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明史——权力潜规则战胜公理人心： 于谦被杀之谜

于谦为什么会死？按照常情来说，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在权力场上，是非黑白往往不依常理而定，事情的发展、个人的命运常常都被操纵在掌权者的手中，生命被放在利益的天平上衡量，利我者生，不利我者死。岳飞如此，于谦也是如此。

于谦有“于青天”之美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王振权势熏天，进京述职的官员必须给王振送礼成为官场惯例。恰逢于谦自河南入朝，其他河南大员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的手下和朋友们也劝他随大流，带上礼物，免除灾祸。于谦偏不，进京时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入京》诗一首：

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于谦，字廷益，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浙江钱塘人。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7岁时，一个僧人为他批命，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8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24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趁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土木堡之变，明朝数十万大军被瓦剌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

皇帝被俘，一时间朝堂之上人心惶惶，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也先手中有了英宗这张牌，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趁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真正稳定局势的是于谦等人果断而坚决的应急措施。

第一，禁南迁之议。当时是战是守，大臣们议论纷纷。侍讲徐托言星象有变，力主南迁。于谦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珵郕王朱祁钰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鉴，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王振本人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官员们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邀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郕王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国家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100个王直也处理不好。”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3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22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景帝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四，主持北京保卫战。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北京保卫战是固守还是主动出击，群臣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挖城壕以拒瓦剌骑兵；总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张固守不出；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诸将率兵22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才发现，眼前的明军与在土木堡被自己轻易击溃的明军迥然不同。他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朝夕可拿下，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

也先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5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于谦实为第一功臣，又有拥立新君之功，景帝为了表示对其的优崇，特命给予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家连仆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固辞不受，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与于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继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北京战后，也先见军事行动不能达到目的，手中的英宗失去了奇货可居的价值，遂改变策略，表示愿意将英宗送还，企图挑起明廷内讧，从中获利。果然，刚刚享受到皇帝滋味的景帝担心英宗回来后会威胁自己的皇帝宝座，早将所谓兄弟之情忘得一干二净，十分不希望英宗南归。然而朝中大臣多为英宗旧臣，要求景帝迎归英宗的呼声十分高涨。当景帝发现自己倚重的于谦也恳请让英宗回朝时，只得接受群臣的请吁。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派遣使臣迎接英宗还朝，并尊英宗为太上皇，居之于南宫。

皇位虽然保住了，但是景帝还是感觉到了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景帝盘算着更立太子。当年朱祁钰即位之时，由皇太后发布懿旨册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景帝坐了帝位，自然想着让儿子也能当皇帝，然而景帝更立太子的事情并不顺利，朝中大臣和内廷宦官多有不赞成者。景帝为了达到目的，先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用优厚的赏赐来拉拢重要的大臣。他加王文、杨善等人太子太保等衔，赐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50两、白银100两。拿人的手短，何况还是收了皇帝的东西，这些大臣再也不好提反对的意见了。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深为沂王。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景帝的儿子命小福薄，当了一年太子就病死了。景帝此时又无其他儿子，储位遂空。太子问题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一场复储风波也由此产生。景泰五年（1454）五月，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在奏章中肯定了英宗的地位，希望景帝能改变对英宗的做法。景帝震怒，将钟同、章纶下狱，而钟同不久就被杖死狱中。景帝不立朱见深，是寄希望于能早日诞生其他的儿子，而且一心盼望自己的哥哥早点死去。

在这种焦躁、犹疑的情绪中，景帝病重。景帝身体素来不好，群臣请立太子以备不虞。于谦与多数人倾向于复立朱见深，司礼监太监王诚谋立襄王子。景帝不想更不愿再立他人之子为太子，推说自己只是小病，过几天就可以上朝了。

景帝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徐有贞、石亨等人秘密谋划，决定拥立困居南宫的英宗复辟。徐有贞就是北京保卫战前提议南迁的徐珵。因为南迁之议遭到否定和嘲笑，徐珵在之后的官场中混得并不顺利。他曾上下打点，希望能够得到晋升之阶，但没有如愿。阁臣陈循帮他出主意，劝他改名，于是徐珵改名徐有贞。徐有贞颇有智谋，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脑人物。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率兵来到南宫。由于城门坚固，他们不得不捣破城墙，进入宫中。英宗看见徐有贞率众人拜伏在自己面前，不由惊恐万分。当他们言明此番是请英宗重登帝位，不禁又悲又喜又怕。在徐有贞等人的搀扶下，英宗入东华门，进奉天殿，此时已近凌晨。群臣正等待景帝视朝，听见殿中喧哗，感觉到有大事发生。这时殿门打开，徐有贞从里面走出来，高声对众人说：“太上皇复辟了。”群臣先是惊愕，不过毕竟是在朝堂混的老江湖，很快就明白事情的就里，随即入殿称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

英宗改年号为“天顺”，废景帝为郕王。英宗命徐有贞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石亨等人各有加封。复辟当日，英宗就将于谦、王文等人逮捕入狱。但是想要杀掉于谦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为官清廉的大臣并不容易，必须要找一个听起来可以服众的借口。英宗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用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以“谋逆”的罪名将于谦处以极刑。所谓“谋逆”，是指于谦勾结黄竑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事实上，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的事。当王文在狱中力辩无罪之时，早对情势了然于胸的于谦苦笑着对他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分辩有什么益处？”其实，英宗心中也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十分犹豫，知道“于谦实有功”于朝廷。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就没有正当的名义。”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英宗是个没主意的滥好人，真正要置于谦于死地的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徐有贞小人之心，认为自己仕途不顺乃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也先攻大同时，石亨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则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出去，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据《明史》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有个叫朶儿的指挥，本是曹吉祥部下，在于谦行刑的地方以酒来祭奠他，痛哭不已。曹吉祥非常生气，用皮鞭痛打他。第二天，他仍然祭拜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深感于谦忠义，收遗骸葬在北京城西。后来，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明末董其昌书于少保祠柱铭有云：

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

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诏复原官。弘治二年（1489），追赠太傅，赐谥曰“肃愍”，建祠，匾额书“旌功”。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为“忠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