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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

历史大观园 沙场飞将 2021-11-29 00:41:51 0 曹奂

真实的历史是需要不断探索的,求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目标,历史文献只是参考;历史又是生动活泼的,一起来研究下“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的话题,感受历史的魅力。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

杀了成济,仍难平震荡,除了司马昭备感压力,郭太后那边压力也不小。

当初司马师想立曹据,郭太后不干,非要弄来个曹髦。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郭太后下了一份诏书,重点是历数曹髦的罪状,为自己多少做些开脱。

郭太后在这份诏书中说:

“我当初援立东海王之子曹髦,考虑他是明帝的后嗣,又见其喜好书疏文章,以为他能成为大才。不想他性情暴戾,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曾多次呵责他,致使他对我产生怨愤,听信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诬谤之言,从此两宫隔绝。

“曹髦平时所言所行不可忍听,承担不了天下重任。我曾秘密地告诉大将军,此子如果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我们死后无颜面对先帝。大将军认为他还小,可以改正,应该给他机会。但是,此儿忿戾成性,越来越甚。曾举弩向着我住的永宁宫遥射,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最好射中我的脖子,后来有支箭坠落在我的面前。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将军,认为不可不废了他,前前后后说过数十次。此儿听到后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拉拢贿赂我身边的人,偷偷给我下毒,后事情败露,便纠集人想到这边来杀我,同时到外面再杀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拿出事先写好的黄素诏,告诉他们即日施行。

“我既老且寡,岂在乎多活少活?只是感伤于先帝的遗志得不到贯彻,以社稷颠覆为痛!幸赖宗庙之灵,王沈、王业立即奔告大将军,得以先做准备,此儿将左右出云龙门,擂战鼓,亲持兵器,混在左右人群之中,结果混乱中被害。

“此儿行悖逆之道,又自陷大祸,让我伤心不已。昔日汉昌邑王因罪被废为庶人,此儿也只配用庶民之礼安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犯的过错。尚书王经凶逆无状,把他及家属皆交廷尉审讯。”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

这份诏书有点通告天下的意味,描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也历数了之前曹髦犯下的罪恶,包括用弩射郭太后、买通左右给郭太后下毒等骇人听闻的事。

只是当事人已死,事情的真伪无从考证。

诏书下达后,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等人又领衔给郭太后上疏,请求以厚礼安葬曹髦。

这份群臣的上疏说:“看到您发布的中令,因高贵乡公悖逆不道,依汉昌邑王因罪被废的故事,以平民之礼安葬。臣等不能匡救祸乱,深感痛心!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以民礼葬之,也符合旧典。然而,臣等深感您仁慈之心,虽说有春秋大义,但仍然哀矜伤悲,故恳请加恩以王礼葬之。”

太后应允,于是把曹髦以安葬王者的礼仪葬于洛阳西北30里的瀍涧之滨。出葬那天,仅有车数乘,不设旌旗,十分低调,但仍然引来附近百姓的围观。

大家纷纷议论:“这就是前天所杀的天子啊!”

有人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现在必须马上考虑的是,由谁来接任曹髦。

这一次,郭太后不再发表意见了,交由司马昭与公卿商议。经过大家的讨论,觉得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奂比较合适。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

曹奂出生于曹魏正始七年(246年),现在14岁,也就是说,少帝曹芳在位7年后他才出生的,但他的辈分却不低,他的父亲燕王曹宇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他是曹家的第三代,现在被封为常道乡公。

曹宇是曹操与夫人环氏所生,环夫人还生下了著名的神童曹冲,魏文帝和魏明帝时曹宇深受宠爱,封爵至燕王。魏明帝曹叡特别和这个叔叔谈得来,病危时本欲立曹宇为大将军,让他辅政,后由于刘放、孙资的杯葛而作罢,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后,曹宇被免官回家。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六月的一天,曹奂来到洛阳,拜见皇太后,当日便在太极前殿继位。

之后大赦,赏赐百官,改年号为景元。

就在当月,新帝下诏进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增加两郡的封地,使封地总数达到十个郡,加九锡,司马氏众子弟未有侯爵的都封为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

与曹髦相比,曹奂要安静得多,他既不去太学、辟雍找人探讨学问、吟诗作赋,也不与郭太后闹别扭,整日就待在深宫里,过一天是一天。

曹奂虽然还不知道他是最后一个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曹氏成员,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这个名义上的曹魏社稷往后延续。至于能延续到哪一天,他也不知道。

司马昭全面掌权后,一方面巩固权力基础,消灭政治对手,另一方面继续扩充军力,积极准备统一天下之战。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

面前蜀汉和孙吴两个对手,不能同时消灭它们,那么先灭哪一个呢?

司马昭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应该先灭亡蜀汉。

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夏天,司马昭召集群臣说:

“自从寿春平叛以来已经6年没有战事了,这几年里我们集中精力制造兵器、修缮盔甲,准备对付吴蜀二虏。如果灭吴的话,我大致计算过,造战船、开水道总共得用去1000多万个工日,也就是说10万人得忙100多天才能完成(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另外南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必然会遇到疾疫。所以应当先取蜀,灭蜀3年之后,借巴蜀可以顺流而下的有利地势,水陆并进去灭吴,就像历史上晋灭虞定虢、秦吞韩并魏那样,是很容易的。据报告蜀国有9万军队,驻守在成都及守备后方的大约4万,余下5万是机动部队。如今姜维被拖滞在沓中不能东顾,我们的大军可以直指骆谷,趁其空虚袭击汉中。

“蜀军如果各自据城守险,必然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我们就可以调集大军破其城池,派遣机动部队占据其村野,敌人虽有剑阁却无以为守,虽有雄关却无力自保,以刘禅的昏庸,在边城陷落、内部士民惊慌的情况下,蜀国的灭亡一定指日可待!”

司马昭伐蜀决心已下,但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兼西线战场总指挥邓艾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最好的出征时机是蜀国内部出现祸乱时,而目前看这个条件还没有到来,所以得等一等,为此他多次陈述了相关看法(屡陈异议)

但司马昭不想再等了,他做出了两项安排。

一项安排是派自己身边的秘书长(主簿)师纂去担任邓艾的军司马。之前介绍过,军司马相当于武职的长史,等于让师纂这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大将军长史府)降格为西部战区司令部的秘书长(征西长史),用意当然是传达和执行司马昭伐蜀的作战意图和方案。

另一项安排是提拔钟会担任镇西将军,四征将军高于四镇将军,如果邓艾是西部战区司令(征西将军)的话,钟会就是西部战区的副司令(镇西将军),其意图也是督促邓艾抓紧行动。

邓艾只得执行司马昭的命令,积极筹备伐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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