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新文体

＞＞时间：1896～1906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蜕化为保皇派人物，但是他在文学、学术理论上继续发展，成为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

诗界革命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人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此时还只限于在诗中“扯新名词以表自异”。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继续推广“诗界革命”，认为新派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批判了以往那种仅仅是在旧诗中运用新名词来表达新意的做法，提出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并将新思想、新知识写进诗里，诗风流畅。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后，又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

北京前门商业区

新文体的确立

与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务报》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民丛报》10年内发表的系列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

中国传统的散文，其内容多寄情于山水、风物，脱离社会现实，即使是发表对现实的看法也大多采用隐喻的手法，在语言上则更是使用文言。梁启超的散文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直接面对现实，将散文作为宣传其变法思想的途径和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语言也更易为普通读者接受。

梁启超的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的“新文体”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散文的发展，并使得一大批读者从中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也培养了一批具有更加进步思想的人来进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