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出身低微，为什么能出任长沙太守这种地方高级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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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孙坚如此低微的出身，为什么能出任长沙太守这种地方高级职位？东汉末年是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代，也是游侠横行的时代，孙坚取得长沙太守的职位，对东汉政府来说，完全出于被迫，因为需要他的武装力量镇压在长沙自称将军的区星的起兵。《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魏书》说：“（孙）坚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敕吏曰：‘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尽管身为一郡之长，孙坚却自认为，他的任务仅在镇压“盗贼”。不但如此，孙坚还“越境寻讨”，镇压在零陵、桂阳两郡起兵的周朝和郭石，并援救“为贼所攻”的豫章郡宜春县。当时，荆州所属凡八个郡国，孙坚率领的部队，就曾驰骋于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而且军威所至还及于扬州的豫章。《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吴录》说：“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于（孙）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孙）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这段对话，生动反映了孙坚的性格和特点。“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这是孙坚的自诩，也是他的“猛壮”性格的反映；同时，对东汉政府法令也不放在眼里，尽管主簿谏阻，孙坚仍“越界攻讨”“进兵往救”。《后汉书·李章传》说：“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这属于法律规定。孙坚“越境寻讨”“越界攻讨”，完全是无视汉法的行动，说明孙坚虽身为太守，这种行径仍是当年的“轻侠狡杰”！

《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四年）冬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三国志·吴志·朱治传》说：“中平五年，拜司马，从（孙坚）讨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结合前面所述，孙坚不但镇压过在长沙、零陵、桂阳起兵的区星、周朝、郭石，还曾镇压在零陵起兵自称“平天将军”的观鹄，以及与周朝并列的苏马，起兵反抗东汉政府的凡五人，应该是一次规模相当巨大的行动。这是一次什么性质的起兵？孙坚为什么出兵镇压，甚至无视汉法，越界征讨？由于史料限制，从正面几乎很难了解。但是，据另一条并未提及这次起兵的史料，却从侧面反映了区星等人的身份，这次起兵的性质，以及孙坚出兵征讨的真正原因。《三国志·吴志·黄盖传》说：“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初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孙坚举义兵，（黄）盖从之。（孙）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黄盖是零陵人，随从孙坚“南破山贼”，应该即是指孙坚镇压这次起兵的战争。因此，“山贼”这个词，是探索观鹄等人身份，以及起兵性质的重要依据。

据《后汉书》《三国志》所反映的情况看来，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当时都出现过所谓“山贼”。在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等郡，“山贼”一词又可以与“山越”画等号，即是说，“山越”也属于“山贼”的范畴。由于孙坚这次军事行动，主要在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当然不是“山越”，但由于“山越”和“山贼”的性质相同，因此，又可以据较为丰富的有关“山越”的史料，以具体了解“山贼”。什么是“山越”？当时，江南越地居住深山和逃避赋役或避罪入山的人民，他们投靠大姓豪强，成为部曲、田客，即政府不能控制的私家领民。为了反抗政府征发，同时也是保卫和扩大其既得权益，大姓豪强往往拒守山险，组织武装，或公开起兵以反抗政府，从而又被称为“山贼”。当时，政府和这类大姓豪强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争夺劳动力（包括兵源）的战争。从大姓豪强手里所夺得的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即充实兵源、榨取租税和征发徭役。（参看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其他地区的所谓“山贼”同样如此。《三国志·吴志·黄盖传》说：“乃以（黄）盖领（长沙）太守，……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又《陆凯传》说：“五凤二年，讨山贼陈毖于零陵，斩毖克捷。”尽管时间有先后，说明长沙、零陵两郡是有所谓“山贼”的。而桂阳郡，据《后汉书·卫飒传》所说，“民居深山，滨溪谷”，说明郡内是有山民的，同书《陈蕃传》又说：“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至于豫章郡，更是“山越”聚居之地。这完全可以与上引《黄盖传》所说“（孙）坚南破山贼”互证。因此，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起兵的观鹄等人，应该是山中大姓豪族的首领，他们反抗东汉政府，是在保卫自己的既得权益，这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从孙坚来说，也是企图从观鹄等人手中夺取劳动力，以补充兵源，扩大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取得更多的租税和徭役，以充实财富。这次战争，孙坚是胜利者，不仅取得了东汉政府给予的乌程侯封号，更大大补充了他的军事力量。从作为“轻侠狡杰”时所拥有的部曲，到在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进攻“山贼”，这是孙坚的武装力量形成壮大的重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