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货币——两宋货币



两宋货币变化的背景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应运元宝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北宋王朝。面对当时严峻形势，他心存猜忌，为防微杜渐，政治上他集大权于己身。削弱将相大臣权力，并使其互相牵制；削弱州郡权力，废官用吏。经济大权，更是操于皇上一人。采取这些措施，一时赢得政局稳定，但从长远看，并来能巩固政权。

从两宋政治状况看，历代君主权贵，只求太平无事，上下相安，尽力缓解社会矛盾，安抚平息民众反抗。对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偏向保守一方。如对王安石变法，先支持，后淡化，终取消。高宗贪生怕死，心怀鬼胎，与奸臣秦桧狼狈为奸，不惜卖国投降，以求自保。还不顾国家安危，纸醉金迷，“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孝宗实行一些改良措施，缓解已有矛盾。以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君懦臣贪，上下荒纵，朝欢暮乐，“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乃是最佳写照。朝廷还加紧搜括，以补财政不足。理宗后期，生灵涂炭，怨声载道。不久，南宋便被蒙古大军灭亡。

从对外关系看。赵宋是历代王朝中最弱的朝代。在300年中，不断受到强邻辽(契丹)、西夏、金(女真)和蒙古的攻击。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国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辽进贡“岁币”。仁宗庆历二年(1042)增加纳贡数额。两年后，又承诺对西夏的“岁赐”条件。嗣后对金对蒙古都有岁贡。两宋对这些强邻，一贯是屈辱乞活，求哀告饶，称臣称孙，恬不知耻。这些长年的沉重负担，都对两宋货币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证皇室安全和巩固中央集权，两宋重视发展经济和强化币制。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一度达到新的高峰。但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间(1163～1189)情况较好，两宋末年均较差。其货币情况也是这样。就地区比较，以太湖为中心的江浙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其次是川蜀和两湖，北方较差。在两宋末期战乱中，有些地方变得一片荒凉。

两宋的经济发展对其货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精耕细作地区丰收引起对货币大量需求。宋代农业生产比汉唐增加二倍多，但人口增加不到二倍。在发展农业时，着重发展粮食生产。“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为吴越闽蜀，其亩之所出视他州辄数倍”，这里所指，即今江南、浙闽、两湖、川蜀地区。这些丰产地区都采用精耕细作式的集约经营。如两浙路就用配置先进耕具划刀的曲辕犁，并靠先进农具、技术和勤奋夺取高产，不仅自给有余，上市供应，还承担年供宫廷粮食数百万石。二是发展商品化农业生产。在精耕细作地区出现经济作物和农业商品化，形成若干农业分支，如种茶、养蚕、种甘蔗、植果树、种药材、种蔬菜、发展水产等等。按照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这种商业化农业生产迅速向纵深发展，使这些地区人口更加集中，商品交换更加发展。三是农产品商品化促进手工业全面展开。宋代的陶瓷、丝绸、刺绣、造纸、印刷、雕刻、炼钢、金银铜铁器饰等在当时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档产品，很受各国欢迎。其他行业还很多。这些手工业和商业又不断形成新的分支，如神宗时临安就有414行，每行又有许多小分支。四是手工业专业化促进商品构成地方专业化。各地区利用本地优势大量发展地方名牌产品参加商业竞争。如蜀锦、东绢、端砚、吴纸、浙漆、白瓷、青瓷、建州茶等等，各具特色，名气很大，在商场上起带头作用，促进地区间商品交换不断扩大。这就引发出多种商品和大量货币向全国城乡蔓延，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领域，也引发出许多有关生产和流通的问题。自北宋晚期以后，货币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

两宋币制概论

宋朝开国不久，就发行钱币。仁宗时开始官发纸币，实行钱币、白银和纸币同等流通的币制。在近300年中，此种币制随着时局动荡而波涛起伏，变化多端。总的是混乱多于治平。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间(1163～1189)稍为平稳，币值相对稳定。徽宗和南宋后期，由于通货膨胀造成钱荒，最后货币全面崩溃。宋代币制的特点是：复杂多变，表里不一，自说自话，不守信用。总评是坏到底。具体说来，宋代币制有以下五个特点：

其一，铸造和管理高度集中。宋王朝把货币铸制发行管理大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实行高度集中制。宋代各时期都白铸年号钱或国号钱，显示帝王的权威。宋太祖首先铸国号钱宋元通宝，以后两宋各铸了三种四个国号钱。太宗首铸的太平通宝，是宋代的第一次年号钱。综计北宋九帝，改年号35次，铸了28种年号钱。南宋九帝(包括在闽粤逃亡的末代两王)，改了22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除末代两王外，几乎是改一次年号，就铸一种新钱。

其二，币种复杂多变。纸钞看似只有几类，实则变化频繁。每种纸钞都使用时间不长。钱币的名称、种类及内部结构也是多种多样。一般称通宝、元宝、重宝，有的还有更多名称，如嘉定铜铁钱，共有30多个宝名。从钱的金属成分看，有铜、铁、铅、锡及各种合金钱。若按轻重大小、成色等级、币材结构、年份版别、特征或异形、纪年纪监、各地习惯称名及其他标记来划分，更是不计其数。例如熙宁和元丰两钱，其版别就有100多种。而两宋历代各地不断出现的私铸及恶钱，更是无法点算。南宋还铸过“钱牌”，是带有通行证性质的代用货币。有上圆下方、上方下圆、长方形三种。表面有“临安府行用”字样，牌背有“准贰佰文省”等表示各种币值的文字。再把信用货币算上，更难说清有多少币种。

其三，长期封建割据和推行铁钱。关于纸钞和钱币发行流通，有种种官方规定和民间习惯。宋初曾禁铁钱，开宝三年(970)在雅州百丈设监铸行；此后，在多处扩大铸造使用铁钱。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有钱监26处，其中铁钱监九，铸铁钱889234贯，占总铸钱数的15%。还用铁钱作钞本(发行准备金)来发行纸钞。由于铁钱和铜铁钱广泛并行，形成钱币发行流通的地方性。当时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专行铁钱，陕西及河东西路则铜铁钱兼用，其余地区多流通铜钱。川蜀的铁钱，限在本区内自铸行用，不准外区铜铁钱流人，本区钱也不准流出。因各地所铸铜铁钱，重量、大小、成色、形状和使用习惯，不尽相同，只能在区内使用，这就加深了钱币流通的地方割据性。有的相互排斥，有的相互渗透，形成地区之间的货币战。这种情况在南宋后期更为激烈。

其四，钱币形态和钱文书法多种多样。宋钱分大小，已成为经常制度。每种新钱，一般都有“小平”；“折二”两种大小不同的钱；有的还有“折三”、“当(折)五”、“当十”等大钱。南宋还有淳佑通宝当百大铜、铁钱。铜铁钱各个等级之间并不是刚好按照钱面表示的数量来区别的，有的折二折三反而比小平轻小，折五当十也不是刚好为小平的五倍十倍。铜铁钱及其各个等级之间也没有一定的比价，即使有时官方规定比价，也维持不住。

各种大小不同的宋钱，又有各种丰富多彩的钱文书法。优美的宋代钱币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发展史上的瑰宝，更是一部中外推崇的法帖。其书法一般都出自名家手笔，对研究中国书法、文字，确是一部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这些宋钱的钱文书法，有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真书等各种书体。一般的钱，多有两种书体，形成对钱，有的还有三种。如“淳化元宝”，就有宋太宗亲笔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即御笔钱。钱文用草书自此起。“崇宁通宝”中的真书体和“大观通宝”的文字，都是徽宗赵佶所书，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引人入胜。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所铸九迭篆文“皇宋通宝”，更是稀世之珍，目前国内陆续有所发现。从仁宗到哲宗前后四代，钱文书法出自名家手笔的很多，如“元通宝”的钱文，就是大名家司马光、苏轼等写的。对宋钱的钱文书法推崇、珍藏、鉴赏、临摹、学习，几百年来从未间断过。今后，更需要继续进行发掘和深入研究。

其五，宋币成色差，质量低。宋代初行宋元通宝时，曾以唐初开元钱为样品，严守不变。实际上各地所铸宋钱的质地成色都不及唐钱，以后更是每况愈下，相差很大。唐初开元钱一般含铜83%以上。宋钱最好的，如太平通宝，含铜65.98%，天禧通宝含铜64.44%，以后各代铸钱逐渐降低含铜比例。如蔡京所铸夹锡钱，含铜57.14%，还官定当两个铜钱用，贬值一半多。绍兴(1131～1162)以后的钱，搀杂将近一半。如绍兴通宝，含铜降为54.48%。而所谓折三、当五、当十等大钱，更是名实不符，公开减重贬值。例如，崇宁(1102～1106)中，立《钱纲验样法》，要求当十钱每缗(一千钱)用铜九斤七两余，铅半之，锡居1/3。而仁宗时规定皇宋通宝小平一千钱重五斤，其中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同时建州铜钱，增铜五两，减铅五两。这样，当十钱的含铜量仅比小平钱高不到三倍，而钱值要扩大十倍。再如宋钱的重量，官铸钱也是大小轻重不一。例如在小平钱中，最高的重3.8克，有天禧、政和、宣和三通宝钱；次重3.7克，有皇宋通宝及淳化、景德、天圣、明道、景佑等元宝钱；再次3.6克，有治平和熙宁两钱。以下递减，至和钱仅重3.4克，圣宋元宝3.3克，崇宁通宝3.25克最低。在折二钱中，熙宁重宝7.5克，建炎通宝5.5～7克。在当十大钱中，崇宁重宝真1～12克，庆历重宝6.6～7克，与折二钱相近。就这些钱的重量比较，与其所代表的面值相差很大。两宋王朝在铸钱上多次用这种偷天换日手段来掩饰其铸钱贬值的实质，从中盘剥人民。

开庆通宝两宋的钱币

宋初，即着手整顿五代以来币制。太祖建隆元年(960)铸“宋元通宝”；悉禁诸州铸行轻小恶钱和铁钱，私铸者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南蕃诸国三贯以上者死罪；收兑江南铁钱销毁；准四川铸用铁钱。太宗于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又铸“太平通宝”，有楷隶八分书三书体，还有大铁钱。太平兴国二年禁江南诸州新小铁钱。太平兴国四年开铜钱入川之禁，商贾竟运铜钱入川互市，铜钱一换铁钱14。太平兴国五年始定77文为百。雍熙(984～987)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送往京师或就地销毁；京城民有铜器限两月送官。端拱元年(988)严禁私铸及销毁好钱。淳化元年(990)铸淳化元宝御笔钱及小平当十铁钱。至道年间(995～997)铸至道元宝御笔钱，真行草三书体。

真宗年间(998～1022)，多次禁新小钱并令官置场尽收之，对犯铜禁放宽处裁限额。咸平年间(998～1003)铸“咸平元宝”，真书，有折二折三和铁钱。法定以铁钱十易铜钱一发吏卒俸给。景德年间(1004～1007)铸“景德元宝”，真书，重3.7克，又有大铜钱和大小铁钱。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铸“祥符元宝”和“祥符通宝”，真书，重3.4～4克，有折二。祥符七年益州铸祥符大铁钱，岁铸21万贯。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钱重货轻。天禧三年(1019)铸“天禧通宝”及铁钱，真书。此时铜钱有铸钱监四，即饶州水平，池州永丰，江州广宁，建州丰国，其他旧监先后废；铸钱数，至道年间肋万贯，景德年间增至183万贯，天禧末减为105万贯。铁钱有三监：邛州惠民，嘉州丰远，兴州济众。

仁宗共铸12种钱。其中国号钱一，为皇宋通宝，真篆书对钱，也有铁钱。年号钱有11种，在天圣、明道、景佑年间各铸三种元宝钱，均真篆书对钱，天圣、景还有铁钱。康定元年(1040)铸“康定元宝”铁钱，小平，径2.2厘米，重3.5克。宝元二年(1039)西夏入侵，庆历年间铸“庆历重宝”大铜铁钱充军费，当十，径3厘米，重6.6～7克，有直读旋读两种。之后又铸“皇元宝”当十大铜铁钱。小铜钱三枚可改铸大钱一枚，私铸蜂起，钱制混乱，物价飞涨，铁钱值更低，民间竞藏铜钱，不用铁钱。庆历八年(1048)秋，罢铸铁钱，改大钱一当小钱三，令商州罢铸青黄铜钱，改大钱皆一当二。至和年间(1054～1056)铸“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均真篆书对钱，径2.4厘米，重3.4克。又铸“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真书，径3.3厘米，重9.4克，背穿铸“虢”字，为宋钱纪地最早者。嘉年间(1056～1063)铸“嘉元宝”、“嘉通宝”，均真篆书对钱，重3.6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铸“治平元宝”、“治平通宝”两钱。元宝有真、篆、古篆三书体，有铁钱。通宝有真、篆、柳篆三书体，均重3.6克。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170万缗，嘉、邛、兴三州铸钱27万缗。

神宗时铸钱很多，流通钱量大增，折二钱通行，各监多铸折二钱。熙宁元年(1068)铸“熙宁元宝”小平钱，重3.6克。熙宁四年铸“熙宁重宝”当十钱，后因盗铸改为折三，六年改为折二，重7.5克。两钱均为真篆书对钱。八年改铸大钱，增铸小钱，又铸铁折二钱。元丰年间(1078～1085)铸钱最多，有“元丰通宝”小平、折二及铁钱，篆、隶、草三书体，版别极多。据《文献通考》载：“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九十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零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干二百三十四贯。”元丰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对钱的需要相应增加，市场钱量大增。王安石变法，所行募役法、免行钱等，使官库存钱猛增。对外开放，钱大量流到外国，当时四邻诸国大量使用宋钱。这样，铸钱数量大而流通需要更多。哲宗初，铜产量减少，铸钱量也减，即罢铸钱监14所。元八年(1093)罢铸折二钱，复铸小铜钱，从元佑、绍圣至元符年间，先后铸“元通宝”、“绍圣元宝”、“元符元宝”等钱，有小平、折二及铜铁钱，篆行书体对钱，绍圣元宝还有折三。绍圣通宝小平钱，真书，字细小工整，无对钱。还有元符重宝，少见。多次申钱币阑出之禁，如限陕西铁钱东行每人不得超过5000。

徽宗铸钱种类最多，钱制混乱，引起数十年恶性通货膨胀。有国号钱二：“圣宋通宝”，罕见；“圣宋元宝”，为篆行书对钱，小平亦有真书，重3.3克，折二，重7.4克，另有铁钱。年号钱十四种，有“建国通宝”，小平真篆书对钱。崇宁年间(1102—1106)铸“崇宁通宝”小平、当五、当十钱，隶真书体，真书瘦金体。次年铸“崇宁重宝”当十铜铁大钱，重11—12克。三年令专用当十钱，把熙宁以来积压的折二钱也作当十用，引起罢市，导致钱分两等，市有二价，盗铸云起。四年把当十钱改当三，又铸“崇宁元宝”铁钱及“崇宁重宝”夹锡钱，一当铜钱二。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相，先铸“大观通宝”夹锡钱，官定一当铜钱五，因其成色太差，反而跌到八文才抵铜钱一文。又铸大观通宝小平、折二、折三及当十钢铁钱，瘦金体，有合背钱。崇宁大观两种钱的膺品很多。三年，除陕西外，各路夹锡钱均废止，致夹锡钱跌到20文当一。政和年间(1111～1117)，铸“政和通宝”小平和“政和重宝”折二大钱，篆隶书体，又铸真书重宝铁钱。蔡京第三次执政，大肆鼓铸推销政和通宝夹锡钱。夹锡钱时用时废，人民拒用，其为害之烈，远超当十钱。再铸“重和通宝”小平篆隶书对钱、夹锡钱及“宣和通宝”、“宣和元宝”小平对钱和铁钱，通宝还有折二，元宝小平改为当二，钱质越铸越恶劣。钦宗铸“靖康元宝”、“靖康通宝”，均篆隶书对钱，有小平折二及铁钱。北宋徽钦两帝时，政治腐败至极，经济彻底崩溃，内忧外患夹击，人民苦难深重。此时铜钱多被官民藏匿，朝廷监铸铁钱夹锡钱强令推行，屡遭拒用。

南宋推行纸币，铸钱较少。铜钱限于东南地区，铁钱只在川鄂、两淮限地区铸行。南宋钱规格统一，只有少数例外。私铸无利，私钱也少。因纸币贬值严重，各级官府和官民均乐于藏钱保值，金银更是珍稀品。南渡后原在北方流通的钱仍在北方流通。金兵南下时，大肆搜抢钱物，满载而归，使南方的钱大减。到理宗时，市上铜钱绝迹，晚期连铁钱也少见。各代皇室只是象征性铸些本身的年号钱，表示皇权仍在而已。、高宗和孝宗淳熙(1174～1189)以前铸过对钱，此后改铸纪年钱纪监钱。原想恢复铸钱，因铜铁铅锡很少，绍兴初铸钱年10万缗，成本20万。以后几代不断削减铸钱监和铸钱额，严禁熔钱制器，强令民间存钱和铜铁器物限期交官，均无用。高宗铸“建炎通宝”、“建炎元宝”篆隶真三书体对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建炎重宝”除与上述二钱相同外，又有当十钱。南宋以后各钱形制仿此。“绍兴元宝”、“绍兴通宝”均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篆真书体对钱。孝宗朝从隆兴(1163～1164)、乾道(1165～1173)至淳熙六年(1179)，铸有“隆兴元宝”折二对钱及小平折二铁钱；“隆兴通宝”小平折二和铁钱；“乾道元宝”折二对钱和小平铁钱；“淳熙元宝”小平折二篆真书体对钱和折三铁钱。从淳熙年起改铸纪年钱，钱背铸上年份或铸监名加年份。“淳熙通宝”折三钱和铁钱，钱背有星月或纪监名。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有“绍熙元宝”、“绍兴通宝”，各有小平折二折三及铁钱，通宝另有折三大铜钱，亦有纪地背文。宁宗铸钱繁杂，铸行“庆元通宝”、“庆元元宝”，各有小平折二折三铜、铁钱；“嘉泰通宝”、“嘉泰元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和当五大铜钱、折三大铁钱；“开禧通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开禧元宝”折三大铁钱；“嘉定通宝”小平及折二钱；“嘉定元宝”小平和当十大铜钱；“嘉定×宝”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等四大类，钱文有通，元、重、之、全、永、兴、安、洪、万、正、真、崇、泉、至、珍、隆、封等20余个宝名，背文纪值纪监。理宗铸钱种类也很多，计有国号钱四种：有“大宋元宝”小平折二铜、铁钱和折三铁钱；“大宋通宝”当十大钱；“圣宋重宝”铁钱，这三种均纪年；皇宋元宝小平折二钱。年号钱有12种。从宝庆元年(1225)起，铸“宝庆元宝”铁钱；“绍定适宝”小平折二铜钱及小平铁钱；“绍定元宝”折三折五当十铜、铁钱；“端平元宝”小平钱纪年元字；“端平重宝”折五纪年元字；“端平通宝”折三折五纪年元宇，大铁钱多至折十二；“嘉熙通宝”小平折二铜钱及折五折十铁钱；“嘉熙重宝”折三铜钱；“淳元宝”、“淳佑通宝”，各有小平折二钱；通宝另有折三，另在四川铸当百大铜、铁钱，有大中小三种；“开庆通宝”和“景定元宝”各有小平折二钱；度宗铸“咸淳元宝”小平铜钱和折二铜铁钱，纪年至八为止。《洪遵泉志》上还载有：“太祖圣宋元宝，真宗大中通宝，理宗嘉熙元宝、宝宝、开庆元宝，端宗德元宝。宋朝钱共一百三十五样。”这一记载比现在已知的还少了很多。从南宋历代钱的铸行情况看，贬值程度很大。

两宋的纸币

纸币产生的渊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就使用“里布”作为交易媒介，以布为币材，长二尺，阔二寸，上书币名、年月日、编号、地址、盖发行人印，是最早的信用货币。东周时期，民间习用“牛皮币”和期票性质的“傅别”进行交易，可转让流通。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发行“白鹿皮币”，以鹿皮为币材，值40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朝觐必以皮币荐璧才行，已具备纸币的雏形。从东汉到五代十国，不断兴起的寺庙道观、柜坊、邸店、寄附铺、金银行等等所出的凭条、书契、存放款单证或其他票据，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信用流通工具。唐代飞钱和唐末延续到宋初的便换，从汇票演变到在异地间流通转让，也起到一些货币作用，是交子产生的先导。《宋史·食货志》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说明，宋代纸币的产生，实渊源于此。

宋代纸币从交子开始纸币创立于北宋，是由下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宋王朝为了稳定政局，开国后就大力发展经济，商品生产及境内外交易扩大很快，商业发达就需要大量轻便的货币。第二，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所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宋初，川蜀经济发展较快，因一向只用铁钱，不用铜钱，货币数量不足。而且铁钱体大值小钱重，一缗重25斤，交易使用和异地运转均困难，故纸币首行于川。第三，自唐末以来，形成若干货币区，不准运钱出境，严防北方强邻套取铜铁钱，用纸币可防止钱币外流。第四，两宋长期财政困难，发行纸币可作弥补开支一大财源。最后，飞钱、便换、柜坊条据等，对人们有较深的影响。

宋初，成都地区的商人，出具收据形式的证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印记，有密码花押，朱墨间错，临时填写金额。式样不一，分散发行。太宗初年，由成都16家富商集资联合兴办交子铺，或称交子户，发行“交子”，系纸币性质，在远近地区当现钱行用。其印刷、版面、图案、花纹都较好，并在外地设分铺。后因富商经营不善，资金被挪用，不能兑现，再加伪造不少，争讼多，官家出面干预。仁宗天圣元年(1023)批准成都府知事薛田等人的建议，设立益州交子务主持其事。二年二月(1024)起发行官交子，基本上仿照商办交子的形制，加盖本州州印，文字不同，用铜板印制，图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出版史、版画史上，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交子宋初制订有关交子发行流通的制度，通称“钞法”。规划颇为周密，在货币史上是创举。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所用币制办法，还可以反映它的轨迹。察其主要内容，计有：首先，交子发行权和管理权集中于朝廷，实行高度的中央集中统一。由朝廷制订统一的政策制度、印制措施、发行数额、流通地区。其次，规定三年一界(相当一期)，即每三年换印一次，又叫易界。界满以新钞平价(即1∶1)收换旧钞销毁。第三，规定发行限额，每界交子发额为1256340缗，个准超过此限。第四，以36万铁钱存库充“钞本”，即发行交子的保证金，相当于现代银行纸币发行准备金。第五，规定等级，初为一贯至十贯，在交子券面印好，照此金额行用。宝元二年(1039)改为十贯、五贯两种，十贯八成，五贯二成。熙宁元年(1068)再改为一贯与500文两种，前者六成，后者四成。第六，严禁伪造、涂改、销毁及地方擅自印行。第七，限制流通地区。第八，交子的兑现，以钱为主，也用金银或度牒等。历次兑换的比例、做法，均由朝廷制定并派员监督执行。但这些规定，到下面并不完全遵办。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没有兑现保证的交子60万贯，购储军用粮草。熙宁二年(1069)在潞州另设交子务扩大交子发行。熙宁四年在陕西行交子法。绍圣元年(1094)增造成都路交子。因滥发状况有增无减，于是定一界增造15万缗。是岁交子存额1406340缗，地方仍不断申请增造。元符年间(1098～1100)新钞收换旧钞比价1∶5，即官价下跌为原价的1/5，民间下跌尤甚。徽宗崇宁元年(1102)，行陕西交子，置京西北路交子所，并立伪造法，拟予严管。总之，北宋的财政收支是一代比一代紧，到晚期徽宗时，已是国势垂危，朝不保夕，内忧外患，疮痍满目，已临山穷水尽绝境，滥铸恶钱，也难解困，全赖滥发纸钞。

钱引徽宗崇宁四年(1105)改变滥发手法，将交子改名“钱引”，除浙湖闽广之外，在其他诸路发行。大观元年(1107)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三年大量发行钱引，猛增至2000多万缗，为天圣年间(1023～1032)最高发行限额的20多倍，没有钞本，旧交子不准兑换，等于朝廷赖帐；且更增造不已，致钱引一缗只值数十钱。商民束手无策，一夜之间百万家私成空，怨声载道。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金兵大举侵逼勒索抢劫。钱引币值惨跌，爆发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高宗绍兴七年(1137)，三界并行，达到3780多万缗。绍兴十年(1140)三月，增发钱引500万缗。绍兴三十一年(1161)竟增发到4100多万缗，30年间猛增30余倍。钞本只有铁钱70贯，不成比例(即十万分之一点几)。孝宗淳熙五年(1178)，发行钱引4500余贯，打四折使用。宁宗嘉定(1208～1224)末，三界并行，合计已达8000万缗，钱引每缗仅值100文钱。到理宗末年已是一文不值。但钱引印制精良，艺术价值很高。三色套印，每张用六颗印信，南宋关子钞版四黑一红一蓝，每颗印上饰以花纹，每界不同，钱引面上写明界分、年号，分一贯和500文两种。它不仅是文物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上多色套印的鼻祖。

关子关子初办时，其性质和做法类似飞钱便换。高宗绍兴元年(1131)，因在婺州屯兵，交通困难，运送现钱不便，就由驻军招商人在婺州出现钱，发给“关子”，持它向临安的榷货务换回现钱或钞引(即特准采购茶叶香货的合法执照)。其中指定专兑现钱的叫“贝钱关子”。实际上商人在兑领钱钞时，榷货务百般刁难，限制兑现额，每天只兑应收现钱数的1/3。各州县政府又借机强迫摊派购买军粮。此法难行。故变换手法，改发交子。绍兴六年在临安设行在交子务，再次试发交子，无钞本，民间拒用，旋罢。改令榷货务储现钱印关子，公私同现钱使用。绍兴二十九年(1159)印发“公据关子”，面额自十千(一万文)至百千(十万文)共五个等级的大面额纸币，可用二年，许商人银钱中半入纳，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80万缗，淮东公据关于40万缗。这是严重的通货贬值。理宗景定五年(1264)，奸相贾似道印发“金银见钱关子”，以一等于18界会子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形状。同时，贾还造一种“公田关子”。度宗咸淳四年(1268)，发行“内关子”，可行用三年。五年复申严禁关子减价，规定每年印发500万缗。这种内关子是两宋最后一种纸币。

会子这是两宋四大类纸币中最为庞杂混乱的一种，它集中反映南宋王朝政治经济败坏惨象，也是对这个腐败王朝的催命符。南宋初期，民间流行“便钱会子”，类似飞钱便换。绍兴三十年(1160)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储现钱于城内外流传。次年二月，始立会子务，发行新造会子；以后又推行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改会子务隶都茶场。会子面额初以一贯为一会，其后增发500文、300文、200文等三种，由行在会子库发行，系红、蓝、黑三色铜版印刷，长方形，上半部为赏格，写明严禁伪造及重赏告发字样，金额印就，标明发行机关，图案花纹不及钱引精美。隆兴元年(1163)在湖北造用“直便会子”。这些官办会子，初无发行限额及限期，到乾道二年(1166)已发行1560余万道(贯)，除收兑外，市面流通980万道。乾道四年(1168)定三年为一界，每界限额1000万贯。乾道九年，会子每贯只值600文钱，六折。

淳熙初年，会子流通额增为2200多万贯，超过限额一倍多。乾道十二年，二三两界会子各展期三年，八九两界也照此展期，会子流通额成倍上涨，其钞值日益低落。宁宗庆元元年(1195)将每界发行额增至3000万贯，钞值进一步下跌。嘉定二年(1209)，时值金宋交兵，军费猛升，滥发会子，陡增至11500多万贯，比乾道初猛涨11倍，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以后逐年下落。嘉定年间(1208～1224)，三界会子数额太多，11界会子尚有1360余万贯，12、13界尚有10200余万贯，虽采取种种对付贬值措施，收效甚微。开禧(1205～1207)以后，军政各费，全赖发行纸钞维持。理宗年间(1225—1264)，会子折阅不行，置会子库监官，对措置会子不力之官吏严惩。绍定五年(1232)，14、15两界会子增至32900多万贯，65年中猛增33倍。淳六年(1246)再增至65000万贯。淳佑七年二月，法定17、18两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用。对反对此法之臣僚和民众论罪。咸淳元年(1265)，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理宗末年和度宗时，蒙古大军压境，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还在滥发会子，物价飞涨，市上只见纸钞不见米麦。会子已不值一文钱。18界会子二万贯还买不到一双草鞋，通货膨胀恶化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人民苦不堪言。

地方纸币南宋还发行几种限地区行用的地方纸币，除了流通时间长影响大的四川钱引外(简称川引)，还有：“河池银会子”，绍兴七年(1137)川陕宣抚副使吴阶在河池发行，有两种，一钱者14万纸，四纸折合钱引一贯。半钱者一万纸，以后每两年印发61万纸，共折合川引15万缗；“铁钱会子”，隆兴元年(1163)始在兴元府发行，限在兴元府金洋州用，分300、200、100文三等，每二年印发240万缗。以上两项，均抵军用，不久均大贬值；“两淮交子”，简称淮交，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在淮东淮西地区发行，分200、300、500、一贯四等，年印300万缗，限两淮专用；“湖广会子”，简称湖会，印造500至一贯会子，在湖广地区印发专用。以上几种地方性纸币，都是由朝廷规定在该地区发行并限当地使用。

两宋的金银币及其他货币

两宋金银的使用比唐代有所发展。主要用于租赋、赏赐、进奉、贮备财富、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等项。其中黄金被视为珍稀宝品，其最重要用途则是被用来保值，以对付两宋不断贬值的纸币流通。此外，在布施斋僧、贿赂请托、债权债务、馈赠、估值、计价、赎罪、岁计、交换珍贵物品等方面也使用，但黄金极少在日常交易往来中作为流通手段行使。白银的用途已超过黄金，这在《宋史》、《续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诗词评话小说中有大量记载。首先，在白银产量上逐渐增多。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岁得银219829两，产银坑冶271处。神宗元丰元年(1078)为215385两，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4)达263160两。在仁宗初期已官定收税用银，使银成为法定货币，与铜铁钱平行流通。政府的收支也多用银。如对强邻每年进贡多达数十万两，国内外的市场交易和人际关系中用银的情况很多。白银在使用中多铸成锭，形同砝码。还铸成许多金银钱，官铸私铸都有，不仅政府用，民间也常用。如徽宗私自到市上游览，用金钱买零食。又如《宣和遗事》中记载，北宋徽钦末年，金兵攻破汴京时，在皇宫内抢得金钱71贯和银钱142贯，由此可见一斑。两宋以来，关于金银的活动有大量文字记载，内容丰富多彩。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证实。

由于两宋的通货膨胀情况愈演愈烈，金价银价的涨势很猛，金银铜的比价也发生很大变化。金与钱的比价，南宋前期已相差悬殊，晚期相差则是天文数字。银与钱的比价，北宋前期银一文换钱六七百文，南宋初期银一文约换钱二三千文，晚期高达数十万文。金银比价在宋初还维持过去，唐代为一比六点二五，北宋末及南宋初已到一比十三四，以后变化更大，南宋末随供需双方情况自定。总之，两宋的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纸币钱币的混乱，对金银的需要殷切。在人们心目中，金银尤其是黄金，不仅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在精神上更是高贵的代称。

两宋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信用流通工具是比较发达的。由于国内外商品交换频繁，汇兑和兑换的需要更多。官营便钱务经营便换(即汇兑)，许商民在京师向左藏库付款，到各州兑取。天禧五年(1021)汇款金额达两百八九十万贯。后来纸币兴起，此项官营汇兑业务衰落，民间却更为发达。金银铺或银铺(又叫金银交引铺或金银交易铺)兴起，遍及南北商业城市，交易往来数字很大，并兼营存放款，取代了由唐代传下来的柜坊；经营打造、转运、保管和买卖金银及其制品器饰等物。它的兑换对象还包括黄金、银锭和铜铁钱。有时还奉令收兑坏钞和办理倒钞事项。这些金银铺所开出的票据，在一定时间、地区和一定范围内也流通转让，有如飞钱。当然，这些金银铺都是由王公大臣、地方官吏和富豪巨商经营的。这些权贵富商们，还热衷于高利贷信用。这种高利贷，有贷息钱、出子本钱、称贷、出举、赊放等等名目，利息极高，政府多次明令年息金为本金一倍为限，实际上高达许多倍。官府也出钱放债，收息钱以供官府开支，一般官债收息比商办稍低。王安石变法中就有青苗法，其目的是打击高利贷者和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一年分夏科、秋科两次出借，年息四分，性质仍是高利贷，但比商办高利贷的剥削程度低，遭到官僚豪绅们反对。到北宋末，反被权奸们利用去盘剥人民。宋代的商业信用也很发达。实质上，在两宋时期，商业信用也是高利贷资本的另一种运动形式，是商人们在出售商品时，以延期支付形式，经双方协议而提供的信用。当时，在一些商业城市，如扬州、杭州、成都、江陵、福州等等，商贾贩卖，例无现钱，买卖双方订立有期限、利息等文字的凭据，有保人，一般为隔年清偿。这种做法，特别在一些大的商业城市之间或一些经营专业产品地区之间，很盛行。朝廷曾下令商品买卖一律付现款，行不通。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规定条件较宽，是政府提供的商业信用。在两宋300年间，商业信用等所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断地向官僚士大夫流去，不断同权贵官僚封建势力相结合，从而逐步形成官僚、地主、豪商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对封建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折阅与称提

在两宋文献资料中常见两个习用的货币术语。一是折阅，即指货币贬值，通货不稳定，货币出了问题。二是称提，就是整顿治理货币发行流通中出现的不正常状况。这是宋代在钱钞方面通用的两个术语。明清以后很少使用。

两宋王朝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政治腐败，朝廷昏庸奢靡，官吏结党营私，权奸误国，以有限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供无穷无尽的挥霍浪费，故财政收支差距迅速扩大，政府不得不长期实施通货膨胀政策，靠发钞过日子。其次，对几家强邻年年进贡，负担沉重，加深财政困难。再次，货币政策制度混乱不堪，有令不行，有法不依，言而无信，自坏其法。措施上也是漏洞百出，随心所欲，各搞一套，互相矛盾。具体表现是：白银、铜钱、铁钱和纸钞并行，互相干扰，矛盾百出，常常引发市场混乱。其中纸币发行种类变化过多过滥，完全是财政性发行，无保证，无限额，任意乱发，强迫行使，更不守信用，多次赖帐。铜铁钱并用，铁钱驱逐铜钱，公私恶钱越禁越多。到南宋晚期，不仅铜钱绝迹，铁钱也被纸钞驱逐，加剧通货混乱。而且，政出多门，措施乖谬，人为地设置种种障碍。

宋代钱币贬值主要表现在铁钱、夹锡钱、大钱(折三、当五、当十及当百)、恶钱、私铸和私镕等六个方面，北宋货币的主要问题是铁钱等折阅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南宋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纸币泛滥和币制混乱上。为此，朝野提出多种称提对策，即整治通货膨胀的措施，这些对策可概括为四大类。

其一，关于整顿钱法钞法方面。根据形势变化，多次整顿钱法。对钱币铸造和额度，对各铸钱监的核定，都比较慎重。多次调整铜铁钱的铸造与发行限额，调节钱币的市场流通，收禁恶钱、私钱和熔化铸器，严禁各钱北上和外流；修订钞法，多次设法维护由中央集中统一发行权，采取分界发行，界满以新换旧，有发行限额及钞本，控制纸钞在法定限额内流通。这种办法不断修改，从三年一界延长到十年，再到取消立界，改为无限期行用。多次确定钞本、务本和铸本。初期所定数额比例很不相称，以后不见提起；及时调控各种钱币纸钞之间的发行额度、流通数量和比价关系。实行钱楮中半办法，即钱币与纸钞在发行流通使用时，各半搭配，或三七开。

其二，组织钱币纸钞回笼。历年来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多。有几次抛售内库积存金银收兑贬值的交子、钱引、关子和会子，由于纸钞太多，金银太少相差悬殊，未能达到“以救危急”的要求。到后期只是做做样子，自我解嘲而已；以官筹措钱钞为本钱，购进米粮等各种军储及民用生活物资储存，向钱钞过多和贬值严重地区抛出，回收钱楮；公开出卖度牒和各种官定身份证，等于公开出卖官职爵位，民间还可定价倒卖。北宋多用此法回收恶钱，南宋用以回收纸钞；运用多种繁杂的财税手段，巧立名目，税上加税，多方榨取各种税费。这些手段，在两宋各代，层出不穷，征课苛细，竭泽而渔；多次用钱收兑纸钞，以安民心。又按各期各地不同情况，以钞兑回铁钱，以钞强收铜钱，以钞收兑私钱，以铁钱收换铜钱。

其三，在调控货币流通维持币值稳定方面，主要措施有：限地区流通一种钱币或某种纸钞。如四川专用自铸铁钱，后用川引。这样做，目的在于防止各区钱楮互相干扰、被熔化或流出国外。发行新钞收兑旧钞，以钞值较好地区的纸钞去收换纸钞贬值较大地区的坏钞，如此新旧折换，很巧妙地隐蔽纸钞猛跌物价猛涨的真相；千方百计扩大铁钱、大钱及纸钞的使用范围和数量，并用严刑竣法强制推行；硬性规定在各税之外，巧立名目强行百姓输纳纸钞；加快倒钞，收换旧钞烧毁或重造；紧缩钱楮流通额，例如减少钱币铸造，废止恶钱如夹锡钱或砂毛钱。减少铸钱监，紧缩铸钱规模或铸钱额，或改铸价高的钱。

其四，制订保护性措施。主要措施有：严禁藏匿铜钱和熔毁铜铁钱制造器物，后来又把各种铸钱制钞的原料器材收归官库；厉行铜禁，有收藏铜材铜器者限期向官府交纳；严禁铜铁各钱、铜材、铜铁器出国境或进入淮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