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 后金克星袁崇焕



大明天启六年，是为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宁远城下，炮火惊天撼地。努尔哈赤指挥他那勇猛的八旗将士，猛攻宁远城。在袁崇焕周密布置的猛烈炮火中，八旗军队遭遇重挫，伤亡惨重。

四十余年纵横天下的努尔哈赤，排山倒海般的脚步，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

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相抗衡的大明帝国诸多人物中，袁崇焕可能是表现得最为特殊的一个。他给后金汗国父子两代汗王带来的烦恼，比其他所有大明帝国君臣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然而，他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和一切努力，他的辉煌与悲惨，仅仅能够证明：大明帝国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史书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特别喜欢与那些从边疆退伍回来的老兵畅谈边关情势，自认为是治理边疆军政的一把好手。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汗国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三年前，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如果不是怀有特别的仇恨，努尔哈赤应该不会使用这个国名。因为，他长期和汉族官员打交道且身边有汉族工作人员，他应该知道，大金国曾经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过深重苦难与屈辱，如今仍然使用这个名字，显然包含了对于中原人民民族感情的完全轻蔑。

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有“七大恨”，誓师伐明，并顺利打胜对明战争第一仗——抚顺战役。

袁崇焕考中进士的这一年，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大战以大明帝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这些，对袁崇焕的刺激想必不小。

史书记载说，他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他特别喜欢和那些退伍老兵谈论边塞上的事情，一有机会便要了解辽东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

有一次，他本来要去做考官阅卷子，谁知他却招来一个从辽东退伍回来的老兵谈起辽东战守来，结果一份卷子也没看。史书中说他“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当时，有一位名叫侯恂的御史发现了袁崇焕的这个特点，他认为袁崇焕“英风伟略”，才堪大用，建议皇帝不拘一格地破格使用。这位侯恂就是在著名的《桃花扇》中，与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好的那位侯方域侯公子的父亲。后来，他还发现并保护了一位折腾出不少事儿来的大将——左良玉，据说是唯一能够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信服的文人。和袁崇焕一样，侯恂御史可能也是一个“肝肠颇热”的人物。

就这样，袁崇焕被留在京城，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兵部有四个司，最重要的就是武选司和职方司。武选司负责军官的升降，职方司则负责军政管理。职方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与从七品或正七品的知县比较起来，的确算得上是破格任用了。

袁崇焕来到兵部任职之后，十分关心辽东局势。结果，他十分沮丧地发现，与后金汗国开战已经近五年，整个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竟然找不到具有军事价值的关于辽东地理、地形、地貌等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现有的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许多年前的产物，如今大约已经具有了古董般的文物价值。整个国防部——兵部里，既没有人具有这种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派人出山海关外去收集，得到的信息则在道听途说与模棱两可之间，甚至收集情报的人是不是真的到了山海关外都不得而知。

当时，正值广宁陷落，熊廷弼和王化贞放弃辽西大片土地，一口气撤进了山海关。北京城里一片混乱，除了再次宣布戒严，满朝文武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多数人主张彻底放弃辽东，集中兵力扼守山海关。

在这种情势下，袁崇焕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他没和人打招呼，便一个人单人独骑到山海关一带实地考察去了。兵部的同事们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的家人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行踪。袁崇焕失踪数月后返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论辽事，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曰：“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那片地方。”

那时，人们相信，非常之时，需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在举朝惶恐之际，袁崇焕此举不同凡响，确有慷慨伟丈夫之古风。于是，朝野上下奇其才。在孙承宗的推荐下，朝廷再一次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将袁崇焕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宁前道道尹、兼山海关外监军，这是一个五品阶级的官职。所谓宁前道，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县治地方，主要包括了今天山海关外前所、前卫、绥中、沙后所到兴城一线。这一年，袁崇焕三十八岁。

袁崇焕到任后，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孙承宗当时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他在推荐了袁崇焕的同时，还推荐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即接替熊廷弼的新任辽东经略。这位新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治辽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放弃辽东地区，然后，在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外八里铺的山海之间，再加筑一道雄关，叫作“重关设险”，以保证山海关固若金汤。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否则，今天山海关的景致想必会好看许多。

该计划没有实施的原因是，袁崇焕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

努尔哈赤拿下广宁后，并没有在那儿长期待下去的打算，也未乘胜进击山海关。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从广宁撤退进了山海关，他们为了坚壁清野，避免资敌，实施焦土政策，放火烧毁沿途的城镇村庄。努尔哈赤见此情形，下令退回广宁，并继而退回沈阳。结果，从广宁到山海关之间的近五百里土地，平白落到了出没其间的蒙古部落手里。

袁崇焕出任新职位时，皇帝曾经拨下二十万两白银，让他用来相机收复被蒙古部落占去的那些土地。说白了，就是要用钱把丢失的土地赎买回来。而事实上，那些蒙古部落在拿到这么一大笔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子后，也确实陆陆续续把那些土地还给了大明帝国和袁崇焕。

在袁崇焕担任的三个新职位中，有一个虚职，就是那个山东按察司佥事；两个实职，即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有了这些土地，袁崇焕的两个实职才算落了地，他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新任辽东经略的计划实施了的话，袁崇焕等一大批山海关外职衔的官员立刻就成了待业青年。

从个人角度，他们必须反对这项保守的计划。

从辽东大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从大道理上看，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难道丢失的辽东地区从此就不要了吗？那如何面对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从眼前来看，广宁到山海关，四百多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即便单纯从军事上看，守关当守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

结果，皇帝和内阁首席大学士云里雾里地不知听谁的是好。于是，这道难题便摆到了孙承宗面前。此时，孙承宗不但是皇帝的老师，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而且眼前争论的双方，还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担任了目前的职位，因此难题只能由他来解开。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很快选择了支持袁崇焕。据说，为了说服那位辽东经略，孙承宗与他连续恳谈七天七夜，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谈道：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当事者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在激昂慷慨的感性情绪中，诉诸崇高得无法辩驳的真理，以此令论辩对手闭上嘴，是从官场到民间历久弥新的利器，哪怕由此导致了无数惨痛的后果，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话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官行军法干掉了。孙承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将袁崇焕招来痛骂了一顿，差一点儿就祭起尚方宝剑把这个袁蛮子也行了军法。

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在风雨飘摇的辽东前线，以宁远城为中心，以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处为前锋，以山海关为后盾，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战略纵深、多层次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在仅四年时间里，他们先后修复山海关以外的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个战车、火器等多兵种兵营，制造军械数百万具，拓地四百里，屯垦田地五十万亩，年收入达五十万两白银。辽事整体上迅速向“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目标迈进，努尔哈赤在此期间内一直停留在辽河以东，没有越进辽西一步。在孙承宗被迫辞职后，这个防御体系成就了袁崇焕和宁远城的光荣。

孙承宗的离职令人黯然神伤。

就在他和袁崇焕等一班人苦心恢复辽东局势时，朝廷中的局势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

大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之人魏忠贤，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天启皇帝则躲在偌大的皇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凿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每当全身心投入那富有创造性的、心爱的工作中时，除了身边伺候的人之外，皇帝特别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劳作。于是，魏忠贤就会时常在这种时刻，适时前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通常的反应是：我知道了，你用心去办罢；或者是亲昵地斥骂：连这点儿事儿都办不好，要你这奴才作甚？

到大明天启五年下半年，魏忠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前一年，一大批东林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或被迫退休，或被开除公职，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而全线溃败。孙承宗功勋卓著，被认为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也是公认的东林党人，或至少是东林党的亲近分子。当时，宁锦防线已经相当稳固，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计议向前再推进二百里，直到锦县东部的大凌河畔，然后就可以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谈论恢复辽东了。为此，孙承宗报告朝廷，希望速拨二十四万两军费，以便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战略转折作准备。德高望重的孙承宗甚至在报告中乐观地写上了大功可以“告成”一类的字样。

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扼腕叹息——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这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的局面。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君主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当时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节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作“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之流摆布，也真是令人为之气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魏忠贤绕御床哭诉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

至此风云变幻之际，另外一个因素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努尔哈赤。

研究明清战争史的学者曾经注意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军事才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发动谣言战、心理战和间谍战，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派遣特工、收买间谍，形成了一支效率极高、作用特大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工作任务大体是：收集情报，接近并收买帝国权贵、太监和各级各类官员，制造与传播各种谣言，动摇人心意志，策反，战时内应等等。仔细翻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明作战的战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上述方面极为成功的运作。

此时，针对孙承宗，后金汗国派至北京的特别部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是：

告诉各种官员，孙承宗信任的某将领冒领了多少兵饷、经略本人贪污了军费若干，从而有效增加了孙承宗领取军费时的困难。

告诉太监们，孙承宗如何痛恨厂臣魏忠贤，预备率兵回京实行兵谏以清君侧。

同时，利用军人亲属的家书，向孙承宗所部将士传播魏忠贤窃权误国、欺蒙皇帝、玩弄大臣、克扣军饷、贪暴残民等等事实，用以制造前线将士对后方中央政府的疑虑和不满。

在魏忠贤说服皇帝禁止孙承宗入京之后，京城中广泛流传的消息则是：孙承宗率领的部队实际人数只有五万人，而领取军饷的士兵名额是十二万人，一大半军饷被孙承宗及其亲信们集体贪污了。

另外一则消息与此密切相关：孙承宗之所以要到山海关外去，进军锦州、大凌河等处，是因为害怕朝廷派人清点部队人数；关外土地并不值得守，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想要那些地盘儿，孙承宗故意到努尔哈赤鼻子底下挑衅，是为了激怒努尔哈赤，挑起战争，以便大量虚报伤亡数字，弥补贪污之空缺。

最后一则消息最骇人听闻：孙承宗最为信任的一个将领打了一场败仗，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残害异己将士、虚报伤亡数字、掩盖贪冒军饷而故意所为，云云。于是，帝国言官——监察官员们真真假假地群情激愤，排炮般弹劾孙承宗。当年十月，帝国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经略辽东近四年、令努尔哈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孙承宗，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抨击，被中央政府三下诏令召回北京听候处分。据说，弹劾孙承宗的各级各类官员达数十人之多，孙承宗遂挂冠而去。

袁崇焕耳闻目睹了全部过程，对此他心中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几年后，当他陷入类似的境遇并再一次临危受命时，从他写给皇帝的信中，可以看出孙承宗的遭遇曾经给他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与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比起来，孙承宗算得上是太过幸运了。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在当年三月将后金政权首都由辽阳迁到新都沈阳。孙承宗刚刚离开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立即秣马厉兵，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他似乎根本就没把大明帝国接替孙承宗的新任辽东经略放在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做得完全正确。大明帝国前来接替孙承宗的督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配受到敌人的重视。

新任辽东经略名叫高第，据说深得魏忠贤赏识与支持。他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将孙承宗花费巨资的三年布置、三年心血大体废止——下令将山海关外四百里土地全部放弃，命令所有关外军政人员、物资、百姓人等全部撤退关内。

后来的情况表明，除了那个出身广东东莞的袁崇焕之外，高督师的命令得到了很有效率的执行。两个月后，到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军事要塞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等已经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孤悬关外二百里处，里面驻扎着不足二万守军，以及孙承宗四年心血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袁崇焕，准备“独卧孤城，以当大敌”，誓与宁远城共存亡。

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与锦州一样，坐落在北面是山，南临大海的狭长地带上，守住这两座城池中的一座，便锁住了东北通向山海关的咽喉，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今，锦州守军已撤，剩下袁崇焕，冒着被高第尚方剑诛杀的危险不肯撤离，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性情。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与朝廷中剧烈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是带着两个坚定信念来到山海关的。

其一，他坚定相信孙承宗率领的所有山海关及关外部队总人数不会超过五万人。以前孙承宗申请领取的十二万人粮饷，不是为了养兵，而是为了肥己，因此，自己有责任让他和他的亲信们把吞进去的钱粮，怎么吞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孙承宗是一位威望崇高的东林党亲近分子，魏忠贤与东林党不共戴天，孙承宗既然不为己用，就必须把他干掉。高第的此种坚定信念，来自朝廷中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势。

其二，高第坚决认定，山海关外土地辽阔，地形平坦，根本不可能长期防守，防线就应该放在山海关。

为了确认部队准确人数，以坐实孙承宗的罪行，高第一到山海关便立即下令：关外所有大小防守据点一律撤除，所有部队、官民人等统统移入山海关内。

命令下达后，前线将士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明白这是什么路数。耗费千万军费钱粮，历尽千辛万苦才收复回来的土地，建设好的城镇与军事设施，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一切的一切，一夜之间说不要就都不要了？国家经得住几次这样的退守，人民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颠沛流离？普天之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败家子？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乱命，不可能不受到质疑和抵制。面对怀疑、不满和抵制，高第越发认定：这些官吏将佐之所以不愿执行命令，就在于集体贪污了空额兵饷之后，害怕撤回关内清点人数，暴露了罪行所致。于是，高第态度更加强硬，并且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厉命令上述战略据点统统撤离，就连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屯二城也要一并撤除。对于不听命者，他准备祭起尚方宝剑，来试试那剑锋锐利否。

高第的举动，惹恼了那个著名的、连皇帝都知道其蛮的袁崇焕。袁崇焕看到自己这位顶头上司恣意胡为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便索性以在高第看来同样不可理喻的态度，写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宣布说：“我是宁前道尹，官职就在宁远和前屯卫二城所管辖的地面上，官于此就应该死于此，我肯定是哪儿都不去的。”

高第大怒。据说，他派人仔细查阅了职官录，发现那袁崇焕确实兼任了宁前道尹。

一般说来，在此种情形下，若没有皇帝发话，还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不过，此时的高第可不能一般看待，他手持尚方宝剑，是皇帝辽东军事上的最高代表。在理论上讲，他有权力对巡抚以下的文职官员和总兵以下的军官先斩后奏。此时，袁崇焕的三个官职分别是山东按察司佥事、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文职够不上巡抚，武职没达到总兵品级。他这个道员的职级恰好在高第可以请出尚方宝剑诛之的范围内。倘若不是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很有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袁崇焕的英名了。

据说，就在高第准备搬出尚方剑诛杀袁崇焕时，却意外地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袁崇焕逃过了这一劫。

这个小道消息来自北京，来自皇帝的身边。

此时，我们帝国的皇帝早就已经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实行了全面转移，从治理国家转向了木匠手艺。他高度热爱这项事业，并在光着膀子、大汗淋漓之中，发现了自己才华和兴趣之真正所在，从而心醉神迷。偏偏有一天，在工作之余暇，有人和皇帝谈起了宁远的事情。于是，我们天才的木匠皇帝于凡事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宁远是山海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确应该加强防守。这是大明天启皇帝朱由校七年皇帝生涯中，所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明白话之一，遂载入史册，并使手握重权的辽东经略高第，悻悻然收回了那柄大约已经出了鞘的尚方宝剑。

就这样，山海关外的所有官民部队全部撤进了山海关，就留下了一个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处”。就此，几乎为努尔哈赤一口气让出了四百里作战空间。

高第不知道，他那收回去的手，成就了一段历史，成就了袁崇焕的英名，也使努尔哈赤的一世横绝，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高第可能同样没有想到，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原因是发生了一个除孙承宗外，可能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部队撤进山海关后，清点人数的结果，完全出乎高第的意料之外——整个撤进关内的部队，已经超过十万人，如果加上跟着袁崇焕“独卧宁远城中”的二万人，其总数已经超过十二万。就是说，孙承宗和他的部下们，不但没有冒领军饷，他们可能还在往里赔钱。这一下子高第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他不但在朝廷上言之凿凿地认定孙承宗们贪冒军饷，更糟糕的是，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力量，新的军饷他也信誓旦旦地只向朝廷申报了五万人的份额。如今，他深悔孟浪，懊恼得恨不得抽自己嘴巴。

最后，这厮想出了一个所有坏主意中最坏的主意，给士兵发饷时，按照对折之后再打一个对折的标准发放，就是说，每个战士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的军饷，结果，引起了官兵们普遍的愤恨，许多人逃离部队，自谋出路。于是，高第以此惩治这些逃兵的长官，说他们冒领粮饷、贪污舞弊。就此，这个真正的混球把一个坏蛋在军队中当了官儿后所能做的坏事，差不多算是做到头了，由此引发的怨毒和憎恶可以想见。据说，当时的部队中，有不少人放出狠话，说是愿意一命换一命，和自己的最高统帅同归于尽，就是“与汝偕亡”的意思。

这样一来，又吓着了我们的辽东经略。史书记载：由此“高第大惧，始稍敛迹”。就是说，那些要找他玩儿命的家伙，把他吓坏了，于是高第有所收敛，并且，对袁崇焕也开始改变态度。

以前，高第可能是很想看着袁崇焕出洋相，看看他如何在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面前“独卧孤城”。如今，对于那些申请调到宁远去的人，不但批准，还会嘉奖他们。到后来，看到袁崇焕因为“独卧孤城”而名声大盛、深孚人望的景象，这高第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盛赞袁崇焕有勇有谋，应该再行升迁。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是想明升暗降，通过升官，把袁崇焕的实权剥掉，然后再把他弄出宁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对袁崇焕享有的崇高威望很是眼热，自己也颇想尝试一二，于是使出了这个招数。

谁知，朝廷不但欣然同意给袁崇焕升官，将他任命为按察使，还同时让他兼任宁前道尹，使关外诸官吏将佐如总兵、副将、参将、守备们，一下子都成了袁崇焕的部下。袁崇焕在山海关外俨然自成一军，高第有苦说不出，更加拿他无可奈何了。

当此时，袁崇焕召集全军将士，当众刺血，写下血书，誓与宁远共存亡，并郑重地给将士们下跪，为国家为生民请命。将士们泪流满面，发誓愿效死命。据说，当时全城官民尽皆遥遥下拜并挥泪宣誓，愿与袁崇焕共生死，场面至为感人。

随后，袁崇焕分兵几路：一路动员城外百姓迁居城内，以便坚壁清野；一路严密盘查奸细内应，准备将计就计；一路筹备守卒食粮；一路准备战守器具。然后，传令宁远以西的前屯卫守将和山海关守将：“凡有逃到这里的宁远将士，一律斩首示众。”

就此，宁远城中已是众志成城。

努尔哈赤则全然没有把宁远城和袁崇焕放在心上。因为，在以往的岁月中，他已经得到了太多蔑视大明帝国的理由。如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对宁远城与袁崇焕格外高看一眼。

论城池高大坚固，宁远城远远不如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中的任何一座，与那些辽东名城比起来，宁远城是什么？一个在此之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的弹丸之地。

论起官爵高低，袁崇焕虽然当上了副省级的按察使，若和辽东经略比起来，可还差着好几级呢。这些年，直接间接死在努尔哈赤手里的大明辽东经略已经不止一个。

论起实战经验，据说这个袁崇焕从来没有亲临战阵打过仗，更不要说身经百战了。在横行天下的努尔哈赤眼中，“何物袁崇焕？”——袁崇焕是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罢了。

此外，论兵力、论军备物资、论财力等等，袁崇焕和努尔哈赤以前的对手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因此，开战之前，努尔哈赤志在必得，几乎是出动了倾巢之兵。据说，他此次出兵的目的，是要直下山海关，然后与大明帝国以山海关长城为界，正式划定疆域。

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日，高第尽撤关外诸城没几日，努尔哈赤便带重兵席卷上述各地，并于二十三日直奔宁远城下。

此刻，努尔哈赤最忧虑的不是拿不下宁远，而是担心开战后袁崇焕会率军跑掉，增加了山海关的防守力量。于是，当他率领十三余万大军来到前敌时，所做的布置不是攻坚，而是跨过宁远城五里扎下营寨，将宁远通往山海关的大道拦腰截断。意思很明白：防止袁崇焕跑掉。显然，努尔哈赤对自己和自己指挥的军队充满信心。

应该说，努尔哈赤有理由这样做。

后金军队已经快四年没有教训大明帝国了。在那个庞大的国家里，帝国的官员和将士常常具有卓越的学识与才能，可是，由于身处一种愚不可及的制度之下，在这些人身上，便时常只能看到过多的傲慢、自私、贪婪与怯懦。那些试图表现杰出才华与品行的人，如熊廷弼与孙承宗，很快就会在他们自己人的争斗中被淘汰出局。努尔哈赤的部下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只要具有足够的勇敢和才能，他们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财富、女人、权力与荣誉。

史书记载说，女真人“出兵之日，无不欢呼雀跃，士兵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欢天喜地，祝愿她们的父兄丈夫们能够多立战功，多得财物。如果兵士家中有四五个奴仆，便都要争抢着希望和主人同赴前敌，全都是为了可以抢掠财物的缘故”。

这部史书的书名叫《建州闻见录》，作者是朝鲜人李民寏，曾经当过女真人的俘虏。

他继续写道：努尔哈赤的部下聚会时，面部或脖子上带伤疤的很多。因为，敢于冲锋者有功，退缩者为罪，而脸面或脖子上的负伤者，是兵士最高的战功，可以受上赏。这种军功通常所受的奖励，包括女人、奴婢、牛马、财物等，有罪者则或者杀头，或者没收他们的妻妾、奴婢、家财，或者受到肉体刑罚。

另外一位朝鲜派到后金国的使节这样记录自己目击到的情形：

战斗行将开始时，每支后金部队都会派有一位押队——大约相当于后来的督战队——该人携带着前端涂有红色颜料的箭矢，遇有违犯统一指挥、战场纪律或临阵退缩者，便以该箭射之。战斗结束后，一一查验，凡身上带有朱痕者，不问轻重一律斩首。所有战利品，全部分给所有部队，立战功多的人可以分到加倍的一份财物。（《光海君日记》第一六九卷，十三年九月戊申）

有人曾经注意到了一个刺眼的对比，在兴高采烈分享胜利成果的同时，也有人抱着战利品挥泪如雨，乃至号啕大哭。原因是，他们父子兄弟常常在一个牛录中并肩作战，此时领到的财物中，可能便有他们战死的父子兄弟那一份。

史书中，谈到后金国作战失利、伤亡惨重时，常常会记载他们大哭而去。这种记载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故意矫情，很有可能是实际情况。这种由血亲、宗族纽带连接起来的军队，具有一种血腥的宿命，每当遇到这种情形，便会遭遇双重的打击，亲人战死在战场，而自己和家人又得不到战利品的慰藉。

这种情形，可能是努尔哈赤特别喜欢采用混进敌人城堡、里应外合、奇袭、偷袭、夜袭、长途奔袭等战术，较少采用攻坚战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从熊廷弼和孙承宗接任辽东经略，锐意进取，渐次恢复辽西走廊以来，努尔哈赤便两次按兵不动，在先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相持相望，从不相逼相侵，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其中。

由于上述缘故，后金军人在战斗中有进而无退。

有进无退的军队，当然应该所向无敌。

然而这一次，身经百战的老将努尔哈赤真的错了，他忘了兵家最简单的一条真理：骄兵必败。轻敌和不能知彼知己互为因果，形成双重的兵家大忌，导致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世盛名，折在了小小的宁远城下。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努尔哈赤的特别部队此次没有能够发挥作用。非但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这一次发挥的根本就是反作用。

在以往的战争岁月里，努尔哈赤最为得心应手的战法是，每次开战之前，先将一批被俘的敌方军民放回城里去，里面掺杂着他的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和先期潜伏的人员会合，开战后，或策反，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城池。

努尔哈赤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先期潜伏人员和后来混在难民中进城的特工已经被袁崇焕全数拿下。袁崇焕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传递方式，给努尔哈赤发出了错误信息，使努尔哈赤误以为内应已经成功，大功即将告成，遂指挥部队轻身接近宁远内城，整个进入了袁崇焕预先设计好的、遍布地雷和红衣大炮有效覆盖范围内的诱敌之地，结果遭到地下埋置的地雷和城头设置的大炮的猛烈轰炸，后金汗国部队伤亡惨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原因是，此时的努尔哈赤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红衣大炮的威力，也完全不知道开战之前，袁崇焕就曾经对这些红衣大炮“视之如生命者也”。

事实上，宁远保卫战，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使用西方进口的红衣大炮所进行的第一场后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攻防战。这种大炮，射程约两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战争史家形容说：这种大炮，“一炮发出，即开出一条血渠”，其威力远远超出了冷兵器时代英雄努尔哈赤的想象。

有战争史学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土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与战马被炸上了天空。后金军大挫而退。

努尔哈赤率部从宁远城下撤退时，状极仓促：皇太极率其所部为中军，护送努尔哈赤所乘之辇车先退，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其所部，分别为左、右、后部护军，就连派往觉华岛的部队，都来不及通知，便连夜朝沈阳方向撤退。派往觉华岛的蒙古吴纳格部和满洲八旗一部，听说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在已有斩获的情况下，来不及扩大战果便也急速北去。这种情形显示，必是后金汗国军队内部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故，方才会在出动倾巢之兵、对山海关志在必得的时刻，如此草草收兵。以此推断，努尔哈赤受伤不轻的说法应该不是无中生有。

退兵途中，袁崇焕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和信札前去为努尔哈赤送行。信中说：“老将军纵横天下已久，如今败在一个后生小子这儿，大约是气数使然吧。”

努尔哈赤表现得也很有风度。他回赠给了袁崇焕一份礼物和一匹名马，相约再战。

名将风采令人悠然神往。

回到沈阳后，身经百战、从未如此惨败过的努尔哈赤，十分愤懑。

史书记载说，已经六十八岁的老汗王忧思重重，他时常问自己：“难道我的心已经倦怠，不再留意治国之道了吗？难道国家安危百姓疾苦，我已经不能明察了吗？难道正直有功劳之人没有受到正当对待吗？我的孩子中间真有人能够效仿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吗？大臣们真的能够勤奋稳健地对待政事吗？”

这是许多手握重权的人行将就木时都会发出的怀疑。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表明：提问者所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个问题多多的事业。

此役中，努尔哈赤本人身受炮伤的可能性很大。一般说来，一方最高统帅受伤，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影响巨大。届时，一个措置不当，弹指间就可能引发兵败如山倒的后果。假如不是身受重伤，努尔哈赤应该不会在倾兵而来的情况下，两天攻城不下便仓促退兵。很有可能因为他矫情镇物方面的超人功夫和保密工作的出色，方才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就凭这一点，努尔哈赤也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了。

努尔哈赤，这位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在这个时刻走进历史深处，应该算是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