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要入罪胡惟庸，胡惟庸真的叛乱了吗？

传统的中国王朝，由皇帝与宰相分工合作。皇帝掌管王朝的礼仪，主要职能是表现帝国的理念；宰相乃万官之首，负责具体事务。明朝成立初期，中书省的右丞相相当于宰相之职，洪武六年以后担当此职的是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胡惟庸突然间以某项罪名被捕，四天后遭处决。紧接着宣布废除中书省，原属中书省的六部归皇帝直接管理。万官之首分散为各部的长官尚书，权力得以分散。六部体制在清朝也得以延续。附带说一下，所谓六部指的是吏部（人事）、户部（经济、社会行政）、礼部（礼仪、朝贡相关事务）、兵部（军事）、刑部（司法）、工部（建设事务）。

以主持国务的大臣为目标的这次肃清，殃及其部下、亲属及家眷，被处决的人数高达15 000人。连累受罚的人数更多出数倍。制定明朝建国理念的宋濂也是其中之一。其孙以与胡通谋的罪名被处死，故宋濂在其归隐的故乡被强行带走，在发配四川的途中病死。关于胡惟庸，有各种各样的罪状，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将其塑造成奸臣而夸张的。不过，在思考该疑案给东欧亚大陆所造成的影响时，决不能忽视胡惟庸被揭发是如何开始的。

洪武十二年，占城使节从越南南部来到中国。但中书省却未将这一报告呈交给皇上。在追究该案责任的过程中，胡惟庸的嫌疑逐步确定，从而成为整肃的理由。

为什么不报告？是否可由此推断，在皇帝与中书省之间就朝贡制度有不同的看法呢？朱元璋把朝贡限定为将礼仪之秩序推广为全世界的方法。在《皇明祖训》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对于这样一种把朝贡当做贸易手段的现状，朱元璋心怀不满。

洪武九年，朱元璋命令中书省，以诸外国无端违反朝贡频率规定，屡屡向中国派送使节为由，规定占城、安南、暹罗等国须遵守三年一次朝贡的频率，使节团也限定为三至五人的最小限度，不准超出实践礼仪之应有职能的人员来朝贡。但是，看其实际朝贡频率，占城、安南等几乎每年都来朝贡一次。究竟中书省有没有把皇帝的意图传达给朝贡国呢？

尤其是占城，对于负责朝贡具体业务的中书省来讲，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朝贡国。古老的贸易国家占城，受到14世纪以来抬头的安南（那时为越南北部的陈朝）的压迫，试图利用向中国朝贡牵制安南。朱元璋从占城使节手中接到安南无理侵略的报告之后，当真办理，下谕安南称其行为会动摇礼仪秩序，要求其自制。中书省官僚一直以来收集外国各种实况情报，试图进行适当地处理，所以在他们眼中，皇帝朱元璋的处理办法实在不合道理。

在爪哇（爪哇岛东部政权，时为满者伯夷王国）与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胡惟庸案之后，派往三佛齐的明朝使节被诱至爪哇杀害。因为情报不充足，朱元璋还无法向爪哇问罪，造成了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号召朝贡，只要把礼仪秩序推广至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安定下来，这种过于简单的想法，如今已经无法保持东欧亚的秩序了。就在明朝在为越南、爪哇的应对问题上大伤脑筋之时，同样的，或者说更加烦恼的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胡惟庸的罪状之一是谋反之际私通日本。在胡的指挥下，时任明州卫（现在的宁波）指挥的林贤戴罪赴日，结交日本有势者。日本国王派遣朝贡使节，有兵卒400余人，火药、刀剑藏于巨大的蜡烛之中，从而成为参与胡惟庸叛乱的步骤之一。但是，当日本一行到达中国之时，胡惟庸的阴谋已经败露，所以一行人等马上遭到逮捕。

事情败露的林贤一伙于洪武十九年（1386）被处死，距大肃清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把私运兵器与胡惟庸阴谋联系起来思考，带有一定的困难。也没有史料是关于如何对付日本方面的内容。林贤事件很有可能只是一件与胡惟庸案无关的走私事件，而事后才被定为胡惟庸的罪状。既然如此，有何必要将胡惟庸与日本联系起来？为寻找其理由，需对日本与明朝的关系作一整理。

经历了14世纪的分水岭，室町时代的日本，是完成经济圈统一的新兴国家之一。13世纪，大量的铜钱从中国涌进日本，从九州到东北，铜钱的使用急速发展。土地交易的买卖契书中，铜钱成为价格的标准，用铜钱代缴年贡米也广泛流行。由于铜钱的大量涌入，用铜钱标示的米价、地价相对降低。随着这种经济上的变动，地方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定期集市，农业生产力提高，当地拥有一定基础的势力开始抬头。庄园体制也开始动摇，被称为恶党的新兴武装集团登上历史的舞台。

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铜钱涌入带来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动息息相关。然而，明朝成立开始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流入日本的铜钱锐减。到14世纪后半期，社会变动开始趋于平息。其中作为新的统一力量出现的，是以足利义满为中心的政权。

在这样一种秩序的变动期，成立不久的明朝派使节前往日本敦促朝贡，要求取缔倭寇。这种交涉进行得并不顺利。洪武元年（1368），派出的使节似乎遭到了海盗的袭击，没有达到目的。第二年派出的使节奔赴太宰府（日本传统中与中国的外交窗口），七人的使节团被占据九州的南朝怀良亲王斩首了五个。

洪武三年的使节成功地让怀良亲王同意朝贡。在中国的史料中，怀良亲王还被称作“良怀”。那时使节带给日本国王的明朝国书，是按照中书省的“咨”（政府对外发出的公文）来写的。与日本的交涉牺牲了不少人，这一过程是由中书省负责的。交涉过程中，中书省内部汇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信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洪武五年，为回应朝贡，明朝使节来到日本，怀良亲王已经被足利义满从太宰府驱赶至筑波腹地。当时的日本从动乱转向稳定，权力开始向足利集中。明朝使节前往京都与幕府进行交涉，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使得足利义满回书答谢明朝。但是，洪武七年六月，朱元璋坚持只认自己最初当做日本国王的“良怀”为合法交涉对象的方针，表现出无视足利义满的应对态度。

朱元璋虽然十分清楚“良怀”即怀良亲王不过是九州地方政权，却坚持继续拘泥于虚构的朝贡关系。交涉自开始已经度过了七年的岁月，朱元璋如果想了解“怀良”非“良怀”，想必早就能够得知。即便如此，公文中一直沿用“良怀”，从这一点应该足以看出固执的朱元璋的朝贡观了吧。在对日政策方面，摸索现实路线的中书省与不肯放弃理念的朱元璋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个对立应该是胡惟庸狱的主要原因。

把遗留下来的有关朝贡关系的消息碎片串联起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假说：胡惟庸等为了使朝贡制度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所以才没有把外国的情报逐一向皇帝报告。对掌管具体事务的高官来讲，国家管理的朝贡制度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业。虽然接待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购买使节带来的各国物产，以及外国使节收购中国的丝织品、陶瓷（此为朝贡国千里迢迢来航的目的）时，产生了巨大的利润。为进贡使节筹备丝织品等物资的是中国的官僚。这不就形成了朝贡负担从国库出，朝贡产生的利润又进入到高官囊中的结果了吗？明初的杭州，纺纱机的声音响彻深夜。其背后隐藏着这种朝贡制度的矛盾。

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将会激化中国内部的矛盾，这一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洪武七年三月，朱元璋通告没有必要频繁派使节前往占城、安南、爪哇等地，接着废除了市舶司。到朱元璋晚年，明朝对与海外的关系变得越发不关心起来。

夺去许多人命的胡惟庸案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发动的一场肃清呢？按一般的说法是，为了确立皇帝专政体制，排除朱元璋死后有可能威胁第二代皇帝的功臣，同时让中书省等被废除的官僚机构直属皇帝。但为何需要专政，其答案从肃清之后的机构改革告一段落后明朝推行的政策当中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