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英雄记——没事瞎折腾

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向自己的权力发出挑战，曹爽这伙人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曹爽带着搞腐败，平时吃的、用的、穿的都跟皇帝一样（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平时他尤其喜欢收藏珍贵玩物，搜刮了很多宝贝。曹爽拥有很多妻妾，甚至还私自从宫里带走了魏明帝的七八个才人做自己的妻妾。在曹爽家里有一支由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共33人组成的伎乐队，专供其享乐。

曹爽听说武皇帝曹操生前的宫人们在歌舞方面水平最高，至今无人能超越，为提高自己家伎乐队的演奏水平，他还伪造诏书，先后派出了57个人去邺县“进一步深造”。

有个宦官头目（黄门）叫张当，千方百计巴结曹爽。后宫里的才人石英能歌善舞，被曹爽看上了，张当便偷偷地把石英以及其他另外十名才人送出宫，献给了曹爽。此事尽管做得很隐蔽，但最后还是泄露了消息，知道的人无不瞠目结舌。

曹爽不仅自己享乐，还把何晏等人叫上。为此他们专门营建了一处秘密窟室，擅取太乐乐器和武库御制兵器进行布置，内部装修极其豪奢，曹爽多次与何晏一伙人在其中饮酒作乐。

在曹爽的纵容下，何晏把洛阳、野王原来属于典农校尉管理的数百顷桑田划为己有。有什么官家东西只要被何晏看上都直接往家里搬。何晏还公开向各州郡索贿，由于他手里掌握着官员升迁大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看到这种情景，曹爽的弟弟曹羲十分忧虑，多次提出劝谏，但曹爽不听，曹羲还写了三篇文章陈述因过度骄淫奢侈将导致祸患的道理，言语极为恳切，曹爽看了很不高兴。

除了骄奢淫逸，曹爽一伙人还喜欢瞎折腾。

夏侯玄自认为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曹爽的支持下，由夏侯玄牵头曾进行过一场所谓的改革。

首先，改革九品中正制。两汉本实行察举征辟制，这种主要靠推荐的选人用人制度存在很大弊端，推荐的标准重所谓品德而轻才能，于是造成了各种形式主义和大量庸才的出现。曹操打破了这样的人才标准，更重才干而不拘泥于人品如何，取得了成功。之后魏文帝和魏明帝出于对世家大族的拉拢，又逐渐向两汉旧有的选人制度回归，重新推行察举征辟制，这就是陈群等人创建的九品中正制。

按照这种选人办法，尚书台的吏部曹是负责选官的机构，但是各州、郡、县，以及朝廷各官署有成千上万的官吏要选用、升降和考核，吏部曹不可能忙得过来，这就要把选人用人的职责进行划分，尤其是将物色、推荐人才方面放给一定的机构或人员。根据九品中正制的设计，专门负责考察干部人选的叫“中正”。

中正就是选择一些“贤有识鉴”的朝廷官员兼任其原籍所在的州、郡、县的中正官，其职责是发现本州、本郡、本县范围内的各类人才，通过德才、门第等定出“品”和“状”，供吏部曹选官参考。“品”是考察人才的品德、门第等，评定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等于给后备干部考察打分。“状”是中正给被考察人最后做出的评语。这种“干部选拔”制度不仅有考察，考察也有标准，考察的结果既有量化指标也有定性的结论，这种干部考察机制应该说是很先进的了。但是，按照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的标准判断人才，很容易走向重门第而轻德才的局面，最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不公。

夏侯玄认为这种制度有很大弊端，由于选拔环节涉及多个部门，造成了一定混乱（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中正官、地方行政长官在选人用人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但职责不明，使吏部曹在选官上经常处于被动。夏侯玄提出，要明晰尚书台、地方行政长官、中正官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分工更为明确（明其分叙，不使相涉），尤其是在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形成制衡，谁都不能说了算。

简单地说，过去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联合考察人才，他们通过商量给吏部曹报来一个“品”和“状”的考察结论，对于这个考察结果吏部曹没有不接受的理由。在他们商量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作弊，而现在通过明晰职责，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各拿出一个考察结果，同时报到吏部曹，由吏部曹综合这两份结果再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过去是“面对面”，现在改为“背对背”，通过改革，尚书台吏部曹就把选人用人上的主导权从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手里抓了回来。

其次，改革行政层级。秦汉实行郡县制，中央以下为郡，郡以下为县，两汉实行分封制，郡一级的封国与郡相当，最多时全国有108个郡国，都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确有点管不过来。于是两汉增设了“州”的设置，开始却不是行政设置，而是为监察郡县官员所设，长官为刺史，品秩远低于郡太守。

汉末时局动荡，州刺史权力越来越大，后来刺史改为州牧，州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夏侯玄认为增加了州这一级，造成了机构重叠、官众事繁，不仅行政资源浪费，而且容易产生结党营私、用人唯亲等弊端。为此，夏侯玄提出应该精简机构，减少中间层级，具体来说，就是撤销郡国这一级建制，由州直接管理县，他认为如果省去郡太守和国相，县可以直达州，办事效率将极大提高（事不拥隔，官无留滞），同时还可以节省经费，有利于民。

最后，改革官场繁文缛礼。夏侯玄是个玄学家，玄学主张因循自然、抱朴求真，所以他主张革除官场上的形式主义和繁文缛礼。他认为，文和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像一年之中的四季一样交替出现，君王应效法上天形成的这种规律治理天下百姓，对当时的弊端加以改变和革新。当时代的风俗过于质朴粗陋，就用礼仪来修补；时代的风尚过于奢侈，就用质朴来补救。大魏王朝承继百代，有秦汉以来留下的影响，总的看社会风气有点奢侈，应该大力革新风俗习尚。

具体来说，按当时制度规定三公、列侯以下大将军以上的官员可以穿凌锦、罗绮、纨素，佩戴金银雕刻的装饰品，而大将军以下的官员，可以穿多种颜色的衣服，虽然根据上下等级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朝廷大臣的衣服服饰可以与皇帝相比，玄、黄两种颜色老百姓也能穿，如此，想让市场上不卖华丽色彩的奢侈品，商人不经营那些难以得到的珍宝，工匠不做精细雕刻的工艺品，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夏侯玄提出大臣们的车舆服章应遵照古法，禁止奢侈之服，形成朴素之风。对于那种因过分讲究而形成的奢华之气，夏侯玄称之为“华丽之事”，这一切都应当予以革除。

上面这些改革主张其实倒也谈不上有太多的创新，更多的是在复古，改革九品中正制表面看是要打破门阀世袭，但也只不过是换了个选官的形式，是把选人用人的权力换了个机构而已。

撤郡的建议则有些荒唐，秦始皇创郡县制，因为当时天下只有36个郡，经过两汉的发展，郡一级行政机构超过百个，朝廷管理确实吃力，于是增加了州这一级。一个州通常管理10个左右的郡，大的郡有20多个县，小的也有七八个，一个州管理的县平均有100多个，用州直接管理县，在没有公路铁路、没有电话电报、没有互联网办公的情况下是管不过来的，非乱套不可。

改革服制抑制奢华，想法是好的，但这些只是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些事，不知道有什么必要。

况且这几件事要真的办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改革选官制度就不用说了，九品中正制强调中正在选人用人上的话语权，中正是谁？中正是大大小小的朝臣，他们不仅是士人，还是世族，是地方上的大族，经过多年来的耕耘，他们在各自的家乡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担任中正以后，这种影响力就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舆论上，而可以对地方治理、人才更迭产生直接干预。现在削弱或者让他们淡出这项权力，必然会招来最强烈的反弹，涉及的不是哪一家、哪一族，也不是哪一个地方，这将是系统性反弹。

撤郡之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下子撤掉数十个郡，意味着自郡守以下成百上千个官职和工作岗位将不存在，精减公职人员固然可以为朝廷节省支出，为百姓减轻负担，但这些被撤下来的人如何安置、如何保证他们不闹事，就是一个问题。这些被裁撤的人与朝廷的官员、世家大族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要砸他们的饭碗，他们就会跟你拼命。

这场改革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史书没有太多记载，有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只是夏侯玄写在纸上的一些空想，但在少帝正始八年（247年）八月蒋济的一份奏疏里，却可以看出这场改革确实发生过，而且受到广泛的诟病。

当时发生了日食，蒋济抓住机会上疏天子：“无论是舜还是周公都特别注意不能让朝臣们结党营私，现在上天对有些事情不满，已通过日食发生了某种惩戒，必须立刻警醒。现如今吴、蜀未灭，将士征战已数十年，社会负担沉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法度需有大才来确立和调度，弄了一帮中下之才怎么有能力做改制这样的事？不但不能垂名于后世，而且会劳民伤财，有害无益。”

这番话言辞恳切但曹爽等人并不接受（君臣不悟），依然我行我素。时人作歌谣讽刺何晏等人这场所谓的改革，其中有“何、邓、丁，乱京城”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