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士绅心态及其生活



写明代社会生活史，不能不讲士绅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士绅应当包括以下两个等级层次：一是青衿，即一些生员，俗称秀才，为士绅的下层；二是缙绅，为一些有了举人、进士功名以后出仕的官僚，或者那些致仕回乡的乡绅，是士绅的上层。

这些人在童年入学后，所接受的是一套完整的科举教育。世俗流行的观念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前半生的精力全都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之后，八股文就会被束之高阁，如何做事，如何从政，诸如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置之不理，却用全副精神来谋求物质与精神的享受。大体说来，明代士绅大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味刻意谋求生活上的舒适，或纳姬妾，或营居室、筑园亭，或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召妓女，养优伶，事博弈。假若雅致一点或附庸风雅，又可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无可否认，这一阶层的生活情趣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绘画、建筑学、金石学、戏曲、版本学等门类，使之具有特殊的时代特点。

明人陶奭龄的“五计”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士绅阶层的一生，相当形象具体。他把这一阶层中人一生的生活区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0岁为儿童时，为“仙计”，即如神仙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依依父母，嬉嬉饱暖，无虑无营，忘得忘失”。 20岁以后，为“贾计”，即如商贾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坚强自用，舞蹈欲前，视青紫如拾芥，鹜声名若逐膻”。30岁至40岁，为“丐计”，即如乞丐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利欲熏心，趋避著念，官欲高，门欲大，子孙欲多，奴婢欲众”。 50岁左右，为“囚计”，即如囚犯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嗜好渐减，经变已多，仆起于斗争之场，享寒于险巇之境，得意尚有强阳，失意遂成枯木”。 50岁以后的终老之年，为“尸计”，即如等死一般。在这一阶段，他们“聪明既衰，齿发非故，子弟为卿，方有后子，期颐未艾，愿为婴儿”。陈继儒也将士大夫一生概括为如下“三步曲”：“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过是一种比喻，但观之明代士绅生活，大体与此相符。

一 生活的俗化

作为传统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在倡导以至维护传统文化过程中不遗余力，尽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但是，生活在市民文化日趋张扬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晚明士大夫，其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各方面，都烙下了与前时代士大夫不同的一些印记。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繁华的城市生活，给晚明的士大夫的息隐意识染上了独特的色彩。这就是留恋世俗的繁华，由息居山林转向城市隐居。早在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陈献章就有“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之说，主张从内心来区分山林与朝市，而不是居住之地。“大隐在朝市，何劳避世喧？”卢柟的诗句更是成了晚明士大夫城市隐居生活在理论上的宣言书。这种隐居观念的变异，与其说是士大夫心性修养场所的简单变迁，毋宁说是世俗生活的繁华迫使士大夫追求一种隐居生活的新格调。这种变异所带来的必然是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大改观。禁欲是理学式的封闭生活。明初的士大夫也追求一种穷乐的生活情调。晚明的士大夫却更多地追求一种适意享乐的生活：“击鼓会佳客，秩秩满中堂。齐娥扬妙音，越女捧微觞。良时不重至，此乐已岂常？”这是一种及时行乐式的颓废的享乐主义。士大夫广建园林，以至大量的“城市山林”的出现，就是明代士大夫隐居生活发生变化的真实反映。

传统士大夫一向以清高自鸣，以超凡脱俗相尚，以混同世俗为羞，籍此以显士人风骨，与世俗之人相别。一至晚明，士人生活慢慢由雅趋俗，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有不同程度的俗化痕迹。关于此，陶夷龄、王锡爵分别有如下揭示：

士大夫膏育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为迂为疏为腐。于是一入仕途，则相师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已，如相率饮狂泉，亦可悲矣！

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合、撞钟舞女之乐。

显然，世俗化、享乐化在士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时尚。“名利不如闲”，这是明代的“常语”，而所谓的“闲情逸致”，也是士大夫所刻意追求的一种生活上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说，所谓“闲”，应该是不徇利，不求名，澹然无营，俯仰自足。但在明代士大夫中，“闲”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俗化”。正如谢肇淛所指出，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妆第之上”，诸如此类完全是物质与肉欲的享受当作“闲”。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了那些动以讲学为名、谈心论性的道学家之流，致使他们也不过大言欺人，“其声色货利之私，比之市井之徒，不异也”。道学家之流的理想目标本应是从祀孔庙，俗称之为“吃生肉”，也就是吃冷猪肉。然晚明之道学家流也一切安于卑陋，动辄云：“岂有生肉与我吃哉！”往往自暴自弃，汨没流俗，以为当然。

文士的俗化现象，千形百态，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与享乐，对世俗生活表现出一种“腻情”的态度。袁宏道的“五快活”，可谓这种生活态度的典型代表：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这是第一种“快活”。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土田，这是第二种“快活”。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版本。宅畔别置一馆，馆中再约真正同心朋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一人，作为主人，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这是第三种“快活”。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这是第四种“快活”。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然后一生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楼妓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这是第五种“快活”。

王阳明像：一位对明朝人生活观念有深刻影响的思想家

从袁宏道所说的“五快活”，可知当时士人的生活理想和方式。他们大多注意寻求生活的乐趣，往往放情竭意，穷欢极乐，生活流于放佚浪荡。显然，他们始终把生活的着脚点放在世俗尘世。无论是世间之乐，抑或世外之乐，凡是人世间的一切欢乐，诸如饮食男女，声色犬马，看戏，听曲，收藏书画古玩，养殖花鸟虫鱼，观赏民间百戏，赌博弈棋，游山玩水，全让他们享受殆尽。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的纨绔子弟生活，有赤裸裸的坦白，这就是“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物质上的享受，多种多样，先有“三部曲”之说。操持八股业的士子一旦有幸得中科名，第一步是先起一个别号，诸如什么斋、什么庵之类。此风自嘉靖以后始盛。第二步是娶一个小妾。明末北京有一条谚语，说士人登第以后，多易号娶妾，即“改个号，娶个小”。明人沈德符也说：“搢绅羁官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第三步是求田问舍，建造适合自己身份的居室。当时做大官者，其邸舍之多，简直骇人听闻。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得罪籍没时的家产清单，仅宅第房屋一项，在江西原籍共有6704间，在北京的共有1700余间。陆炳用事时，营造的别宅至十余所之多。在营造邸舍之余，经构园亭之风日炽。除自己出资建构外，有些则多出于门生故吏的报效。这些园亭，遍布南北两京，以及苏州、杭州等城市。园中名胜迭出，多叠假山，清池修竹，子孙可以诵读，亲朋可以过从，同道可以觞咏，享尽人造的自然风光之乐。

士大夫的饮食也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时大臣宴会，赏赉庖役动辄数百金。万历时张居正的一餐饮食，牙盘上食味已超过百品，可他还是以为无下著之处。他们耿耿逐逐，日为口腹谋。当时理学日渐式微，世风趋于佚乐，士大夫对吃喝越发变得讲究起来。谢肇淛说：“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品茗饮酒，是文人雅士的饮食生活内容。明季士人一般以品茗为雅事，为此出现了许多茶博士、品茶名家，如南京闵汶水、黄冈杜濬，均以精于茶道而闻名于世。张岱也有“茶淫”之称，能“水辨淄渑”，以致令闵汶水这样的品茗专家也大为叹服。此外，文人还多嗜酒，很多还号称善饮。如曾棨、冯衍、胡宗宪、汪道昆，他们的酒量都达到饮百杯以上而不动声色，堪称真正的“酒人”。不善饮酒者也要凑趣。如何良俊力不胜酒，一饮就醉，却自号“酒民”、“酒隐”。袁宏道的酒量也不大，却喜欢饮酒，一遇酒客，就与之流连，饮不尽夜不休，而且还大谈饮酒之道，著有《觞政》一书。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于是出现了一些专讲饮食烹调、品茶饮酒的流行著作。张汝霖有《饔史》，张岱据此删正补充，而成《老饕集》一书。晚明论茶道酒政之类的书也很多。茶书有陆树声的《茶寮记》、夏树芳的《茶董》、屠本畯的《茶笈》、许次行的《茶疏》、万邦宁的《茗史》，酒籍有冯时花的《酒史》、袁宏道的《觞政》。至于其他杂谈茶酒的闲适小品，则各散见于文集、笔记，更是比比皆是。

二 生活的闲适雅致

明代的士绅阶层一方面在物质上追求适世乐生，过的是一种穷奢极欲的享受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则追求艺术化，别有一番闲适雅致的情趣。

士绅是社会的有闲阶层。这种闲适，显然来源于他们的经济基础。文人显然是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文人穷酸，而且愿意言穷，甚至哭穷。轻薄、无行，出入于花街柳巷，这是风流才子的勾当。而绝大部分的下层文人，即所谓的乡下学究，则无不是一副穷酸样。明朝人早就认识到文人与穷的不解之缘。如袁中道就说：“知交中韵士，即是贫士。富人多非韵人。”但明代文人更喜言穷，如江盈科有诗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是母，宦橐薄如儒。”虽做着七品芝麻官，穷得连乡书也不敢寄了，恐怕遭到猿、鹤的嘲笑。

当然，穷酸只是与学究为伍，而与那些已有官位的大人先生无缘。如江盈科之言穷，只是文人习气在作怪，其实与乡村学究相比，他的日子并不难过。正如近人朱自清所说，向来说“穷酸”、“寒酸”，似乎酸气者聚集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不会执著在书上，“酸气味”是可以洗掉的。事实确乎如此。明代出仕过的文人，无论其如何说穷，终有基本的田地、房产供其消费。如唐顺之，初时有田百亩，其后增至“盈千”。又如袁中道，自言维持其逍遥的文士生活以及养家的经济来源：有供粥之田，可取租四百余石；岁有租银近百金；又在沙市有一宅，售值可置田数百亩。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谢肇淛，在“贫贱”与“富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说出了心里话。在明代，流传着“贫贱不如富贵”之言，这已是民间的俗语。但同时也常可见到“富贵不如贫贱”一说，这在谢肇淛看来，是一种“矫语”，不难发现其中有矫情、骗人的成分在内。原因很简单，贫贱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谪，亲不及养，子不能教，何乐之有？只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不再有贫穷饥饿之忧，才可以去享受一种既不穷奢极欲却又不失悠闲的生活。谢肇淛一语道出了真情：“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畊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流连忘返，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足道乎！”

由此可见，士大夫所崇尚的清闲生活，当然与富贵公子的穷奢极欲不能等同，但清闲生活的维持，确实又离不开经济基础，即谢肇淛所谓的“田园粗足”。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士绅就可以过着一种清闲的生活。他们雅尚幽赏、有致，玩赏幽境幽趣，享尽四时风光，以做到四季清闲。下举高濂所列为例，看士大夫如何四时幽赏，如何做一个幽人：

春时幽赏：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八卦田看茶花。

夏时幽赏：空亭坐月鸣琴，飞来洞避署。

秋时幽赏：西泠桥畔醉红树，六和塔夜玩风潮。

冬时幽赏：雪夜煨芋谈禅，扫雪烹茶玩画。

士大夫的生活，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有致”，即有风致。什么是“有致”？不妨再引述谢肇淛之言：

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喧，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

可见，所谓“有致”，就是随意所适，既是同心良友在闲日时的互相过从，更是一人独处时的一种意境。所谓“有致”，有时又是让人不务本业，举凡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却自有致。一言以蔽之，他们要做一个“知足”与“偷闲”的闲人。陈继儒说：“莫言婚嫁蚤，婚嫁后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后心不了。惟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陈继儒还有一首《模世语》，描摹了士大夫安身立命式的生活情调，且引几句：“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么？”“荣华富贵眼前事，傲甚么？”“他家富贵前生定，妒甚么？”“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么？”这种话语，在当时被看作“清修妙论”。其实，士大夫这种清闲的生活内容，偷闲的生活方式，逐世的人生态度，所折射出来的无非都是一种颓废的享乐主义。

喜禅悦是晚明士大夫的风尚。如郑瑄就说：“与衲子坐松林石上，谈因果，说公案。久之，松际月来，振衣而起，踏树影而归，此日便非虚度。”这完全是一种崇尚与衲子交游的士人生活。深究晚明士大夫学禅，其人或其目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人学禅，不过是虚脾，大率是想让人说他志韵高远，有道气，便于做官；第二种人学禅，胸中已经堆积了一肚子佛法，包裹沉重，但还嫌禅学疏浅，钻研故纸不休；第三种学禅，口里说我学禅学道，其实昏昏兀兀，接客之暇，还筹计家私，饱饭之后，还算量资俸，三乘十二分教，一字不看，一千七百则公案，一语未闻。

礼佛饭僧，谈禅说佛，与僧人交际结纳，已成为当时士大夫清雅生活的基本内容。明人陈弘绪指出：“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色，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可见，“学仙谭禅”也为士人生活之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说：“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就是晚明士人的生活实录。近人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也说：“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士人禅悦风气之炽，于此可见一斑。这种风气导致士大夫与僧徒往还，不分好坏，不别良莠，即使一些酒色无赖之徒，也一概接纳相狎，所以当时有谚语道：“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

参禅、礼佛、饭僧，在明代士大夫看来，一概都是清雅之事，所以日常生活内容离不开这些。顾起元有一首《参禅》诗，诗道：“晏坐团蒲上，瞒盰白昼长。西来意何似，薝蔔逆风香。”又《礼佛》诗云：“长日空斋里，和南绣佛前。仍惭滥巾客，未了世因缘。”还有一首《饭僧》诗，诗云：“为饭莲花僧，伊蒲馔还具。若遇赵州来，且教啜茶去。”士人宗教生活，于此可以想见。

晚明士大夫的聚会，经常谈禅说法，讲点禅机，说话都带玄机，十分热闹。当时的士林名流如焦竑、冯梦祯、陈继儒辈，都好佛喜禅，有些甚至对佛学还有比较独到的研究，有著作传世。据《明史·艺文志》，陆树声有《禅林馀藻》，陶望龄有《宗镜广删》，王肯堂有《参禅要诀》，袁宏道有《宗镜摄录》，袁中道有《禅宗正统》，萧士玮有《起信论解》，钟惺有《楞严如说》，曹学佺有《蜀中高僧记》。

版刻《渔歌图》：反映了明代士大失所向往的隐居生活

狎妓听曲，也是士大夫风流雅致生活之一。“狎邪”之事，明代士人已不再视之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无伤道德。唐宋以来的官妓，明初仍加以沿袭。洪武年间，设十四楼，均为官妓妓楼，士大夫休闲时也不时前往游观。后因官员大多耽酒悦色，有碍政事，渐加限制。宣德年间，官方正式下令，禁止官员挟妓饮宴，缙绅无以为乐，随之“小唱”盛行。

当然，那些非现任官员则不在此禁例之内，他们仍然可以挟妓饮宴，勾栏盛况也并不因此减色。到了后来，士大夫竟然以“老”来称呼妓女。如茅元仪曾说：“近来士人称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类。”至明末，一些轻薄文人甚至用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所谓“花榜”，又称“花案”，其实就是选妓征歌。以南京为例，自弘治、正德以来，就相当流行，至万历末达到极盛。所评之榜或案，其说有“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等。其法：一些好事文人，预先定出日期，再用帖单向名妓或冶游之客发出邀请，对名妓作出评骘，取某花喻某妓，以花之贵贱，定妓之妍媸，人赠一诗，并出榜游街，设宴庆贺。此举初为文人士大夫的风流韵事，但后来的踵行者不免有渔色射利之心。如冰华梅史《燕都妓品序》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目。此外，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有《广陵士女殿最表》，可见士人狎妓风气在当时相当炽盛。

文人雅士对戏曲有特别的嗜好，家中蓄有声伎，养着一些家乐班子。此风在嘉靖、隆庆之际就已初露端倪。当时李开先与何良俊，均是著名的曲家，家中蓄有声伎。如李开先家有“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歌僮歌者二人”。何良俊也“畜家僮习唱”，“又教女鬟数人”。张岱家的声伎，始于万历年间其祖父张汝霖，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组建了很多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 。

明代剧作家大部分属于士绅阶层，或为士绅的上层，即一些曾经出仕为官者。如丘濬、王世贞、汪道昆、梁辰鱼、汤显祖、陆采、张凤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鋮等，均为进士出身，官阶从内阁大学士到知县不等。与元曲的作家多为平民和胥吏不同，明代的传奇作者多半是文人达官。即使不是达官，也是下层的士人，也即一些布衣文人。在这些士人中，涌现出了很多戏曲大家。如戏曲家汤显祖被江西数千伶人奉为导师。公安派文人潘之恒遍游大江南北，广交剧坛名家和演员，游于梨园数十年，被誉为“曲中董狐”、“顾曲周郎”。歌儿舞女争乞品题，一经提携，如跃龙门。

除了狎妓捧戏子之外，自命风流或附庸风雅的士绅，则进而搜集古董书画，乐此不疲，有些还成为著名的收藏家。据陆容《菽园杂记》，在明代前期，举凡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的人，被称为“爱清”。自中期以后，时人统称为“清娱”、“清玩”、“清赏”、“清欢”。一个“清”字，点出了这些文化生活和审美活动的性质。它迥异于犬马声色之类的物质享受及低层次的娱乐，不仅能增长知识，愉悦情性，而且能荡涤胸中种种郁闷、积垢，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高濂认为，凡此“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

顾起元有一首《博古》诗，反映了士大夫追求“博古”的风气。诗云：“摩挲古彝鼎，仿佛辨殷周。虎风葳蕤出，云雷漭泱流。”嘉靖以后，士大夫好古董、法帖之风大盛，巧取豪夺，无所不至。据《天水冰山录》载，严嵩家产籍没后，抄没清单中有石刻法帖358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纻纱金绣手卷册共3201轴。嘉兴项元汴家财雄厚，且以古董逐利，其家多藏绝世之宝，如顾恺之《女箴图》，阎立本《豳风图》，王摩诘《江山图》，可称全国著名的收藏家。

古董市场生意的兴隆，导致造假作伪之风大盛，赝品充斥市场。明人李日华记这种作伪风气道：

贾从杭回，袖出一物，乃拾入土碎玉片，琢成琴样，高五寸，阔二寸五分，厚三分。盖好事者用为之臂阁之玩耳。贾曰是三代物，侯伯所执圭也。不知圭形锐首平底，典重之极，岂硗薄若是，又何用肖为琴形耶？ 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驾空凌虚，几于说梦。

明代的史料显示，苏州人的技艺在当时堪称甲于天下，而且善于假造古的器物，如画绢之新写者，却能让它变旧；铜鼎之乍铸者，却能使它变陈。再在上面系以秦、汉之款，标上唐、宋的印记。买家见了就为其所骗，愿出数百金将其买下，而且还欣欣然，自己觉得获得了一件古董宝贝，其实不过是一件赝品而已。正因为这种风气的弥漫，所以当时的苏州有“宋板《大明律》”之谣，其实就是讥讽这些假古董的。

为了辨别真伪，于是出现了一批鉴定名家，如王世贞、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项元汴，在当时均以精于鉴识著称。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关于“名士”的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人伍元萃记道：

一友问：“士何如，斯可以称名矣？”曰：“笥无佛书，室无侍妾，门无食客，居然有名士之风矣。”

这当然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是有感于晚明士人的风气而发。然恰恰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晚明，如果笥有佛书、与僧道接纳，室有侍妾、狎妓养戏子，门下食客满堂，如此种种，反倒颇有些名士气象。

三 士绅生活的内部分化

明代士绅阶层的出现，无疑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换言之，科名的获取，是成为士绅的前提。科名的高低，决定了官位的高低，而官位的高低又直接影响了这些士绅的生活。尤其是自中叶以后生员层之仕进无途，大量存在于社会上以至日趋贫困化，无不说明士绅阶层的生活开始出现上下层的分化。

（一）科名社会的资格特征

儒童入学肄业，不会甘于以衿终老，总希望通过科举出学入仕。尽管照着冠冕堂皇的说法，士之仕，其目的是为了行道，亦即“上有益乎君，下有益乎民而已”。然仕有等差，职位有高低，科甲有分别，欲行道，也往往需要受到科甲名位的牵制。换言之，生员无不将禄与位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即使贤者也在所难免。

明代有一位名吴平坡的秀才，平生有三大愿：一愿为芜湖抽分；二愿买杨千户房屋；三愿买某娼为妾。后吴氏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三愿俱遂。若要实现“宏愿”，无论是要钱、买地，还是娶小妾，均需要先中进士。而欲中进士，中式成为举人则为关键的一步。

明代无疑是科名社会的典型。在这种社会里，不同的科名等级，享受不同的特权，同时又兼具不同的资格。而这种资格，又决定了他们的仕进之路。生员作为科名阶级中最初的一级，相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自然有其诸多身份的特殊性，并享受着平民百姓无法享受到的特权。可是，与举人相比，生员身份显然稍逊一筹。为此，明末著名的八股文选家艾南英甚感不平：“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这就是科名社会的身份特征。尽管生员也有自己的身份特权，甚至积学二十余年之功，但终究无法与少年中举者分庭抗礼。

生员一旦中式成为举人，犹如置身青云，乡里富人急与结姻，美男求为仆人，美女争做小妾。对此，明人陈益祥揭示道：

今吴越士子才得一第，则美男蕲为仆，美女蕲为妾者数百。且厚赀以见，名曰“靠身”，以为避征徭、捍外侮之计，亦有城社为奸者。故今一趾贤科，不得入官，便足自润。

士子一脱青衫，即扬扬矜诩，衣马仆从，供具饮食，一切奢侈，无复昔时寒酸故态。而其父母亦自谓有子成名，旦夕就可富贵，俨然以“封君”自居，厚自奉养，甚且豪横恣肆，渔夺小民，为暴于乡里。

按照明代惯例，士子一中举人，“亲朋率望腹焉”，因为举人可以“请谒有司居间”，从中获取好处。生员、举人身份之别，地方官心里最清楚。所以，地方官一上任，首先需要将一身的精神命脉用在几家乡宦身上，极力奉承；其次，也要待举人、监生客气，逐日摆酒宴请他们。至于那些秀才百姓，即视若宿世冤仇一般。

与生员相比，举人当然别有一番光景；而与进士相较，举人又难免相形见绌。明代是最重科名的社会，讲究资格，甲榜、乙榜之间，井然有序，不可等闲混淆。大体说来，明代取士之途凡三变：明初，荐举为重，不讲究资格；明中期，荐举、贡举、制科并行，虽有资格，却并不以资格限人；至晚明，科举为重，一以资格为准。相对说来，到明代中期，从学校到科举，已被视为正途，而荐举已是仅见。如以儒硕征聘起者，当时就只有春坊谕德吴与弼、翰林院检讨陈献章、翰林院待诏邓元锡、礼部主事刘元君四人。显然，荐举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在科、贡正途中，也同样分出了次序：一是贡不如科目；二是在科目中，又分出了甲、乙科，甲榜进士重于乙榜举人。

在明代，那些高官要职，“非进士不畀”。据顾炎武的考察，永乐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官（包括修撰、编修、检讨），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1458）李贤奏定以后，修撰专选进士，自此以后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举人既不可得任京中要职，地方官也只能出任僻地，那么等而下之者就只好就教职。按照明制：会试举人于礼部，分正、副榜。正榜以对殿廷，赐进士；副榜专补教官之缺。副榜举人一授教职，辄不复省录，“浮沉常调，或终其身”。为此，副榜举人大多不愿就教职，往往匿年规避，以觊觎他日进取。

显然，资格对吏治之害，已是不言而喻。重甲科，轻乙科，由此带来的危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进士自恃出身，不求上进，气常盈满，乃至日骄，袭取而寡实；另一方面，举人自视日轻，气常怯懦，乃至日沮，堕志而恬行。无奈，出身举人者只好投身门户，以求自庇。于是，资格与朋党相结相缠，牢不可破。

举人与进士相比，虽有诸多不如，却比生员有更多的好处，更何况欲从生员变为进士，举人是必过的一关。故出应乡试，仍是绝大部分生员的必由之路。生员出应乡试，得中举人，其间所历辛苦，非常人所能体味。固然也有幸运者，年少即登乡科，然更多者还是屡应乡试，终老未中，以至年老气索，因循推托。其中一部分，则经过多次乡试，幸而获得举人，得遂心愿。

（二）生员的相对贫困化

生员的贫困化，亦即生员中贫生数量的增多，是晚明的基本趋势。即以贵州一省来说，至晚明，其贫生的总数已达810名。这仅仅是官方有册籍登载者，其数量之大已不可等闲视之，而实际的贫生数量，则当远远超过此数。

这些贫生，尤其是大量的增广、附学生员，一方面依赖官方的赈济，另一方面，则由学田收入给以适当的资助。然官方赈济不常，简直如同杯水车薪；而学田一节，虽可优给贫士，然学田已为黠佃、奸徒把持，养士之资，徒以饱黠佃而饵奸徒。无奈，只好向同学告助，藉此体现“斯文一家”。

究生员贫困的原因，一是由于廪生数远远少于增广、附学生。廪生有额，府学40名，县学20名，而附学动辄数百。廪于官者，十才一二，大部分生员半菽不充，悬鹑百结，暮雨青灯，却不得朝廷升合之养，故士多贫困；二是明季徭役加重，赋税大增，逋赋日积，久无以偿，再加之困于杂役，难免越发贫窘；三是受学校教官盘剥，教官对待生员，只问束脩、币金、贽敬多寡，不管生员家境贫富。更有一些教官，或假借造册公费，或假借迎送郡县的名头，科敛贫生，媚人肥己，更导致生员的贫困化。

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一个塾师必须每年挣得脩金50两，方可维持在京城全家整年的生活。而一个新中进士，刚刚步入京城仕途，其岁费，最节俭者亦需100两银子，一般岁费300两，最多者有达六七百两者。一个生员，一年所得廪膳银，多者仅18两，维持一家生活尚属勉强，更遑论与新中进士相比！所以，相对于举人、进士来说，生员生活可谓贫困。

明代生员的贫窘境况，下面三段史料记载就是最好的例证。先引明人耿定向所记：

尝观里中诸寒，担簦徒跣，为俯仰计，良苦辛也。岁时矉容，聚族而谋，则人以无能备脩仪为楚，或称贷拮据一往。至学官前，头卷卷加重，足儃儃不敢前。既候之署，阍人预探有贽，已乃出见，见则往往以怒容盛气临之。 已纳贽，则手受袖中，默以指度腆菲，稍如意，始渐降颜色相遇，否则怒益炽。

贫寒生员进见教官之踌躇，以及教官以贽敬厚薄、腆菲待人之势利，跃然纸上。杨继盛也记自己为生员时的生活状况道：

予时居僧人佛永房。予无僮仆，僧无徒众。僧尝念经于外，予自操井灶之劳。秫桿五棍，剖开可以熟饭。冬自汲水，手与筒冻住，至房口，呵化，开始作饭。夜尝缺油，每读书月下。夜无食，腿肚常冻转，起而绕室疾走。其苦难言万一矣。

而唐文献对自己做秀才时之贫窘之状，也直言不讳：

我往时做秀才，每至岁残，则有贫奢奔波之苦，必口事一两月。至新春开卷，甚觉粗疏。

显然，生员一方面因穷而无法凑齐贽敬，遭学校教官的白眼，另一方面，每到年末，为生计所迫，到处奔波，也影响学业的进修。在明代生员中，“贫不能葬，身无完衣，长无家室”之事，并不罕见。有些廪生，虽有廪食供给，但家仍甚贫，只有靠朋友助赀，方得贡于太学。更有甚者，在有些地方，贫困生员占学校生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无奈者，只好凭借妻子织纫取利，维持家计，继续科举学业。

学宫败敝，生员无肄业之处，兼之家贫，家中无专门的书斋一类清静之所以供读书，一些穷秀才就只好改而在僧舍、神阁、社学寄食肄业。如孔镛为诸生时，家赤贫。每次到学校，则买二饼充饥。“五圣阁有道媪，见其旦晚经门，一日迎人，问故。公以实告。媪心怜之。谓曰：‘吾家昼则有斋，夜则有灯，秀才肯侨居此乎？’公从之，遂得肆志于学。”又据杨继盛自述，他自考取生员后，“读书于社学。所居房三间，前后无门，又乏炭柴、炕席，尝起卧冰霜，而寒苦极矣”。生员窘况，于此不难想见。

蜗庐败敝，风雨莫蔽；褛裂草具，寒饿交谪。这是明代史料对生员贫困之状所作的描绘。当然，生员的贫困化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贫困化。但正是生员层日趋贫困化的事实，才进一步证实晚明绅士层的上、下层正在日益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