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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海——日本的“锁国”政策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历史大观园 工业革命 2020-07-01 10:04:32 0


统一政权的诞生

在这里,请允许我稍微提及一些个人的体验。几年前,我和研究日本中世史的村井章介领导的日本史研究小组一起开展实地调研,巡回考察了分布在九州西部的松浦半岛北部、东部的中世纪城堡和港口设施遗址。我们考察了松园氏、志佐氏、波多氏、山代氏等很多中世纪地方豪族的城堡遗址,对城堡的尺寸大小已经非常熟悉。之后,我们去了丰臣秀吉花了不到一年时间修建起来的名护屋城址,该城堡被作为他进攻朝鲜的基地。展示丰臣秀吉强大权力的名护屋城规模很大,给人一种无比的压迫感。也正是因为刚看完中世纪的其他城堡,所以我们才能切身感受到丰臣秀吉刚刚建立的统一政权的力量是多么巨大。

亚洲之海——日本的“锁国”政策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名护屋城址

 丰臣秀吉修建的城堡遗址,曾作为侵略朝鲜的基地。佐贺县唐津市政府提供

为什么诞生了以名护屋城作为象征的强大政权呢?当时,我曾抱有如此简单的疑问。可以说,正是因为统一了日本列岛,丰臣秀吉得以集中全日本所有诸侯的财力,才有可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城堡。但是,丰臣秀吉建造的不仅是名护屋城,他还建造了京都的聚乐第和伏见城、大阪城等豪华绚烂的大型建筑。这与镰仓、室町幕府时期的统治者主要修建规模较小的寺院(即使这样也已非常壮观)相比,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丰臣秀吉更是投入巨资,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无疑是以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经济实力为背景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他的经济实力和石见白银的生产以及16世纪非常活跃的海外贸易不无关系。在葡萄牙人和耶稣会成员开始与日本列岛保持关系的16世纪后半期,日本列岛迎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自战国时期以来,社会动乱随着政权的统一而迅速结束。1582年,织田信长在本能寺遇难。之后,丰臣秀吉消灭了明智光秀和柴田胜家等织田信长的旧部,令德川家康臣服,并统一了纪州和四国。其后的1587年,他又征伐九州的诸侯岛津并大获全胜。在织田信长死后仅仅五年时间内,丰臣秀吉就统一了日本列岛西部地区。1590年,他又消灭了小田原的诸侯北条,平定了日本列岛东部地区。至此,除了北海道,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离1580年范礼安报告“本州共有53个王国”还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就已经统一成一个国家了。

在这之后,丰臣秀吉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略朝鲜战争,这是对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观念性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日本军队和支援朝鲜的明朝军队直接交战。这意味着丰臣秀吉统一后的日本破坏了通过朝贡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与明朝之间的君臣关系,继而脱离了明朝想象中的国际秩序。

1598年,随着丰臣秀吉死去,侵略朝鲜战争告一段落。经过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坐上了统一政权的宝座。通过同日本已经讲和的朝鲜和被岛津征服的琉球,德川家康试图和明朝改善关系,但都不顺利。结果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两国外交关系一直都比较疏远。德川政权和明朝之后的清朝也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如果像印度洋海域那样,大陆政权并不认真考虑控制海洋,各“国”之间的国际秩序也尚不确定,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东亚海域,至少自明朝以来,以中华为顶点的观念性国际秩序通过朝贡关系发挥着相应的作用,直至清朝也未改变。既然已经脱离了这种华夷秩序,那么德川政权就必须要在这一秩序之外获取自己政权合法性的理由,制定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并照此来开展海外贸易。自此,日本边窥视着中国,边走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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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吕宋安南之间的贸易朱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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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长十一年(1606)的朱印状

 记有“自日本到安南国商船也”

朱印船贸易的意义

这条自己的道路通过朱印船贸易、锁国、禁止天主教等一系列政策完整地表现出来。下面按顺序进行说明。

16世纪前半期兴起的中日贸易热潮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后半期乃至末期。这是因为日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中国需要日本的白银。但到1551年大内政权灭亡后,中日两国间的勘合贸易遂告中断。即便明朝在1567年放宽海禁政策,但在官方贸易层面还是不允许华商前往日本或日商访问中国。因此,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就只能通过走私商人或者在澳门设置据点的葡萄牙人来进行。此外,由于明朝允许华商前往东南亚各地,所以日本商人只要抵达东南亚,就可以在那里与华商直接做生意。这就是所谓的“出会贸易”。因此,从16世纪末开始,驶往东南亚的日本船只数量急剧增长。

在统一全国之后,德川家康向出航海外的船只颁发新的朱印证,并请求东南亚各国保障携带朱印证的船只的安全和贸易。此外,他还命令获得朱印证的船也即朱印船必须从长崎出港。关于这种朱印船制度,可以说是德川家康政权为了管理已经相当发达的日本和东南亚的民间贸易活动所采取的一种方法。只要是在日本设有据点的人,不论其“国籍”如何,均可获得朱印证。除日本的商人、大名和武士以外,华商和欧洲商人也可获得朱印证。这或许是德川幕府在对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管理的同时,优先考虑稳定进口商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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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印船航线和东南亚的日本人街区

 根据岩生成一所著《续南洋日本城的研究》整理

从1604年到朱印船制度被废止的1635年的三十二年间,共有356艘朱印船出航前往东南亚各地。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交趾(越南南部),有71艘。然后是暹罗(泰国)56艘、吕宋(菲律宾)54艘。在上述东南亚各地的港口城市和首都,逐渐出现了日本人居住的街区,其中居住着在日本无以度日的浪人、天主教徒、贸易商人,再加上被本地人或外国人雇用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日本城。在最鼎盛的时期,据说移居吕宋的日本人有3000人、移居暹罗的有1500人。在日本历史上,如此大规模地向海外移民,可谓一种例外现象。但就像下一章也会论述的那样,在当时的亚洲之海,伴随着贸易活动的日渐繁荣,亚洲各地之间产生了大量移民。这一时期日本人向海外移民,也可以说是这种移民现象的一种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海域经常是移民的输出国,而不是接收国。

关于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发布勘合的主体是位于地区秩序核心位置的明朝。与之相比,在朱印船制度中,德川幕府依靠自己的意志来颁发朱印证,这一点也需要引起注意。自德川幕府从明朝的观念性秩序中脱离出来后,就不得不以自己的意志管理贸易,并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在当时大陆政权管理海上贸易及其从业人员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亚海域,这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不单是针对出航,对来航船只的限制和管理也逐步浮现出来。1616年,欧洲船只的停泊港被规定为平户和长崎。1635年,华商船只的停泊港被限制在长崎。这些海外贸易管理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禁止日本人和日本船只前往海外、来航的外国船只仅限于荷兰船只和中国船只、外国船只的停泊港仅限于长崎,也就是所谓的“锁国”政策。毫无疏漏地管理海上贸易正是德川政权树立权威的上策。

禁止天主教

遵从欧洲天主教文化圈的安排,耶稣会在和葡萄牙国王的传教保护权保持表里如一的关系的同时,大力推动在日本的传教,但其中也包含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矛盾。那就是,只要日本不成为葡萄牙领地,那么让日本人改变信仰的事业就无法完成。对此,笔者具体说明一下。例如,如果日本人改变信仰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日本人信徒逐渐增加的话,就必须要在日本某地设置天主教主教职位。从传教保护权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有权选择主教并向罗马教皇推荐的是葡萄牙国王。此外,准备修建主教教堂的土地以及修建教堂的也是葡萄牙国王。这当中反映不了日本人的意见和要求,日本也就成了葡萄牙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另一方面,更现实的问题是,就算葡萄牙国王非常关心在日本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但两国之间在地理上远隔重洋,葡萄牙国王是难以派遣大军征服日本并获得土地的。

在这一背景下,耶稣会成员应该是内心充满矛盾地在日本传教。他们对这一事情的本质有多大程度的了解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必然和葡萄牙国王的领土占领发生关联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日本的统治者无疑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1587年,丰臣秀吉从耶稣会手中收回长崎并对其进行直辖管理,同时首次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导致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耶稣会准教区负责人卡斯帕·科埃略(Gaspar Coelho)在博多当面拜访丰臣秀吉时,试图以武装船队司令官的姿态施加压力。这虽然是科埃略的无心之举,但却让之前隐约觉得天主教传教活动带有危险性的丰臣秀吉切身体会到了这一危险。在确信无疑之后,丰臣秀吉采取了上述强硬政策。

除此之外,让日本统治者认为天主教危险的确切原因还有很多。例如,统一后的幕府政权采取的基本政策是“王法为本”,即世俗权力优先于宗教权力。此外,当时日本的社会秩序是以“神国”意识为基础的,而天主教教义与此完全不相容;占日本总人口3%到4%的日本天主教教徒疯狂的反社会的行为;荷兰人和英国人告诫日本,称天主教传教和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土野心之间有莫大关系;等等。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天主教教徒以外的普通日本人大多信仰被称为“日本宗”的宗教。由于他们所重视的“天道”与天主教教义互不相容,大部分人都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上述原因叠加在一起,使得幕府开始驱逐传教士,禁止天主教的转播。当统治者看到不断有传教士乘坐从东南亚来的船只试图潜入日本时,甚至废除了朱印船制度。当然,这也是因为有了其他的代替进口海外商品的方法,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川幕府是下了很大决心来禁止天主教的。

有意思的是,禁止天主教的不单是日本的统治者。尽管事态的表现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取代明朝的清朝、朝鲜,还有越南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东亚海域周边各国,禁止天主教成了一种共同的政策。支撑东亚地区政权的理念和社会秩序,与天主教教义和以传教为前提的天主教教会的世界观之间的深深隔阂难以调和。对于东亚海域的政权而言,天主教传教士的存在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与之相对照,在同一时期,在耶稣会和其他修道会开展传教活动的印度洋海域,却没有出现禁止天主教的政策。与东亚海域相比,在莫卧儿帝国和萨法维帝国的领地内,有更多的传教士在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的行动基本自由,当地政权也没有对其采取很大的限制。在一份官方的历史档案中,留存有萨法维帝国国王在宫廷里举行耶稣会传教士和伊斯兰教学者就哪一种信仰更好进行讨论的记录。但最终,这一地区的传教士们无法使更多的人改变宗教信仰,他们主要被作为医生或者巫师来对待。进入18世纪中叶,由于看不到当地人改变信仰的前景,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等修道会自主撤离波斯。对于印度洋周边各国的统治者而言,天主教并非致命威胁。在这一点上,印度洋海域和东亚海域有着很大的不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出岛

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东亚海域的情况,与在东南亚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用武力威胁当地政权的惯用伎俩不再奏效。至少在中国和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披着老实善良的外衣开展贸易。1604年以后,公司曾数次造访广州,希望和明朝开始正式贸易,但都被以没有朝贡关系为由遭到拒绝。不得已,荷兰东印度公司只好通过与华商的走私贸易、东南亚的出会贸易、袭击葡萄牙和西班牙船只来获得中国产品。但在东亚海域,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一个据点。于是在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12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攻打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但在损失300人以后仍被击退。1624年,他们终于在台湾西南部的沿海地区(现为台南市)构建要塞,并取名为热兰遮城(安平 城,Zeelandia),把这里作为对华贸易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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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在台南的要塞热兰遮城

 建造于台湾西南部,是荷兰对华和对日贸易据点

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艘船驶入日本平户港,德川家康许可他们在这里设立商馆。但是,这个商馆最初与其说是为了贸易,不如说其作为军事基地的作用更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围绕着高级香料产地的马鲁古群岛的权益问题,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存在纠纷,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粮食、武器、木材、石材,加上日本雇佣兵从平户送到东南亚。此外,平户也是袭击来往于澳门和长崎之间的葡萄牙船只的极佳地点。

直到荷兰人于17世纪20年代在台湾设置商馆,并且确立用日本白银交换中国生丝的转口贸易之后,平户的荷兰商馆才得以发挥其原有的功能。进入17世纪30年代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除了台湾,还把巴达维亚、暹罗、交趾、柬埔寨、东京(越南北部地区)等各地的大量特产运进日本。

对于德川政权来说,与荷兰人开展贸易最大的好处在于,他们没有和天主教传教士相互勾结。德川幕府虽然也想和葡萄牙人继续开展贸易以便获得中国和东南亚的产品,但却对天主教传教一事异常烦恼,难以取舍。因此,德川幕府对扩大与荷兰人的贸易持非常欢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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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热兰遮城遗址

 立有郑成功像(右)的安平古堡很受游客欢迎,古堡内还有瞭望台。台湾旅游协会提供

同时,为了使在日本的贸易顺利进行,荷兰人对德川幕府的命令和要求也是照章接受。比如,当德川幕府禁止出口武器和日本雇佣兵时,他们照此办理。16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商馆试图对日本朱印船征收关税,从而引发了台湾事件。这时也是荷兰方面把事件的最终责任人——台湾商馆馆长带到平户交给日方处理。1633年以后,平户商馆馆长甚至前往江户参见德川幕府将军,对于获准和日本开展贸易一事表示感谢。更有甚者,天草岛原之乱爆发时,受德川政权的委托,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只驶往岛原半岛的原城湾附近,并向城里发射了炮弹。

在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总额中,平户商馆的贸易额所产生的利润占到七成以上。既然能有如此高额的收益,为了维持贸易关系,荷兰人就算受些委屈也会忍受,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1640年,德川幕府以前一年刚刚建起的石造仓库墙上刻有的公历建造年份和天主教有关系为由,命令荷兰人将其拆除,商馆馆长马上遵命照办。1641年,德川幕府命令他们把商馆从平户迁移到长崎,他们也未加任何抵抗而遵从搬迁。之后,德川幕府又命令荷兰人搬到长崎的一个人工小岛出岛上,并原则上禁止他们外出。对此,荷兰人也都服从。

亚洲之海——日本的“锁国”政策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平户荷兰商馆石造仓库复原图

 1639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建造,该仓库的复原工作正在进行。平户市教育委员会提供

这与荷兰人在亚洲其他地区经常采取高压且傲慢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是一种让人难以相信的低姿态。几乎就在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采取极端暴力的手段,借此垄断香料贸易。这其中的差别令人惊讶。公司最大的目的是通过贸易获取利益,或许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公司就在各地采取了最适合当地的方法。

在被称为“政治之海”的东亚海域,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等欧洲人无法做到为所欲为,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被东亚海域的一大势力——郑成功大军击败,好不容易在台湾设立的商馆也被迫放弃,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印度洋海域相比,西北欧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只好暂时遵守这一海域的秩序,并努力从中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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