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仪制度——嘉　礼

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周礼》说，嘉礼是用以“亲万民”的，主要内容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社稷祭肉）膰（宗庙祭肉）之礼，贺庆之礼。

在等级制度下，无论什么礼仪，都随地位的尊卑贵贱而有仪节繁简多寡的不同，不可能对“万民”一视同仁。《周礼》所说的嘉礼的几项内容，后代也有不少变化。这里从飨燕饮食、婚、冠、射、乡饮酒、养老优老、帝王庆贺等七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飨燕饮食之礼

1．飨燕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上古时，飨、燕是有区别的。飨礼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但并不真吃真喝，牛牲“半解其体”，并不分割成小块；献酒爵数有一定之规。燕礼在寝宫举行，烹狗而食，主宾献酒行礼后即可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所以，有人说：“飨以训恭俭，燕以示慈惠。”飨礼规模宏大，有一定之规，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

燕礼当然也有一定的礼仪规范，但重点是吃喝。燕，就是“宴”，二字同音可通假。

秦、汉以后，飨、燕礼很少有人完全照搬礼经规定去做了。但历朝天子宴群臣，犹有旧礼遗风。汉、魏时元旦（大年初一）朝会、晋时冬至小会以及唐代圣诞（皇帝诞辰）朝贺之年，都有筵宴，称为“大宴”。其他节日，如立春、上元、寒食、上巳（三月三）、四月八日（浴佛节）、端午节、七夕、中秋、重九等，皇帝也常赐宴，称为“节宴”，宋代称为“曲宴”。另外，国家有大庆、大礼、事功告成及宫室落成等，也多设宴庆贺。两汉大宴礼仪，只散见史书中，已无完整程式的记载。唐《开元礼》才有大宴的详细仪注。大宴气氛一般比较严肃。节宴（曲宴）则比较轻松活泼，通常不在正殿，而在园林楼阁举行。唐玄宗举行宴会，还有从楼上撒金钱，让百官在楼下争抢的作法。五代时，又有臣子捐交“买宴钱”，请皇帝赐宴的，也是一时风气。

明代宴会分大宴、中宴、常宴、小宴。大祀天地后之次日、正旦（正月初一）、冬至及万寿节（皇帝诞辰）为大宴。大宴行酒九爵，中宴七爵，常宴三、五爵。宣德后，对级别较低，不参加大宴的官员、监生发给钱钞。清代初期大宴食用烤肉，牲酒，由各亲王、世子、郡王等进献。宴乐则杂用汉古乐、蒙古乐歌、满舞，后亦逐渐汉化。

2．饮食之礼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这里说的“饮食”也是宴饮，通常专指宗族之内的“宴饫”，而不是日常家居的饮食。族宴，指宗族兄弟合族宴饮，大抵有两种，一种是逢祭而宴，一种是以时而宴。

二、婚礼

古人十分重视婚礼，大而言之，“夫婚礼万世之始也”（《礼记·郊特牲》），“婚礼者礼之本也”（《礼记·昏义》），“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史记·外戚世家》）；小而言之，“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所以要敬慎郑重地安排婚礼。娶妻之礼谓之婚，是因为“以昏为期”，男方到女家亲迎完婚是在黄昏时分。上古的婚礼今已无法弄清，根据民族学的资料与古文献的零星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上古曾有一个母系氏族社会，有过许多不同的婚姻形态，如血族（族内）婚、亚血族（族外）婚、对偶婚等，后来才有了一夫一妻的单偶（个体）婚，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西周以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日益完备，便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婚礼制度。今《仪礼》所记的婚礼为士婚礼，天子、诸侯、大夫的婚礼，仅有一些零散的材料。历代礼书为各阶层所制定的婚礼，大多是依据《士婚礼》而加以增减损益的。士人的婚娶之礼，郑玄概括为“五雁六礼”，即从提亲到成婚，要送五只雁，共六项礼节。

1．纳采。纳采是纳其采择之礼。纳采之前，男家先请媒人与女家达成初步的婚约，纳采实为求婚与同意求婚之礼。男家遣使者到女家，以雁为贽礼。

2．问名。问名是询问女子姓名之礼。男家遣使者到女家，以雁为贽礼，请问名。其辞曰：“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意思是，因为要占卜婚姻吉凶，请求女家告知女子姓名，后世还要问生辰时日。或以为纳采与问名是一使兼行二礼，而不是两次为礼。

3．纳吉。纳吉是得吉卜而纳之。宗庙占卜，如得吉卜，遣使者向女家报告，仍用雁为贽礼，女家以礼相待。

4．纳征。纳征是纳币（帛）作为婚姻之证，即正式的订婚之礼，征是订婚的礼物。礼经规定的礼物是：玄束帛、俪皮。玄为黑色，为黄而暗红色，据说玄二色象征天地阴阳，结婚是阴阳和合。注疏家认为，束帛计五卷，阳奇阴偶，故为三卷玄帛，两卷帛。俪皮是鹿皮两张。后世订婚礼物依身份地位的不同，有很大差别。纳征，宋代也称为“纳成”、“定贴”，俗称“订婚”。

5．请期。请期是请婚姻之期。先由男家占卜得吉日，遣使者到女家，仍用雁为贽礼，告知某日为吉日，定为结婚日期。

6．亲迎。亲迎是新郎到女家迎接新娘之礼。娶妻之日初昏之时，男家陈三鼎设同牢于寝门外，内盛特豚、肺、脊、鱼等为祭品；设馔于房中。新郎着上服乘墨车，从车两辆。往女家之前，父亲用酒申告其子，加以致勖勉。新郎用一雁为贽礼，献给岳父。新娘要聆听父母的训诫之辞，训辞是“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一类的叮嘱。新娘由母亲送上迎亲的马车，母亲还要为她披上一件“景衣”，这是一种披风之类的外衣，用以防止路途的灰尘弄脏新娘漂亮的嫁衣。后世新娘头上要蒙上一块“盖头”，即由“景衣”演变而来。新郎新娘一起到了男家，共牢而食，合卺而饮，表示从此“合体相亲”，开始共同的新生活。次日清晨，新妇早早起床，沐浴整装，行拜见舅（夫之父）姑（夫之母）之礼。如舅姑已去世，要在三月后行庙见之礼，即于吉日祭祢庙。

关于男女婚娶年龄，礼经记载为男30而娶，女20而嫁，与生理实际有出入。汉代经学家各有解释。《孔子家语》记鲁哀公问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而《礼》‘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后世论婚年，多以男20、女15为准。

《士婚礼》规定的婚礼真正的实行是在西汉末，平帝元始三年（3年）王莽要把女儿嫁给平帝，让刘歆根据礼书杂定婚礼，有“纳采”、“问名卜吉”以及遣使者奉乘舆法驾礼迎（代表皇帝“亲迎”），在未央宫前殿行礼等仪节。帝王婚礼，“纳征”之金钱财物数量很大。汉惠帝纳后，聘礼为黄金2万斤、马12匹。王莽自编自演的嫁女丑剧，得钱三千万。《通典》记载，东汉时的纳征，礼物有30种，有：玄、、羊、雁、旨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得禄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乌鸦、九子妇、阳燧等。这些礼物也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玄象征天，象征地。羊表示吉祥，据说羊性“群而不党”。雁有“随阳”的特点，象征妻子追随丈夫。旨酒指清酒，用于祭祀。白酒略次于清酒，不是今日之烧酒。粳米是日常食用的谷物，稷米是用于祭祀的谷物，就是今日的小米。蒲即蒲草，苇即芦苇，它们品性柔和，生长繁密。卷柏附生于岩石之上，屈卷如拳，寓寄女子能委屈求全，依附男子。嘉禾乃吉祥之禾，象征有利禄将至。长命缕是一种丝线，用以缝衣，可延年益寿。胶可粘合异类，象征夫妻关系牢固。漆，色泽光亮美好，象征家庭内外和好。五色丝，颜色鲜艳，寓意富丽。合欢铃，可能是一种子母铃，大铃响，小铃可同鸣，象征和谐。九子墨是一块大墨套八块小墨，象征长生，多子多孙。金钱，象征前程光明。得禄香草，象征吉祥如意。凤凰是雌雄匹配伉合之鸟；舍利兽是仁慈谦和之兽；鸳鸯雌雄相随，须臾不离，唱和相从；受福兽体貌谦恭、心地善良；鱼居于深渊、默默无闻；鹿是利禄的化身；乌鸦是孝鸟，知道反哺报答父母。以物拟人，各有用意。九子妇是一位传说中的妇女，有美德，又是多生贵子的“保护神”。阳燧是一种凹面镜，能取火带来光明。这些礼物有的可能不是实物，大概是绘画、模型之类。这种排场恐怕不是一般人摆得出的。皇帝大婚，直到晋时方才六礼具备。《唐书·礼乐志》记有皇帝纳皇后之礼；《开元礼》记有太子纳妃与亲王纳妃之礼，皆自六礼演化而来。

民间婚礼，刘复《敦煌掇琐》所录敦煌文书之“婚事程序”有：通婚书、答婚书、女方受函仪、成礼夜祭先灵、女家铺设帐仪、同牢盘合卺杯、贺慰家父母等仪式。唐宋以来，婚礼亲迎的场面都非常热闹。亲迎之前，男家要设置青布的帐幔，称为“青庐”或“百子帐”。亲迎时，新郎由傧相陪同到女家，女家亲属阻拦调笑戏弄，称为“下婿”。新娘梳妆打扮，故意延宕，新郎不断催促。新娘动身，父母有告诫之辞，母亲为新娘罩上盖头，乘上有围幔装饰的宪车，新郎骑马绕车三圈，带亲迎之车启程，女家亲属及邻里沿路“障车”，迫使新郎撒钱，方得通过。新郎新娘在青庐中行交拜之礼，俗称“拜堂”。拜堂时，新郎新娘牵同心结。入洞房后，又有“坐床”、“撒帐”、“合髻”等仪式。撒帐，是由家族中一名长辈女亲口诵吉语，将枣、花生、金钱等撒入帐内。合髻，是新郎新娘各剪下一缕头发，用彩线相系。然后，新郎新娘同牢盘、合卺杯。合卺，又称“交杯酒”。洞房中，宾客常常使用各种办法刁难、捉弄新郎新娘，称为“闹房”。有的甚至对新娘拳打脚踢，讨取吉利，或称“弄妇”，显然是一种陋俗。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制定婚娶仪制，规定：诸王纳妃，聘礼赐女家白金万两；敌门（纳采）用羊20口、酒20壶、采40匹；定礼（纳吉）羊酒采各加10、茗百斤、头须巾段绫绢30匹及黄金钗钏、真珠琥珀首饰、锦绣绫罗、金银钱等；纳财（纳征）用金器百两、采千匹、钱50万、锦绮绫罗绢各300匹、销金绣画衣10袭以及马、羊、酒等；亲迎用涂金银装肩舆1、行障坐障各1方、团掌扇4引、障花10树、灯笼10、侍女童子8人。宗室子弟赐女家白金5000两，敌门、定礼、纳财、亲迎礼物减半。品官婚礼仍为六礼，士庶人婚礼，仪节减少，将问名合并于纳采，请期合并于纳成。

《朱子家礼》所述婚礼的仪节为纳采、纳币（征）、亲迎三项。明洪武时，诏令民间嫁娶皆按照《朱子家礼》规定实行。

三、冠礼（笄礼）

冠礼是成人礼，是给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在氏族社会，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要参加一种“成丁礼”，这样才能成为自己部落的正式成员，享受应有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冠礼是应当从这种“成丁礼”演变而来的。《礼记·冠义》说，冠礼是“成人之道也”，“将责成人礼焉也”，要按照“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四个方面的礼的规范加以约束，使之成为具有“孝、悌、忠、顺”完美品德的人。礼经中只存《仪礼·士冠礼》。

“男子二十而冠”，冠礼要为冠者加三种形式的冠：一种叫缁布冠，以黑麻布制作；一种叫皮弁，以白鹿皮制作；一种叫爵弁，也称玄冠，以赤而微黑的细麻布制作。缁布冠只在冠礼上使用一次，易服换上玄冠后即废弃不用。据说，那是太古之制。冠礼首先加缁布冠，表示不忘本初。礼仪完毕，要由宾为冠者取“字”。宾、主、冠者都站在堂下阶前，宾致辞道：“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仪礼·士冠礼》）不是长子则依行第以仲、叔、季等命字。命字以后，名只用于自称，除了君王、父祖，别人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以字称呼。

上述冠礼指“士冠礼”，天子、诸侯的冠礼，古籍各说不一，难以考定。如加冠年龄，就有“十二岁说”（《左传·襄公九年》）、“十五岁说”（《通典·嘉礼》）、“十九岁说”（《荀子·大略》）等。据《大戴礼记》等书所述，其与士冠礼的主要不同是加四冠，即“三加”之外又有“玄冕”。这是一种顶上有一块前圆后方的冕板（綖）、前后带旒的冠。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王赢政九年（前238），“王冠，带剑”，当时赢政已21岁。

汉代皇帝礼称为“加元服”。“元”即首，冠是首之所著，所以称“元服”。皇帝的四种冠是缁布冠（后汉改为“进贤冠”）、爵弁、武弁、通天冠，通常在正月甲子或丙子吉日举行。士庶冠礼较简单，据何休所制冠仪，大致参用《仪礼·士冠礼》仪式，但只加一冠，还简化了程序。

魏、晋时，皇帝的冠礼，也只用“一加”，皇太子用“再加”，王公、世子才用“三加”。皇帝的冠礼在正殿举行，并且开始用音乐伴奏。北魏时，孝明帝为加冠而改元，这一年改为“正光元年”（520）。后齐皇帝加冠，还用玉、帛告祭圜丘、方泽，用币告祭宗庙。这一制度也为后代帝王沿用。

唐代皇帝的冠礼只加一冕（衮冕）；皇太子、亲王等仍用“三加”（缁布冠、远游冠、衮冕）。宋代《政和五礼新仪》定“庶人子冠仪”为“二加”，一帽，一折上巾。但司马光《书仪》里的冠仪，仍用“三加”，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

明代皇帝仍为“一加”。皇太子“三加”，为翼善冠、皮弁、冕旒。庶人冠礼与宋代相同。清人没有冠礼。

笄礼

男子20而冠，女子15而笄。女子在15岁许嫁之时举行笄礼，结发加笄，也要取“字”。结发是将头发梳成发髻，盘在头顶，以区别童年时代的发式。礼经中并无笄礼详文。梁代贺玚说，笄礼由主妇为笄者结发著笄，由女宾以酒醴礼之。女子到了20岁，虽然还未许嫁，这时也要举行笄礼，表示今后要以成人相待。

《宋史·礼志》对公主笄礼有较详的规定，其礼大体依据男子冠礼演变而来。笄礼始加冠笄，再加为冠朵，三加为九翚（山雉）四凤冠，笄礼在宫中殿庭举行，皇帝亲临。祝辞及取字之辞也都套用男子冠礼。礼毕，公主拜见君父，聆听训辞：“事亲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溢不骄，毋诐毋欺；古训是式，尔其守之。”然后，笄者再接受皇后、妃嫔的祝贺。

笄礼至明代即废而不用。民间女子婚嫁时将头发挽束成髻，用簪子固定，与婚前发式明显不同。这也算保留了笄礼遗风。

四、射礼

射礼有四种。一为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礼；二为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为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为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射礼前后，常有燕饮，乡射也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

大射前燕饮依燕礼，纳宾、献宾、酬酢及奏乐歌唱娱宾，宴毕而后射。（图4—15）掌管大射礼仪的司射，袒露左臂，执弓挟矢到阶前求射礼开始，有司将弓矢献给君王，并设置计算成绩的“中”和算筹，以及惩处违礼者用的“扑”。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形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

《史记》、《汉书》皆不记宫廷有大射之礼。《通典·军礼》记载，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与诸儒于石渠阁讲论经义，议及大射礼与乡射礼用乐之区别。《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二年（59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这是史书始见记大射之礼。

两汉时，军队中别有一套秋射比试之法。东晋咸康，庾亮曾依据礼经制定乡射之礼。后齐的射礼，史籍记载较详，每年三月三日及秋季举行，季秋为大射，在专设的“射所”行礼。三月三日射礼规模较小。

唐代在射宫举行射礼，每年三月三、九月九两次，射礼基本上照礼经制定，由皇帝初射，群官射中者有赏赐。开元初，有人奏告射礼“耗国损人”，“既不观德，又未足威边”，曾一度取消。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又以“永鉴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而去礼”为理由，恢复秋季大射。（《通典·军礼》）但仍未能持久。五代时亦未见有射礼举行。

北宋大体沿用唐代制度，南迁后即未见记载。辽、金、元各有其俗，射法与中原古制不同。明太祖比较重视射礼，洪武三年（1370）举行大射礼。他认为，只由武夫弯弓习射而文士不解弧矢之道，是不对的，下令太学及郡县学生都要学习射箭。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并未长期执行。《明集礼》所载“射仪”，较礼经规定减省许多程序，参加者还包括“各官员子弟”及“士民俊秀者”。

清代射礼在大阅及秋狝时举行。康熙十二年（1673），阅兵南苑，树侯而射。康熙帝亲射五矢，箭箭中的，驱驰而射，一发又中，遂传为佳话。这也可以看到清初对骑射军训的重视，而后世八旗子弟之散漫怠惰，不知习武骑射，两相对比自有天壤之别。

投壶之礼

与射礼相仿的还有投壶之礼。有人推测投壶乃是射礼的变异，或者由于庭院不够宽阔，不足以张侯置鹄；或者由于宾客众多，不足以备官比耦，因而以投壶代替弯弓，以乐嘉宾，以习礼仪。

投壶，以箭矢投入壶中为胜。壶束颈鼓腹，壶中盛以小豆，使箭矢投入后不至于弹出。箭矢用柘木削制而成。投壶可在室中、堂中或庭中举行。壶放置在与主、宾席距离相等的位置，一般约距投射者二矢半，根据箭矢的长短，实际距离也略有变化。

投壶时，先由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派人拿着壶，到来宾面前，请求以投壶娱乐嘉宾。宾主拜揖行礼，司射放好壶、中、算，宣布投壶之令（规则），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入亦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等。

投壶之礼春秋时多见。《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侯、齐侯投壶燕饮，晋侯先投，中行穆子致祝词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一投而中。轮到齐侯投时，他也举矢祝道：“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也把矢投进了壶中。在投壶的娱乐中，也包寓着政治斗争的风云。汉代画像石上也有《投壶图》，（图4—16）魏晋时宫廷中投壶的游戏仍很流行。

五、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敬贤尊老之礼。《周礼·地官·乡大夫》说：“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郑玄归纳乡饮酒礼的意义有四项：一是选拔贤能；二是敬老尊长；三是乡射，即州长习射饮酒；四是卿大夫款待国中贤者。乡饮酒是基层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汉代乡饮酒礼与郡县学校祀先圣先师之礼同时举行。后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前汉名儒伏生的后人伏湛为大司徒，上书奏行乡饮酒礼。以后历代帝王常以乡饮酒礼为推行教化的手段。隋代，国家在国子寺举行乡饮酒礼；郡县则在当地学校行礼，每年一次。唐贞观六年（632），太宗诏令天下州县长官每年都要举行乡饮酒礼。自从实行开科取士之制后，考生在州县试毕，长吏即以乡饮酒礼招待，“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用《鹿鸣》之诗”。这是后代“鹿鸣宴”之滥觞。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又开设了武举，也以乡饮酒送武举考生往兵部。《开元礼》“乡饮酒之礼”大致据《仪礼》制定。宋代乡饮酒礼在贡士之月举行，以本州学校将升入太学的上舍生与州之群老一起作为众宾，由地方行政军事长官为主人，依礼饮酒。南宋宁宗庆元中，由朱熹改定乡饮酒礼，加以推行。

明洪武初，规定每年孟春正月及孟冬十月行乡饮酒礼，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各行省所属府、州、县也都照例举行。民间以里社百社为一会，由粮长或里长为主席，于春、秋社祭时举行。乡饮酒礼规定有“读律令”的仪式，“执事举律令案于堂之中，读律令者指案前北向立读”，“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律令读罢后，还宣读刑部编发的其他有关文书，并有训诫致辞。洪武二十二年（1389）规定里社饮酒礼，里社成员分善恶三等分别就席。凡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为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为一等；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徙流重罪者又为一等。三家子弟亦各自分别三等座次，不得混淆。如有不遵序坐者，以违制论处，可以告官流放。明代乡饮酒礼，已把宗法活动与基层政权建设合为一体，明显地具有对人民强加控制和统治的目的。

清代沿用明制，也有“读律令”的仪式，孟春望日及孟冬朔日于学宫行乡饮酒礼。由学校教官充当司正，行礼致辞说：“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照搬了明代“读律令”后的训诫致辞。这些话倒是将乡饮酒礼的作用讲得清清楚楚。乾隆时，曾对乡饮酒礼作过一些统一的规定，删削某些繁缛的礼节，令乡饮不得旷久。清初，地方乡饮酒礼费用皆取于公家，道光以后因军饷开支骤增，始改由地方备办。随着清帝国日趋衰落，乡饮酒礼亦渐次式微，各地大多不再举行。

六、养老、优老之礼

中国有养老、优老的传统，古礼中对此有详细规定。《礼记·王制》说，“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这虽是儒家理想制度，但对历代都有很大影响。国家要养的老人有三种，一是贵族中的老者，称为“国老”；二是平民中的老者，称为“庶老”；三是为国捐躯者的老人，称为“死政者之老”。

养老作为一项礼仪活动，主要形式是天子在太学中宴飨三老、五更与众老。汉代通常认为三老、五更各为一人，分别由高级官吏中老者担任。“更”，指阅世久深。三与五，据说取象于三辰、五星。蔡邕认为，三老应是三人，五更应是五人，“更”乃是叟字之讹，也是老的意思。他的意见平实易懂，但是历来赞成他的见解者却不多。宴飨三老、五更，要为他们专设宾客之席，天子亲自到陈列酒馔处省视酒醴及珍馐佳肴，到门外迎接三老、五更。入门奏乐，主人亲行酌献之礼。“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

优老是指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往往由国家颁布律令加以施行。如在田役方面，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中可免除一名男丁的田役；90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除田役。在道路交通方面，规定车辆、行人见到老人要主动让路躲避。在刑律方面，规定70岁以上不得为奴，八九十岁虽然有罪，亦不加刑。礼经的这些主张，对后世的优老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吕后二年）的法律条文中就有许多优老的规定。而史书记载，汉初刘邦即颁布养老、优老的命令。他规定，每乡择乡三老一人，每县择县三老一人，作为地方军政官员的顾问，“以事相教”；每年十月岁首，赐给酒肉。汉文帝元年（前179）颁布养老令，规定80岁以上老人每月给米一石，肉廿斤，酒五斗，90岁以上每年又赐帛一匹，絮三斤。根据文献及武威两次出土的简册材料，两汉时期养老、优老的法令还有以下的内容：

（1）高年老者赐给鸠首王杖，地位相当于年俸600石的官吏，有出入官府，行于驰道（王家道路）之旁的权利。

（2）吏民如有骂詈殴辱、损坏其王杖者，以逆、不道之罪论处。（逆、不道之罪，可判处死刑。）

（3）种田免租，为市免赋，允许经营一般人所不许经营的卖酒的生意。

（4）假如不是为首（或说亲手）杀人，可以免于治罪。

出土简册记载了许多案例，一些犯有欺辱老人之罪的官吏、平民，确定受到“弃市”（死刑）的惩处。可见养老、优老的法令在两汉是得到比较严格执行的。

北魏时，又有为高年老人授名誉官职的办法。当时，授官在板上书写姓名，如后世之委任状。孝明帝曾给京师地区百岁老人授予大郡板（即大郡太守），90岁以上授予小郡板，80岁以上授予大县板（大县令），70岁以上授予小县板；地方上的老人则减等授板。这虽然只是虚衔，但是也总表示了一种恭敬之意。正光四年（523），孝明帝又下诏对年满70岁，应当退休的官员给予优惠照顾；不愿意退休者，可以不退。对于能力不足而愿意退休者，发给一半的俸禄。后来，隋代对七品以上的退休官员，也有一定数量的米谷供应。

金代天德三年（1151），沂州一名男子犯罪应处以死刑，但家中老母有病而别无侍奉之人，海陵王特准免予一死，命在家奉养老母。这是“独子留养”制度之始，后来定为法令，历代多沿用其例。

明洪武时规定，老人贫无产业而邻里称善者，80岁以上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90岁以上每年加给帛一匹，絮五斤。永乐时，又准许70岁以上老人家中可有一丁免役侍养。天顺、成化时还规定四品、五品退休官员70岁以上不能自给者，每岁供米五石，百姓90岁以上者，每岁设宴款待一次，百岁以上由官府供给棺具。清代沿用明制，康熙时又规定，给百岁老人“升平人瑞”匾额，赐银建牌坊；节妇百岁给“贞寿之门”匾额，也赐银建牌坊。

历代养老、优老的法令和规定，体现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方面，然而，封建官僚体制又阻碍了它的实施与贯彻。汉文帝曾慨叹地方官吏把陈粟发放给老人，有悖于养老之意。明太祖也担忧，“虞有司奉行不至”。雍正元年（1723）诏书说道：“地方赏老人者，每州县动支数千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

七、帝王庆贺之礼

1．帝王即位改元

《尚书》之《顾命》、《康诰》写到周成王死后，康王告殡宫而即位的典礼，这是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帝王即位礼的记载。与即位相关的是“纪元”。所谓“纪元”，就是“纪一君之终始”。新君改元，自有肇兴代终之义。第一年称为元年。我国历史有可靠纪元记载的是西周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841年。

秦王赢政灭六国，并天下，认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遂改称“皇帝”，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自称为“朕”，皇帝之命曰“制”，令曰“诏”；根据五德终始之说，认为秦代周，秦得水德，其方色上黑，衣服、旄节旌旗皆以黑色为上，数以六为纪。但史书不见有其他庆典礼仪。

汉五年（前202）刘邦灭项羽，诸侯、将相拥立刘邦为皇帝，当时刘邦地位并未十分稳固，他辞让再三，后在汜水之阳建即位坛，即皇帝之位，其礼已不可考，大约应有祭告天地等仪式。文帝在诸吕之乱后由代王而被迎立为帝，即位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赐女子每百户牛一头，酒十石，酺五日（平时不得群饮，此时特许聚会饮食）。即位之日，至高帝庙中拜谒行礼。文帝纪元至十六年时，有阴阳家新垣平伪刻“人主延寿”玉杯进献，又诡称天象有变异，应当及时改元，因而以十七年更为元年。在此之前，战国秦惠文王十四年也有更元之事，但事因不明。后代帝王在位期间改元，往往因为某种祥瑞或灾异，或者是为了纪念某一事件。

自古帝王并无年号，年号起于汉武帝。《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武帝即位十余年后，“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学术界一般认为，武帝始创年号，实起于元鼎（元年为前116年），这以前的建元、元光等年号都是后来追加的。

后汉光武帝即位，建坛场，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水、火、雷、风、山、泽），望于群神，祝辞而祭。建元建武，大赦天下。其后，开国之主多举行燔燎告天之礼，如三国蜀帝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南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成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等等。

继嗣之君改先帝年号，一般在即位后第二年。但是，历代常有例外。刘备于章武三年（223）四月卒，后主刘禅于五月即位，马上改元建兴；司马炎太熙元年（290）四月己酉卒，晋惠帝司马衷当天即位，改元永熙。在礼学家看来，这都是大乖旧典，贻人口实的非礼之举。

北周静帝禅位于隋，静帝遣太傅奉策书、大宗伯奉皇帝玺绶，交给将即位的隋国公、相国杨坚。杨坚自相府入皇宫，在临光殿备礼即位，并在南郊设坛，遣使柴燎告天；又告谒祖庙，大赦，改元。这是所谓的禅让即位。

禅让，又有父王让位于太子的，叫“内禅”。唐睿宗李旦，太极元年（712）五月改元“延和”。七月，有彗星入于太微座，李旦听信星相家之言，执意要“传德避灾”，让位于太子李隆基，自己当太上皇。李隆基即位后，祭享太庙，大赦天下，改元“先天”。一年之内，数次改元。

禅位改元的又有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卒，三天后，顺宗即位，本不改元，到了八月，顺宗禅位，立皇太子李纯为帝，自称太上皇，改元“永贞”。李纯即位后，第二年又改元“元和”。

五代时，即位改元制度混乱，如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友珪所弑，改元“凤历”；次年其弟友贞又杀友珪，废除“凤历”年号，却又沿用朱温原有“乾化”年号，两年后才改元。后汉高祖刘知远建国即位，却仍沿袭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天福”年号，次年才改元“乾祐”。其子后汉隐帝刘承祐继位后，又不改元，沿用其父“乾祐”年号直至被废黜。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内禅，令皇太子赵眘即位。六月，行内禅之礼。在紫宸殿设仪仗，宰臣文武百官列班肃立，高宗出宫，鸣鞭，禁卫、仪仗及内侍迎驾，高宗升御座。文武大臣上殿与高宗拜辞，奏敬仰、依恋之类言辞。高宗则勉励大臣悉力以辅佐嗣位之君。君臣为之泣涕。大臣退下，高宗亦退入内宫。然后，宰臣文武百官立班宣诏，听毕再拜，舞蹈，三呼万岁。再拜，再至殿下立班，迎候新皇帝。禁卫、仪仗迎新皇帝出，鸣鞭，内侍扶皇帝至御榻，皇帝先不肯就座，内侍传太上皇圣旨，请皇帝就座，皇帝方才坐下。但故意东向，或西向，而不南向。文武百官先称贺，再拜，舞蹈，三呼万岁。宰臣上殿，请新皇帝南面而坐，经再三推辞，皇帝面南坐正。宰臣退下，皇帝回内宫，鸣鞭，百官退出。翌日，新皇帝至德寿宫朝见太上皇，文武百官在宫门外迎驾。太上皇即御座，新皇帝上殿拜，奏圣躬万福。百官亦拜，又搢笏三舞蹈，三叩头，出笏，三拜。南宋后又有孝宗、光宗内禅，大致依照此例。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时，于南京钟山之阳设坛，祭祀天地，祝告上帝，丞相率百官拜贺舞蹈，三呼万岁。卤簿（仪仗）导从到太庙祭拜四世先祖，告祀社稷。然后服衮冕御奉天殿，用大乐鼓吹，鸣鞭，百官上表祝贺，捧表展读；群臣四拜三舞蹈，拱手加额，三呼万岁，出笏俯伏，再随音乐四拜。贺礼毕，皇帝册拜皇后，册立皇太子，并以即位诏告天下，建元“洪武”。自明代起，建元之制为一帝一年号，终其世而不改。先帝卒，继嗣之帝于当年仍沿用旧纪年，次年改元。

清太祖即位，焚香告天，率贝勒、群臣三跪九叩行礼。然后由贝勒率各旗属庆贺。太宗皇太极，天聪十年（1636）改元“崇德”，建国号大清，筑坛，备卤簿。率群臣诣坛告天再登坛升座，贝勒等三跪九叩。皇帝接受御宝（印玺），宣读官读满、蒙、汉三体表文。翌日，群官到宫中上表称贺，皇帝赐宴，颁令大赦。

乾隆六十年（1795），高宗内禅。先遣官祭告太庙、太社，太上皇御太和殿，嗣皇帝（即仁宗）与王公、百官侍立，再跪听宣读传位诏书。太上皇帝将御宝授予嗣皇帝，嗣皇帝跪受，然后率群臣行九叩礼，鸣鞭，奏乐。太上皇回内宫。嗣皇帝退至保和殿，再御中和殿，众官员列班行礼。礼毕，至太和殿登极。奏乐，宣读登极贺表，再行礼。嗣皇帝回内宫，礼部镌诏书颁行天下，明年，改元“嘉庆”。

2．朝礼

朝礼是帝王与大臣上朝办理政务之礼，主要涉及听朝之场所、时间以及相关的仪式。礼经说，天子之宫有五门——皋门、库门、雉（中）门、应（正）门、路（寝、虎、毕）门；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诸侯三门——库门、雉门、路门；有三朝。“皋”通“高”，在最外。“库”指府库。“雉”，指画雉于门，因为居中，故又称“中门”。“应”，指应治出政，又称“正门”。“路”是大的意思，指寝门，因画虎于门，又称“虎门”；门到此为止，故又称“毕门”。外朝、天子在库门之外，诸侯在库门。国家有大事，致万民而询则在外朝，不是常朝之处。治朝，在路门外，乃每日常朝听政之处。燕朝，在路门内，路寝之庭，是与公族、宗人议事之所，乃退朝后理政之处。

朝之所以称为朝，因为通常都在清晨入宫廷理事。《孟子·公孙丑》云：“朝将视朝”；《诗经·齐风·鸡鸣》云：“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古之君臣鸡鸣天明之时入朝，而未明之时即已起身上路。群臣俟君王临朝，拜揖行礼，王答礼，就位。然后听事理政。事毕，退朝入路寝。群臣各自回到各自的治事之所。

秦代朝礼不得其详。泰山刻石说秦始皇“夙兴夜寐”，《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他审阅奏书，“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没有提到秦的上朝之礼。不过，赵高对秦二世说：“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其后，公卿稀得朝见”。可见秦时仍有常朝制度，君臣当廷议决政事。

汉代朝礼为叔孙通所定。朝臣平明前以次入殿，趋行示敬。门廷中陈车骑戍卫，设仪仗旗帜。功臣、列侯、将军、军吏站立于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站立于东方西向，大行官（掌宾客礼）设九宾传告皇帝乘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皇帝南面就座，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按秩位高下以次跪拜行礼。百官出入宫门有“门籍”，上书姓名状貌，无籍者不得进入。大臣有事，常朝之外可以到内宫奏事。在朝官员每五日一洗沐，得休假一日。因病可以告假，病假以三月为限，超过三月一般要免去官职。

汉地节二年（前68年），宣帝亲理国政，每五天一听朝，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这一制度后代大多沿用，所谓“历代通规，永为例程”。

三国魏制，皇帝每月朔、望听朝，公卿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辩得失。晋代皇帝却常常不亲临朝堂，朔、望之朝往往为公卿会集议论政事。北魏高祖在日中集群臣于朝，日中之前由大臣讨论；日中之后，君臣共议可否，将奏案读过，由皇帝裁决。

隋初，文帝每日清晨临朝，《隋书》称他为“日昃忘倦”。唐初，皇帝每月朔、望在太极殿坐而视朝，而两仪殿为常日听朝视事之所。据两唐书《职官志》说，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入朝；文官五品以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称“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称“九参官”（每月九次入朝）；五品以上五日一朝，称“六参官”；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学生四时参。各按品秩高下有不同的规定。贞观十三年（639），因为当时天下太平，政简事少，所以常朝改为三日一朝，后来又改为五日一朝。《开元礼》有“朔日受朝仪注”。是日，皇帝于太极殿受朝，御座在北壁南向，外设御幄；乐队在殿中，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官三品以上在南，六品以下在其后。皇帝出宫前，通事舍人引导四品以下百官先就位，然后奏乐，击钟鼓，皇帝乘舆而出，自西房就御座，乐止。通事舍人再引导三品以上大臣入门，亦奏乐。典仪使指挥群臣行拜礼，共两次行礼。舍人引北向而立，百官退出。侍中跪奏礼毕。皇帝降座，奏乐，御舆入东房，乐止。舍人再引东、西文武大臣退朝。朝毕，有“赐食”制度，三品以上升殿而食，四品以下则在廊下赐食。百官朝参，要穿着规定的朝服，不按规定穿着，扣除一月俸禄。如果无故缺席不到，扣除一季俸禄。由御史负责点班。但是，天雨、天雪以及严寒、酷暑，通常有敕诏停止朝参。朝参时其他禁例还有很多，如语笑喧哗、执笏不端、行立迟慢、立班不正、趋拜失礼、穿班穿仗、无故离席、廊下饮食行坐失仪、非公事入中书等等。以上禁例，凡有违犯者皆扣除一月俸禄。

古礼百官入朝要“趋”，即快步走，表示虔敬之意。天宝六年（747），唐玄宗诏令“朝官从容至阁门入至障外，不须趋走；百司无事至午后放归，无为守成”，废除了“趋走礼”。玄宗还将朝参行礼改在紫宸殿或宣政殿，百官随仪仗自东西两门从容而入，这就是礼书所说的“入阁”，后来成为常朝制度。

唐代末年，朝制又改为每月逢一、五、九日开延英殿坐朝，计每月九次，但是如果有紧要公事，可由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殿，则不计时日。

五代后唐李嗣源有“起居”制度，即群臣每五日一次随宰相入见内殿，这与朔、望入阁朝参成为定礼。

宋代朝礼与唐、五代相似，百官依品秩按规定入朝。元丰中规定，侍从官以上日朝垂拱殿，称为常参官。这是以宰相为首，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侍郎、翰林学士等在内的国家重臣。其他文武百官每五日一起居，朝紫宸殿，称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每月朔、望一朝，称为“朔参官”、“望参官”。朝参时，百官随仪仗入殿庭，班立即定，内侍手持牙牌，上刻有“班齐”二字，由小黄门引入。皇帝先在后幄内坐等，黄门高声呼问：人齐未？当头者答道：人齐！皇帝即出幄，卫士鸣鞭，皇帝入座。欧阳修《早朝感事》诗云：“玉勒争门随杖入，牙牌当殿报班齐。”写的就是百官入朝情景。宋代又有百官轮对制度，即皇帝在每五日内殿起居日受朝时，轮流召一官员上殿，陈述时政得失，自侍从之臣以下百官皆可，称为“轮官转对”（或称“轮当面对”）。其制始于后唐天成年间。宋哲宗时曾一度废止，后又恢复。

明代朝制变化甚多，有一日二朝（早朝、午朝），也有一日三朝（加晚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常于昧爽之前视朝，设火烛登御座，虽大风寒亦无间断，但后来竟三十余年不御常朝，以至于隆庆皇帝（穆宗）继位后连朝礼制度都没有人记得起了。明代朝礼的主要变化有：（1）牙牌制度。洪武十一年（1378），向文武朝臣颁发刻有官称的象牙小牌，朝参时必须佩戴。有不佩戴者，门卫拒之门外；私相出借者以律论罪；官员亡故，牙牌交回内府。（2）赐座。洪武时，朝参行礼后或有赐座，座次依文武高下排列。（3）取消赐食。洪武二十八年（1395），因为“职事众多，供亿为难”，取消了赐食制度。（4）正月节日放假。永乐初，元宵节放假，自正月十一日起放假十天，百官朝参不准奏事。弘治元年（1488），则从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皆不御殿视朝。

清代皇帝起初亦五日一视朝，后改为逢五视朝，一月三朝。皇帝在太和殿升座。文武官员按次列坐，分为九班，以击鼓为号，起立听指挥，引入殿内行跪拜礼。朝参之日黎明时按次列坐，叫做“坐班”。光绪时，王公在太和门外东西各二班；百官在午门外，东西各九班。有纠仪官分列班首、班末，环班稽查。御门听政之礼，雍正时在乾清门。一般是部院所进折本在内阁积存到一定数目后，传旨某日御门办事。部院奏事大臣及陪奏官在庭内等候，皇帝坐御榻上，侍卫左右立。起居注官由西阶而上，部院官由东阶而上，分列而跪。尚书将折本匣呈放在案桌上，跪言奏某事。各部官员依班进奏，退下。然后由奉匣学士捧折本匣送呈跪启，皇帝指派大学士一人启读折奏，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承旨，记注官作记录。记注官由翰林学士担任。

3．朝贺之礼

常朝为治理国政而设，除此之外又有大朝，又有节日庆贺，礼仪规格皆高于常朝，故“朝贺之礼”另有一套礼规。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了中国，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这是岁首朝贺，但仪注已不详。汉初仍沿用秦制，于十月岁首行朝贺礼，诸侯王及群臣以次奉献贺礼。诸侯王与列侯以玉璧为挚，二千石以下以羔为挚，千石以下则分别以雁或雉为挚，百官称颂万岁，朝见后置酒以礼而饮，依尊卑次第为皇帝祝酒。东汉时，朝贺后皇帝宴飨百官的规模极大，至万人以上，有音乐、舞蹈、杂技百戏表演。两汉岁首朝贺，参加者还有郡国掌管财政的官员，称为“计吏”或“上计使者”。他们在岁末、岁首交替之际，向中央政府报告当地行政、财务情况。这一制度为历代沿袭。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贺之礼大致同两汉。晋岁首正月元旦朝会，称为“元会”或“正会”，是国家最隆重的庆典。冬至朝会，被称为“小会”或“冬会”。

唐代元旦、冬至两大朝会，合称“正至”。元旦朝会，由皇太子献寿，中书令奏诸州上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藩国贡献，百官上殿高呼万岁。乐舞有“三大舞”，即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朝贺毕，皇帝宴飨群臣。

宋代以元旦、五月朔及冬至行大朝会之礼。正旦朝贺，百官凡十九拜三舞蹈。南宋绍兴初年，据《宋史·高宗本纪》，赵构在元旦时率百官遥拜被金人俘虏到北方去的徽宗、钦宗二帝，自己不受朝贺。绍兴十五年（1145），才恢复朝贺之礼，但南逃仓皇，礼器仪仗损失甚大，规模不得不大大缩减。

辽、金朝贺皆沿用宋制，唯有音乐不同。元初朝仪未遑制定，遇有称贺之事，臣庶咸集帐前，无尊卑贵贱之分，嘈杂喧哗，熙熙攘攘，执法官“挥杖击逐之，去而复来者数次”。至元八年（1271），才参用汉礼制定朝仪。

明太祖曾一度认为“山呼万岁”，“实亦虚词”，下令更改。有人提议，改为呼喊“天辅有德”，“海宇咸宁”，“圣躬万福”，后因呼声不易整齐，反而有失礼仪，因此仍恢复呼喊万岁。明代朝贺还发生过一次事故。正德十一年（1516），元会朝贺，自晨至暮，散朝时已至昏夜，百官奔趋而出，竟至拥挤颠扑相互践踏，有一位名叫赵朗的将军在禁门被踩死。

清代元旦、冬至及万寿圣节（皇帝诞辰），称为“三大节”，大朝行礼庆贺。皇帝至太和殿，王公百官分班而立，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赐座，赐茶，元旦午时设宴。

4．千秋万寿节

帝王诞辰称为“千秋节”或“万寿节”，庆贺典礼始于唐玄宗。上古有祝寿之辞，但无庆贺生日之活动。如《诗经·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天子万年”；燕饮祝酒，也多用上寿之辞。举行纪念生日活动，始于隋高祖。仁寿二年（602），杨坚下诏云，六月十三日是他的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这是以不准宰牲来纪念父母生育之恩。唐太宗过生日，曾在庆善宫赋诗赐宴。这时，都还没有举行庆贺祝寿的典礼。唐玄宗时，宰相率群臣上表称贺，说：“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遂将玄宗生日定为“千秋节”，置酒张乐，大宴百僚。玄宗登花萼楼受贺，全国放假三天。晚唐诸帝过生日多邀集沙门、道士讲论祈福，不举行朝贺之礼仪。

五代时，帝王诞辰庆贺之仪规模较小，而宋、金以后规模已与元日朝贺仪相同，以后历代沿用其例。唐、宋时，每一皇帝诞辰往往各立节日名称，如唐玄宗生日称“千秋节”，又称“天长节”；肃宗生日称“天成地平节”；文宗生日称“庆成节”；五代后唐庄宗生日称“万寿节”；明宗生日称“应圣节”；宋真宗生日称“承天节”；仁宗生日称“乾元节”……元代则一般统称“天寿节”或“圣诞节”；明、清称“万寿节”。

可列入“嘉礼”的典礼制度还有许多，如“尊亲礼”，皇帝追尊已故的先祖父考，给他们加上种种尊号，或者给禅位的太上皇，给皇太后、太皇太后加上种种尊号、徽号；又如“巡狩礼”，帝王巡行天下，察吏治，观民风等等。在古代礼书中，还有将“观象授时”（天文历法）、“体国经野”（地理）、“设官分职”（官制）以及学校、科举、取士等列入“嘉礼”的，而本书皆有专章，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