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之海——长崎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商馆

三个港口城市的东印度公司商馆

迄今为止的四章中，主要对16世纪到17世纪亚洲之海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进入该地区的葡萄牙人、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的活动做了一个大致的说明。这是一个大的历史潮流，也是规定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个框架。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将进一步集中焦点，将这一框架的“组成部分”放到聚光灯下来仔细查看。

这里所关注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和设置商馆的港口城市。在商馆用地的获得和建设、与当地人的沟通及纠纷处理、贸易的程序和方法等所有方面，东印度公司职员应该都是想按照自己的故乡西北欧的习惯和风俗来处理的，但在现实中，他们却不得不在各商馆所在的港口城市和周围社会的习惯和规则中寻找折中点。另外，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遵从统治港口城市和周边社会的统治者的意志。欧洲人绝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维持和运营商馆的。因此，即使同样是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其维持或运营的方法也根据场所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在这里，我们以日本的长崎、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波斯的阿巴斯三个港口城市和设置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的商馆为例，分别比较其各自的特征。这三个港口城市都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为促进海外贸易而新建起来的。但是，城市和当地政权的关系以及东印度商馆的数量是不一样的。长崎是日本当地政府管理下，唯一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设立商馆的港口城市。马德拉斯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的港口城市，商馆也只有英国的。阿巴斯是当地政府管理的港口城市，市内设有荷兰、英国、法国三家东印度公司。

在这三个港口城市，外国人的住所，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商馆位于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样的建筑呢？统治各港口的统治者是如何对待从欧洲来的人呢？当地人是怎样和欧洲人进行交涉呢？对这些因素进行比较后发现，根据商馆设置地点的不同，欧洲人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而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也反映了各地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

出岛的荷兰人

如第三章所述，17世纪初成立的德川幕府试图尽最大可能对与海外贸易有关的人和物进行完全的控制和管理。1639年以后，被允许和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人只有在平户拥有商馆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来自荷兰以外国家的人也很多，但在后面统称为荷兰人）。之后不久，他们被德川幕府命令搬迁至长崎湾附近的出岛。之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开国为止，在所有欧洲人中，日本只允许荷兰人在长崎开展贸易。

推行禁止基督教政策的德川幕府，为了隔离在长崎的葡萄牙人，填海建造了一个扇形人工岛，这就是出岛。1636年，该岛完成建设。承包出岛建造的是长崎、博多、京都、大阪、堺等地的25名富商，他们大部分从事以长崎为活动地点的朱印船贸易。对于荷兰人来说，他们没有自由选择地点建造商馆的权利。

荷兰人在1641年之后移居出岛，但出岛属于“天领”（德川将军家的领地），所以他们的身份只不过是“租客”。外国人在日本列岛取得土地等不动产是不被允许的。荷兰人居住的建筑物由作为“房东”的商人准备，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支付房租白银55贯。根据片桐一男的研究，这一金额相当于现在的近一亿日元。在这些房租中，被称为出岛市民的“房东”首先向德川家缴纳地租，剩下的按各自的出资额进行分配。当台风等损坏房屋的时候，房东负责修理。在出岛的建筑物中，除特别许可由荷兰人建造的两栋荷兰风格的仓库以外，全部是日式风格的建筑。荷兰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内部的房间进行改造和装修后再使用。

出岛图

　根据 De geschiedenis van de

整理

现在，长崎市教育委员会正在实施19世纪初叶出岛建筑的复原计划。以商馆馆长的住宅船长之家为首的10栋建筑，已经尽可能按当时的建造方法和材料进行了复原。这些拥有日本风格的外观结构和荷兰风格的内饰和家具的独特建筑群得以复苏。通过上述值得信赖的修复工程，可以充分感受到19世纪初叶的氛围。如果有机会造访长崎，笔者建议各位一定要到出岛遗址参观一下。

在能看到出岛荷兰商馆的长崎城市的前端，设置了被称为“长崎奉行”的官方贸易管理办公室，以便监视荷兰人的一举一动。有一座桥连接长崎和出岛，这非常有利于人员的进出管理，除了馆长访问江户或参加诹访神社祭祀活动等特殊情况，日本坚决禁止荷兰人离开出岛进入长崎。另外，在桥墩处还挂有标语，上面写着，非妓女（“倾城”）和传教僧侣（“高野圣”），不能进入出岛。给商馆运送生活用品的商人、修理房子的工匠和搬运工需要进入出岛的时候，需要持有管理该岛的被称为“出岛乙名”的官员发放的证明。就这样，荷兰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被严格限制。最初，甚至连在出岛或船上死亡的荷兰人的遗体也禁止埋葬在日本的土地上。

当然，对荷兰船只运送来的商品的管理也很严格。船上所有商品要按照装船的状态接受检查，之后从出岛西侧的水门搬运上岛，并在决定买家之前一直被放在出岛的仓库里面。在这一过程中，“长崎奉行”的下属在水门旁边对所有货物的进出进行严格的检查。

复原后的船长之家的外观

　出岛复原整备室提供

华人和唐人街

在17世纪，东南亚的船只也曾不时来到长崎，但其次数逐渐减少。到了18世纪，除荷兰船只以外，只有中国船（唐船）还会来到长崎这座城市。与荷兰人相比，幕府当初对总称为“唐人”的华人的管理没有那么严格。他们来到长崎之后，可以住在市区并在市区自由活动。到了17世纪20年代，长崎市内已经居住了很多华人，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华人可按其来源地的不同，修建被统称为“唐寺”的佛教寺庙，并自由祭拜。

但这种状况到1639年发生了变化，华人被禁止居住在长崎。他们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即要么成为在海外和长崎之间往返的海外商人，要么归化日本并成为日本人。当时选择留在日本的华人中，衍生了称为“唐通事”的中文翻译家族。到1689年，在长崎东南郊区还设立了专为归化华人使用的唐人社区。此后，抵达长崎的华商就全部留宿在这个社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德川幕府控制和管理贸易的官方活动所无法触及的地方，很多华人会进行走私贸易，此外，德川政权也害怕信仰天主教的华人来日。华人和日本人的交流也被严格限制。

“唐馆绘卷”龙踊图

　该图描绘了中国正月期间举行的观音祭日庆典活动，川原庆贺作。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

唐人社区的面积为出岛的两倍以上，社区周围被壕沟和竹篱笆隔离开来。被允许进入该社区的只有指定的商人和妓女。他们在进出唐人社区时，也需要持有被称为“唐人屋敷乙名”的官员发放的证明。此外，和出岛一样，华人们也必须每年缴纳白银160贯的房租。这样一来，在长崎的华人和荷兰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划为“外国人”。

德川幕府的海外贸易政策

到了17世纪末期，德川幕府基本确定了海外贸易政策和对外国人的政策。其特征是，彻底区分“内”和“外”，管理“内”人，严格禁止其前往海外；同时对于抵达日本的“外”人，也只允许其居住在指定地区，并加强监视，使他们完全遵从德川政权制定的秩序和规则。在这一点上，对华人和荷兰人都是一样的。这一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海外贸易和统治下的人民完全纳入管理之中。

唐人社区一瞥

　富岛屋版的木版画，作于1780年，《长崎唐馆图集成》为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

德川幕府彻底禁止基督教，连荷兰人在出岛举行基督教仪式也被严格禁止。另外，由于是得到德川将军的厚意才被特别允许与日本开展贸易，为了郑重表达感谢和敬意，幕府还要求商馆馆长每年定期到江户觐见。

幕府严禁“外”人使用武力。荷兰船只抵港之后，被要求卸下大炮并抬到陆地上，中国船只的大炮也被封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他国家不时驻有士兵，但长崎商馆却一个士兵也没有。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和其他地区的欧洲商馆相比，这一点可谓长崎商馆的最大特征。

为了管理这些“外”人，幕府在出岛和唐人社区均设置了名为“乙名”的政府官员。他们负责维持各居留区的秩序和治安，同时还管理着人员的日常进出。与“外”人交涉的翻译是日本人，也是在长崎的奉行的属下。针对荷兰人的是荷兰翻译，针对华人就设唐翻译（通事），他们就这样来从事与外国人的谈判。由于翻译也是荷兰人和华人日常生活的顾问，幕府通过翻译也能掌握“外”人的动向。

在建立掌握“人”的动静的同时，德川幕府在长崎建立了贸易管理体系。最初实行特权商人对最重要的进口产品——生丝的垄断购买，也就是“丝分配券制度”。根据“货物市法”和最高限价制度等法令，幕府事先确定好对外贸易总额，只允许特权商人在总额范围内开展贸易。在1697年之后，德川幕府采取了通过长崎会所直接管理贸易的制度，这样一来，各地大名和商人也就没有任何可操作的地方了。

1715年，新井白石制定了一般被称为“正德新例”的新的对外贸易限制条例。根据这一条例，中国船只每年只能有30艘抵达长崎，交易额限定为白银6000贯；荷兰船只每年只能有2艘，交易额限制为白银3000贯。并且，中国船只还必须要持有德川幕府颁发的贸易许可证——信牌。没有信牌的船只不允许进入长崎港。

如此一来，在驱逐葡萄牙人之后，德川幕府试图建立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当地政权对该国所有海外贸易和人员进出进行完全的控制和管理，这一制度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唯一。这一体制原则上一直持续到幕府末期的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