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爱与“禅让”的真相 ——尧、舜、禹的传说

一

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别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搞混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叫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原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当时的日本，农民属于贱民，连姓氏都不能有，更不用说基本的人身权利了。而且丰臣秀吉他们家在农民里都算是最底层的：穷得叮当响。丰臣秀吉早年丧父，他本人长得矮小丑陋，也没受过教育。总之，丰臣秀吉的出身简直卑贱得不能再卑贱了。

但他最后统一了日本。

丰臣秀吉靠着自己的勤奋、聪明和运气，从社会最底层一路奋斗，最终把全日本大大小小的贵族、官僚、军阀都掌握在手心里。他可以说是全日本最会玩政治和谋略的人之一。

谁都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能千秋万代地传递下去。但是丰臣秀吉却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亲生儿子都早夭了。

连后代都没有，这家业该怎么继承呢？丰臣秀吉眼看自己行将就木，无可奈何，只能挑选了一个养子当继承人。要说丰臣秀吉还是会挑人的，无论从年龄还是能力上看，这个养子都比较理想。而且这个养子其实也不是外人，他是丰臣秀吉的外甥。

丰臣秀吉为了培养养子煞费苦心，在世的时候就把权力让给了他，自己退居二线。一切都很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在丰臣秀吉晚年，他突然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的问题是，丰臣秀吉该不该让这个亲生儿子继承权力？

从理智上讲，绝对不应该。因为这个时候丰臣秀吉已经老得不行了，等他撒手人寰后，幼子还来不及长大。你让这么小的孩子独掌大权，等于把他变成了待宰的肥羊，宦官、重臣、军阀都会一拥而上争权夺力。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幼子继位导致王朝内乱的例子多得数不清，日本政治家都熟读中国历史，丰臣秀吉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让幼子继承大权，其实就是政治自杀。

但是丰臣秀吉偏偏就这么做了。

幼子出生后，丰臣秀吉不惜杀掉养子全家和众多大臣，硬是让尚在襁褓中的幼子继承大位。等到秀吉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五岁。

果然秀吉死后不久，他的丰臣家就被其他大名推翻，他那小儿子也跟着自杀了。

丰臣秀吉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他费了那么大力气得到的权力，就因为自己不顾一切的决定，被轻而易举地葬送了。

是什么导致了他丧失理智？

是基因。

前面我们提到过“进化论”。进化论说的是，我们身体中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各种生理特征。基因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同时，大自然特别残酷，大部分基因都在自然竞争中被淘汰，只有特别有利于生存、遗传的基因，才能被保留下来。

说白了，我们的基因都有一种“让自己努力延续下去”的本能。

比如，我们见到大眼睛、宽脑门的小猫，或者类似的卡通形象，会觉得很“萌”，很可爱。其实，“大眼睛、宽脑门”是婴儿的特征，人类的基因里拥有对婴儿呵护、爱怜的冲动，这样才有助于延续后代。

再比如，为什么人们都有私心，见到好的东西都想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在饥寒交迫的远古时代，只有多占有财物的人才能生存下去。私心是基因为了保护自己所产生的本能。

为什么天底下对你最好的人是你的父母？为什么父母愿意无条件地为子女付出一切？为什么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很多父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子女？这都是基因“延续自己”的本能。当一个人拥有了携带自己基因的后代后，他会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把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后代中，尽可能增加后代的生存机会。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明白“世袭制”的根源。

在基因的驱动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自己的财产、权力留给后代。掌握权力的独裁者也不例外。他们恨不得把全天下都当成自己家的私产，子子孙孙永永远远地传递下去。这就是“家天下”的原始动力。

二

问题是，要想“家天下”，你得先有“家天下”的能力。

要把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私产，光靠个人能力是不够的。

独裁者要管理一村一县的地方，这很简单，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处理就是了。但要是管理好几个省那么大的地方，该怎么办呢？古代没有飞机火车，也没有电话电报，有点什么消息都得靠马、船来传递。中国领土广大，从这头到那头，骑马快跑都要跑上好几个月。独裁者要想给地方上下一道命令，起码得一个多月才能收到地方的回信，这种模式下独裁者不可能管理地方的具体政务。

唯一的办法，是把地方事务委托给属下来管理。

这个模式我们非常熟悉：皇帝坐镇首都，地方上有各种地方大臣，什么知府啊，县官啊……这些地方大臣去管理收税、治水、诉讼、剿匪等等地方琐事。皇帝只负责在大事上下命令就可以了，这皇帝当得多轻松呀！

但轻松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是，人都有贪财图利的私心（想想那个拼命延续自己的基因），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只要有条件，谁都愿意多占有一些财物。遥远的地区和皇帝通个信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皇帝对地方事务所知甚少，他怎么能随时监督那些和自己远隔千里的地方官，防止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财物，甚至起兵造反呢？

要预防“地方官贪污和独立”的问题，这需要制定极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多方势力互相监督和制约，还要有公正全面的考核系统、通达保密的检举系统、高效安全的通讯系统——简而言之，需要一个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又必须依赖繁重的文案工作。大量文案工作要求每个官僚都要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大量识字的官僚又要求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教育机构。

原始人类没那实力啊！

目前，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夏朝人使用文字的证据。从已经发掘的遗迹上看，夏朝时期的文化还很落后，甚至国际学术界连“夏”这个朝代存在不存在都还有争议。

夏朝的生产力很落后，在这个时代，想建立一个能统一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比夏朝更早的尧、舜、禹时代了。

因此史学界一般认为，尧、舜、禹——假如他们存在的话——不可能是整个华夏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只是某个部落的首领。当时各个部落之间有摩擦，有合作，需要有人协调，于是各个部落开会商量，大家一起推举一个人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禹就是被推举出来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各部落就采取类似的推举制度。这些部落开会选出的领袖称为“汗”。

“汗”的推举过程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当上领袖能为自己和部落谋取更大的利益，人们都会争着抢着去当。

因为“汗”是推举产生的，所以“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汗”的权力有限，并非独裁者，更像是盟主或是调停人。他负责维护各部落之间的秩序，如果他侵犯了其他部落的权益，其他部落也有可能会推翻他。因为权力有限，所以“汗”也没有能力指定自己的子女为继承人。他只能在退位的时候向其他部落举荐继承人，至于该人能不能继承，那就要看部落大会同不同意了。

这个“推荐继承人”，恐怕就是尧、舜“禅让”的真相。

如果不嫌我啰嗦的话，让我用现代的例子再打一个比方。

这就好比在学校里，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活动小组。学生嘛，谁也不可能去统治其他同学。但是小组总需要有人牵头组织活动，于是大家只能采取推举的办法——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选出一个组长来。这个组长毕业了，必须离开小组了，小组里剩下的成员就要继续开会，继续推选新的组长。前任组长在离开之前，也可以推荐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供大家参考。

自然，我们不能认为这里的组长和古代帝王是一回事；也不能因为组长的推选过程是“大家商量”，就认为这里面都是和睦友善，绝无勾心斗角；更不能因为组长临走的时候推荐了自己的继任者，就认为他大公无私，是个大圣人。

这就是“禅让”的真相。

认为上古禅让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美德，这种说法最早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首的那些学者。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逐步瓦解，旧的道德规范被人践踏。用大白话说，就是“世道一天比一天乱”，用孔子的话说，叫作“礼崩乐坏”。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免不了总念叨着新不如旧，过去比现在好。既然过去总比现在好，按照这个逻辑再进一步推想，在更古老的尧舜禹时代，社会就应该是最美好的了。

所以孔子他们把上古时代的部落盟主推举制度大大美化一番，想象尧、舜是出于高尚的品德，主动让出权力的。至于“尧生活俭朴，克己爱民。舜宽厚待人，以身作则”，这些说法其实来自于孔子以及孔子之后诸学者的美化，并没有特别的根据。当时的史书《竹书纪年》和政论《韩非子》就有不同的说法，认为舜和禹都是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我们按常理推想，尧、舜真正的品行恐怕和普通的部落盟主没什么区别。

如果学历史学得囫囵吞枣，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禅让制比世袭制更“先进”。原始部落还是禅让制，到了后来改成了世袭制，这社会怎么越发展越退步了呢？

我们要明白禅让制和现代的选举制有本质的不同。选举制是在现代人有能力当独裁者的情况下，选择不去世袭和独裁。而禅让制是独裁者有心世袭却苦于没有能力的妥协之举，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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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片上有一些简单的刻画符号，有些人认为这是原始的文字。但由于符号太简单，不可能描述复杂的信息。

三

尧、舜、禹是部落盟主，那么黄帝和炎帝是什么呢？

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大致基于两种资料。

一种是古人的史书。古人所处的年代比我们早，和古事相差的年代比我们近，他们对古事的叙述就比今人更可靠些。比如写《史记》的司马迁是汉代的史官，他可以见到皇室收藏的历史资料，可以采访当时健在的老人。时至今日，司马迁见到的那些历史资料和古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留下的《史记》便成了记录那段历史的最好史料。

但是古人说的话也未必可靠，古文可以伪造，古人可能犯错，甚至故意写错。所以，研究历史要遵守“两重证据法”，除了古文，还需要第二种历史资料——文物古迹，用文物古迹和古人的文字记录互相印证，这样的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根据这个标准，商代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除了挖掘出大量商代的宫殿、陵墓遗址和商代器具外，还发现了大量来自于商代的文字——甲骨文。这些文字是商代人亲手刻下的，讲述了商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当时的人们称自己的王朝为“商”，说明商朝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

夏朝和三皇五帝的存在就有一些争议了。

关于夏朝，我们今天只发现了一些远古的遗址，知道这些遗址的年代早于商朝，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夏朝时期的文字，没有看到那时的人称呼自己为“夏”。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遗迹是属于夏王朝的（当然，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都是早于商朝的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实物证据不多，我们再看看古人自己的记录。

关于夏朝和三皇五帝的描述，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的古书。可是，春秋战国距离夏朝已经一千多年了。那时的人谈论夏朝，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谈论宋朝一样，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他们声称一千多年前的夏朝如何如何，并不是很可信的。

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华夏大地上，在商朝之前的确有文明存在。至于这个文明是不是叫作“夏”，“夏”的统治范围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统一华夏地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夏朝已经很难确认，三皇五帝就更是传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三皇五帝”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神话传说，黄帝、炎帝可能是某个原始部落的首领，或者是部落的名字。更多的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至于说黄帝发明了种种器具，这应该只是古人对文明渐进过程的一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