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货币——唐朝货币

发展的背景

唐朝是中国中古时期繁荣昌盛、文化发达的封建王朝，国力富强，国威远扬，对世界文明和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均作出卓越的贡献。

公元618年，李渊起兵太原，席卷关洛，取代隋朝，建元武德，唐代肇始。鉴于隋末20余年战乱破坏及隋亡教训，唐初就从恢复生产及缓和矛盾着手。攻占长安时，与民约法12条，废除隋苛政。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制，并适当减轻赋税。唐太宗李世民更采取若干有利于民的政策措施，如轻税，奖农，建义仓备荒，以户口增减作官吏考勤标准等等，使生产加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高宗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期和武后当政前后，发生皇族权位斗争，政局动荡不安。玄宗前期扭转纷乱局面，仿行贞观措施，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史称“开元之治”。唐代至此维持了100多年的兴盛局面。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手工业、官营商业、宫市、邸店、对外贸易、国际交往、驿站等均空前兴盛，众多的手工业行会及各种商业行会组织所起作用，更说明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更是万商云集，繁华空前。崔融曾描写当时中原盛况：“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易往返，昧旦永日”，真是盛极一时。其他商业都市很多，如广州设市舶司。玄宗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安史之乱(755～763)中，民众死亡不可胜计，中州数百里一片荒凉，州县多成废墟。此后，统治上层内部矛盾一发不可收拾，接踵而至的是“三害”：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倾轧。故年年战乱不息，使北方的经济下降或衰败，经济重心转向南方。肃宗以后几代，由于财政收入锐减，军政开支猛增，多方开辟财源，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杨炎等人理财，如改良漕运，整顿盐法等等。德宗时取消租庸调，实行两税法，法虽善但忽视不加税的诺言，得失参半。晚唐几代，三害之祸更为激烈，财政陷入绝境，加之搜括无度，激起波澜壮阔的黄巢农民军大起义，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唐朝的货币、币制、货币政策措施，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兴衰起伏，经历了初唐时期的货币稳定，中唐前期的通货膨胀和紧缩，晚唐再次通货膨胀的局面，利弊杂陈，足资借镜。

通宝钱体制的建立及其发展

高祖武德四年(621)，铸行“开元通宝”钱，其形制与书法均以上林三官五铢钱为样板，是标准的方孔圆钱。此钱外圆内方，有肉有好及内外郭，径八分，重二铢四累，即约四克，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为以后历代王朝的铸钱标准。每十钱重一两，后世称“一个钱”、“一文钱”。这个“一钱”，同清朝库平一钱的重量相符，为后世两以下十进位衡法开其端。铢累等秤量单位从此不用。此后不再以重量为钱币名称，改称通宝、元宝、重宝等等。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原意是开辟新纪元的通行宝货。不以重量为货币名称为后世钱币减重打下埋伏，消除了钱名重量同钱的实际重量不符时导致的麻烦。此钱成色规定有统一标准：铜占83.32%，白腊14.56%，黑锡2.12%。开元钱的钱文书法精美，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篆、隶体，极工整，为后世所推崇，被奉为字帖楷模，印行至今。高宗之后，铸过几次年号钱。唐以后各朝所铸多数为年号钱，这是某个皇帝统治权力的象征，为后世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

开元通宝钱发行后，因其形制轻重大小适中，制作精整，质量可靠，市场乐用，就驱除一切古钱和私钱。终贞观之世，此钱币值稳定，购买力也较高。贞观初，米斗仅值三个钱。贞观以后各代所铸开元钱，基本形制不变。有些钱的钱面或钱背刻划各种标记，如星、月、双月、莲纹等等。有的“元”字双挑、左挑、右挑，所处部位也不同。还有当十的大开元钱和仅重二克的小开元钱。一般是：早期开元钱，轮廓精细，文字精美；中期的背多星月及其他花纹；晚期的外郭阔、粗糙。

高宗乾封元年(666)因对高丽作战，财政紧张，乃铸行“乾封泉宝”当十钱，钱径2.5厘米，重3.3～3.5克，即一钱一分多，当开元钱十文，严重贬值，民众拒用，不到一年废止。此后直到玄宗晚年，开元钱仍继续行用。但私钱充斥，恶钱盛行。

肃宗时，因对付安史战乱，军政费用紧缺，财源无着，乃求助于铸大钱。乾元元年(758)十月，铸行“乾元重宝”当十钱，钱径7.7厘米，重5.97克，每千文重十斤，法定重宝一当开元钱十文。次年再铸“重轮乾元重宝”，又叫“重棱钱”，径3.5厘米，重11.94克，每千文重20斤，法定一当开元钱50文。大幅度的铸币减重和严重贬值，造成物价狂涨，米斗7000文，“饿死者相枕于道”。上元元年(760)，把开元钱增为一当十，重棱钱降为一当三十。这样，民间就把两种乾元钱叫做“虚钱”，称开元钱为“实钱”，从而产生虚价与实价两种物价。盗铸蜂起，严刑竣法也禁不了。同时，史思明在洛阳铸行“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径一寸四分，重约21克，一当开元钱百文。这是一种严重贬值的军用货币。

代宗宝应元年(762)，改重轮钱和普通乾元钱一当三文开元钱，乾元小钱一当二。后改为大小钱均是一当一。于是私铸又转为私镕，每千个重棱钱可熔得铜20斤，能改铸开元钱3200枚，获利三倍多。大历年间(766～779)，因安史战乱结束，朝廷采取种种增收节支措施，使物价逐渐趋向平稳，但币值仍低于战前。因感钱数量不足，朝廷便增炉铸造“大历元宝”和“大历通宝”。德宗建中(780～783)初又铸“建中通宝”和“建中元宝”。以上两种都是减重的劣质小钱。建中初，曾采连州白铜铸开元大钱，一当十文用，径4.5厘米，重16.8～18克。在此之后约60年，因通货过少值低，发生一次通货紧缩，到武宗时才宽松。

武宗会昌五年(845)，废天下佛寺，征集寺庙铜佛像钟磬器物，令各地增设钱坊，大铸“会昌开元”钱，制作不精，大小轻重不一，一般径2.3厘米，重3.4～3.5克。钱背刻有地名，计22处，即：京(京钱)、昌(扬州)、洛、益、梓、蓝、荆、襄、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兴、梁、广、福、丹、桂。次年，明令全国只准用新钱，但旧钱也未收回，通货紧缩稍稍宽解。宣宗(847～859)曾推翻武宗的政策，熔新钱再铸佛像，但效果不大。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曾铸“咸通玄宝”钱。武宗以后各代多仿铸会昌开元钱，迄于唐亡。唐末，黄巢攻取长安，建国大齐，改元金统，铸行“大齐通宝”钱，此钱存世不多。

有唐一代，开元通宝钱铸造发行了近300年，始终为民间所乐用，其间虽几经挫折，另铸新钱，还是取代不了。这种在一个历时较长的朝代，一种钱币始终盛行情况，在以后各朝，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种式样的货币在唐以后的1000多年中，始终不衰。有些皇室欲以本朝铸钱充当天下钱的标准，从未如愿。其中道理，确实令人深思。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钱币本身具备的优越条件外，如何取得人民.的长期信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唐朝币制中的金银绢帛

唐朝的币制属于多元化类型。以通宝钱为主，金银绢帛粮食同时行用。金银仍视为财富宝藏，赏赐和馈赠贿赂等也用。如开元和贞观年间，多次以金银赏赐将士臣僚。唐代产金地区较多，《新唐书》列举73州府产金，此外还从海陆两道大量流入黄金。唐初，岭南地区通用白银为货币。唐代金银以两为货币单位，多铸成饼铤等形使用，币面均有文字记号。中唐后期，白银已成货币流通中的一种重要货币。

唐代还把通宝钱与绢帛作为法定货币并行流通，即“绢值与钱值并重”。所谓绢值，就是用布帛绢缣，按法定规格要求，以匹为单位，用以衡量商品的价格。凡平赃、计值、计功、作庸均应按绢值计算。开元年间，朝廷多次下令钱帛兼用，违者论罪。还说布帛是本，钱刀是末。凡交易量在1000钱以上者应钱帛兼用，严禁只收钱。钱绢比价，初唐时，绢价一匹200钱。开元(713～741)中，官定550钱一匹，成为市价标准。安史乱时，绢价一匹万钱。大历七年(772)降到4000，中唐后期跌至800文。所以说，中唐时期已形成钱、银、绢三元化币制。此外，在某些地区还用实物货币或信用货币，甚至物物交换，如粮食、家禽等等。

盛唐时期货币的相对稳定

自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年间，唐代币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间武后中期及开元晚期稍差，在表面平稳中已孕育动乱因素。盛唐货币稳定原因，在于贞观之治所收实效。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细察历代兴亡之理，居安思危，以隋为鉴，取信于民。常说：“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强调为官必须顺民意，察民情，惜民力，得民心。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他推行一系列兴利除弊政策，形成贞观之治，也为盛唐币制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策略计有以下三项：第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兴学，育才，爱才，网络人才，善用人才。太宗曾说，与其多得钱数百万缗，不如得一贤才。朝廷设弘文馆及国子监，大兴太学，征天下名儒为学官，精选人才为学士，四方精英云集京师。因此，唐代人才辈出，治国、用兵、理财、外交以及经学、文学、诗歌、艺术等方面，都涌现大量杰出人才，这是唐代币制稳定的精神支柱。第二，奖农桑，兴水利，多方发展官民手工业生产，物资丰饶，物价平稳，贞观初斗米仅三四文钱，开元初一二十文上下。南北交通畅通，商业发达，大小商业城市布满水陆要道。人民安居乐业。这是货币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三，政治上比较开明，政通人和，讲求实效，不务虚名。对外宣扬国威，增强国力。“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这也是货币稳定的保证之一。

这一时期虽然货币稳定，但私铸恶钱较多。高宗武后时，因内外用兵，财政负担重，又加商业发达，需要钱币增加。官方因铸钱成本太高，不肯铸，钱紧缺。私铸云起，恶钱充斥，虽用严刑高压也无用。高宗显庆五年(660)，官方以好钱一值恶钱五收恶钱，因恶钱作价过低，恶钱反被收藏，改为一比二也无效。开元时(713～741)，江淮一带私钱风行，有几十种偏炉钱，七八文才抵官炉钱一。朝廷派官员去江淮查禁恶钱，引起民间不满，罢市抗拒。开元八年(720)恶钱一千文重满六斤者，官用好钱300文收兑或按时价给布绢杂物。天宝年间(742～756)，因好钱不许加价多被收藏。商人从江淮以好钱一文换恶钱五文，把恶钱运京城以一当一用。天宝以后，时局大坏，对私铸恶钱无暇顾及，不了了之。

中唐前期和晚唐的通货膨胀

玄宗天宝年间，重蹈隋炀帝覆辙，由治平富强转向骄奢荒纵，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加之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征课加重，经济由盛转衰，社会动荡。安史战火挫伤唐朝元气，造成府库枯竭，卖官爵，度僧尼，捐杂税，百般检括，均无济于事。大历(766～779)初，安史乱平，生产恢复尚未跟上，物价依然不稳，如米每斗仍在1000至1400钱之间。代宗晚年，米价仍比战前上涨一倍，帛价上涨四倍。杜甫诗云：“岂闻匹绢直万钱”，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危害之大，引起多种异常情况：(1)物价飞涨，民众受尽苦难，户口锐减。(2)税收的货币数字上升，实际价值下降，肃宗初(756)岁人钱60万缗；晚年(762)超过初年十倍。代宗大历末(779)增至1200万缗。(3)官吏俸饷所得钱数倍增，实际货币购买力下降。大历十二年按新币值调整官俸，每年约增15.6万缗。这次通货膨胀，在肃宗初起时很猛烈，其后断断续续，起伏不平，地区之间时有不同，前后约有60年，直至德宗建中(780～783)后期才平息。

唐代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总的是因势利导，逐步调整，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息兵罢战，稳定政局。唐王朝用武力加收买的策略，平定安史之乱。肃宗和其后两代，相继革除天宝弊政，躬行节俭，戒奢戒骄，整饬吏治，重用贤才，文如李泌、陆贽，武如郭子仪、李光弼等，使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秩序恢复。第二，发展生产，沟通南北经济往来。许多重臣武将在其驻地，率领将士力田，并招徕流民，屯田垦荒。此举影响很大，使遭受战火洗劫的各地，迅速恢复生产。朝廷还实施许多减轻人民负担、奖励开荒、发展手工业等措施，颇收实效。安史战乱多在北方地区，长江流域所受影响较少，物产丰饶。于是朝廷全力恢复南北运道，以南方物资，济北方之急。第三，善于理财。理财家刘晏参照西汉桑弘羊那套办法，综合运用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联系中唐实况，实施一套理财办法，收效很大。吏称其施行效果是“国用饶而民不扰”。第四，管好货币流通。压缩钱币铸造，尽量减少市场钱币流通数量，在某些大额支付上多用绢帛，使绢值的货币作用超过钱值。同时严禁私铸。实行上述措施之后，伴随着生产恢复，内外贸易日增，物价渐趋平稳，币值回升。闹了数十年的通货膨胀，又向相反方向发展而趋向通货回缩。

懿宗以后几代，藩镇割据自立，互相攻打，形同战国局面。还截留中央税收、物资和铸币。唐王朝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昏君，听命宦官专权，中央力量日益削弱，常因物资缺乏而造成种种纷乱，不时发生通货膨胀和局部恶化现象。僖宗光启年间(885～888)，米每斗高达30～50万文，币制彻底崩溃，民间恢复实物经济。有些地区大额开支则用白银。晚唐货币严重混乱状况，蔓延到五代十国，引发出更大的货币混乱。

蓄钱禁与通货紧缩

在前一阶段解决通货膨胀过程中，对钱收缩过紧；又因局势渐趋平稳，经济恢复，对货币需要增多，货币供需差距扩大，钱币紧缺，出现钱币紧缩。开元中全国铸钱炉70多处，年共铸钱百余万缗，天宝十一年减为32.7万缗。宪宗时年铸13.5万缗。文宗时不到10万缗。与此同时，市场钱币需要量却不断增加，首先税收用钱越来越多。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收税全用钱。同年商税三十税一，建中四年征收“间架税”(房产税)和“除陌税”(交易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初收税茶，十分收一，以及增加盐价每斗百钱。这些措施都增加钱币需要量。其次，政府从各个渠道收进的铜钱，藏之府库，只收不放。第三，用钱地区扩大。“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第四，对外贸易发达，外商往来频繁，铜钱大量外流。

针对上述钱币紧缺的状况，唐朝从三个方面解决。第一，增加铜钱流通量。继续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官府统购铜材，开采古铜坑200多处，增炉铸钱，放出内库钱到市上行用。武宗时没收寺庙道观神像神器铸造会昌开元钱。准许新旧钱同时流通。采取以上措施，不断增加市面的铜钱流通量。第二，限制铜钱贮藏量，加快铜钱流通速度，即从另一角度扩大铜钱供应量。“蓄钱禁”即此意。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下令严禁蓄钱，不问官民，私贮现钱一律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部分，限在两个月内购物用完。但藩镇、官吏、富商互相勾结，变相贮藏。穆宗长庆四年(824)放宽期限，规定贮钱超过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内用出；超过10至20万贯的，限于两年内处理完毕。这些办法，都是限制铜钱贮藏量和贮藏时间，促使尽快投入市场，加快流速和增加铜钱流通量。第三，运用各种信用机构和信用流通工具，调节铜钱流通，从另一个侧面增加钱币流通量和加快流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