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明史——一个官吏和一座城市的缘分： 况钟苏州连任之谜

说到明初仁宣朝著名清官况钟，人们就会想到清代剧作家朱素臣的名剧《十五贯》。况钟只是明朝无数官员中的一个正四品的苏州知府，但是《明实录》中有他的记载，《明史》中有他的传记，而他的事迹更是散见于当时的各种笔记杂谈。由此可见，况钟在明朝有很大的影响。《十五贯》又名《双熊记》，情节大致是：有一对姓熊的兄弟，家境贫寒，兄友兰为船工，弟友蕙在家读书。因家中鼠患厉害，弟弟在饼中投药灭鼠，老鼠却将饼衔到邻居家，又将邻居家的金环衔来熊家。友蕙正愁无米下锅，即用金环去换米，邻居却因吃饼中毒而死。衙门以金环为证，认定熊友蕙与邻居童养媳侯三姑有奸情，故合谋杀其夫，要将二人问斩。熊友兰闻讯，立刻借十五贯钱前去营救。有一屠户尤葫芦也借钱十五贯回家，养女苏戍娟问哪来的钱，尤葫芦戏说是她的卖身钱。苏戍娟惊惧之余，逃出家门，偶遇熊友兰，结伴而行。不巧，窃贼娄阿鼠潜入尤家，杀了尤葫芦，偷走十五贯钱。案发后，问官以友兰所带的十五贯钱为证，断定是熊、苏二人杀人盗钱而私奔，也问死罪。苏州府知府况钟奉命监斩，临刑四人均高呼冤枉。况钟觉得有疑窦，临时决定停斩。后况钟亲自勘查现场，在鼠穴中发现面饼。又微服查访，抓住真凶娄阿鼠。四人的冤情得以大白，均告无罪，最后还成全了两对好姻缘。

朱素臣版《十五贯》中况钟具有“君轻民贵”的思想，所以当犯人在刑场赴冤时他能发现疑点。但过问案情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况且已经三审定案，能否昭雪很成问题，所以他不免犹豫。但看着犯人的冤苦，他又觉得不可草率判斩，“这支笔，千斤重，一落下，丧二命！既然知，冤情在，就应该，判断明。错杀人，怎算得为官清？”终于冒着丢官的危险，下定决心来翻案。

在这部戏里，况钟重视分析案情的细节，注意调查研究，明察秋毫，不错杀好人，也不放过真凶，是传统上为民申冤的清官的典型形象。朱素臣根据清初百姓对况钟的敬仰和爱戴之情，结合民间的一些传说编写了传奇《十五贯》，并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那么，历史上的况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否真的断过“十五贯”这个案子呢？

况钟（1383~1443），字伯律，洪武十六年（1383）生于江西靖安县的龙冈洲。况钟的父亲曾过继给黄胜祖为养子，小时候随黄姓，名黄仲谦。后来他育有两子，长子黄钟，即后来的况钟，次子黄镛。直到47岁那年，他才恢复原姓，称况钟。

况钟自幼就很聪明，对书法很感兴趣，曾经刻苦练习，擅长书写正楷、隶书、行书等各种字体。明代是科举制度兴盛的时期，要想做官，尤其是做大官，就必须通过科举正途。所以，绝大多数的学子不畏寒窗苦读，一考再考，为的就是一朝高中，仕途腾达。其实，在明代初期，科举并不是官员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朝廷所实行的人事制度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三途并用。所谓“三途”，是指进士、科贡和吏员。科贡和吏员可以跟进士一样在仕途上发展，这样就大大拓展了朝廷选拔官员的范围，同时也给很多青年才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况钟就是三途并用制度的受惠者之一。

况钟原本会按照父母的愿望刻苦读书，获取功名。但在永乐四年（1406），靖安县新来的知县俞益却改变了况钟的人生道路。当时，俞益需要一个精通文理、能干练达的书吏，千挑万选，选中了况钟。从此况钟放下书本，跟随俞益做了一名书吏。9年后，正逢吏部的考绩之期，俞益向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推荐况钟。一见之下，况钟给吕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正逢成祖朱棣广揽人才，吕震就在成祖面前推荐况钟。朱棣特意召见了况钟，觉得他是个人才，就在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任况钟为正六品的礼部仪制司主事。成祖朱棣虽然广揽人才，但是他对书吏却抱有很大的偏见。他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况钟书吏起家，能被皇帝直接任命为正六品的官员，可见况钟很得成祖的赏识。

成祖朱棣以暴戾著称，在他的身边任职，必须小心谨慎。自永乐十三年况钟任礼部仪制司主事起，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朱棣去世，况钟前后共得到皇帝三十一次嘉奖。由此可见，况钟不但殷勤能干，而且非常聪明灵敏，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皇帝身边从容自若。仁宗朱高炽登基即位后，擢升况钟为正四品的礼部仪制司郎中。

明代以来，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宣德三年（1428），宣宗曾就苏州府知府的人选关照吏部：“苏州府是大郡，公务繁重，赶紧物色廉洁奉公、有才能者出任知府，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任用。”宣德五年（1430），况钟外放到全国最富庶的苏州府任知府。

同年七月，况钟到苏州就任。况钟本人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因此，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起先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以迷惑左右，遇事都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以为新来的知府是个孱头，糊涂可欺。不多久，况钟召集群吏，严厉地责问他们说：“先前该做某事，你们百般阻挠；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又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那些不把况钟放在眼里的属吏大惊失色，况钟不慌不忙地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证，并将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这些属吏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而且老谋深算，从此收起轻慢的心思，再不敢冒犯这位新来的知府大人。随后，况钟又裁撤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还惩治了一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当况钟把贪污犯和赃款押解进京时，宣宗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

明代在军事要塞上都设有卫所，在苏州府范围内就有多个，每个卫所辖士兵数千人。按照规定，这些士兵都是世籍，子孙相袭。宣德三年（1428），朝廷派御史李立到苏州府等四府来清理军籍。李立为了向朝廷邀功，将很多非军籍的百姓冒定为军籍，甚至闹出了人命。苏州府同知张徽与李立狼狈为奸，激起很大的民怨。况钟到任后，不断有人申说此事。况钟经过仔细核查，将李立、张徽等人的罪行上报给朝廷。宣宗很震动，特命人复查，免除了苏州府内160多人的军籍，并核定1420人充任军籍只限于自身，其子孙复归民籍。况钟也采取措施，杜绝清理军籍过程中存在的欺瞒现象。

明初朱元璋深恨苏州人民帮助张士诚守城，于是就对苏州府收重税。当时户部有些官员也认为苏州府的土地较其他地区肥沃，所以有意让苏州府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比如，当时苏州府负担的夏税秋粮有281万石，而全国的夏税秋粮总数才为3000万石左右，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的苏州府，却要承担全国税赋的9.4%。况钟到任后，苏州府拖欠赋税已有4年。况钟见苏州百姓因不堪重税背井离乡，多次上奏疏请求核减苏州府重赋，提出核减官田税粮共计72万多石的方案。可是户部认为核减数额过大，会对朝廷的财政收支产生影响，没有批准。之后，况钟针对昆山县大面积无人耕种而抛荒的田地请求豁免秋粮；该县沿河滨海的田地已经被水淹灌、无法种植的这部分，况钟也请求豁免，两项合计近15万石，户部仍是批驳不准。为核减本地的税粮，况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直至宣德七年（1432），宣宗亲自过问核减官田税粮的事，况钟的请求才在户部获得通过。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苏州府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为了杜绝税粮交纳时收粮官吏盘剥粮户，况钟制定了严格而统一的收粮办法：各仓库用的簿子要编号，还要填明发给的日期，不许涂改，一式三份，便于查核，明确责任。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使税粮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现象大为减少。

苏州府虽是个富庶的地方，但也因此比别处承担了更多的苛捐杂税，其中尤以“备倭船只”“粮运船只”和“借马”三项贻害最大。

苏州府距海岸不远，易受海盗骚扰，附近的守兵卫所常备40多只船来防海患。实际上，这些船只已经多年不用了。可是，卫所的官军们为了捞钱，以修缮费用为名，对当地百姓故意刁难，百般勒索。况钟上疏朝廷，揭发官兵的种种敲诈勒索行为，并请求朝廷停止这种科派。朝廷准许了况钟的请求，为苏州府的百姓减去一项沉重的负担。

“粮运船只”指的是由苏州府七县每年抽调一批船只以供粮运，原本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后来却一直沿袭下来。况钟上疏指出，原本“不为常例”的事情是不应该每年都有的，应该停止，因此也获得朝廷的批准。

至于“借马”，更是多年前的陋规。洪武、永乐年间，江北诸驿马匹短缺，朝廷下令苏州府暂借马匹给江北饲养，前后有400多匹，说好3年为期归还，没想到过了30多年，不但没有还马，马匹如有死亡的，原出借者还要再购买补齐。况钟上奏朝廷要求江北驿站归还苏州府的马匹。直到两年后的宣德七年（1432），这段拖了30年的差事才算完结。苏州府收回了借出的马匹，同时使苏州府的百姓减去了一项沉重的负担。

此外，况钟还驳回了许多不合理的摊派，如工部曾经征派三梭布800匹，分配的标准很不公平，浙江省十一府只派布100匹，而苏州一府却要负担700匹。况钟为此上疏据理力争，为苏州府的百姓减轻负担。

况钟这些举措很得民心。苏州府百姓都很爱戴他，称他为“况青天”。宣德六年（1431）三月，况钟因母丧回原籍守制。况钟离任后，苏州的百姓十分怀念他，曾作歌谣唱道：

况太守，民父母。

愿复来，养童叟。

况钟离开后不久，苏州府百姓3万多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让况钟回到苏州任职。宣宗朱瞻基应百姓的请求，决定对况钟夺情（指官员服丧未满而被朝廷强命任职），让他回苏州府知府任上。

宣德七年四月，苏州府连降暴雨，大水淹没7000多顷良田，大片的房屋、堤岸倒塌，灾情十分严重。况钟一面和各县官员组织救灾，一面向朝廷上报苏州府的灾情，同时也要求朝廷派人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查，以便疏浚。

朝廷任命江南巡抚周忱同况钟一起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疏浚。况钟认真负责，经常亲自到工地察看。苏州府区域内，河港湖泊密布，滨河滨湖的圩田地势低洼，而且面积太大，每个圩差不多三四千亩到六七千亩，车水灌田十分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况钟命人将圩田都改小到500亩左右，圩旁开一道水渠，和河道相通，这样在圩田里抗旱排涝就都容易多了。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少。

虽然这年春天苏州府发生了比较大的水灾，但由于及时疏浚了苏州城中的河道，当年苏松等地的秋粮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还建成了济农仓。济农仓的存粮最多时曾经达到过690万石。宣德八年（1433），苏州府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130多万人受灾，济农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宣德九年（1434），苏州府又一次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受灾百姓都得到了救济。

济农仓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况钟的有效管理是分不开的。况钟做事有条不紊，特别制定了仓粮支拨管理的标准，对借贷的条件、数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苏州府所属各县也都建立了县级的济农仓。况钟在苏州府知府的任上长达13年，虽然期间苏州地区发生了各种灾情，但是灾民没有饿死的，苏州地区也一直比较安定。

况钟是书吏出身，很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官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学校规模比原来大很多，教学条件大为改善，共有房间230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1436）起，况钟进一步扩大本地教育规模，建成后房间数百间。从此，府、县的生员们有了更为良好的读书条件。

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设立助学金，资助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向朝廷举荐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方的青年儒生。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有人出于嫉妒，写了一封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不为所动，仍然写了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不负所望，从九品的吏部司务做起，后来累官至监察御史。

正统四年（1439），况钟任苏州府知府已经9年，应任满离苏。况钟在两任苏州府期间，实心任事，为百姓排忧解难。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大家对况钟的政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况钟对此甚感欣慰。他对苏州府的百姓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临行前感慨万千，赋诗道：

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又云：

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

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穑艰。

在况钟任满离苏赴京之后，苏州府的百姓又一次联名上书，请求让况钟连任苏州府知府。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这是自明朝建国70余年来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著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苏州府本来就是个富庶的地方，再经过况钟多年精心治理，更是呈现出吏治清明、物丰民富的大好局面。况钟三任苏州府期间，按章办事，将他所开拓的良好局面一直保持下来。

正统七年（1442）十二月，况钟卒于任上，终年61岁，在苏州府知府任上长达13年。

大概是因为况钟能干练达又清正廉洁，所以受到百姓们的爱戴，才附会出况钟巧断“十五贯”命案的故事。在《太守列传编年》（太守即指况钟）一书中，只是粗略介绍“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以证明况钟确实断过“十五贯”疑案。

联系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与现实是不符合的。熊家兄弟是在无锡县被判死刑、经过常州府复审的人犯，是不大可能到苏州府来问斩的，更不可能由苏州府知府况钟来监斩。

以此看来，《十五贯》传奇有可能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素材，采集部分民间传说，综合整理而成的，历史上的况钟与这个传奇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为什么传奇中要塑造况钟这么一个清官、好官的形象呢？

这还要与明清两朝的吏治环境结合起来看。况钟三任苏州府知府，为官清正，颇有政绩，被百姓称为“况青天”。明末吏治腐败，积重难返，百姓在贫困中挣扎，他们都渴望能够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等到改朝换代，成了大清国的子民，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自一问世，便广为流传，就表明了百姓在政治腐败的环境中对清官的渴望。他们希望出现能够为民申冤、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好官。百姓将美好的愿望通过戏剧的形式寄予况钟。

当然，况钟也给苏州这座城市留下许多的历史记忆。位于苏州西美巷的况公祠，就是供人瞻仰和凭吊这个550多年前的清官、好官的历史文化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