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角落——辜鸿铭的辫子之争

偶然间看到了几篇描写辜鸿铭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拿他的辫子说事，展开辜鸿铭的辫子之争。有说他是晚清第一个剪辫子的人；有说他是最后一个剪辫子的。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自号慵人，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知识渊博，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自号“汉滨读易者”，晚年又号“东西南北老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

20世纪初，西方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比在中国隆重。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印度圣雄甘地称之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德国一位教授郑重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他被日本聘去讲学长达四年，是近代中国学者中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创造性地把《论语》《中庸》《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西方人倡扬东方文化和精神，同时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他是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行者。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那时的中国被列强肆意瓜分，四面透风。他说这样的话，表明他在做着坚定而又绝望的挣扎，他的内心所承受的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

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林语堂还说，“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与他同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民国行政院长王宠惠道：“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郭沫若讲，“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记闻》中有一则笔记叫做《忘八蛋》。学部侍郎乔君对辜氏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辜在讽刺所谓“王道”，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治国方略，“王八蛋之道”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流氓们不断实践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

辜鸿铭为自己那条“象征性的发辫”坚持己见，他说：“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但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骂人总能骂在对方的命门上，因此被人贬为“怪物”，诮为“狂徒”。他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对他的评论，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

辜鸿铭死后，一位外国作家说：“辜死了，可是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

看辜鸿铭看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穷自身精力试图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展示出凛然不可欺的民族傲骨；他用最偏执的方式，来捍卫已经破落的中华传统文化，以不变应万变。对传统文化守护行之终身而不懈，以一己之力抗争整个世界；他以狂放的姿态，实是内心滴血的一种无助，来保护强烈的民族自尊。他的狂狷之气、另类表现只不过被人误读罢了，他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

辜鸿铭是一本蕴涵博大、耐人寻味的奇书。看有关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时而使你忍俊不止，时而让你为他的幽默善辩击掌，时而无奈的摇头。但在这一笑、击掌、摇头之际，你会生出站在辜鸿铭那个年代对文化、传统、民族尊严以及人生未来进行思考的想法，以你自己的方式认识和反思那个中西冲突风雨飘摇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