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保卫京城

降军及其统帅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扫荡山西的大顺残部，以确保京城西线的安全。1644年6月14日，李自成在弃京之后沿大路进入山西界内，一路抵挡着吴三桂人马的追杀。在定州，二三十万混乱庞大的人马发生了火并，出现了一场混战。火并中许多将领被杀死了，1万多人投降了追击的清兵。在去往真定的路上，李自成中箭落马。李自成企图在这个已燃起大火的城中找到一间房屋避难，但终因熊熊火烟而离去了。大顺残部后来得以摆脱追兵，李自成逃出了山西的固关。 当吴三桂放弃追击挥师回京后，李自成在太原重集旧部。李自成让前明军官陈永福率领一部留守太原，自己又前往陕西去重建营基。 他的一些人马直接越过了吕梁，其主力则从山西南进平阳，进渡黄河，从渭河流域北部的韩城进入陕西，回到了西安——四个月以前，他就是在这里宣布了大顺政权的建立。一大批装备精良火器的部队被派出保卫潼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则受命北去，重新控制起义的发源地区；高一功率领大顺军之一部在陕北的绥德筑墙固守；蓝县高九英指挥的四十寨联盟，很快就控制了太原西北的山区。到了仲夏时节，从太原西南的交城向西北而去直到偏关附近的河曲，形成一道漫长的、几乎无法逾越的义军防线。

当李自成西过山西之时，这个重兵驻防的省份的一些业已投降了李自成的军官，转而与义军干戈相向了。在该省北部的宣府与大同周围，有上千个方墙堡垒棋布于这个荒凉的地区，姜瓖的军队控制着此地。 姜瓖原来是明宣化防区的长官，负责科尔干到北京一线的防务，也曾一度归降了大顺。如同许多同级官员一样，在17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他培植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他所吸引的盗匪与散兵，与李自成的士兵的背景差异很小。此时，他们便对路经此地的人马发动了攻势，并斩死了大顺政权在大同的将领柯天相。与此同时，姜瓖与北京通款，表明自己正在剿除“流寇”，并愿效忠清廷。1644年7月9日，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投降，并任命他为大同地区的军政长官。 次月，多尔衮又派吴孳昌为大同巡抚，但这位巡抚仍把军事事务交与经验丰富的姜瓖负责。

清廷最初计划依靠姜瓖这样的军阀的支持来平定山西。尽管满军将领叶臣与巴哈那受任全面负责该省的征讨，但又派了一位归顺的汉官吴惟华，负责民政，贯彻招降本地前明文武官员的政策。 吴惟华于8月20日到任，并在最初的两个星期中就获得了几位重要的本地官员的合作。他们是王宏祚，前明户部郎中；耿应衡，太原府北道兵备道；李日晋，昌平州知州；吴嵩允，给事中； 等等，这些人全都被委任为按察使司佥事。 此外还有几位军官降清。9月3日，游击王世敏和马世荣在山西西北的偏关倒戈降清。一周后，明山西总兵王越也投降了。 在吴三桂或洪承畴的赞同下，巡抚吴孳昌（应为吴惟华——译者）的力请得到了朝廷批准，精明老练的马国柱以左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以控制这一省份。 但是，在9月进攻太原之时，即使马国柱的精兵也未能动摇大顺的防守。很显然，如果希望在对大顺军的战斗中获胜，那么清廷在山西的将领必须得到大量的增援。

增援军队以平定山西的请求正值清廷形势不甚顺利之时。在1644年初秋，清廷招降北直隶与山东的政策显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当然，当时的顺天学政曹溶继续呼吁采用“文治”手段，而不是严厉的政治社会控制， 他们希望通过儒家教化来改变形势。但是，“招抚”政策的支持者自己，对于什么是最佳手段仍有分歧。兵部侍郎金之俊一伙人倡言“收抚”，即通过赦免使盗寇放下武器。以刘余祐为首的另一派则支持“能抚”，即斩其首领，强迫遣散其胁从者，使之重操良民之业。在吏科给事中孙承泽看来，麻烦的是政府在辩论“收抚”与“能抚”之优劣短长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切实贯彻这些招抚措施。孙承泽认为，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正确的贯彻，他敦促王朝同时采用两种方案，杀掉首恶，没收武器战马，使胁从者归于正业。朝廷应首先看到这一点，就是地方官并不总是有力量单独完成招抚任务的。所以，应该派出专门负责招抚的官员，让他们每两个月报告一次计划的进展。只有通过对招抚官员的切实成绩加以表彰，朝廷才能真正促进这一政策产生实效。例如，通州道郑辉的招抚工作，就证明了松松垮垮、漫不经心的行为的危险：这里旧的盗寇没有消灭，新的匪徒又滋生蔓延起来。另一方面，霸州道刘芳久（原文误为刘芳之——译者）则通过施与恩惠与恰到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

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 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 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

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

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 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

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 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 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 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