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崇理学

＞＞时间：1662～1772

理学是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想。由于理学的思想、主张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需要，理学逐渐成为各代王朝统治的官方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影响中国社会达五六百年之久。康熙一朝，在意识形态上延续了历代王朝思想控制的方法，以理学为手段，维护封建纲常伦理。

满族文化讲求实干，崇尚武力，几乎可以说和汉文化背道而驰。但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在入关后，清朝统治者迅速吸取汉文化及其历史经验，为己所用，尊崇理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以理学主导科举，以“三纲五常”维护清初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把程朱理学推崇为治国大纲，实现武力无法达到的教化民众的目的，使宋明理学在康熙朝进入了一个复兴时代。

豆青釉暗花水丞·清

高7厘米，水丞敛口，鼓腹，卧足，造型线条优美。通体施豆青釉，釉色有如碧玉，外壁釉下暗刻缠枝莲花，纹饰微凸。足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仿款。此件器物小巧精致，是一件难得的文房用具。

以理学为官学

作为一国的主宰，康熙帝精通汉文化，热衷于学习儒家经典。在少年时，康熙帝甚至因为读书过劳而咯血，但仍然手不释卷。通过研读经史，康熙帝深知理学是可以为国家统治服务的，尤其对朱熹所倡导的“三纲五常”思想十分欣赏。

因此，康熙帝对程朱理学采取了优容的政策，认为只有程朱理学才“可以上承孔子之传”，认为理学所阐发的道理“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实际上就是一种理学万能论，使理学的学术地位发展到了极点。

康熙帝把程朱理学明确规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大量刊刻《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并颁行天下。

此外，康熙帝大肆褒扬理学家，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加尊崇。康熙帝南巡时，亲自为朱子祠御书“大儒世泽”的匾额，又亲撰楹联：“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此后，康熙帝还不断抬高朱熹的地位，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下诏谕朱子配享孔庙。

为了在全国各地深入推行程朱理学思想，康熙帝特颁布《圣谕》十六条，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要求，并要求贯彻到八旗和各省、府、州、县甚至乡野小村，逢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向民众讲解十六条，推行“教化”。这种做法影响极大，后世历代清帝都以康熙帝《圣谕》十六条为祖宗家法。

宋明理学在康熙年间发展达到了鼎盛，但是却也预示着理学已经丧失了内部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可能，沦为一种僵死的、没有学术生命的封建教条。出于统治的需要，康熙帝所关心的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学术的发展，他需要的只是理学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以理学为治国之学

康熙帝在其为政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学治国，尤其是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思想，这种治国方略为雍正帝和乾隆帝所继承，在清前期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规制性的重要作用。

以理学治国，最核心的就是强调忠君，强调君位独尊。康熙帝虽说过“君臣一体”的话，但是他更强调“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也”。而在社会生活方面，康熙帝以朱熹的所谓“辨明天理，决去人欲”的观点统一天下臣民的思想和言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达到“至治”的境界。康熙帝还选用了熊赐履、李光地、汤斌、张伯行、魏象枢、陆陇其等理学名家入朝为官，实践理学思想，宣扬理学。

康熙帝的治国方略，虽然有一些积极的意义，起到了稳定社会、巩固皇权的作用，但是很久之后，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康熙帝厉行的一元化的思想专制统治，排斥其他学说，抑制了文人士子的学术自由，造成了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凋零，晚明以来逐渐萌芽的民主与科学思潮不幸夭折。

避暑山庄

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亲笔为承德避暑山庄题写了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