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原来是这样——盛极而衰，北魏也不能幸免

一

南方齐梁两朝交替的时候，北方是北魏宣武帝在位之时。

宣武帝名叫元恪，是孝文帝的次子。元恪的即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是大哥因为反对父亲的汉化政策被诛杀；其次是孝文帝在南征的途中突然死亡。元恪是在一片混乱中被群臣拥立为新皇帝的。

拥戴元恪的大功臣就是彭城王元勰。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晚年最信任的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坚定支持汉化政策。元勰是孝文帝的弟弟，是孝文帝南征时的得力助手。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帝在南征途中病重，元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掌握了实权。第二年，孝文帝在弥留之际，想将政权托付给元勰。他对元勰说：“嗣子幼弱，社稷就只能倚重你了。”元勰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愿意在政治上涉入太深。他苦苦推辞，说自古以来托孤的重臣也好，大权在握的权臣也好，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元勰更不想以皇叔身份辅助幼主了，认为这是“取罪必矣”。他举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孝文帝说服不了弟弟，叹息几声，不再勉强他了。元勰还主动求退，孝文帝就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

孝文帝随即驾崩，元勰主持了南征军队的撤回，还坚定地拥戴侄子元恪登基继位。之后，他主动处于退休状态，都没去定州办过公。

元勰辞让后，孝文帝指定了6个顾命大臣。他们分别是：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两个汉族大臣王肃、宋弁。其中，元嘉是太武帝的孙子，是皇室中的老长辈、老好人，他在顾命大臣班子里的象征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宋弁进入班子没几天就去世了。所以，真正主事的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王肃。

这四个人之间，矛盾重重。元禧和元详是亲兄弟，都是孝文帝的弟弟，自然抱成了一团。王肃是归降的南齐大臣，在孝文帝时期深受信任，提出了不少汉化主张。但他在北魏朝野的根基很浅。孝文帝死后，王肃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立刻受到了鲜卑贵族们的排挤。任城王元澄是个忠厚长者，但他对只动动嘴皮子、没几年就和自己并列为顾命大臣的王肃很不服气。恰好此时有一个投降的南齐人诬告王肃是南方的奸细，一直和南方暗通情报。元澄不核实情况，就草率地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不等皇帝诏令就软禁了王肃。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咸阳王元禧等人很快查明王肃并未谋反。元禧对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堂叔原本就心存畏忌，如今迅速抓住元澄陷害王肃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让宣武帝元恪罢了元澄的官，外贬为雍州刺史，赶出了京城。事件的另一主角王肃也被外贬为扬州刺史，镇守寿阳。王肃在寿阳郁郁寡欢，于景明二年（501年）去世。

至此，元禧和元详两兄弟掌握了北魏的实权。这二人才能平庸，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贡献，却热衷于享受。景明二年（501年）初，元禧派家奴找到领军将军（负责捍卫皇宫的羽林军）于烈，要调羽林军官兵充当自己的仪仗队。于烈直摇头，说这是“违制”的行为。皇帝的侍卫官兵怎么能去给一个王爷当仪仗队呢？元禧不甘心，第二次派人找到于烈，态度强硬地说：“我是天子的叔父，我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倔强得很，就是不同意。元禧大怒，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干脆请了长期病假，闭门不出。

表面上看，元禧赢了。殊不知，于烈虽然官职低小，却在羽林军系统有不小的势力。他早早安排儿子于忠掌握宣武帝的宿卫亲兵，长期跟随宣武帝左右。被元禧“修理”了以后，于烈授意儿子劝宣武帝“亲政”。皇帝一旦亲政，就不需要顾命大臣了。元禧自然就失权了。

宣武帝元恪已满18岁了，正是血气方刚，期盼大展拳脚的年龄。他也觉得顾命大臣碍手碍脚，想要亲政。北海王元详和元禧意见不合。他看到皇帝有亲政的念头，选择跳出来揭发元禧“专横不法”，希望给侄子留个好印象，争取亲政后自己能“失权”不“失势”。

于是，请了长期病假的于烈突然有一天全副武装起来，带上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在京城的元勰、元禧、元详三位王爷进宫。元禧措手不及，只得乖乖被押解入宫。宣武帝元恪宣布亲政，调整三位叔叔的官职。元勰被客客气气地解除职务，反正他也一心求退，所以叔侄双方都没有意见；元禧“升任”太保，明升暗降，被剥夺了实权，元禧敢怒不敢言；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元恪对他的主动揭发很满意，重用了他。一场权力之争，和平地谢幕了。

二

我们来看看亲政的元恪的个人素质。元恪大体上还过得去，算是一个认真工作（没发现他荒废朝政的记录）、关心百姓疾苦（正史上有不少他赈灾救民、警诫贪腐的诏书）的正常皇帝。《魏书》还记载了元恪射箭能射一里五十步，可见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差。

元恪亲政后，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他拒绝鲜卑遗老们返回平城故里的建议，扩建新都洛阳，继续父亲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对外政策上，元恪趁南齐末帝萧宝卷统治荒唐造成国家动乱，频繁南伐。北魏陆续占领了扬州、荆州等地的重要城镇，疆域进一步扩大，拉开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元恪也遭遇了两次对梁朝作战的惨败，导致北魏军队元气大伤。（详情见下一节“南北方又打起来了！”）

《魏书》称赞元恪“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喜怒不形于色、在朝堂上沉默不语，这些特点说好可好，说坏可坏。皇帝的确要端着架子，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有很多皇帝沉默不语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大臣们的争论没有准确的判断。元恪就属于这类皇帝。他对军事、历史、政治都能说上话，但对人心善恶、对政治的微观操作了解甚少，感觉很迟钝。这就造成元恪虽然能留下不少冠冕堂皇的诏书，却很少有切实的政绩。相反，北魏在他统治时期走上了下坡路。

却说元恪亲政后，让北海王元详做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又信任左右亲随茹皓、赵修等人。这几个人都不是好东西：元详能力平庸，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贪污受贿，聚敛钱财；茹皓、赵修等人暴得富贵，头脑发热，仗着元恪的宠信在外面弄权用事。他们一起将北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咸阳王元禧失势后，也不消停。自古权臣失势，免不了要抄家灭族。元禧很担心自己的命运。原来聚集在他身边的一帮人，本想仗着元禧谋取荣华富贵，如今看主子失势了，就怂恿主子孤注一掷地造反。元禧的亲信常常向他传递一些“宫中的消息”，今天说皇帝如何不喜欢元禧，明天说哪个大臣主张诛杀元禧。元禧为了自保，联络小舅子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人商议造反。当年五月，宣武帝元恪到洛阳郊区的北邙打猎。元禧乘机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并派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在政变的节骨眼上，一帮人却在具体细节上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元禧当断不断，竟然决定暂不起事，让大伙先散了，“从长计议”。参与谋反的杨集始见状，觉得如此造反绝不可能成功，一出元禧的家门，就跑到北邙向元恪自首了。元恪闻讯，不打猎了，调动兵马围捕元禧去了。元禧身边并无军队，被于烈派几个卫士就轻易逮捕了。元恪亲自审问后，责令元禧自杀，并诛杀参与谋反者十多人。咸阳王长子元通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元禧造反，对宣武帝元恪的刺激很大。“亲叔叔都会谋反，我还能相信谁呢？”他亲政前就对宗室诸王没有好感，如今更加疑忌宗室，进一步依靠身边亲信赵修等人，同时提拔母系外戚作为新的依靠力量——父亲的亲属不能相信了，就只能信任母亲的亲属了。

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原籍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遵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传统，在儿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就被迫自杀了。她的兄弟亲属散落民间，默默无闻。元恪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现在，元恪在民间找到了母亲的两个兄弟高肇、高显和一个侄儿高猛，都封为公爵。其中高肇被封为渤海郡公，最受元恪倚重。

高肇兄弟子侄三人，之前都是帝国底层的小百姓，如今突然被召入连想都不敢想的皇宫大内，一则惊恐万状，二则不知礼节，闹出了不少笑话。可在元恪看来，这却是母系外戚纯朴敦厚的优点。这又是小皇帝想当然的地方。土得掉渣的人不一定就纯真老实。高肇“数日之间，富贵赫弈”，变成朝廷大红人后，心理也变了。一个人从底层突然跃升为顶端权贵，往往带有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他要掩饰自己的自卑，同时要抓紧享受，并且聚敛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富，来缓解内心的不安。高肇知道高家在北魏朝廷没有根底，本家又人丁稀少，就选择勾结朋党、招降纳叛来壮大实力。对于主动依附投靠的人，高肇竭力拉拢、保举，让他们几十天内就升官；和高家过不去的人，高肇就百般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把社会底层那一套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流氓伎俩都搬到了帝国朝堂上来，朝野群臣们还真不是对手。在财富上，高肇进一步败坏风气，大把大把抓钱。咸阳王元禧伏诛后，王府的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大多入了高氏的私囊。

宣武帝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的势力膨胀得很快。当时，宣武帝的头号亲信是散骑常侍赵修；朝廷的实际主政者是北海王元详。高肇决心扳倒二人，取而代之，让势力更加壮大。

赵修出身卑微，是元恪当太子时期的侍卫。元恪非常信任赵修，登基后一路将他提拔到散骑常侍的高位。赵修在家中设宴，元恪都会亲自参加，还招呼许多王公贵族官僚一同前往。赵修小人得志，顿时忘乎所以。他仗着皇帝宠信，在外面胡作非为，欺负同僚。父亲落葬时，赵修毫不悲痛，宾客在送葬路上竟然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取乐。对于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角色，高肇对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大义凛然地揭发赵修的罪行。赵修早已犯了众怒，大家见高肇挑头，纷纷跟进，争先恐后地控诉赵修的罪状。宣武帝就是想袒护赵修都不行了。景明四年（503年），宣武帝元恪不得不把赵修公开审问，判决鞭打一百下，发配敦煌充军。高肇是要取赵修性命的，所以安排了五个五大三粗的壮汉轮流鞭打赵修，实际打了三百鞭。不想，赵修出身侍卫，身体素质过硬，吃了三百鞭竟然没有死。虽然没死，赵修也伤痕累累了。高肇紧跟着让人把赵修绑在马后，赶马飞跑。可怜赵修重伤得不到休息，又被马拖着跑，跑了几十里地就血肉模糊，死了。

几个月后，高肇又告发北海王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反。元恪已经不信任宗室亲王了，而茹皓等四人都是元详推荐到元恪身边的。他把两者联系起来一想，越来越觉得高肇的告发有道理。元恪迅速抓捕茹皓等四人，第二天就处死；派羽林军将元详押往华林园软禁。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如何处置。大家的处理意见是将北海王元详废为庶人，严加圈禁。元恪很可能是想留元详一条性命。不想，北海王府的几个家奴策划劫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连累元详被杀了。

元详“谋反”事件，让宣武帝元恪进一步猜忌宗室诸王。高肇猜透元恪的心理，劝他加强防范宗室诸王。元恪派出禁军驻守各王府邸，名为保护，实际上将各位王爷当做囚犯看守了起来。彭城王元勰劝谏元恪，说国家分封诸王就是为了让诸王拱卫皇室，如今形同囚禁，怎么让诸王发挥作用？万一皇上出事，谁来保护？可惜，元恪不听。元勰心中苦闷，干脆自我封闭起来，不与人来往了。

宗室诸王集体失势后，元恪自然更加倚重外戚高氏。高肇的气焰日渐嚣张。他出任了尚书令，主持朝政，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高平公主做妻子，还送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不久，于皇后暴亡（很多人怀疑是高肇下的毒手），高贵人就升格为了皇后。高家的权势多了一层保障。至此，高肇阴谋得逞，成了北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三

元恪暗于识人，不擅微观实践，却有很高的佛学修养。他喜欢在宫中召集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带动佛法在北方的报复性发展。

皇帝醉心佛法，方便了高肇在外面任意胡为。史书很不客气地说他“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为了显示才能，高肇特别喜欢“改革创新”。他修改了大多数的先朝旧制，又不能制定成功的新制度，造成了政务的混乱。其中，改革涉及现任官僚、贵戚们的勋位、封秩，高肇都进行了削减，造成官场上民怨沸腾。他将自己置于非常重要危险的地位了。

永平元年（508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的叔叔、彭城王元勰的弟弟）在信都称帝，公开造反了。促使元愉造反的原因很强大：他和侄子宣武帝有矛盾，宣武帝曾经逼死他所爱的女子，逼他迎娶高氏女子；他对高肇的大权独揽很不满，又担心朝政被高氏败坏；他自己也想过过当皇帝的瘾，等等。可惜，元愉造反的实力却很弱小。朝廷镇压的大军很快就到达冀州。元愉只抵抗了一个月，就在逃亡途中被擒。在元愉被押解往洛阳的半路上，高肇派人把他杀害了。（元愉生前没当成皇帝，日后次子元宝炬成了西魏皇帝，他在九泉之下被追尊为了皇帝。）

元愉造反事件，被高肇利用来向彭城王元勰开刀。元勰才华出众，声誉很好，被北魏军民公认为“贤王”。之前，孝文帝有意让他主政，元勰主动推辞的事情，被传为美谈。高肇就觉得元勰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他之前多次诬告元勰，元恪都不相信——毕竟，元勰对元恪有拥立的大功。这一次，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潘僧固被裹挟参加了元愉造反。高肇又一次诬告元勰，说元勰不仅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少数民族，参与谋反。高肇还收买元勰旧部魏偃、高祖珍做证人，一起诬告元勰。在种种似是而非的证据面前，宣武帝元恪又一次做出了错误判断，无奈地接受“又一个叔叔谋反”的事实。

于是，元恪设下酒席，召高阳王元雍、彭城王元勰、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四位皇叔，以及广阳王元嘉和高肇赴宴。散席之后，元恪安排各位王爷分别择地休息，然后派人带着武士给元勰送去毒酒，逼他自杀。元勰不肯喝，力辩清白，大喊有人诬告，再三要求和告发者对质。来人不肯传达，拔刀相威胁。元勰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最后饮毒酒自杀。来人担心元勰不死，又命武士补上了一刀。天亮以后，元勰的尸体被一床被子包裹着，送回彭城王府。宣武帝对外宣布彭城王“醉酒而亡”，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赐彭城王谥号“武宣”，企图掩人耳目。（元勰的儿子元子攸后来当了北魏皇帝，追尊他为文穆皇帝。）

高肇又一次阴谋得逞，又一次升官，当了车骑大将军、司徒。如果按照这个状况发展下去，高肇会加速蚕食北魏的实权，说不定还会成为第二个王莽。不过，朝野百官暗中早已对他心怀怨恨，恨他为人歹毒。特别是元勰遇害后，军民们普遍同情元勰，认为高肇“屈杀贤王”，是幕后黑手。鲜卑贵戚们更是对高肇恨之入骨。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元恪突然病故，享年33岁。太子元诩即位，年仅6岁。

元恪一死，宗室诸王和不满高肇的大臣们立即策划反击。依附高肇的官吏也纷纷“倒戈”。前一年的十月，高肇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进攻益州，刚好不在洛阳。于忠当时担任领军将军。之前他被高肇“修理”过，处于受压制状态。如今，他调动羽林军，控制局势，又与侍中崔光等人商议，请出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主持朝政。

新领导班子用新皇帝的名义，召高肇回京。高肇得知洛阳的变故，知道不妙。这时候，不学无术的缺点就暴露了出来。他竟然想不出摆脱危局的方法，只得乖乖回京。高肇进宫对着元恪灵柩痛苦哀号。高阳王元雍和于忠早已埋伏了十多个武士，等高肇哭完先帝，就把他拉出去杀了。高肇专权之祸，终于解除。

高肇对北魏命运起了恶劣的作用。原本平庸的元恪带着北魏缓慢前行，高肇就像是一股催化剂，引着大家走上了下坡路。他的揽权胡为，加剧了北魏朝野的贪腐之风；他的改制乱为，恶化了北魏帝国的政治运作；他的诬告陷害，打开了北魏内部倾轧的大门。这些加上同期北魏对南梁作战的两次大败，使得整个帝国由盛而衰，不复孝文帝时期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