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盛世”发危言

＞＞时间：1894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即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上海经商

郑观应（1842～1922），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鹤山人、杞忧生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在乡中设馆授徒，观应幼年从父学习。咸丰八年（1858），郑观应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先受雇于英商宝顺洋行任买办，后于英商经营的公正轮船公司任董事。1874年任英商太古洋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并开设恒古钱庄。

郑观应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员都有深交，曾受聘于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

光绪六年（1880），郑观应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内政改革措施，并提出设立议院的主张。

有万年红纸插页的古书·清

这种橘红色的插页，表面涂一层铅丹，起杀虫驱虫作用，这种纸也被称为万年红，对保存古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越南抗战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派遣，郑观应潜入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暹罗（今泰国）等地侦察敌情，为抗法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中国台湾，郑观应又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于是郑观应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归乡著书

后来，郑观应因曾任职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太古轮船公司亏欠事件牵涉到他，案子了结后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部精力用于著书。光绪二十年（1894），《盛世危言》著作完成。

《盛世危言》出版时，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全中国沉浸在一片沮丧和迷茫中。《盛世危言》主旨就是“富强救国”，它像一剂良药，让国人看到了一线光亮。《盛世危言》不是空谈之书，它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洋务派中的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在中国实行议院制，“君民共治，上下一心”。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他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科学技术，注意培养新式人才，科举考试只考儒家学说，只考八股文是有问题的，应该增加电子、医学等新科目。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的主要观点。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的主张。他认为，西方列强武力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武力侵略只是手段，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秘，危害更大。因此，清政府不仅应在战场上，也应该在商场上战胜敌人。为此，就要重视发展近代的机器工业。

此书一出，各界人士纷纷争阅，一时间洛阳纸贵。礼部尚书孙家鼐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帝读后大为赞叹，诏命给各大臣阅读。后来，这本书对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孙中山等近现代的领袖人物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龙纹建鼓·清

架座高263厘米，鼓亭为正方形，边长141厘米。鼓面绘有五彩云龙纹，鼓亭四角垂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