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为什么把丹阳作为平定江东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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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为什么“就舅氏（吴景）于丹阳”，对丹阳郡如此重视，并作为平定江东的根据地？

孙策

丹阳郡属于扬州，其辖境相当现在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江苏省大茅山和浙江省天目山脉以西，以及浙江省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地区，辖境内群山起伏，连绵不绝，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说：“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这段记载，对丹阳地区的特点，以及丹阳人民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现在的人们看来还感到栩栩如生。

就丹阳来说，“山谷万重”“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这是一个广袤的丛山地区，而且山出铜铁，又给铸造兵器提供了丰富资源。至于居住于丛山之中的人民，“未尝入城邑”，“白首于林莽”，见到进山的官吏，则“皆仗兵野逸”，这是指世代居住山中包括越族在内的“山民”（“山越”）；此外，被官府视为“逋亡宿恶”的平原居民，为了逃避压迫和惩罚，“咸共逃窜”，相率举家进山，也大多成为当地豪族的部曲或田客。无论原居深山或从平原迁徙而来，为了自卫和反抗，他们都“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富于战斗力。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深山丛莽之中，“升山赴险，抵突丛棘”，有如鱼游深渊，猿猴腾树。在山中豪族率领下，一有机会就“出为寇盗”。当官府出兵攻讨时，战胜则蜂拥而至，战败则如“鸟窜”，仍进入深山。《后汉书》《三国志》有关史料所说的“山民”或“山贼”，基本如此，《诸葛恪传》的这条史料，具有典型意义。

生活在丹阳丛山中的居民，由于“好武习战”，是最好的士兵来源；如上所说，山中出铜铁，又为制造武器提供了条件。前引《江表传》所述袁术与孙策的对话，就指出丹阳是“精兵之地”，而“丹阳兵”也因之著称于时。（“丹阳兵”一词，见《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又见同书《蜀志》的《刘备传》。）东汉末年以来，统治者经常赴丹阳募兵。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曾派都尉毌丘毅到这里募兵（《三国志·蜀志·刘备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无疑，曹操从丹阳太守周昕那里得到的兵众，属于“丹阳兵”。以后，周昕还不断给曹操输送士卒，达万余人之多，当然也是“丹阳兵”（《三国志·吴志·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此外，同书《刘备传》说，徐州刺史陶谦曾经将丹阳兵四千补充刘备的队伍；陶谦是丹阳人（《三国志·魏志·陶谦传》），这批“丹阳兵”应该从家乡招募而来。据有丹阳郡，掌握一支“好武习战”的“丹阳兵”，对当时割据者来说，是富有极大吸引力的。从而可以理解，孙策为什么将丹阳郡作为平定江东的重要根据地，并作为既定策划的一个主要环节。

陶谦

《三国志·吴志·吴夫人传》说：“孙破虏（孙坚）吴夫人，吴主（孙）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吴）景居。……景常随（孙）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袁术上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吴景是孙坚之妻吴夫人的亲弟，也是孙策的亲舅父，并一直随从孙坚作战，当然是孙策既定策划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孙策的这个策划，如前所说，具有明确的步骤目标；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可以说策划的基础，这就是，必须首先攻占丹阳。有了地盘，不仅孙策索回的部队有立脚之地，也才可能凭借这个“精兵之地”的优越条件，“东据吴会”，进行平定江东的战争。

当时东汉政府所任命的丹阳太守周昕，属于会稽周氏。《三国志·吴志·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说：“（周）昕字大明。少游京师，师事太傅陈蕃，博览群书，明于风角，善推灾异。辟太尉府，举高第，稍迁丹阳太守。曹公（曹操）起义兵，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袁术之在淮南也，（周）昕恶其淫虐，绝不与通。”说明周昕是当时名士，出任丹阳太守为东汉政府所任命，他与曹操的关系非同寻常，属于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周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如前所说，所遣送的当然是“丹阳兵”。丹阳成为曹操的兵源之地，对袁术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周昕

攻占丹阳，拔掉袁绍、曹操在扬州的这颗钉子，对袁术，包括与之结盟的孙策、吴景等人，实在刻不容缓。袁术利用孙坚旧部，将这个任务交给吴景。在孙策、吴景看来，占有“精兵之地”的丹阳，更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前引《吴夫人传》，仅说明袁术任命吴景为丹阳太守，吴景击败周昕，攻占丹阳，叙述极为简单。同书《孙静传》注引《献帝春秋》说：“袁术遣吴景攻（周）昕（丹阳），未拔，景乃募百姓敢从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则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还本郡（会稽）。”说明吴景攻克丹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支持周昕的所谓“百姓”，绝非一般人民，应该是当地豪族，待吴景切断了他们与周昕的联系之后，周昕这才放弃丹阳，解散部队，逃回家乡会稽。后来，孙策进攻会稽，周昕仍率军与孙策为敌，为孙策所杀（《三国志·吴志·孙静传》）。丹阳之战能否获胜，不但对孙策一生，即是对孙吴政权的建立，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吴景攻占丹阳，并被袁术任为太守，是孙策的一大胜利，为既定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前引《吴夫人传》说：“袁术上（吴）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紧接其后，又说：“孙策与孙河、吕范依（吴）景，合众共讨泾县山贼祖郎，郎败走。”说明吴景初据丹阳之际，孙策就立即偕孙河、吕范前来，这是为什么？据同书《孙河传》及注所引《吴书》，孙河是孙坚族子，“少从坚征伐”“典知内事，待以腹心之任”，以出继其姑母俞氏，“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再据同书《吕范传》，吕范“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时唯（吕）范与孙河常从（孙）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说明孙河、吕范当时是孙策参与机密的左右手。孙策偕同两人赶来丹阳，必然有重要事务需要与吴景商议。从当时形势，以及此后的行动看来，其结果即是策划的形成，以及付诸实施的步骤。如前所说，孙策既定策划的形成，应该是在吴景取得丹阳这块地盘之后，其主要依据即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