年开始，公司就赶紧进行了要塞的建设工作，到1654年，拥有四个突出圆角的欧式城堡已逐渐建成。英国人取英格兰守护圣人之名，将该城堡称为圣乔治要塞。自此，公司开始拥有了武力，要塞里也有了士兵驻守。

EIC的据点马德拉斯的圣乔治要塞

　资料来源：Henry D. Love, Vestiges of Old Madras

要塞及其周边很快就有人开始居住，但这里的人员构成和长崎完全不一样。最初，英国人只有35名。其后，自位于马德拉斯以南的葡萄牙人集聚地的桑多梅（Santhome），有葡萄牙人以及葡萄人和当地人生下的混血儿——欧亚大陆人数十家移居至此。此外，到1640年末之前，又有300到400家当地纺织工移居过来。之后以这些人为核心，马德拉斯这个城市快速发展起来。1673年，一位名叫弗里耶斯（Fryers）的英国旅行者抵达马德拉斯之后，在其报告中做了如下记录：这个地方有300名英国人，数千名葡萄牙人，三万名本地人。

马德拉斯城的白人街区（左下）和黑人街区（左中）

　在白人街区内可以看到四角突出的要塞。据Anna Jackson&Amin Jaffer(ed.)， Encounters—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整理

白人街区和黑人街区

到了17世纪后半期，马德拉斯城市的格局大致确定。从狭义上来看，就是要塞及其周边星罗棋布的东印度公司相关建筑。这一区域被称为白人街区，居住着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以及欧洲籍、犹太籍、亚美尼亚籍的富商，这一街区均被城墙包围着，建筑大多为欧式风格的石头和砖瓦建造的建筑，道路名称也是约克路、查尔斯路等具有英国特色的名字。1678年，在白人街区的中心，英国国教会的圣玛丽教堂也开始建造。

与之相对，北侧分布着面积更大的黑人街区。这一街区居住着葡萄牙贸易商人，从周边地区移居来的以织布工、染印工为主的工人以及各种商人和手工业者。建筑大多使用土基、泥巴、椰子叶和稻草等建材，房屋小巧朴素，颇具本地风格。黑人街区和白人街区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区域建有印度教寺庙、清真寺、亚美尼亚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堂。大致说来，可认定白人街区是英国人居住的街区，黑人街区是其他民族的街区。但是，马德拉斯并没有像长崎那样进行严格的区分。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未必精通当地社会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公司最初雇用被称为“杜巴叙”（dubash）的精通当地情况的人作为中介和翻译，通过这个人来进行商品的收购和销售。自17世纪60年代开始，哈桑·汗[Hasan Khan，又名卡西·维安纳（Kasi Viranna），亦称维莱那（Villena）]受到公司重用。在他去世的时候，刚刚在马德拉斯南部本地治里设置据点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弗朗索瓦·马丁（Francois Martin）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

1680年4月，英国公司失去了对公司贸易有过极大贡献的人，这个人就是维莱那。年轻时，他作为基督教徒的奴隶接受了洗礼。之后成为穆罕默德教徒，其后又成为异教徒（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相信他是摩尔人（伊斯兰教徒），而异教徒则认为他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不会读书写字。但是，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在马德拉斯成为英国公司的“第一商人”，在他的协助之下，公司业绩得到极大提高……他深得当地官员的信赖。由于经常赠送礼品，他还深得戈尔康达（Golkonda）宫廷的信任。不管宗教信仰和所属民族如何，他都一视同仁地为很多人做积德行善的事情。

与长崎不一样的是，马德拉斯不禁止任何宗教信仰。这从杜巴叙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宗教之间的门槛很低。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雇用翻译和中介的是东印度公司，而不是当地的政权。在戈尔康达国王的宫廷里，维莱那进行了各种各样对东印度公司贸易有利的谈判。贸易主导权显然掌握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方面。与德川幕府的贸易管理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政权除了收取一定的税款，一般都不会对海上贸易做过多的管理。

谁来对人进行审判？

如果说与长崎一样，马德拉斯也是分“内”和“外”的话，那便是这个城市白人街区和黑人街区的划分。但是，人们的居所也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葡萄牙人和亚美尼亚人在两个街区均有居住。在经营酒吧等与公司没有直接业务关系的英国人中，也有人住在黑人街区。当然，两个街区之间的往来是可能的。另外，说起与印度南方人所居住的当地的关系，马德拉斯城，特别是其白人街区又由此变成“外”了。与长崎不同，根据人们的语言和“民族”来区别“内”和“外”这种想法，在这里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关于这一点，如果关注对住在马德拉斯市区但又不是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人由谁来审判一项，就会显得更为明确。

1641年，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刚刚站稳脚跟，发生了当地一名妇女被同族男子杀害的事件。当地的法官对此进行了裁决，并将结果迅速报告给纳亚卡。但是，纳亚卡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马德拉斯的统治权为由，命令将罪人按照英国的法律来裁决。结果，该罪犯被判处绞刑。

与此相反，同年在马德拉斯市中心发生了葡萄牙人杀害英国士兵的事件。商馆的委员会对不是英国人的欧洲人的裁决很是犹豫，但纳亚卡却主张尽快对葡萄牙人处以死刑，结果这人被执行枪决。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初对某个人物是由当地统治者还是由公司来裁决此类事件，必须逐件进行慎重的讨论和微妙的调整。换言之，有关当地居民的审判，多数时候需要和当地统治者进行商讨，这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周边地区的新统治者承认马德拉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既得权益。有关住在马德拉斯居民之间的纠纷，不管是欧洲人还是当地居民，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下达司法判决的习惯逐渐形成。尽管如此，在17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不管怎样都还是优先处理贸易公司的相关活动。在公司业务间隙进行复杂的司法判断，这对商馆的官员来说是非常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一种负担。

1665年，发生了一个奴隶少女被当地居民主人虐待致死事件。这已经不是商馆这一级别能够判断和处理的案件，于是他们向伦敦的总公司请示。总公司以这件事为契机，认为有必要将马德拉斯的贸易和政治司法一分为二，设立拥有司法权的总督职位。英国东印度公司明确提出以下方针，即城里的事情尽量由城里自行解决，公司则专心处理与贸易相关的事务。在这之后，马德拉斯从商馆分离，开始作为城市走上自己的道路。也可以说，从这时开始，英国在印度已经设立了殖民地。

1688年，马德拉斯市设立市长（任期一年）和参事（终身），其职责范围包括：征收居民税、维持和管理监狱、创办和维持教授英语和数学的学校、管理公共建筑和与居民有关的司法事务等。说到参事，各位也许会觉得其成员都是英国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参事共有十二名，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三名，法国商人一名，葡萄牙商人两名，犹太教商人三名，当地商人三名。由此可以看出，马德拉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地各种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马德拉斯从一开始就不单是英国人的都市，这一点也和同时代的长崎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