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之海——葡萄牙人的出现和耶稣会

葡萄牙人向东亚海域进军

葡萄牙人首次踏上中国大地是在占领马六甲之后的1513年。在这一年，葡萄牙商人乔治·阿尔瓦瑞斯（Jarge Alvares）乘坐华商平底帆船抵达华南港口城市广州。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贸易商人，不能在广州进行朝贡贸易。因此，他只能在珠江口的屯门岛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走私贸易。然而，他很快就明白，葡萄牙人非常喜欢华商运往东南亚的丝绸和瓷器，而将东南亚的调味料和香料销往中国也能赚得盆满钵盈。由于在东南亚设有据点，葡萄牙人自然对与中国的贸易非常关心。

要想与华商开展官方且有组织的贸易，就必须遵循明朝的海禁政策，通过“朝贡”的形式来进行，并且要首先向明朝廷派遣使节。于是，1517年，托梅·皮雷斯作为使者赶赴广州，请求与明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作为首次用欧洲语言记录马六甲以东海域的地理学和民俗学等信息的《东方诸国记》的作者，托梅·皮雷斯闻名于世。在用尽各种办法并打通各种关系之后，他终于在1520年于南京觐见了当时的皇帝正德帝（明武宗朱厚照），之后还和皇帝一同前往北京。但不久之后正德帝即驾崩，朝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变化。由于逃亡海外的马六甲国王派遣使节前往明朝廷，并揭露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暴行，皮雷斯等人在广州被捕入狱，同时被没收全部财产。

更加糟糕的是，1519年来到广州的葡萄牙船长西蒙·德·安得拉德（Simao de Andrade），试图将其在印度洋海域常用的以武力开展贸易的方法同样运用于东亚海域。他们在屯门岛构筑要塞，将沿海居民驱使为奴隶，还袭击并抢劫了众多进入广州湾的船只。这种方法在到达马六甲之前的印度洋海域的任何地方都适用，但他们不知道在东亚海域，一个强大的大陆帝国同时也控制着海域。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明朝廷加深了对葡萄牙人的警惕。1521年，明朝命令葡萄牙人撤离，继而攻击屯门岛。葡萄牙人采取了与在印度洋海域时同样的对策，试图通过炮击来击退明军，但未得逞，最终弹尽粮绝被迫撤退。明朝军队并非像卡利卡特或马六甲的军队那样软弱可欺。

此后，葡萄牙人也曾数次试图以武力在广州湾开展贸易，都未能得逞。如此反复使用暴力，要让明朝廷允许他们开展正式的朝贡贸易已无可能。葡萄牙人随即违抗明朝海禁政策，在浙江、福建到广东沿海地区或海上从事走私贸易。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私人”身份的葡萄牙人，是为了追求利益来到欧亚大陆东方海域的莽汉和不轨之徒。他们和在月港、双屿建立据点并从事走私贸易的华商相互勾结，把中国产品运往马六甲并赚取巨额利润。

1542年或1543年漂到日本九州南部种子岛的葡萄牙人，应该就是上述葡萄牙人的同伙。不管怎么说，日本历史上“铁炮传来”这一重大事件，意味着向东前进的葡萄牙人的活动已经到达了欧亚大陆东端的日本列岛。

占据澳门

虽说有很多明朝的官僚权贵与走私贸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也有认为只要禁令一出，就必须取缔在沿海各地盛行的走私贸易的刚正不阿之士。浙江巡抚朱纨就是其中之一。1548年，他亲率船队，奇袭舟山群岛的双屿岛，扫荡了岛上的华商和葡萄牙人等走私集团。岛上多数建筑物被烧毁，双屿岛基本成为废墟。其后，他又展开大规模军事作战，对逃跑的走私商人穷追猛打。但这种做法反而把走私商人们逼到了与明军公然作对的境地。他们以武力还击明军，并在中国沿海各地烧杀掠夺。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正是后期倭寇最横行的时期。廉洁并极富正义感的朱纨受到众多与走私素有瓜葛的当权者的围攻，反而背上助长倭寇的罪名，最后被逼自杀。

另一方面，作为走私贸易的首领，王直将其主要据点从日本的五岛列岛迁移至平户，其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在五岛列岛和平户，居住着众多在东海从事走私贸易的诸如松浦党之流的团伙。对王直来说，这里可能是与他非常有缘的土地。与他联手的葡萄牙人首次造访平户是在朱纨发动讨伐倭寇的战争后不久，也就是1550年的事情。由于明朝和足利政权之间为朝贡关系，因而在日本也同样只允许正式勘合贸易。但是这时正是战国时代最盛时期，九州地区的大名们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管理走私贸易。作为从海外进口商品的海运商人，王直和葡萄牙人受到了平户领主松浦隆信的热烈欢迎。

现代澳门的妈祖庙

　澳门旅游局提供

到16世纪中叶，作为葡萄牙“海上帝国”的掌权者，果阿的总督和马六甲的行政长官都十分清楚东亚海域的国际秩序以及通过该贸易能获得高额回报这一事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购入白银，到中国将其换成生丝和瓷器，然后再运回日本以高价售出，中日贸易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具有非同寻常的诱惑力。他们当然也想参与到这一贸易当中。为此，他们需要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商品收购和物资补给的据点。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必须得到明帝国的许可。

1552年，莱昂内尔·德·索萨（Lyonel de Sousa）以王室舰队司令官的身份来到广州湾，制服了在中国沿海一带胡作非为的葡萄牙走私商人及其海盗船，从而卖了一个人情给明朝廷。他的这一举动是为了表明重视秩序的葡萄牙“海上帝国”和作为个人的葡萄牙人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1553年，他在贿赂当地主管官员之后，以船只触礁需要晾晒货物为由提出登陆请求，继而在位于广州湾入口的澳门半岛上岸，然后就赖在岛上不走了。“澳门”这一名字来源于半岛前沿建立的祭祀妈祖的庙宇，当地称为妈祖庙。妈祖是汇集了船员信仰的神。1557年，在葡萄牙人在此居住成为既成事实的四年后，明朝官府允许他们暂时居住。葡萄牙人遂在半岛沿海和前沿地带修建房屋和要塞，逐渐把这里改造成他们在东亚海域的据点。

19世纪澳门的妈祖庙

　威廉·普林塞普创作，1838年

1573年，明朝廷正式承认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权。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是以他们每年需要缴纳500两白银的地租作为条件的。明帝国绝对没有把澳门割让给葡萄牙人的意思，只是认可了他们在澳门的居住权。这一点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海域设立的据点大相径庭。随着经济的发展，到澳门居住的华人也逐渐增多，但是他们遵从的并非葡萄牙法律而是明朝法律。明朝廷还在澳门半岛设立了派驻机构。在连接半岛和大陆的沙洲上，明朝官府设置了防止葡萄牙人私自进入大陆的关卡。澳门成为葡萄牙租借地是在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占领香港岛之后，即19世纪后半期的1887年以后的事情。

获得澳门之后，葡萄牙人参与中日贸易变得简单起来。自16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澳门的葡萄牙总督的舰队司令（Capit?o-mór，俗称“加比丹·莫尔”），其乘坐的船只几乎每年都会抵达九州地区的港口。此外，很多私人的葡萄牙船只也把澳门作为出发地。在现代日本，通常把和葡萄牙人的贸易总称为“南蛮贸易”，认为这是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但这是错误的。从里斯本直接前往日本的船只一艘都没有。葡萄牙人运来的主要商品是中国产的生丝，其他的商品也几乎都是中国或者东南亚所产。一些无官方背景的葡萄牙人受雇于华商，接受华商融资，这样的事例也很多。葡萄牙人并非杜绝与其他国家的人交往而独自开展贸易。

根据高濑弘一郎对葡萄牙国王颁发的97份有关日本的命令和给果阿总督的书信等文件的研究来看，其中有72份是关于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事宜。澳门和日本的贸易在这里几乎已经结束，而且这也不是远在葡萄牙的国王本人所强烈关注的事项。在当时处于“各种民族杂居”状态的东南亚海域，葡萄牙人只是作为从事走私贸易的一个团体来开展贸易活动的。

耶稣会和沙勿略

虽然之前没有详细说明，但葡萄牙人进军东方是不能和天主教分开来考虑的。而且，在思考和研究17世纪后东亚海域的历史时，天主教问题尤显重要。笔者就此做一个大致的归纳。

达·伽马航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东方寻找祭司王约翰。在他的船上，一同乘有属于圣三位一体会的两名修道士。他们作为天主教徒，即便在船上也必须要进行礼拜。万一出现船员死亡，举行涂油仪式也必须要有圣职者不可。所以，在前往东印度的葡萄牙船上肯定能看到天主教神父的身影。作为天主教教徒，他们不仅主持葡萄牙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重要仪式，还积极尝试向当地人传教。为此，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接连不断来到印度，宣传天主教教义。早在15世纪，罗马教皇就已经给葡萄牙国王颁发过敕书，奖励葡萄牙人在从非洲到印度的新发现地区传教，给予其传教保护者的权利。遵照这一命令，天主教神父争先恐后地奔向东印度。命令中所用的“传教保护者”这一概念比较重要，需要着重说明一下。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修建教堂和修道院并维持其运转，需要一定的土地和收入。在当时的欧洲天主教文化圈，提供土地、维持教会建筑，以及照顾神父生活的人，被称为该教会的“保护者”。这一制度适用于新占领的海外领地，则被叫作“传教保护者”。在葡萄牙人占领下的东印度，国王以“传教保护者”的身份为传教提供各种必要条件，而神父则在葡萄牙国王的庇护下从事传教工作。1534年，葡萄牙国王在领有的果阿设立教区，以作为在东印度的传教据点，就是基于上述背景。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在东印度，天主教的传教和葡萄牙的领土占领是一体的。

也就在同一年，为了对抗十多年前在欧洲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在巴黎成立。耶稣会宣誓绝对服从罗马教皇，要求成员严格遵守纪律，同时也非常重视海外传教，这一姿态不久就引起了葡萄牙国王的注意。国王表明了想把耶稣会成员送到印度的想法，耶稣会会长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指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和另外一位同道中人一起乘坐葡萄牙船只远赴印度。“我希望把异教徒的地盘一个个征服”，谨记依纳爵·罗耀拉的教诲，沙勿略在饱经艰辛的漫长海上之旅后终于抵达果阿，这是在1542年5月6日。

虽然在印度南部传教三年，在马六甲和马鲁古群岛等东南亚也传教三年，但沙勿略的传教活动并没有取得意料之中的效果，可谓度日如年。而改变他这种窘境的，是他和日本天主教徒安次郎的相遇。在与安次郎详谈之后，沙勿略觉得有望在新天地日本进行传教。1549年，在安次郎的指引之下，沙勿略从马六甲出发前往日本。这是葡萄牙人首次漂到种子岛六年后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有像安次郎一样曾到达果阿并成为天主教教徒的日本人，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在明朝官员朱纨讨伐走私贸易之际，澳门还没有落到葡萄牙人的手中。沙勿略乘坐的平底帆船没法停靠中国沿海港口，只得径直开往日本列岛，并在8月抵达鹿儿岛。

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和贸易

在日本的两年三个月里，沙勿略踏遍了鹿儿岛、平户、山口，并经由堺到京都，在返回山口之后还去过大分。除了山口和京都，其他城市全部是贸易港口，其中，山口是控制中日勘合贸易的大内家族的大本营，而京都是名义上管理海外贸易的天皇和室町幕府政权所在地。从他所访问的地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沙勿略的行动和葡萄牙船只的贸易活动紧密相关。据说在他前往日本之际，马六甲的行政长官为他准备了30桶（5700公斤）精选的胡椒，用作他的交通费、两年的活动经费，以及教堂的建设经费。在日本，如果不把这些不是那么有用的商品交换成生活必需品的话，他是无法活下去的。先不说他本人传教的热情，在他访问的日本各地，沙勿略一行最初应是被看作商人。由于沙勿略不会说日语，由安次郎等弟子代他传授天主教教义，因此，能理解教义和海外贸易没有关系，明白他们在传教的人一定不多。

他在信中提到“堺是一个非常大的港口，是一个有很多商人和富人的城市。与日本其他地方比起来，这里有很多黄金和白银，可以在堺设置葡萄牙商馆”，“如果阁下信任我，可将送来的商品交由我管理，我敢保证可以以一增百”等多处与贸易有关的信息。由此可见，日本的耶稣会传教活动和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无法割断的。在沙勿略之后来到日本并在日本西部各地建设神学校和教堂、组织传教组织的耶稣会传教士，其大部分都没有得到葡萄牙国王充足的资金支持，只得通过斡旋中日生丝贸易及日本对华贸易，作为中介来获取利益，然后将其作为教会的活动资金。

对于生存在战国时期的九州各地的诸侯来说，与葡萄牙人开展贸易，不仅能得到高额收益，而且能得到高级的中国产品和制造新传入的炮弹、枪弹所需的铅和硝石，所以有很大吸引力。当然，他们也非常清楚葡萄牙船的到来和天主教传教士的到来是相互配套的。只要允许传教士居留并在其领地内传教，葡萄牙船就会到来，开展海外贸易也就成为可能。九州各地的诸侯之所以争相接受天主教，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最为夸张的是，1580年，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大村纯忠甚至将长崎捐赠给耶稣会。他个人未必是单纯为了贸易上的利益而改信天主教。但不管怎么说，耶稣会想要获得一个稳定的传教据点，大村纯忠则想让葡萄牙船定期靠港，双方的想法不谋而合。与在印度东南地区的马德拉斯的情况（给欧洲人提供方便）一样，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耶稣会的传教和占领领土

耶稣会的传教不仅与贸易有关，与军事也密切相关。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活动相对顺利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也不得不面对很多抵抗和迫害。在这种时候，改信天主教的诸侯和领主就成了耶稣会坚强的后盾。在葡萄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的财政、军事方面的支持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能从反对者的攻击中保护耶稣会成员的也只有这些人。对耶稣会而言，他们是重要的教友，同时也是保护者。相反，如果他们遇到困境，耶稣会成员也会积极地提供军事援助。例如，他们向有马晴信提供粮食、金钱、铅、硝石，还向在战争中处于危险境地的大村纯忠提供火绳枪，这些事情广为人知。

多明我会（Santo Domingo）教堂遗址

　位于耶稣会的据点长崎，右图为显示教会建筑情况的发掘现场。长崎市教育委员会提供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把长崎收入囊中之后，耶稣会成员很快就着手把长崎建成要塞，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为了防守要塞，需要士兵和武器。1585年，耶稣会经由马尼拉向国王腓力二世（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国王）发出请求，希望国王派遣船只运送士兵、弹药、大炮、粮食，还有金钱。如果我们回想起葡萄牙国王拥有在东印度传教保护权的话，那么被捐赠给耶稣会的长崎，迟早会被从欧洲过来的人看作葡萄牙国王的领地。

据此可知，16世纪后半期耶稣会在日本列岛的传教活动，与其说是纯粹的传教，不如说是传教与贸易活动以及基于获取领土的想法而采取的军事活动的混合，其性质非常复杂。1579年，作为耶稣会东印度观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访问了日本。其提交的报告表明，当时日本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正确地认识了耶稣会活动的内幕。

“与以往相比，日本的领主们开始抱有强烈的疑虑，担心我们是不是企图在日本做什么坏事。如果允许我们在其领地内传教的话，为了在日本保护我们的葡萄牙国王陛下，我们是不是要和他们领地内的天主教徒一起发起叛乱？”

到了西班牙的修道会成员抵达并开始和耶稣会竞争传教的16世纪末，日本的信教人口据说已经有37万，还有达50万的说法。这相当于当时日本总人口的3%到4%。

对于日本的统治者来说，这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