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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漠南会战

历史大观园 秦汉精神 2020-06-05 17:24:23 0


一、漠南会战的起因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将军卫青以10万铁骑奇袭匈奴右贤王庭后,使右贤王几近全军覆没,对匈奴的打击十分惨重。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右贤王的失败,极不甘心,便于元朔五年秋,派出1万多名骑兵进袭代郡,杀害汉朝都尉朱英等官吏,掠走吏民1000多人。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再次进袭也很愤怒,决心集中兵力,寻歼匈奴单于主力,以求根除匈奴之患。于是,导致了汉匈的漠南大会战。

二、汉匈双方的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大将军卫青

将领中将军公孙敖

左将军公孙贺

前将军赵信

右将军苏建

后将军李广

强弩将军李沮

总兵力骑兵10余万人

匈奴军

统帅伊稚斜单于

左贤王

匈奴相国

总兵力无资料可考,估计不下于7万人(匈奴单于本部兵力当不会少于4万人,左贤王的支援部队也应在3万人左右)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西汉王朝对这次漠南会战,十分重视,从其军队编组的中、左、右、前、后诸军的序列来看,是汉武帝与匈奴作战以来,最为严密的一次。汉王朝在基本战胜和消灭了匈奴右贤王的绝大部分有生力量以后,即将其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了匈奴单于本部和匈奴左部军,决心深入大漠,与匈奴单于决战。因而汉武帝以屡战屡胜的大将军卫青为统帅,以多次与匈奴征战的一批将校为将军,并置渔阳、上谷、代郡等地于不顾,全力转向匈奴单于本部,这体现了汉武帝欲尽快剪除匈奴贵族的战略决心。

匈奴贵族自右贤王部惨败后,除了加紧对边境一些郡县袭扰外,似无更重大深远的作战谋划。但从漠南会战的情况来看,匈奴对西汉王朝可能向其本部和左部进袭,似有一定的防卫准备。

四、漠南会战的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共10余万骑兵,北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向匈奴进击。汉军刚由定襄出塞不久,便遭到单于军的抵抗,汉军经过作战,斩杀匈奴军数千人,胜利而归。卫青回军后,命全军在定襄、云中、雁门诸郡休整,以利再战。

卫青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又于当年四月,第二次率10余万大军出定襄,北进数百里,寻找单于军决战。在与匈奴军接战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互有伤亡,但汉军已斩杀匈奴军万余人。当汉军正与匈奴单于军激战之时,匈奴后继的主力军和左贤王的援军又增援而来。这时右将军苏建军和前将军赵信军,为抵挡匈奴前来的后继主力军,合兵一处,与匈奴军激战。双方拼杀一天多,苏建赵信的3000人马大部伤亡。此时前将军赵信见匈奴军势众,发生动摇,再加上他原本就是匈奴人,遂率其余800骑兵,投降匈奴。苏建单骑逃脱,回到大将军本部。

当匈奴单于兵败逃走时,18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率领800骑兵孤军进行数百里深远距离的追击,斩杀匈奴军2028人,并斩杀了匈奴相国、当户、单于大行父籍若侯产,活捉单于叔罗姑比等。

至此,大将军卫青两次率领六将军共10多万大军与匈奴军本部和左贤王主力军的漠南会战,便告结束。汉军虽然损失了前军和右军,但共斩杀匈奴军1.97余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右将军苏建逃回大将军本部后,卫青问其属下该给苏建定什么罪,议郎周霸建议说:“大将军自出兵以来,还没有斩过裨将。今苏建弃军而逃,应当立即斩首,以表明大将军的威严。”军正闳、长史安则说:“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

卫青听完众人的意见,对周霸的建议,不以为然。卫青对众将说:“陛下以肺腑之心待我,从来不顾虑在军中没有威信,霸劝我以斩苏建来树立我的权威,这不符合我的意图,应送陛下裁处。即令我有权力斩杀部下将领,也不能自作主张。如若象我这样深受陛下宠信之臣,尚不敢擅自斩杀将士于境外,而将罪犯送交天子,这可以使我们大家懂得,为臣子不能专权的道理。”众将领非常钦佩卫青的为人。于是卫青回军后,命人将苏建送归朝庭处理。汉武帝得知了情况,赦免了苏建,贬为庶人。

五、汉匈双方漠南会战后的动态

大将军卫青率领大军胜利回师后,汉武帝以这次军功不多,未再益封卫青,但却赏卫青千金。

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由于其在匈奴地区生活多年,熟知水草的分布规律,为汉军的宿营驻地提供了可靠的情况,加之他以前的功劳,汉武帝封其为博望候。

汉武帝对霍去病随卫青出征所建立的功勋十分欢喜,封他为冠军候,食邑一千六百户。上谷太守赦贤四次跟随大将军出战,捕斩敌人2000余人,封为众利候,食邑一千一百户。

汉王朝为了奖励军功,还制定了武功爵凡十一级。

汉匈漠南会战评述

西汉以10多万大军对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部军队的作战,是西汉中期以来汉匈双方最为激烈的一次大会战。这次会战,以汉胜和匈奴的失败而告终。

历代史学界对这两次的漠南会战,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甚至连汉武帝本人也认为这两次作战军功不多,不予统帅卫青以益封。因而,正确评价这两次作战,在西汉中期的战争史上给以应有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历来的史学家只承认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战役有三次:一次是元朔二年(公之前127年)的西河朔方战役,一次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的两次西征战役,一次是元特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汉匈漠北大决战。诚然,这三次大战役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两次漠南会战的重大意义。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这个过程又都有一个变化的“临界点”,当事物达到量变与质变的“临界点”时,那么这个事物就开始质变了。战争问题更是如此。两次漠南会战,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争得了汉匈力量对比趋于平衡的临界点的到来。匈奴自两次漠南会战后,实力大大地减弱,已基本上失去了继续向西汉王朝频频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力量,这应当看做是西汉王朝战略全局上的伟大胜利。

行动的自由是军队的命脉,而军队的自由权又是握有主动权的最重要的标志。两次漠南会战,卫青以10多万大军,说进则进,说撤则撤,机动自如。汉军穷追单于本部军,斩杀1.9万余敌人后,安然回师,说明通过这两次对匈奴军的打击,战争的主动权已基本易手于西汉王朝,这是汉匈双方战略上强弱易位的重大变化,它已明显地预示着匈奴必败、西汉必胜的战争结局必然到来。汉武帝以斩杀掠获得多少来衡量军功的大小,这无疑是受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他没有看到,自漠南会战后,汉北部边境已是临近基本稳定的前夜了。没有漠南会战对匈奴的沉重打击,这种局面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迅速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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