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往事—— 最后一个汉人皇帝：崇祯朱由检



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病死，时年二十三岁。两天后，农历八月二十四日，信王朱由检继皇帝位。是为崇祯皇帝，时年十七岁，是明王朝的第十六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在中国所有亡国之君里，崇祯皇帝大约是得到人们同情最多的一位。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十七年间，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这位皇帝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天资不算低，身体也不差，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可是，终究回天无力。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朝毕竟亡在了他的手里。

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是个好皇帝，但肯定是个好哥哥。

据说，魏忠贤曾经憋着坏，想修理甚至灭掉张皇后和朱由检，他的一个死党警告他说，皇帝虽然凡事迷迷糊糊，但却唯独极重夫妻与兄弟亲情。一句话点醒了魏忠贤，他悚然而惊，没敢下手。

朱由校有六个弟弟，只活出了一个五弟朱由检，因此，兄弟间的情意相当亲密。曾经有一次，朱由检问他哥哥：“你这个官儿我能不能做？”

哥哥回答说：“可以，可以。等我做几年就给你做。”

我们知道，在帝王之家，这种玩笑寻常是开不得的。

谁知道，这话竟然一语成谶。

朱由校本来应该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能活下来的话，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任皇帝便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朱由检来做。很有可能因为天启皇帝的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导致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有活出来。据众多史家所言，这三个儿子都是葬送在了朱由校宠信的魏忠贤与客氏手中。

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3年，朱由校的正宫皇后张嫣怀孕。当此时，明王朝已经走过了二百五十多年磕磕绊绊的历史，皇家的龙子龙孙遍布全国，但由正宗的正宫皇后诞育元子的还很少见，除了弘治皇帝的嫡长子朱厚照之外，这是第二例。因此，天启皇帝与整个皇宫上下一派喜气洋洋。

当时，魏忠贤与客氏势焰熏天，整个皇宫中，唯有这位张皇后不买他们的账，并曾经一度将客氏招来准备惩治，由于他人说情方才作罢。

有一天，天启皇帝到皇后宫中，见张皇后正在读书，便问所读何书？

张皇后答曰：“赵高传。”

天启皇帝听了沉默良久。

从后来的情形看，皇帝显然没有把皇后再明显不过的劝告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地信任魏忠贤。而魏忠贤知道了这些情形后，则既惊且怒。他不动声色地将皇后宫中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人马。于是，一位宫女在服侍皇后时，用一种特殊的手法，在皇后腰上的某个部位点了一下，导致皇后很快流产。史家倾向于相信，天启皇帝的另外两个儿子也都是在魏忠贤与客氏的暗算下夭折的。

有史料记载说，天启皇帝临死前，魏忠贤曾经密谋，谎称宫女怀孕，然后将他的一个侄孙弄进宫来接位。

按照大明帝国的皇家制度，宫女怀孕，必须由皇后确认方可。当时，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其党羽遍布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张皇后的生死都构成了威胁。即便如此，张皇后仍不买账。为此，魏忠贤曾经叫人委婉地试探过，看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让皇后确认这位宫女怀孕。

张皇后的回答相当干脆：“从命是死，不从命也是死，同样都是死，唯有一死而已。不从命死了，还可以安心去见祖宗。”

弄得魏忠贤毫无办法。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皇后的见识胆略相当出色，堪称不让须眉。

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构成了明代特别是晚明社会一道耀眼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靓丽特殊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必须通过譬如三娘子、红娘子、王翠翘、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朝宗与李香君的故事方才可以窥见一二。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那些号称满腹诗书，从而声名显赫、衣冠楚楚的衮衮诸公，堂堂皇皇地奔走于帝国官场上下。然其心灵委琐堕落的地步，其实已经不如稍微好一点的妓女了。

朱由检比朱由校小五岁，张皇后特别喜爱这个小叔子，并很有可能在这位小皇叔顺利继承皇位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为此，朱由检投桃报李，在后来的十多年岁月里，给予了自己这位皇寡嫂足够的尊敬与爱戴，直到十七年后皇朝崩溃时，李自成部下的制将军李岩率部接收皇宫。

从一种非正式的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李岩素来景仰张皇后的贤德，他带兵一走进宫门，便大声喝令部下寻找并保护这位懿安张太后。见到张太后，这位将军相当恭敬地行了三拜九叩首的大礼。当天夜半时分，张太后从容自尽，时年大约在四十岁上下。这些已经是后话。

而当初确定由朱由检继位后，朱由校第二天就死掉了。朱由检奉皇嫂张皇后之命进宫为哥哥守灵。行前，张皇后秘密派人告诉他，不要吃喝皇宫中的任何食品与饮料。因此，朱由检是带着自己家里的烙饼进宫的。

朱由检可能永远都忘不了进宫第一个晚上的凄凉与恐怖。灯光摇曳昏暗，那些穿着孝服的太监宫女们悄无声息地出没，中秋过后时节的夜风起处，挽联孝幛起伏不定，仿佛处处都隐藏着阴谋与杀机。

有两个太监在远处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朱由检心惊肉跳，以为他们是在商量着如何对付自己。

又有一个巡夜的小太监仗剑走来，朱由检吓坏了，直到看出他没有恶意，才松了一口气。他叫住那个小太监，从他手里将那把剑要来，反反复复看来看去，最后还是将这把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之处的剑，留在了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并且对那个小太监保证，他一定能得到几倍于那支剑的补偿。

朱由校死后，魏忠贤在较长时间内秘不发丧。并与他的干儿子、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谈了一个多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多小时。据说，他们讨论的议题就是魏忠贤是否要取皇帝而代之的问题。平日对魏忠贤忠心耿耿的崔呈秀期期艾艾、首鼠两端，说来说去的中心意思是：只怕外面有义兵。据说，最后正是这一点促使魏忠贤放弃了这个念头。

就这样，两天后，也就是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十七岁的朱由检按照帝国礼制，告天、祭奠祖先后，于中午时分在皇极殿正式登基继位。

据说，朱由检下达的第一道圣旨是：鉴于皇兄初逝，令百官免朝贺，只来朝见。谁知恰在群臣朝见之时，已是阳历九月底的天空中，突然天雷轰鸣。十七年后，大明覆灭，有人曾经想起过这一不祥之兆。

从朱由检一生行事判断，这位崇祯皇帝勤奋的确是够得上勤奋，但实在称不上是一位具有心胸、眼光、谋略、气魄和政治手腕的合格君主。在这些方面，他可能连中等水平都达不到。

大明帝国覆灭后的三百多年间，很多人认为，朱由检登基之初，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按计划剪除了魏忠贤一党，表现了这位青年帝王杰出的政治智慧与谋略。

这种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史学界都相当普遍的看法，显然忽略了一个根本就是明摆着的事实——

如果他真有这么出色的才略，为什么在后来的十七年中，却再也见不到任何如此上佳的表现？

相反，从后来的所有事实发展与历史记载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位亡国之君，敏感多疑，心浮气躁，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虚荣浅薄，少谋寡断。没有大智慧，净是小聪明，且完全没有任何谋定后动的战略眼光和头脑。

因此，尽管这位崇祯皇帝做得特别勤劳特别辛苦，但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他不是贩夫走卒者流，辛苦一点儿或许就可以安身立命。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这个国家现在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他所具有的这些素质与挽狂澜于既倒毫不相干，其反作用倒是时时可见，与剪除魏忠贤时的表现实在相去太远。

从当时的情形看，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即位之初，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很深的惶惑与恐惧之中，他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皇帝，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魏忠贤。

因为，根据帝国的传统，被册封为信王的朱由检，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过任何关于如何做皇帝的训练。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一项极其可怕的罪名。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对魏忠贤长时间表现得那么客气，那么谦抑。出于躲避伤害、解除恐惧的本能，他把信王府中的老人调进皇宫，环卫在自己身边，这才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越来越惊喜地发现，皇帝的权威原来这么大，几乎是无限的。

此时，他应该对自己的祖先充满感激之情，为了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他们作了太多精心而周到的制度安排——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一切。

因此，一般说来，只要皇帝受过常规的教育，并且生理心理正常、智商不算太低，又不像天启皇帝那样有其他兴趣远远压倒对国家事务的兴趣的话，内外臣子们但凡要想联起手来蒙蔽皇帝、窃弄权柄，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任何一方，如果想要在没有获得皇帝认可的情况下，单独采取哪怕稍微大一点儿的行动，都会发现其中的极度困难，或者说根本没有可能。

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大明帝国在军事制度上基本沿袭并发展了宋朝的制度，实行了相当彻底的各部分互相钳制平衡的制度。不管多么能征善战的将军，平时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士兵。只有需要时，将军才能凭借皇帝的命令，统帅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去执行任务。任务执行完毕，将军就要交出兵权，立即离开部队。而且，只有当皇帝亲自下令时，各个相互独立、各自只对皇帝负责的机构才会配发给这位将军人员、马匹、武器、粮草、甲仗和一切后勤保障。这使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或五军都督府，想要独立调动一支建制与装备完整的部队，不是相当困难，而是几乎没有可能。这种显然出自皇家安全上的考虑，是崇祯皇帝的最大王牌。

这种情况，只有在戚继光抗倭之后有过时间上极其短暂、范围上相当有限的变化，此后便一如既往。

而锦衣卫和东厂，则是分别只对皇帝本人负责、完全掌控在皇帝一人手中的秘密警察与特务组织，具有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侦缉、审讯与监狱系统。这是一套完全独立于三法司即国家行政司法体系之外的司法力量。他们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的侦察，并可以将侦察结果直接报告给皇帝本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志，或抓，或杀，或放，没有任何其他政府组织和任何其他人可以阻隔在中间。从历史资料中判断，落进他们手中的人们，除运气极好者外，相当多的人很难完整地脱身出来，除非有人能够改变皇帝的心思。

这一整套制度，实行了两百多年，已经变成了帝国政治生活中坚不可摧的习惯，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天经地义。手枪加上子弹能够打死人这个真理绝对到什么程度，这种帝国传统便绝对到了什么程度。是故，两百多年间，除了永乐皇帝朱棣与英宗复辟的特例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军事政变、宫廷政变的企图能够成功，甚至使人想都不必去想。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这就是魏忠贤不论多么势焰熏天，也不敢贸然行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年不管玩得多么离谱、多么荒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一句话就可以将权势一点也不亚于魏忠贤的“立地皇帝”——大太监刘瑾一网打尽的根本原因。

因此，综合上述种种，实际情况应该是：朱由检没有坐上这张龙椅便罢，一旦他坐上去了，在帝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他就成了必然的刀俎，相形之下的魏忠贤也就变成了绝对的鱼肉。

魏忠贤之流生存的根基是皇帝，他只是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物而已。根基没有了，这个寄生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泡在水里的泥足巨人，一捅就倒，根本就不堪一击。

两个多月时间，朱由检应该足够认识到上述的一切了。因此，当他修理魏忠贤时，后者毫无还手之力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个过程，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朱由检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很无知，非常惶惑、恐惧，到逐渐知道了皇权的威力而安定下来，到心里相对有底、建立自信，直到最后敢于大胆处置的整个过程。

把这个过程形容成一个不到十七岁的青年皇帝深谋远虑、富有谋略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当时朝臣与士大夫们面对魏忠贤的庞大势力很快土崩瓦解时的自然感受，其中，肯定还有大量面对至高无上生杀予夺之皇权的习惯性媚态的自然流露。

今天，我们若仍然持这种判断则会显得特别委琐无聊。

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按照我们古老的计算方法，当时所说的十七岁即便指的是实足年龄，这种对崇祯皇帝的热烈赞颂也完全无法解释——这位当年十七周岁的青年天子，既然如此深谋远虑，在后来的岁月中，经验和阅历增加了许多，为什么反倒完全看不到这种谋略与智慧了？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心理规律，叫定向期待反应。说的是一种行为被多次、反复正强化也就是正面激励之后，这种正强化接受者会形成一种行为定式，使之持久地继续按照被鼓励的方向行事。

这种定向期待反应有一种变形，其表现是：一个行为本来并不具备某种品质，但是在许多人反复、多次正强化之后，会使行为人自己都真的以为这个行为具备了那种性质，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心理上的定向期待反应和行为定式。这种规律有点类似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所阐释并实践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事实上，并不需要花费多少功夫，只要随便翻检一下史料，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崇祯皇帝除去魏忠贤之后，在当时帝国臣民中充满了对皇帝天纵英明、深谋远虑的热烈赞扬。这些赞扬真的太多了，充斥在当时和后来的各种记载、奏折、上书、奏对、对话、笔记、书籍、民间传说、戏曲文学、甚至今天历史学家的各种著作之中。平心而论，置身于如此众多的热烈颂扬声中而能够不飘飘然，是需要极强定力的。从崇祯皇帝的一生行事判断，他显然并不具备此种定力。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或许不算冒昧：

正是由于来自帝国官场与民间这种对皇帝习惯性的反复阿谀、奉承、拍马屁实在太多太滥了，才使得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己都不由自主地相信，除掉魏忠贤确实是自己天纵英明、富有谋略、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结果。因此，在他后来的帝王生涯中，我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机会看到，这位皇帝是如此地自以为是：把过敏多疑当成英明睿智，把刚愎自用当成当机立断，把轻率酷苛当成了乾纲独断，把反复无常当成了随机应变，把轻举妄动当成机谋敏捷等等。

从1368年到1644年，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风风雨雨的大明王朝，在其当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大国。用今天人们习惯的术语表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系统。这样一个巨系统，在朱由检手中轰然崩溃。对此，他认为责任不在自己，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是他的名言。意思是：国家不是皇帝我弄亡的，都怪大臣们不好。因此，他曾经在龙案上面反复书写道：满朝文武皆可杀！

作为皇帝，把国家弄亡了，本来已经糟不可言，再说出这样蛮不讲理的话来，不由人不心生厌恶，觉得这厮真够可以的，他活该亡国。

不过，平心而论，纵观朱由检十七年皇帝生涯，令人称道或者值得同情的举措确实也有一些，这就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同情他了。

干掉魏忠贤一伙，无疑是他的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迹了。

崇祯皇帝于天启七年八月底登基，九月，有人上书弹劾魏忠贤的同党。

十月开始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

十月二十七日，浙江贡生钱嘉征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

二十八日，魏忠贤请求辞去各种爵封。

二十九日，崇祯皇帝将魏忠贤召至殿上，命一个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指斥魏忠贤十大罪。魏忠贤面色如土，回去后立即以重金托崇祯皇帝的一位老侍从求情。崇祯皇帝知道后，马上将此人驱逐出宫。

天启七年十一月一日，崇祯皇帝降严旨，历数魏忠贤之罪恶，将其发往凤阳守陵，亲属充军，家产罚没。谁知，魏忠贤这厮虽然被贬出京，却极为威风。史书上说，当时有四十多辆大车为他运送珍宝细软，马有千匹，壮士八百人各怀利器，沿途拱卫。

崇祯皇帝得知后，立即下令，派人前往捉拿，将其扭送押解至凤阳，所有跟随者全部捉拿归案。当天晚上，魏忠贤住宿在阜县县城，得知消息后，极为苦闷。当夜，与死党李朝钦饮酒至大醉，随即二人相对悬梁自尽。

至此，势焰熏天的魏忠贤阉党烟消云散。

崇祯皇帝的生活相当俭朴，不事铺张。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仅仅吃饭一项，最多的每餐饭要有三百三十三道餐前小菜、开胃食品、正菜、面食、点心、粥品等等。崇祯皇帝很长一段时间不吃肉，经常只用几道蔬菜下饭，有时只是清粥小菜而已。作为皇帝，这已经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皇宫中的御膳房养了上百号人，是专门为他做饭烧菜的。

有一次，在接见群臣时，崇祯皇帝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皇帝发现有大臣盯着自己的袖口在看，自觉挺不好意思，于是悄悄将那破烂的衣袖往里面掖。据说，这位大臣非常感动，流着泪对皇帝说：“自古以来，皇帝瘦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儿都不需要不好意思。您这是在为天下人作表率呵，我们学习还来不及，哪里敢耻笑您呢。”这和他的一位祖先，一件新衣只穿一次就扔掉比起来，的确好出太多了。

据说，有个皇亲国戚想拍他马屁，以巩固自家的地位，于是，花重金把号称“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江南名妓陈圆圆买下，送进宫来献给他。谁知，这位为国事日夜操劳的皇帝居然不为所动，下令将这倾国倾城的美貌女子送出宫，退了回去。采用这种说法的史家相当多。假如这是事实，再假如皇帝若是把这小女子留在了宫中，吴三桂将军可能也就不会有机会“冲冠一怒为红颜”了。

不过，平心而论，就像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便如此，中国历史也很难说就会重写。

有一件事情说起来相当感人。

朱由检对他的一位奶奶很好，一天他去看望这位奶奶，祖孙两人坐在那里聊天。聊着聊着，奶奶发现孙子居然睡着了，于是，给他盖了床被子，下令大家不许惊动他。过了一会儿，皇帝醒来，感到很不好意思，道歉说：“爷爷在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两天两夜没合眼就撑不住了。”

据说，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故事——

李自成进京后，接收皇宫，把一个美貌宫女赏给手下的一员心腹爱将做妻子。新婚之夜，妻子拔出丈夫的宝剑，杀死了烂醉如泥的丈夫，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这位宫女就是在那位奶奶宫里泪流满面中的一员。又据说，当时就是她亲手给皇帝盖的被子。她被这位夙兴夜寐、忧劳国事的皇帝所深深感动，因此，立誓要凭借自己的美貌，接近并杀掉李自成，为皇帝报仇。

翻遍史书，在中国的皇帝里面，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的确是太少，而昏庸残暴、非酒即色的坏蛋坯子又实在太多。因此说，崇祯皇帝的确有令人同情的一面。

可惜，作为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仅仅能够做到这些可实在是太不够了。

我们知道，按照系统理论，像大明王朝这种巨系统的健康运转，是依靠各级、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正确连接、正常交互作用才得以实现的。个别子系统的异变与错误如果得不到制止，就会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更大范围、更多级别的子系统发生紊乱。最终，当紊乱的破坏性能量积累到足够巨大的当量时，整个巨系统的紊乱与崩溃便轰然而至。

大明王朝的土崩瓦解就是这么发生的——

朱由检的爷爷万历皇帝荒疏国政近三十年。

朱由检的哥哥天启皇帝又嬉戏怠惰了七年。

到朱由检当皇帝，“一代巨祸”努尔哈赤已经养成，导致帝国国防子系统中的长城残破不堪。一位将军，在与努尔哈赤对阵时，穿戴的盔甲居然是锈蚀透了的，被敌人一箭穿透头盔，当场毙命。

张献忠、李自成也开始磨刀霍霍，致使社会安全子系统一触即溃，这两位人物，纵横全国十几省，居然十几年就将偌大一个国家拿下。

而作为整个巨系统控制部分的子系统——帝国官场却由于党派之争而分崩离析，官僚之间不求才干人品，不看于国于民利弊，只问是否自家一派。而且，经过以前几代的发展，到了崇祯皇帝时期，党派之争早就到了这种地步：同事之间相互倾轧时，出手就力求将对方置于死地，或下狱或杀头在所不惜。

一个巨系统的崩溃，并不需要所有的子系统都崩溃后才会发生，一个，或者几个基础性、主导性子系统的紊乱，就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作为帝国巨系统中，集心脏、中枢神经、大脑于一体的最重要的指挥子系统——崇祯皇帝的缺陷是致命的，这些缺陷加剧了其他子系统的紊乱与崩溃，使大明帝国巨系统的崩溃变成了无法避免的宿命。

一般说来，作为帝国的心脏、中枢神经与大脑的皇帝，他所需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三项：

其一是总揽全局，制订正确的战略；

其二是发现人才，使用这些人才实现自己的战略；

其三是赏罚严明，淘汰笨蛋与坏蛋，让坏人不能过多地干坏事，让好人干得更起劲，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

令人遗憾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在这三个方面全部一塌糊涂，没有任何一个方面能够说是合格的。

朱由检的施政纲领相当平庸老套，了无新意，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不出有什么谋略、眼光和统筹全局的能力。表现出一派急功近利的慌里慌张、粗鄙浅陋。

当时，内忧外患已经在四个方面形成：

——辽东“巨祸”努尔哈赤；

——陕西山西的农民暴动；

——官场上的腐败堕落，党派之争；

——并非不重要的自然灾害。

有一派观点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认为，崇祯皇帝登基前后，即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正值世界范围内的气候进入小冰河期。其特点是：全球气候大面积、长时间、高频率、超强度地发生灾害性反常。从万历皇帝中后期到崇祯皇帝一朝的历史记载上看，情形似乎确实如此。

这种自然灾害的后果极为可怕，持续发生自然灾害的南北方地区，人吃人的现象已经公开出现，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人市”，即贩卖自己的妻子儿女的市场。而食品市场上的人肉则以“两脚羊肉”的名义出售，价格低于其他肉类产品。

有位举人在进京赶考的路上，亲眼看到一个女人边哭边煮食自己的孩子，这位母亲说：反正孩子也活不了，与其别人拿去杀着吃了，还不如自己吃掉算了，孩子还能少受点罪。强烈的刺激导致这位举人得了病，长时间吃不下睡不着，眼前时常出现那位母亲的样子。从症状上判断，很可能是严重的神经衰弱。

据说，这种小冰河期每隔四五百年就会出现一次。这派观点进一步认为，这种气候反常与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的治乱周期颇为吻合。因此，不要说崇祯皇帝，就是李世民再世也没戏。姑且存疑。

从历史资料中我们知道，崇祯皇帝朱由检极其推崇唐太宗李世民，极其尊崇自己的祖先朱元璋，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效仿之。

然而，我们知道，同样面临内外交困，李世民是当机立断，一个人单枪匹马，亲自出面与大兵压境的突厥骑兵讲和，不惜赔款、和亲甚至称臣，争取到了时间，用以解决国内的休养生息、自强发展。一旦国内问题基本解决，兵强马壮时，便集中优势兵力，一战便将与突厥间的战略态势基本扭转过来。

不要说与这样的伟大战略战术家相比，就是与他自己的祖先朱元璋的战略头脑比较，朱由检简直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如。他基本上不知道谋定后动为何物，完全不懂得运用战略眼光审时度势，把握局面，抓住重点，争取主动。而是声嘶力竭，四面出击。结果，有限的力量更加分散，按倒葫芦起来瓢，战则无力，和则无方，攻则不克，守则不胜。导致四处冒烟，天下大乱。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这位皇帝身上找出许多优点，也可以找出不少缺点包括性格上的缺陷。但是，诚如我们所知，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之中，战略思想的缺失、错误或者实现战略思想的能力的缺失，永远都是领袖人物最致命的缺陷。不幸的事实是：崇祯皇帝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皇帝就如一艘海轮的船长。我们这位船长不知罗盘为何物，对于暗礁、潜流、风信、气象、潮汐、天文、航道诸方面的知识全部暂告阙如。他只是知道自己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又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同时，将具有上述知识的人全部踢到海里去，只让那些同样缺少这种能力、但专门会哄他喜欢的人留在身边，帮助自己指挥航程。这时，茫茫大海上，风狂雨骤，人们除了赶快给自己找一件救生衣之外，还能期待什么呢？船越大，载的人和宝贝越多，后果就越惨重而已。

由于皇帝这里没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整个国家自然失去了方向。于是全国的官僚们都被皇帝驱赶着上蹿下跳，去医治“头痛”或“脚痛”。而由于官场上的党派之争与腐败堕落，又使这些“治病”的“医生们”互相丑化、互相攻击，对疾病作出千奇百怪的诊断，开出百怪千奇的处方。

在此期间，有人甚至建议皇帝，命令全国登记在册的和尚尼姑全部还俗，或者编入部队开赴前线，或者择偶配对赶快生育，为帝国增加预备兵源。皇帝竟然一度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想法。

在帝国官场上无休止的相互攻击——防御——反攻击之中，帝国消除内忧外患的努力被这种“内斗内战”抵消殆尽，疥癣之疾逐渐发展成了心腹大患，而密集发生的自然灾害，又雪上加霜，使疾患支离沉重，终至于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

随着国事的日坏一日，皇帝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一次次失败与挫折，肯定使他极为屈辱和恼怒，令他一再感受着被臣子辜负，甚至被臣子欺骗、愚弄了的切肤之痛。这种感受所激发出来的愤恨，使他日益以荼毒大臣为能事，对那些犯了过错，哪怕是微小过错，或者没有过错，只是他怀疑有过错的官员进行极为冷酷的惩罚。有时，这种惩罚已经称得上是丧心病狂。

这种不正当惩罚的反复进行，直接后果，就是使大明帝国巨系统的纠错机制与能力也发生了紊乱与蜕变。

这种机制的功能，本来是为了发现和纠正系统内的错误，从而恢复系统的秩序。如今，这一能力强大的纠错机制，该纠正的得不到纠正，不该纠正的反倒被“纠错”。这使很多时候，纠错机制本身反而转变成了错误发生的根源，使错误越纠越多，越纠越大。大明帝国巨系统内发生异变与错误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纠正的速度。根据系统理论，这个巨系统的崩溃将不可避免。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共任命过五十位相当于今天首相副首相的内阁大学士，以至于被后世讥讽为“崇祯五十相”。

被他杀死的相当于今天首相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有两人。

他直接下令杀死的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的总督有七人，相当于今天省长的巡抚有十一人，被迫自杀的有一人。

被他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流放的省部级干部可能会达到几十人。

公元1641年，即崇祯十四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人，有一百四十五人。这个数字不算少，相当骇人听闻。因为当时全国文职官员大约有一万多人，其中具有大臣资格的文官远远不到百分之十。想想看，比例如此之高的资深官员们被关在监狱里，其景象让人情何以堪！

在上述人等中，贪赃、枉法、渎职，从而罪有应得者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数量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的人，也被他十分情绪化地、糊里糊涂地干掉了。

公元1639年，即崇祯十二年，因为上年清军内犯，朱由检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三十六人，其中有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的相当于今天省军区司令员的总兵祖宽，有无罪有功、精明强干的相当于今天省长的山东巡抚颜继祖等人。

朱由检不由分说，将本来属于朝廷指挥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一股脑加到他们头上。致使其中受到极度冤屈的人，在刑场上对朱由检破口大骂。

一般说来，中国人受到冤屈时习惯于骂奸臣，敢于直接骂皇帝的情形极其罕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观念在起作用，部分原因则是担心引起大规模的屠杀报复。因为咒骂皇帝属于大逆不道之罪，按照我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大逆不道之罪属于人们常说的十大恶，即十恶不赦之属，犯者可能被灭族甚或株连更广。这种在中国漫长历史上相当罕见的、对当朝皇帝的破口大骂，应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位崇祯皇帝，庸劣而又残暴到了什么程度。

同样，对比一下当年所谓“靖难之役”以后，为了皇帝的叔叔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就有那么多文臣武将，宁愿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去死，也不愿意侍奉新皇帝。如今，面对着的是帝国真正的敌人，却没有几个人愿意陪伴这位皇帝。

了解了这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大明王朝崩溃前后，会有那么多崇祯皇帝倚为腹心、委之重任的近臣甘心事敌，他们将皇帝托付的身家性命弃之不顾，打开城门，迎接本来的敌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明王朝的重臣大僚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形同儿戏，并在投奔了李自成之后再投奔多尔衮。

仅仅将这一切归结于他们的个人操守和品行，可能说明不了太多问题，还会离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去甚远。

从历史事件的发展与记载来看，崇祯皇帝所最宠信和依赖的内阁大学士们，除人数有限、时间又短暂的几位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是奸佞或庸贪之臣。而内阁大学士、巡抚、总督、总兵、五府六部的长官、皇亲国戚、世袭勋贵等等，以及长期主管辽东军事的大太监高起潜，主管东厂特务组织的大太监曹化淳，主管锦衣卫的骆养性等等一大批深受这位皇帝宠信的权臣巨阉，到最后大部分投靠了农民军或清军。

崇祯皇帝宠信宦官的故事很多，有的简直荒唐得就像下流的黄色段子。

有一次，朱由检下令将河北任丘县令白慧元等六个县令逮捕查办。后来人们才知道，原因仅仅因为白慧元一人得罪了一个宦官。

当时，这位出身河北任丘的宦官请家乡的父母官喝酒，喝着喝着喝昏了头，就开始向这位县令炫耀自己搜刮来的各种金银珠宝，还流露出轻蔑县官的意思。结果，把这位官声还算不错的县长惹急了，就对很有点儿得意忘形的宦官说：“我也有一样极好的宝贝，和你这些玩意儿大不相同。”说完后，这家伙不停地嘿嘿坏笑。宦官的好奇心被逗起来了，一个劲儿地追着问他是什么，不依不饶地想要鉴赏一番。最后，这家伙大笑着说：“这可不能给你鉴赏，因为那宝贝长在我的裤裆里。”

事后，这位宦官极为恼恨，他立即行动起来，搜集一些材料把白慧元告到了皇帝那儿。为了防止被说成是报复，他一口气攀扯上了六位县官，而这六位县官居然全部被皇帝下令撤职查办。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可以举出一些。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奋发有为、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办好，因而值得同情和理解的皇帝，同时历史资料又显示，这位皇帝如此长时间地豢养与依靠着一大帮坏蛋和恶奴在治理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呢？这些话听上去，怎么听怎么让人从心里觉得别扭，很难令人信服。

事实上，从公元1630年，也就是崇祯三年杀袁崇焕开始，就预示了这位亡国之君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袁崇焕是大明帝国唯一一位连续两次重创清军的将领。崇祯皇帝但凡具有一点点领袖素质，这位袁崇焕都有可能成为中流砥柱般的人物，帮助他支撑起大明帝国那摇摇欲坠的江山。

可惜，崇祯皇帝既不识人，也不会用人，还完全没有战略策略头脑，偏偏又特别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天纵英明。于是，皇太极在《三国演义》里学来的一招，就让这位皇帝没头没脑地诛杀了敌人最害怕的将领。他根本不分析一下，袁崇焕差不多与皇太极有杀父之仇，皇太极自己也惨败在袁崇焕之手，口吐鲜血，忧愤成疾。这样的一个人，除了效忠大明帝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出路？

事实上，除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之外，袁崇焕之死很有可能与其他几件事情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诛杀毛文龙和与皇太极之间的来往。

诛杀毛文龙一事，至今众说纷纭。应该说，毛文龙率部所驻守的地方，的确具有战略意义。其核心作用，是对后金国的侧后翼形成威胁，使皇太极不敢对关内轻举妄动。因此，有历史学家对于袁崇焕杀死毛文龙颇不以为然。认为袁崇焕有诛除异己、逞一时之快之嫌。这个出身广东东莞的“袁蛮子”，敢想敢干，既有头脑，又有担当。但他痛恨毛文龙的自说自话、不听招呼，于是痛下杀手。结果，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一，替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可以放心骚扰关内地区；其二，导致毛文龙的几个重要部下为祸未来，并成为清军铁骑后来横扫天下的急先锋；其三，令崇祯皇帝相当疑虑。这最后一点恰是最要命的所在。从此，袁崇焕将自己放在了进退失据的地位上——他若不立大功，诛杀一支大军统帅这一条便势必成为他的大罪。他若立下大功，皇帝将可能以骄横跋扈、尾大不掉忌之，袁崇焕大约同样难逃岳飞岳武穆的后尘。

而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的来往，则是具有高明战略头脑的一种谋略。他试图利用各种时机拖住皇太极，以便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他的做法，可能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可惜，他的对手皇太极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其政治、军事才能丝毫不在乃父努尔哈赤之下，可能还在其上。他基本没给袁崇焕留出太多时间，便打破甚至是利用了袁崇焕的部署，从而，客观上将袁崇焕置于一种百口莫辩的境地。偏偏崇祯皇帝仿佛在呼应皇太极一般，全无战略头脑与智慧，又装了一肚子的小聪明，加上帝制传统下皇家对性格强悍之能臣的百般猜忌。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便注定了袁崇焕的命运。

袁崇焕死得极其惨烈。

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按照当时的惯例，如果有人买通了刽子手，或者被处死者是冤枉的，是忠臣，能够得到市民和刽子手的同情的话，那么，刽子手会在三两刀之间就杀死他，然后再慢慢剐，免得他受罪。

杀袁崇焕时则不同。当时，可能是因为敌人大兵压境，并近在咫尺地烧杀抢掠，那种恐怖的战争气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回忆，漫天飞舞的蜚短流长，终于汇合成了人们的恐慌、愤怒、焦虑、无助等混合的激情。

此时，是公元1630年，即崇祯三年八月，距离袁崇焕被捕下狱过去了八个月，距离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过去了两年多。可能，皇帝的英明谋略在人们的脑海里恍如昨日，记忆犹新。毕竟，他曾经把那么可怕的魏忠贤都干掉了。因此，人们相当真诚地愿意相信皇帝的判断，就是这个袁崇焕，里应外合，出卖自己的国家，勾引异族铁骑来屠杀本来应该由他保护的同胞。

于是，失去理性的人们，愿意用一钱银子，买袁崇焕小手指大小的一块肉，吃掉，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按当时的市场价格，一钱银子大约可以购买二十斤大米。据说，袁崇焕的肉就是这样被人们可能是排着队抢购一空的。

那位技艺高超的主刀刽子手事后回忆，为了多卖点钱，所以剐得很慢、很仔细，致使袁崇焕受的罪恐怖之极，他是被活活剐死的。当时共用了半天时间，剐了三千七百多刀，他的皮肉已经刮尽，人还没死。这位刽子手回忆说，他分明听见袁崇焕的心肺之间，发出了一种声音，久久不绝……

这位职业刽子手承认，自己一生中杀人无数，但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后来，就出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位义士一家。他们世世代代守护着袁督师的忠魂与忠骨。让我们在痛苦的思索之后，知道在这个民族的心灵最深处，有纯净高贵的血液在缓缓流淌。从而保持着信心。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即公元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的前夜。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皇宫中亲手砍杀宫中的妃嫔女儿等，他左手掩面，右手挥剑，一边砍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边喊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你们为什么要生在我帝王家？”

当晚午夜过后一点，即十九日凌晨，朱由检在景山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司礼太监王承恩陪伴着吊死在他的对面。大约朱由检确实觉得不太好意思去见列祖列宗，因此留下遗言，希望人们去掉他的皇冠，用头发盖住他的脸。

崇祯十七年，岁在甲申。三月十九日，即公元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从德胜门打进北京。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死时三十四岁。死后被称为明思宗，葬于北京明十三陵中的思陵之中。

?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众说纷纭的皇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