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是如此近，又是那么远。近，是因为它不再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远，是因为这触手可及的梦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些日子里，朱元璋想得最多的还是即将开门营业的朱姓王朝应该如何开局，如何破题。即将成为新朝开国之君的他，又该为他的朱氏天下定下怎样一种基调，体现出怎样一种继往开来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
宁愿我负天下人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岁在戊辰，属龙，真龙天子的龙。
中国人历来相信属相与命运有一种内在的牵连与呼应，就连平民社会里的男女姻缘，也要看属相是不是相克，龙虎配是断然不可的，虎羊配也是不行的，鸡狗配往往预示着将来的生活鸡飞狗跳。凡事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里就变得更加让人难以接受，一个属猪的帝王曾下令全国禁止吃猪肉，一个属狗的帝王也将狗视为自己的同类，屠狗也是要砍头的。
朱元璋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当上皇帝，但是他的属相却是龙，于是各种附会也在悄然酝酿之中。等到朕即国家，再小的事也要变成天大的事。
进入正月，南京城的大街小巷挂满了各种以龙为造型的灯彩，预示着真龙即将再现，人间从此安泰。就在几天前，朱元璋继吴王位，也就此完成了一个农民向王侯的身份转变（之前他一直没有封王）。为了将自己与张士诚的吴区分开来，朱元璋特地将自己的政权称之为西吴，而张士诚则为东吴。一路走来，朱元璋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一个人要想在权力之路上得到更大的回报，那么就要敢于让自己登上更大的舞台。
当此社稷摇晃、山河破碎的年月，想要成为真龙的又岂止他朱元璋一个人。早在他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陈友谅也已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大有因时成事的意思。在拓展领土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面对元军，更要直面这两支军队的前后包夹。
当时的陈友谅，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战略地位都处于绝对优势。朱元璋的绝大多数将领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他们都希望朱元璋能够先拿下张士诚，然后再动陈友谅。这种拣好日子先过的心理，也是人性弱点的常态。可是朱元璋在权衡之下，还是采纳了谋臣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击败陈友谅，对张士诚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东面威胁自然而解。
朱元璋的这一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就连李善长在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十分不解地问：对方实力如此强大，我们唯恐躲之不及，为什么还要将其引上门来？
朱元璋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到刘基那里去问个究竟，我已决定先伐陈友谅。
而刘基给出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
为了统一战线，刘基甚至向朱元璋谏言“主降及奔者，可斩也”。
这种生死存亡间的选择，既考验一个领导者在复杂形势下驾驭全局的能力，同时又能让部下领会他的识人用人之术，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将领敢于亮剑的大无畏精神也会在这时候得到全方位的展现，以此达到激励将士的目的。无论怎样，朱元璋在关键之处选择了最为恰当的战略决策。
陈友谅就这样不出意外地走进了朱元璋为他布下的战局，准确地说，这场局更像是朱元璋专门为他挖好的一个大坑，只等其跳进来。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此人渔家出身。他少时读书，略通文义。有一卜者在察看过其祖先的墓地之后说：“日后定会富贵。”或许是这句话冥冥之中给了陈友谅某种暗示，又或许是“富贵”二字的诱惑力太大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搏上一搏。陈友谅曾任县里的小吏，但这并非他的人生终极目标。
种种情形表明，陈友谅算得上是一个有胆色出手也足够狠辣的角色，但可惜的是胸襟不够，好搬弄权术。《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簿书掾，也就是文书一类的小官。后来的历史证明，陈友谅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不择手段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狠辣，都超过了他的诸多对手。明代史学家高岱评价此人：“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
在一个天崩地裂的纷乱世道，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无非是“胆色”二字，陈友谅所表现出的人性特质让丞相倪文俊像动物般嗅到了同类的凶悍气息。有人赏识，又加上自己的勇猛作风，陈友谅很快就升任为元帅。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联手将太师邹普胜排挤出决策层。等到倪文俊大权独揽后，根本没将天完国皇帝徐寿辉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徐寿辉又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
倪文俊只好逃奔黄州，投奔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陈友谅。他希望能够说服陈友谅和自己合作，联手除掉徐寿辉，由自己取而代之。权衡之下，陈友谅临阵倒戈杀了倪文俊，吞并了他的军队，自称宣慰使，随即又称平章政事，就此成为天完国第一重臣。
陈友谅先是追随倪文俊，现在又将其杀害，这是集团内部分裂的一个强烈信号。
倪文俊在集团中频频制造矛盾，陈友谅将其除掉，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使得军队在抗元理念上能够暂时保持一致。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陈友谅算是为徐寿辉集团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杀了倪文俊后，军队能够迅速恢复元气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陈友谅身上所具有的枭雄本色和特质。
无限江山，见时容易别时难。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的一个傍晚，陈友谅再次置集团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以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徐寿辉的脑袋，随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尽管徐寿辉早就将大完国的权力交到陈友谅的手上，自己徒留一个虚名。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寿辉仍然是天完国君权的象征，对红巾军起着号召和团结的作用。陈友谅不停地干着坏事，却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就在所有人还没做出任何反应时，他又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整合到自己麾下。
天完国，一个近乎荒唐的“天赐的完美之国”就这样在内部的血腥纷争中消失了。这时候的陈友谅已经膨胀得找不到方向，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纵然黄袍加身，也挡不住手下将士离心离德。
五月的江南，正值令人缠绵销魂的梅雨季节。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物候的变化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地里的各色杂草欢快地疯长，这是它们最好的季节，无论温度还是湿度都恰到好处。踌躇满志的朱元璋根本无暇顾及眼前的景象，虽然农家的收获和播种都集中在这个雨季里，但他的心思却放在了陈友谅身上。
在经过湖南永州地界时，有些日子没有作诗的他突然诗兴大发，提笔写下“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
这时候的朱元璋将陈友谅作为第一攻击目标，借以打破吴、汉建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从而也使自己摆脱了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战略危机。谋略者，往往谋的是人，而不是事。人不同，则事有变。在对付陈友谅的战事中，朱元璋首先遇到的是陈友谅的部将赵普胜。此人本是巢湖水军主帅，后来又投降了徐寿辉。骁勇异常，善施双刀，江湖人称“双刀赵”。为陈友谅攻城略地，立下无数战功。对朱元璋来说，赵普胜的存在已经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既然是绊脚石，那就要想办法剔除。本着对陈友谅的了解，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他量身定制了离间之计。朱元璋放出口风，谎称赵普胜意欲投靠他。陈友谅不出意料地中了对方的圈套，在没做任何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将赵普胜草率地处死。赵普胜的军队在反元战场上是一支劲旅，也是陈友谅的左膀右臂。赵普胜的死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锋的胜负手，一边元气大损，一边实力大增。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自己的头号劲敌，将四分之三的兵力用于西线战事，连克衢州、处州等地。迫使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陈友谅不得不全力与之应战。陈友谅昔日恶行所结出来的恶果，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显现出来。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先后杀死。一支队伍最怕的是人心散了，人心散了，队伍也就离散不远了。还没等陈友谅进一步整合人心，徐寿辉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朗、傅友德等人陆续叛投朱元璋。
历史是一个势利鬼，辜负它的人，也终将被它所辜负。不去尽人事，何来天命听？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的将军。丁普朗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极为重义的兄弟。尤其是丁普朗，他对陈友谅背信弃义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让对方血债血偿。后来他在面对陈友谅的军队时，所采用的都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明史》记载：“普郎身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也就是说，在鄱阳湖大战中，此人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他血战到最后一刻，就算是脑袋已经与身体分离，仍保持着手持兵刃，一副要冲上去与人搏命的姿态。
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用如此搏命的战法，极大地影响了交战双方的士气。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是战神重回人间。
朱元璋刚攻下集庆（南京）时，因为考虑到江左、浙右各郡有可能会被张士诚、徐寿辉的军队占领，所以急令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下镇江。随后，他又派常遇春、廖永安等人自铜陵进取池州。
由于各方军事力量之间的博弈呈现一种交织状态，而朱元璋又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军事集团日渐式微。他们不仅没有实力与朱元璋一较高下，也无法做到抱团作战。这几支力量呈品字形将朱元璋包围，方国珍、陈友定占有浙闽交界地区，陈友谅占据与浙东接壤的江西州郡，而张士诚则占据浙西一带。
拿下太平后，陈友谅完全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眼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看低了对手的竞争力，以至于军事部署频频失误。
一方的失误往往是另一方的机会，作为他的对手，这时候的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清醒。朱元璋又一次听从了谋士刘基所言：“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
白日煌煌，人心茫茫。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坚持选择了刘基给出的建议。也正因为自己的这份坚持，才让不可能实现的命运转机成为一种可能。
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各种假设和推演，这时候的朱元璋正满心希望地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而此时的陈友谅也同样沉浸于巨大的喜悦中，现在的他已经是大汉的皇帝，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他面前执君臣之礼。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这片苍茫大地以及这里的子民都将是他的附属之物。
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陈友谅量身定制了一款游戏，名叫“双面间谍”，主人公是一个叫康茂才的人。此人原是陈友谅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但他仍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康茂才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建议陈友谅采取水路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拆除，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
陈友谅大喜过望，表示一定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与此同时，朱元璋命人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当陈友谅依计行事，发现木桥变成石桥，本就不够坚固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很快就放弃了从江东桥登陆的计划。
而他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朱元璋军队。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就在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伏击圈后，朱元璋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当隐藏于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突然出现在眼前，尽管没有摇旗呐喊，但那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还是让人为之胆寒。陈友谅这才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中，敌人就在面前，用一种诡异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像是拎着刀的屠户看着自家圈里的猪羊，令人毛骨悚然。
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陈友谅的军队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兵败如山倒，陈友谅狼狈地挤上一条能够开动的小船逃命，一路逃到九江。陈友谅由此失去太平、安庆，手下不少将领将所占地盘也拱手献给了朱元璋。
陈友谅虽然收复了一些城池，但是这种复得复失的恶性循环，让他的实力大打折扣。陈友谅是一个特别有韧性的人，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轻易放弃对胜利的渴望。当朱元璋赶往安丰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乘机向南昌城发起了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与刘基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张士诚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
两面夹击朱元璋，这不光是朱元璋最为担心的事，也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办到的事。可是真有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又表现得视而不见。他的这种心理放在今天的商场或者官场也是司空见惯的，当自己的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某一件事，这件事对人对己都有好处，那他宁愿不要这个好处，也不愿意联合起来，让另一方得到好处。
陈友谅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可他都没有抓住，准确地说，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机会。远的不说，这一年（1363年）的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出兵救出小明王韩林儿。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祖孙三代。
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陈友谅坐等机会接二连三地丧失。从安丰撤军途中，朱元璋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突然下达命令，让麾下两大主将徐达、常遇春围攻庐州（安徽合肥）的张士诚部。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陈友谅对此毫无反应。如此挥霍良机，上天又岂能眷顾于他。
一直等到四月，陈友谅好像才从一场无边的大梦里翻个身醒过来。他率领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这期间，朱元璋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生怕陈友谅的主力部队从背后杀将出来，令他腹背受敌。
陈友谅像是生怕给对方添麻烦似的，居然这时做出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他要将八十万大军带往另一个方向，北纬三十度的洪都（江西南昌）。
他就这样主动放弃了置敌于死地的机会，在洪都与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陈友谅显然低估了洪都守军的战斗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朱文正会像一头恶狼将他死死地咬住不放。陈友谅将整个洪都铁桶似的围困了八十五天，漫长的胶着状态足以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消耗得士气全无，也足以将上天有可能赋予的无数机会付之东流。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朱元璋从从容容地纠正了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将自己的主力部队从庐州城下撤回南京；然后又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出征的誓师大会后，才扬帆直入鄱阳湖。
等到朱元璋率援兵赶到，陈友谅才东出鄱阳湖与其交战。其实陈友谅早就做好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六十万的庞大兵力，制造了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
两个赌徒，一个带了六十万，一个带了二十万，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及所有的一切。而胜利者得到的将是这苍茫大地的主宰权，失败者或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成王败寇的游戏千古亦然。
奔腾不休的鄱阳湖水见证了无数英雄的生灭无常，一个是只为不再受人冷眼的渔民，一个是只为能够填饱肚子的和尚。而今对他们来说，一边是天下，一边是死神，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特别是退路。不知道他们在决战前夜是否回望过他们走过的路，回顾他们所经历的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和痛苦，回想那些曾经平凡的生活……能够在阴谋和背叛中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为胜利而死，在他们心里一样的高贵。
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一步险棋，那么陈友谅走的就是一步臭棋。如果陈友谅这时候能够乘着南京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现实，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南京城下。那么朱元璋的军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将直接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严峻现实。
陈友谅没有选择那么做，朱元璋也就不用再做最坏的打算。作为反元势力中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和陈友谅虽然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但并没有联手对抗蒙元。你死我活的局面，虽然让人扼腕叹息，但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早已注定一切。
在南方的几支武装力量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正统的红巾军陈友谅和打着红巾军旗号实行兼并扩张的朱元璋，当然朱元璋也是正统的。张士诚和方国珍先后反复投降蒙元朝廷，并且接受蒙元朝廷授予的官职。从这一点上说，已不能单纯地将他们称之为反元武装。
朱元璋虽然没有公开降元，但为形势所迫，在元军占据上风之际，也曾经试图与其通好。
与元“通好”对朱元璋来说，既不是攻势，也不能算是一种守势。只能说是作为领军者，朱元璋在这里根据己方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权宜之计，一种称之为“缓势”的选择。为了能够纠集重兵向陈友谅发起致命的攻击，他需要缓和与元王朝的对立之势。他的联元反陈策略也确实收到了奇效，陈友谅的战略重镇安庆就这样成了朱元璋手中的一件战利品。安庆是扼守长江天险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几个武装集团中，唯独陈友谅和元政府没有任何瓜葛，他在反元斗争中的立场是最为坚定的。在和朱元璋正面交锋之前，他的军队一直冲锋于反元第一线，称雄江南。直到1360年遇上了朱元璋，才被牵扯进兼并战争的旋涡之中。
陈友谅本来想要联合张士诚共同对付朱元璋，可张士诚心不在此，他压根儿就没有吞并别人的野心，只想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有办法，陈友谅只好孤军深入，结果招致大败。
陈友谅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可以算是打不败的“小强”。无论是与朱元璋斗争，还是与蒙元朝廷周旋，虽一败再败，但依然能够做到愈挫愈勇。可是打仗有时候不能光靠一个“勇”字，更多时候靠的是使诈耍阴谋。直到败亡前夕，他还能做到“至倾国六十万尝试江流，牧野、昆阳、赤壁、淝水，古帝王豪杰能用其众者，未之有闻”。不得不让人佩服，与其他对手相比，陈友谅不愧是一世枭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火星撞地球似的鄱阳湖大战在这片浩大的国土上全面爆发。
陈友谅手中最可依仗的便是水师势力，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黑压压的六十万大军从天边压将下来，文武百官的家属也全部出动，倾国而出，可见陈友谅从一开始就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与朱元璋做一锤定音的较量。
这场战事持续了三十六天，打得昏天黑地，场面极为酷烈。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天地为之色变。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这本应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事，可结局却有了另外一种走向。
幸运女神在历史的转角处会将手中的绣球抛向谁？她并非是不长眼睛的。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无法断定，他就一定比陈友谅强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时势可以造人，人也同样可以造时势。比如这时候的朱元璋，比如这时候的陈友谅。
也就在鄱阳湖大战爆发的前几个月，徐寿辉帐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与陈友谅成为利益竞争对手。陈友谅也由此失去天完红巾军的绝对控制权，走上众叛亲离的败亡之路。
陈友谅虽然兵多将广，号称六十万。其实值得一提，忠诚捍卫于他的将领只有两三员大将。那些被他强力整合进来的将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的军队与其人数相差悬殊，这本应是一场压倒性的歼灭战，结果却弄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胶着战。
如果有人拿陈友谅对待自己上司的手段，与朱元璋对待小明王所采取的手法相比较，他就会很容易发现，胜王败寇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对待小明王的态度随着个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发生着变化。势力越强，他给予小明王的尊重也就越强，尽管这种尊重来自表面。
朱元璋之所以会冒险亲征，是因为这时候的他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患得患失的少年经历对他的性格养成尤为深刻，就算是握在手中的利益，也时刻担心被别人抢夺。这时候的朱元璋所担心的是，其他军事集团将小明王这块金字招牌从他手里抢走。
朱元璋将小明王软禁于滁州，有些挟小明王以令天下红巾军的自私想法在里面。尽管小明王早已形同虚设，可他的存在却能够证明朱元璋的清白和他所领导的这支军队的合法性。
在小明王沉水溺亡之后，朱元璋还会在一些公开场合抬出这位早已不复存在的偶像来说服人心。与朱元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友谅过早地杀了自己的主子徐寿辉，从而将自己置于天下仁义的对立面，这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己方的正能量。他的节节败退，也遮掩不了内心的迷茫与空虚。失去道义，失去方向。就算是六十万大军也无法带给他想要的力量感，此时的他已经不奢望吃下整个天下，只想保住自己的小朝廷。
人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那些身陷生死关头的所谓英雄人物，对此感受应该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为深刻。而历史就像是一次次的潮涨潮落，带来带走一些泥沙和鱼虾。而这一次带走的是陈友谅，还是朱元璋？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被活活困死于湖中，粮食殆尽，伤亡惨重。他决定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很不幸的是，他在激战中被飞箭“贯睛及颅而死”。主帅阵亡，军队顷刻间分崩离析，残部五万余人全部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虽然战败身亡，但是朱元璋并没有看轻这个对手，他的败亡是抗元大业的巨大损失。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才会由衷地发出感叹：“友谅亡，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之所以会如此肯定陈友谅的存在价值，是因为“自元人失驭，群雄蜂起，逐鹿之夫，所在都有”。也就是说，陈友谅一直是活跃于抗元第一线的生力军。而张士诚、明玉珍和方国珍等其他几支红巾军队伍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谋取一己私利，将自己的势力做大、做强。
陈友谅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是朱元璋前进道路上必须要翻越的一座大山。如果不在他发展之初就将其消灭，那么自己将来肯定会败于此人之手。
陈友谅的败亡除了忤逆弑主导致人心涣散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这个人过于迷信武力，认为只要有了枪杆子，老子就可以所向披靡，征服天下。乱世求生存，没有人会怀疑枪杆子的重要性。殊不知征服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所在，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显然要比他看得更加高远通透。
陈友谅纵然拥有让任何对手都为之胆寒的武力，人心不齐也枉然。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不爱惜兵将，四处用兵，又不能做到战之能胜，时长日久只会让人心像流沙一样散失。他生性多疑，善于用权术控制下属。就是这样一个善于玩弄权术之人，却败给了朱元璋这样一个更加善于掌控权力的人。
陈友谅在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败给朱元璋，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将朱元璋视为最强劲的对手。尤其是在鄱阳湖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他的自信心一度膨胀得如同一只随时要爆裂的氢气球。或许正是源于心态上的变化，让他变得更加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手下将官往往会因为一个反对意见，而惹来杀身之祸。时间久了，谁也不敢进谏。军队的凝聚力也由此降至最低点，很多将领阵前倒戈，带着军队直接归降了朱元璋。
与陈友谅相比，朱元璋胜在三个字“不折腾”。他明白人心向背的重要性，懂得积蓄力量，待时而战，战则必胜，永葆士气旺盛的战法诀窍。
朱元璋身上所具备的性格特质，恰恰是陈友谅的软肋所在。陈友谅虽然有着打不垮的精神，关键是他总是打不赢，这种久拖未决的疲劳战术，严重影响了士气。虽然他拥兵数十万，但关键时刻攻不破，冲不上。故谓，善用兵者以一当十，不善用兵者以十当一。打仗是这样，人生中的好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鄱阳湖大战历时四十天，朱元璋面对兵力三倍于自己的陈友谅却能够做到从容解套，以漂亮的弯道超车将陈友谅甩在身后，并能够将其逼至死路，让元政府和天下群雄为之震惊。透过战争的全过程，朱元璋让自己的对手和手下将领看到了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所展现出来的凛凛局气。让他们打心里服他，也只有服他，才能为他所用。
让朱元璋感到可笑的是，张士诚坐拥几十万大军竟然坐山观虎斗。倘若张士诚或他手下有一批人多谋善断，避开南昌攻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南京，最后鹿死谁手还真是难以预测。由此可见，朱元璋和刘基当时对时局进程的判断是何等准确，对陈、张二人个性的把握又是何等到位。
陈友谅是个尚武之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善于用兵之人。他与朱元璋的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陷入错误的泥沼，难以自拔。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妄自托大，不能因势而进，等待他的也只有败亡一条路。
背叛者的第一滴血
早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秋天，江阴农民军首领为仇敌所逼投靠张士诚，请他发兵南下，攻占富庶的江苏南部地区。这一事件使井底之蛙的张士诚有了拓疆扩土的愿望，于是派他的二弟张士德带兵渡过长江，试探性地向江南地区拓展。
张士德是个能力超强的将领，只领了三四千人就实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攻城略地对于一个猛将来说，如同农民下地捡白菜一样容易，东南富庶之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了张士诚的囊中之物，这真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对手。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也就是朱元璋称王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挥师东征，扫平称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对手——张士诚。朱元璋是在八月份出的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势如破竹攻取了徐州、盐城、泰州等大片地区，其中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
眼看着朱元璋就要踢开奔向皇权之路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走到与蒙元朝廷生死对决的最后关头。谁也不会料到，这时候在朱元璋的身边会发生一场突然事故。就在朱元璋征战江苏的关键时刻，有密探来报，他的亲侄子朱文正暗地里勾结张士诚，准备倒戈讨伐他。
消息传来，震动朝野。没有人想到会是朱文正站出来背叛了他，连朱元璋自己也始料未及。难道在皇权的巨大诱惑面前，连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也要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不成？中国人向来喜欢看热闹，所谓看热闹，也就是看别人的好看。这时候的朱元璋根本不允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热闹给别人看，就是看，也要看他位尊威重成就霸业。他不能因为朱文正一人，毁了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官天下，家天下，万物皆备于我。
如果换作他人，朱元璋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找个机会手起刀落，整个世界也就随之清静了。可朱文正毕竟不同于旁人，他是大哥朱重四的第二个孩子。朱元璋在攻占滁州后，因为思念失散的亲人，便派人四处寻访。这个小名叫作驴儿的少年在得知叔父的消息后，便带着他的母亲、妹妹一道投奔而来。
朱元璋共有三位兄长，也就只留下驴儿这么一条朱家的“根”。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心里将驴儿看得极为重要，长年将其带在身边，视同己出，并取名朱文正。试想，如果这条“根”今天被他亲手斩断，那么百年之后他有何颜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父兄？
在一个宗法社会里，辈分是最让人马虎不得的事。二人虽有叔侄关系，但朱元璋仅仅比侄儿大五六岁，叔侄二人甚至是少年时的玩伴。谁都知道少年时的朱元璋喜欢玩当皇帝的游戏，当年在他面前纳头便拜的孩子们中间应该有他的侄子朱文正。
至正四年（1344年）对于漂泊无根的朱家来说，是大难之年，同时也是一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瘟疫、蝗灾，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在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朱元璋的父母、大哥朱重四、大侄儿圣保（朱文正的哥哥）相继离世。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也不愿意再与已经“出幼”（元朝规定十五岁出幼）的小叔子朱元璋一起生活，便带着一子一女返回娘家度日。朱元璋成了一个无人疼爱、无人过问的孤儿。
那一年，朱元璋十七岁，朱文正也只有十一二岁。叔侄二人在苦难岁月中共同生活了十多个春秋。那段难忘的记忆，让他们成为最熟悉的人，对方的性格、脾性和气度都相互烙印在对方的心中。也正是源于这份亲情和了解，让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但同时也埋下了恩怨难了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那种子便会破土而出。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早就亡于纷乱的世道，而亲生子们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对于朱元璋来说，既无兄弟可依，也无亲子上阵。为了组建“朱家军”，他开始大肆收养义子。先是将二姐夫李贞带来的外甥取名朱文忠，又将在濠州城收养的沐英取名为朱文英，另外还有朱文逊、朱文辉等人。这些养子均以“文”字辈作为他们的官名，从而形成以“文”字辈作为养子们共同的朱氏“辈分字”。
朱文正是朱元璋诸多养子中的带头大哥，也是“朱家军”的一员猛将。朱元璋夫妇抚育文正、文忠及沐英等数人，“爱如己出，太子诸王生，恩无替焉”。话虽说得漂亮，但亲生子与义子怎么可能做到一视同仁呢？
至正十五年六月渡江时，朱文正也正是二十出头的大好年华。人们都说，他的性格和长相与其叔父非常相近。或许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这个侄儿总是另眼相看。
其实在朱元璋的建军体系里，他是一直想将自己最亲近之人安排在最为关键的位置。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就是想要利用这种直系亲属关系，在自己的权力版图扎起一道朱姓藩篱，使其成为“朱家军”的核心人物。此时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男性亲属，除了还没有成年的儿子们，还有养子、自己的侄子和外甥。
而在这其中，作为亲侄儿的朱文正是年龄最长，血缘最近，职务也是最高的将领。如果朱元璋要从中选择一个朱家军的领军人物，朱文正无疑是最佳人选。朱元璋实在无法理解，自己将来当了皇帝，他朱文正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室宗亲，一荣俱荣也在情理之中，为何偏偏选择在这时候横生枝节。在以“家天下”为背景的王朝时代，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所谓天潢贵胄，凭借着皇帝的亲侄儿兼养子的身份，朱文正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锦绣前程。
当初为了能够稳固朱文正在大都督府中的地位，朱元璋也是煞费苦心。他将原任于枢密院，职务高于朱文正的邵荣、徐达以及平级的常遇春等武将先后调到中书省任职，使这几位军中主帅直接受朱元璋的节制。如此一来，新改设的大都督府成了一个独立的衙门，朱元璋授予自己侄儿大都督一职，品级定为从一品。这样一来，军权等于全部都被划拉到叔侄二人的口袋中。
朱文正是朱元璋军事集团中获利最大的暴发户，他凭借着自己身体里流淌着朱家的血液，又加上自己的勇猛善战，职务升迁之快，级别之高，都是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当初朱元璋让他与年龄比他长、资历比他深、经验也比他丰富的徐达共统一军，也是为了能够提升他的军事实力和在军中的话语权。由于徐达所参加的战役几乎都以全胜告终，如此一来，胜利的果实也就顺其自然地落到了朱文正的身上。
朱元璋为其搭建的平台，以及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成就了朱文正。从一个乡野村夫到军事衙门的一把手，朱文正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便步入自己人生岁月最辉煌的阶段。血统固然重要，但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太多的天才将领，而在这些精英人物中，朱文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客观地说，朱文正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不逊色于大明开国的任何一员名将。他最为光彩的时刻，都集中展现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洪都保卫战。
至正二十三年春天，张士诚派兵围攻小明王的最后据点安丰。
安丰是应天的一道屏障，若安丰失守，应天（南京）将会门户大开，朱明政权的根据地将会陷入险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有率兵渡江救援安丰。如此一来，也无形之中给了长江中游地区的陈友谅一个偷袭的机会。
陈友谅对朱元璋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找个机会将其一口吞并，但几度东征都铩羽而归。
朱元璋的主力部队救援安丰，江南由此陷入空虚之境，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陈友谅决定夺取洪都，然后兵锋直指应天，趁机将朱元璋的势力从帝国版图上抹去。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陈友谅上路了。当他率领着号称六十万人的军队抵达洪都城下时，等待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朱文正。洪都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它地处赣北平原，又位于赣江的下游，由赣江向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
谁也没有料到，朱元璋会将镇守洪都的重任交到朱文正的手上，在此之前，大家对朱文正的评价并不高。朱元璋之所以会置流言汹汹于不顾，除了看中朱文正的能力，更多是源于“信任”二字。
有人说，朱文正压根儿就没把镇守洪都当成一件大事，接手洪都之后，不思固城练兵，却整日流连于烟花之所，沉湎于酒色之中。甚至学人家附庸风雅，在自己的官邸排练起歌舞。此等做派根本不像是来打硬仗之人，倒像是上面派下来调研文化娱乐事业的。就连最基本的军事布防，朱文正也要把它交给下属去操办。洪都城内的官兵心中虽有怨言，但却无人敢吭声。当他们听说陈友谅领着六十万大军即将杀奔而来，也只能听天由命，随他去了。
当陈友谅的数十万水军，数百艘巨舰，遮天蔽日杀将而来。朱文正也在这时候接到了朱元璋下达的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誓死保卫洪都，等待援军到来！
在临战前的动员会上，平时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朱文正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慷慨陈词地说出了一番血性之语。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怎么喜欢我朱文正，甚至有人在背后还骂我。这都没有关系，当然我也不喜欢你们这帮毫无生活情趣之人。如今，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已兵临城下。想要投降保命者现在就可以出城，我并不阻拦。愿意留下来的，我朱文正陪你们战至城破人亡，一死方休。诸位珍重，望来日以富贵相见！”
陈友谅在南中国的崛起，靠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不过此人有着典型的偏执狂倾向，发挥长项固然没有错，但是过分依赖就没必要了。如果真能在江河湖海上做到无敌，也能说得过去，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最后还是败在鄱阳湖。
朱文正能打仗，这是不用说的，但是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洪都是一个坚固的城池，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城门太多。前后左右共有抚州、宫步、土步、桥步、章江、新城、琉璃、澹台八个门，此外还有水道门。城门多是一个城市繁华的象征，但当这座城市面对六十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这样的繁华也就变成了一场醒不了的噩梦。
由于人多，攻城的军队可以同时攻打各门，防守一方往往会顾此失彼。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越是困难和险境，就越能考验一个领军者的能力。朱文正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城里可用的兵力用来防守本来就捉襟见肘，但他却能将其调配得井井有条。
到底是朱文正守住了洪都，还是洪都这座城池成就了朱文正。总之，依凭着朱文正的军事天才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明军以有限的兵力和破败不堪的防御工事将陈友谅的几十万军队死死咬住不放。最后以战死十四名将领的代价挡住了陈友谅数十万人马长达八十五天的围攻，也由此造就了朱文正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此将他推上了元末明初传奇将领的神坛。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连陈友谅也不得不发出感慨：“朱元璋座下猛将如云，竟还有朱文正此等军事奇才，若能效力于我，势必如虎添翼！”朱文正守南昌城时，只有两万人，陈友谅六十万。朱文正之所以能守住洪都，一是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调度能力；二是陈友谅的地面攻击能力的确一般。
在接下来的鄱阳湖大战中，朱文正再立新功，派人烧毁陈友谅的粮船，致使陈友谅的汉军军心大乱。因屡立战功，朱文正被擢升为枢密院同敛，朱元璋事前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当什么级别的官。他的回答是：“叔父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
再强悍的人也有自己的梦，如果说国是他的大梦，那么家是他的小梦。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家国一体，可家毕竟连着血脉。朱文正的这句话让朱元璋很是满意，深为侄子高人一筹的见解感到欣慰。要知道，雄心与野心有时候只有一纸之隔，一捅即破。也许今天你怀揣着雄心，明天成了一番气候就变成了野心；也可能原本揣着的是一颗野心，只不过用端正朴素的外衣遮掩着罢了。朱文正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不需要封赏，而是他想要得到更大的封赏。
洪都之战，也确定了朱元璋的王霸之业，天下格局就此成型。就算他不是朱元璋的侄子，凭借如此军功也足以在大明开国功臣中排名前列，何况他手里还握着亲情这张王牌。
在人性的复杂层面上，朱元璋最为讨厌的是什么？那就是贪婪与背叛。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大将绍荣和赵继祖密谋杀害朱元璋，结果被人告发，他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死。至正二十三年，在与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将谢再兴又起叛乱，同样被他以强力手段剿杀。谢再兴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朱文正的岳父。朱文正与张士诚勾结一处，很有可能受其岳父的影响。
谢再兴是濠州旧将，因他与朱文正是翁婿关系，所以朱元璋也称他为“亲家”。攀上皇亲，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待遇，这让谢再兴很是郁闷。他觉得自己不但没有受到重用，甚至有些时候他觉得朱元璋是在故意排挤他。谢再兴负责守卫的诸暨，是朱元璋与张士诚接壤的前沿阵地，军事守卫的压力很大。至正二十二年，张士诚乘金华、处州苗军反叛朱元璋的机会，派弟弟张士信率大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身先士卒苦战二十多天，大败张士信。
战事结束后，谢再兴派其心腹潜入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被朱元璋查获。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朱元璋却将这两个人都杀了，并将他们的头颅悬于谢再兴的官邸之外，以示警告。后来，朱元璋又做主将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徐达，事前并未与谢再兴商量。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谢再兴在听说这件事后，很是生气，他抱怨道：“嫁女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像是犯官亲属配给将领一样，还让我听从别人节制。”于是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
朱文正所辖地区远离张士诚，也与后者没有任何交情，如果李饮冰的揭发属实，那么只能是谢再兴对他施加了影响。外人有异心，尚可理解。如今连自己的亲侄子也要加入叛将之列，这使朱元璋陷入巨大的愤怒与痛苦之中。一个宗室，本就处于权力要害，如果再与手握兵权的将领抱成一团，将来对皇权的威胁将是灾难性的。要处置本是亲侄、如今又是养子的朱文正，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朱文正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轰动朝野上下的大事，谁不知他是自己的亲侄子，又成了他膝下养子？如在他身上枉法，那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将此事告知夫人马秀英。马秀英也是忧心忡忡，别人她都不挂念，文正、文忠，还有沐英，虽不是自己亲生的，因为从小在她跟前长大，她总是担心几个孩子会出事。
朱元璋在给外甥李文忠的亲笔信中提到了意图谋反的朱文正给自己带来的内心伤害，他说，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叫尔知道驴马（驴儿朱文正）做的人。当自从（朱文正）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士诚家盐场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士诚家买盐，江上把截不得，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得许多。
皇帝本来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者，等到江山稳固、皇权在手，和维护自己家天下的利益相比，所谓“亲情”“仁孝”都要绝对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皇权。皇氏宗亲既是一块躺在上面吃几辈子吃不完的福利，又是一把悬在脖颈子上的双刃剑。
专制政治奉行严格的血统传承，人的DNA高于一切。曾经有一个不信命的农民就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话乍听上去很有煽动性，但他并不完全正确。人生在世，所求者无非荣华富贵，而要享世代无穷之富贵，只有当皇帝。可当了皇帝也难以做到无穷，所以说富贵人生各有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权力世系能维持五世就算是人间奇迹了，往往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一个人的官当得再大，也不能算是有“种”了，但当了皇帝就可以有“种”，可以传至久远。即便是天下大乱、黄钟毁弃，也只有皇氏宗亲才有资格出头收拾残局，其他人做了就是“僭越”。在朱元璋看来，身为第一代皇室宗亲的朱文正更不能心怀二志。如果自己念及亲情放他一马，他就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头。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又在给靖江王朱守谦（朱文正儿子）的敕谕中如此说道，朕与尔父（朱文正）同寒微，平日所受艰辛，有不可言之苦……后因尔父（朱文正）长成，拨军护卫，教练威武，威武既成，令守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
这时候已在皇帝宝座上待了十二个年头的朱元璋，已经站上了礼法的制高点，有了凌驾一切的话语权。从他事后留下的文字可以知晓，他给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定下的罪行大致有三条：一是阻挠朱元璋在江西开设专门监察百官的“按察司衙门”；二是违反禁令，自立批文，派人到张士诚处走私买盐；三是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有敢向官府告其状的，他就灭人全家。
他需要朱文正给他一个交代，念兹在兹者，亲也。人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你翅膀硬了，连自己都有可能会忘了屁股上的胎记在左边还是右边。别人固然可以不管不问，可是自己不能忘本啊！
清晨，满江大雾罩着两岸如烟的屋舍树影。浓雾深处隐隐透出桨声和船头犁水发出的哗哗声。渐渐的，一只庞大的船队从雾中现出轮廓，朱元璋在刘基、宋濂的陪同下正在前往洪都的路上。此时的朱元璋立于船头之上，透过渐渐散去变得稀薄的雾气，眺望着朦朦胧胧的浩荡长江和两岸青山、田畴。
朱元璋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他内心的愤怒和纠结可以用“煎熬”二字来形容，有时想着想着其他事，心绪便散漫了。他实在弄不明白，那只变得陌生的雄鹰是他一手调教和放飞的吗？是人固有的劣根性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他训导无方？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一日自己坐得江山，却失去更多。就像今日，就算是枕着百万两银子的玉枕也让他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他宁愿战场之上快意恩仇，也不愿面对亲人的背叛。
朱元璋亲自坐船抵达城下，招来朱文正当面质问。朱文正仓皇出迎，朱元璋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一直用眼神逼视着他。朱文正的眼神中透着难以名状的苦楚与恐惧，这让朱元璋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想起了他那死去的穷鬼大哥。
在兄弟几人中，朱元璋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那个稍显刻薄的大哥——朱文正的父亲。在朱元璋的记忆深处，他那个大哥经常有顶撞父母的不孝言行。正因为如此，等到朱文正死后，朱元璋将他的一切罪恶源头都归结于他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长兄朱重四。他说：“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正因为老子是忤逆之人，所以生出的儿子也是忤逆之子。
朱元璋拿过鞭子狠狠地抽在朱文正的身上，一声紧似一声地逼问他。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到底想要干什么？虽然朱元璋的愤怒之火足以震慑在场所有的人，却无法征服朱文正那颗反叛执拗的心。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朱文正会摆出那样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让他当场下不了台。他是打给身边那些人看的，使得“桀骜者懔懔知畏”。他要告诉他们，何谓主宰？他才是那个左手掂着刀的宰夫，而他们则是案板上的肉，他想切谁就切谁。人性底下的这点儿东西，他比谁都拎得清。要让别人听话，最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让他处于恐怖之中，第二是给他足够的利益。当这两个办法都失去效力的时候，只有一种可能，他要的不是利益本身，而是利益的掌控权。
一个合格的利益主宰者，通常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当朱元璋拿出按察使李饮冰的证词，质问他为何要背叛自己，投入敌人的怀抱时，朱文正非但没有丝毫的悔过之意，反而当面指责朱元璋。他振振有词道，叔父为了扫除自己当皇帝的阻碍，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小明王韩林儿及其部下，根本不顾洪都城内上万名将士和侄儿的安危。如果不是我朱文正死守洪都八十五天，就不会有安丰、鄱阳湖两大战役的胜利，也就不会有叔父今日的荣耀。
朱文正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子戳在朱元璋的心窝上，让他无言以答。朱文正的小名真是不愧叫驴儿，真是活脱脱的一头死犟死犟的驴。一系列事件证明，朱文正是一个看似混沌但内心极其强大的男人，他那种骄纵狂放的性格和该出手就出手的果决，都超过了同时期的诸多将领。在一个天崩地裂的乱世，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是胆识。
朱元璋下令以“不谏阻”之罪，将朱文正身边的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等元帅杀掉，又将其部下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然后将他带回应天。
马夫人得知朱元璋要处死朱文正，出面劝说：“文正虽骄纵，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野先，营取应天，多有战功，坚守江西，使陈氏强军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且是骨肉亲侄儿，就饶了他吧！”
一些大臣也前来说情，宋濂说：“文正之罪固当死，陛下应体谅他是自己唯一的亲侄儿，还是将他贬往外地为好。”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朱元璋也考虑到他毕竟是兄长留下的唯一血脉，如果真是按律将其处决，未免显得太过绝情绝义。害怕有一天死后到了地府，也没办法向自己的父母兄长交代。朱元璋虽然免去朱文正的死罪，但还是剥夺了他的军权，将其安置于桐城居住。
贬往外地的朱文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昨天还是身居高位的大都督，如今就从权力的高台跌落为庶人的残酷现实。在朱文正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朱元璋太过绝情。丧失理性的他，偷偷地命道士用红笔书写叔父的生辰八字，“钉地压之”，这就是阴毒的诅咒魇压之法。只要朱元璋死了，自己就可以一呼百应，另立山头。
历朝历代，针对皇家的巫蛊之术都是一项仅次于谋反的大罪。此事被告发后，朱元璋将朱文正囚禁于应天城内苑，可是朱文正仍每日口出不逊之言，扬言上天如果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重新改写自己的命运。这样的话一再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无法做到充耳未闻，他认为朱文正这时候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再也不是他所信任的侄儿。
在朱元璋看来，将朱文正留在身边，只能是留下一个祸患。云在青天水在瓶，凡事问心不问天，不是他朱元璋要向自己的亲侄儿举起屠刀，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时候，又是马夫人站出来劝阻夫君。她说，文正这孩子本性不坏，只是性子刚烈，他根本没有背叛你的心思。何况他的母亲还健在，当念其母子之情，且见亲亲之义。
马夫人的话在朱元璋这里还是很有作用的，他又一次放过了朱文正。等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收复濠州后，朱元璋将朱文正解送回老家看守先人坟冢。希望他能在先人的坟冢前，好好地反思己过。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落到这步田地，朱文正也没有收敛自己的言行。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在濠州期间，他非但没有对朱元璋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一天到晚都在琢磨谋逆之事。身边人将情况秘密告发于朱元璋，朱元璋再也坐不住了。朱文正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做，分明是在故意挑战自己的容忍底线。他再一次提审朱文正，他实在不明白这孩子为什么会如此痛恨自己。先是“心有异志”，接着用巫术咒他，然后“谋奔敌国”。不要说是自己的亲侄儿，就是自己厚待三分的外人，也会懂得知恩图报。
当朱元璋面对这个曾经无比宠爱的侄儿时，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朱文正能够给出一个还算过得去的解释，谁料这反而更加激怒了朱文正，却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一口一声“荒淫之主”。朱文正太了解朱元璋这个人，他在惊骇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怨恨：朱元璋看重的不过是即将到手的皇位，何曾想过亲人的死活。所谓叔侄、父子之情不过是这场权力游戏的筹码。
朱文正的态度是朱元璋想不到的，又措手不及。朱元璋在自己撰写的《御制纪非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他愤恨道：“其应之辞，虽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后而故。”
在朱元璋看来，他的一忍再忍不但没有换来朱文正的迷途知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他夺过鞭子，狠狠地抽打在朱文正的身上。他要亲手打死这个不孝逆子，与敌国勾连，为非作歹，这些他都可以大事化小。唯独这“逆天之罪”，是他不能原谅的，因为这是涉及大明纲常礼法的大事。
命运，仿佛一张冲不出去的网。这时候的朱元璋不光是朱文正的叔父，更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朱文正虽然是皇帝的亲侄儿，但更是大明的臣子。君臣间应该以敬为主，敬为礼之本。纲常礼法是治国之本，朱文正当着外臣的面将朱元璋个人及政权最见不得人的隐秘撕得粉碎，这完全触及了朱元璋的容忍底线，死亡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局。
朱文正的罪行从诬陷、奸淫、杀人、违法，到僭越、叛逆、“逆天之罪”“神人亦所不容”——凡是人间丑行恶事，朱文正好像占全了。这种死后定罪的套数在洪武年间，被朱元璋反复用于那些被他处死的罪臣逆党。
我本有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朱元璋本想自己亲掌中书省，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以朱氏家族来掌控大明政权。他的这一执政思路，随着朱文正的获罪被杀，被生生地撕裂。自朱文正获罪后，朱元璋就不再设立“大都督”一职。朱文正的死成为朱元璋的政治布局中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找不到信任的人替代朱文正的职务，那也就意味着无人手握大都督府之权柄。
这时候的朱元璋对军事大权极为敏感，他最信任的儿子们还没有成人。他只能将侄儿朱文正、外甥李文忠视为心腹之人，而朱文正的变故，给朱元璋上了惨痛的一课，连自己的亲生侄儿都会背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相信自己，还能相信谁？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朱元璋实在不应该杀死自己的亲侄儿。但既然选择成为一国之君，搞了政治，也就不应该再感情用事。朱文正最后的结局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和《明太祖实录》里只用了“文正卒”三个字就交代了过去，并没有说明原因。但他的率性而为，已经使他与朱元璋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血口子。
按照《国初事迹》《罪惟录》的记载，朱元璋是在马皇后劝阻之下，饶过了朱文正，后来命他前往濠州祭祀，有人告发朱文正有怨言，有异志，所以“太祖废之”。
改变时局的大事件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十二日，季节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天，落日静静地沉没于天际。对于此时置身于滁州的小明王来说，正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朱元璋派来的大将廖永忠来接自己去南京。他一夜未眠，临近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囫囵梦。
在梦里，他冠冕堂皇，高高在上，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的欢呼和朝拜。身为吴王的朱元璋领着一帮文武官员一脸肃穆，踩着庄严的宫廷鼓乐，手持朝笏鱼贯而入。一个始终缺乏阳刚之气的君王，有着别样的困顿与悲情。虽然小明王被奉为王，但是他这个王是名不副实的招牌。
梦里呈现的祥瑞景象让小明王笑醒了，醒来后的他觉得意犹未尽，又端坐在椅子上愣了半天神。直到有人来报，吴王接他的船已经停靠在滁河岸边，他才生生地掐断了自己的白日梦，用手整了整绣有龙纹的服装和帽子。他取过一面铜镜，仔细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平日里柔和有余硬朗不足的五官，隐然间生出几分不怒自威的王者之气和顾盼生风的华彩，这让他内心愉悦不已。
滁河的码头比往日冷清许多，有很多官兵在周围持戟而立。小明王在廖永忠的引领下，进入一艘并不起眼的官船。不知是否因为还沉浸于黎明前的那场梦境，小明王走得慢条斯理，揉着眼睛四下观望像是在寻找什么。有时候现实与梦境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捅一捅或许就真的能够看见梦想照进现实。
有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之所以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完全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小明王从称帝以后，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凡事都由丞相刘福通当家做主。他在坐享无边荣华富贵的时候，一天到晚会想些什么，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丝忧惧？将一个小人物的信念放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幕布上，看上去略显单纯，甚至透着几分白痴。他或许还来不及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与权谋，但严酷的现实已经告诉他，什么是谎言与暴力。
多年征战，红巾军虽然打出了气势，也扩张了地盘，但给人的总体感觉，始终处于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涣散状态。几方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号令，又加上天生狭隘的小农意识，军纪不振，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可以说，这时的红巾军主力已经被元军打散了，只剩下山东地区的一部分军力翼护着小明王的帝都安丰。当益都被扩廓帖木儿包围，刘福通前往救援，结果也是惨败而回。益都陷落，安丰也就成了军事意义上的一座孤城。
我们且回到历史的现场，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围困安丰达数月之久。城内粮尽弹绝，外面的援助也运不进去，城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甚至吃腐尸和人油炸泥丸子的人间惨景。面对如此困局，小明王韩林儿心中是万分惊惧，多日来一直躲在行宫内哀叹不止。
军情紧急，生死事大，刘福通不得不派人向朱元璋发出救援的请求。在救与不救之间，朱元璋与他的那些谋士们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谋略大师刘基认为，小明王是名义上的“君”，朱元璋是“臣”，过去朱元璋与小明王各处大江两侧，相安无事。若朱元璋此番救出小明王，又该将其置于何处？今日正好可借他人之手将其除掉，免得将来再背个弑君篡位的罪名。
而朱元璋的顾虑之处在于如果自己发兵，陈友谅在背后乘虚进攻，那么他将会陷入进退无据的境地；如若不救，万一安丰失守，应天就将失去一面坚固的屏障。是进亦忧退亦忧，可这世间哪里会有两全其美的事？
元顺帝不会允许另外一个与他并行的皇帝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这时候的小明王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捧不得，也丢不掉。如果朱元璋将其接手，那么他的军队将会成为元军的主攻方向。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在是一桩赔本的买卖。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朱元璋还是决定亲自领兵前往救援。
朱元璋的援军迟迟未到，如果再这么困守下去，一旦城破，只有死路一条。
刘福通簇拥着小明王趁月黑风高突围而出，刘福通在突围中被杀。朱元璋摆设金銮玉扇，将小明王接到滁州暂住，并将其临时皇宫里的人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人，防护极为严格。破城之后的吕珍能够杀死刘福通，为什么会偏偏放走韩林儿？显然不合逻辑。在龙凤政权中，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他的丞相，韩林儿的地位在名义上比刘福通要高。当吕珍向安丰发起总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这时候都被困于城中。
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到的朱元璋带回了滁州。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刘福通死于朱元璋之手。
刘福通在元末红巾军中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明朝洪武年间修的《元史》中理应对其结局有所交代。然而《元史》记刘福通，只记录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元军攻占沛梁，从此便消失不见。
那些参与修史的史官都是文人中的精英分子，按说他们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倘若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没有任何关系，朱元璋只是因为来不及救他，让他身首异处。大明史官根本就用不着遮遮掩掩，就算他们秉笔直书也不会对朱元璋的声誉造成任何影响，反而能凸显他的仁义。有此等好事，朱元璋君臣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时候的小明王名为皇帝，实则是朱元璋的俘虏，完全受其控制。由于救驾有功，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朱元璋祖上三代。这让朱元璋感到无限荣耀，连夜撰写了一篇《朱氏世德碑》，记叙自己贫寒的家世和小明王对朱家先人的封赠。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中，做人能够做到小明王这个份儿上，天天享受生活，然后再以个人名义发出“圣旨”到处传布，似乎是一件幸运的事。然而不幸的是，从这个年轻人被当作宋宗室后裔供奉之日起，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他要为这短暂而虚幻的风光付出更为真实和惨痛的代价。
从本质上说，朱元璋与龙凤政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利益的纠葛。当龙凤政权强大时，朱元璋在其中所扮演的是一个依附者的角色；随着龙凤政权在北方战场上接连失利并败退安丰，与此相对应的是，朱元璋的地盘不断扩张，在红巾军中的威望也在不断提升。依附与被依附者的关系这时候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在这纷乱的世道里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或许可以苟活世间，要是一旦被人发掘身上具有某种奇异的价值，而发掘这种价值的又偏偏是野心家或不安于现状的枭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小明王不论是在刘福通的手里，还是在朱元璋的手里，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表面尊贵的小明王，实际上是一个被他人圈养、操纵的“超级玩偶”。像他这样一个活在权力世界中的玩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他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小明王看上去比当年的朱重八还显得庸劣不堪，但是当年的朱重八早已修炼为今日的朱元璋。若论资质，小明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登上历史舞台。可就是这样一拨人，却因缘际会，被人发掘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奇异价值，最终成为大时代演进过程中绕不开的一种人物。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他们的幸运，只是那些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玩偶的个体悲哀。
小明王一直率领红巾军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而朱元璋隶属其下，对他一直是毕恭毕敬。可是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实力的不断壮大，此消彼长，生生打破了原先的君臣秩序。
朱元璋不能一直做依附者，身为一个王者，他早已将自己的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放眼整个天下，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相对于历史来说，无论是纸上的荣辱还是刻在石碑上的审判，都经不起时间的打磨，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在人前，朱元璋毕恭毕敬地向小明王执君臣礼，为他建造宫殿。小明王就这样被朱元璋像个宠物似的圈养起来，就连身边伺候他的侍宦都是朱元璋为他安排好的。小明王的一举一动，这时候都处于朱元璋的监控之下。
这时候的小明王已经徒有虚名，手下将领几乎伤亡殆尽，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然心存疑忌。朱元璋的吴王身份并不是小明王封的，而是自立为王。在别人看来，只要小明王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朱元璋的头上就会套着一道无法摆脱的“紧箍咒”。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无法心甘情愿地居于人下，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让他无法接受。
在小明王的龙凤政权里，权力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谁有兵权谁当家，可是小明王系宋宗室后裔的名声早已传播在外。不要小看了这无中生有的名头，在蒙元统治不得民心的时候，这个名头就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路红巾军还是愿意打着小明王的旗号从纷乱的世道里捞取利益。
朱元璋也明白，为小明王扛着这面大旗，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成本。只要将他圈养在自己身边，让他好吃好喝，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势力并没有因此受到制衡与限制。
以小明王为号召的红巾军成为反元的主要势力，在当时，几乎所有反元势力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在江湖上闯名堂。红巾军的主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蒙元政权被铺天盖地的红巾军折腾得疲于应付。正因为红巾军的分支众多，让元政府军左支右绌，根本忙不过来，这也为朱元璋在江淮地区赢得了发展的良机。
一句话，红巾军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打着小明王的旗号。朱元璋心里比谁都清楚，龙凤政权和小明王的存在对自己有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当张士诚的部队围困小明王所居的安丰时，朱元璋才会亲自领兵前去救援。
军师刘基劝朱元璋静观其变，不要轻举妄动，恐怕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不好安置小明王。而刘基的失误在于，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朱元璋的觉悟，或者说，过高地估计了朱元璋的德行，以为对方解救小明王是出于“道义”“君臣”“迎圣”这些神圣堂皇的志向，还会把小明王的君权当回事。对于这样的高估，朱元璋显然并不领情，他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主义者。在他看来，维护自己即将到手的皇权才是硬道理，那些平日喊在嘴上写在纸上的所谓的神圣和堂皇，全是糊弄世人的伪命题。如果自己袖手旁观，等到安丰城破，张士诚的实力会变得更加强大。一旦小明王落入张士诚的手里，对方就可以学曹操当年，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路线，这是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正是基于综合考量，朱元璋才会亲自领兵救出小明王。在这件事上，朱元璋看透了事物的本质，而刘基却只看到了表象。小明王拥有号令群雄的帝王名号，这让他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同时也成了野心家们借壳上市的一个法宝。刘基所担心的，显然是前一种可能。他不希望朱元璋在这件事受到掣肘，也不希望朱元璋将来因为小明王一事处理不当给外界留下口实，失去人心。
刘基考虑问题如有神助，总是先人好几步。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板。乱世求生存，所有问题的归属都是基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政治上的便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你敢不敢去做。
随着朱元璋势力不断做大，元朝皇帝想用笼络张士诚的那一套怀柔术稳住他。他们派遣使者主动向朱元璋招安，朱元璋并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与其他同时期的政治对手相比，朱元璋认为，自己的做法更合乎生存游戏所遵循的规则。比如说陈友谅，在生存圈子里的人看来，他应该算是徐寿辉的部下。可是等到徐寿辉兵败来投，他不但没有向自己的主子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杀了对方。另外像张士诚、方国珍这些人，他们在革命的彻底性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对待蒙元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
虽然蒙元政权曾经将他们分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但是时局一变，他们便会翻脸无情。这种反复无常的禀性，从他们使用的年号上也可见一斑。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
和他们的反复无常相比，朱元璋算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尽管这时候的他手里已拥有足够的资本，可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朱元璋还是把“龙凤”这个空头招牌在自己的肩上一扛就是十二年。不是他不想撕掉“龙凤政权”的标签，建立自己的政权，打造属于自己的政治品牌。他是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可以让自己一锤定音的机会。
黑云滚过，天光渐渐被静寂无声的江水吞没，江面的能见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低，远处的景致影影绰绰，一切如在梦中。几只战船护卫着一艘飘扬着巨大“宋”字旗的官船，船头甲板上竖立着曲柄黄金伞，显示着翠华摇摇的威仪。船队即将抵达六合县境的瓜步山水域，一直站在御舟甲板上的廖永忠却在这时候进入底舱。
他一个人躲在底舱的黑暗角落里蜷缩起身子，在橹桨发出的沉闷而又单调的声音里，昏昏沉沉的他像是进入了一场梦境。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清醒。他用眼神的余光透过舷窗恰好能够锁定那艘承载着小明王的官船。
自从领着小明王上路，他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在每天的计算中，目的地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又慢慢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这一次他真的睡着了。
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炸雷似的一声吼：“将军，大事不好，龙凤皇帝的船翻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记载如是：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短短的一行字，简略至极，波澜不惊。但事情本身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样平淡。如果一定要说平淡，也只能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此前意犹未尽的不平淡，才有了1366年这一天的平淡。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小明王的死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假如你是这时候的朱元璋，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除非你真的愿意将小明王送上那个光灿灿的帝王宝座。
话又说回来，刘福通败亡之后，韩林儿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而留在史册中的韩林儿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这样的龙凤皇帝，随时可以让他“禅让”。在这时候除掉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都能让他享受一个“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的待遇。
后人观史之所以会不自主地将其分为A、B两面，也是人性使然。作为“沉船事件”的在场者，廖永忠究竟是怎样一番面目？廖永忠是安徽巢州人，他和兄长廖永安在渡江前随巢湖水师投奔朱元璋，成为朱元璋的水军将领，廖永安在征讨张士诚时阵亡。随后，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掀起滔天巨浪。廖永忠又与俞通海等人用七条船载着芦荻，趁着风势放火，烧毁敌军几百艘大船。又率领六条船深入敌阵搏杀，再冲杀一圈出来，敌军惊呼他为神人。
第二天，廖永忠又在泾江口拦击陈友谅，陈友谅战死。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推演，而是勇气与勇气的搏击，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也正是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中，廖永忠一跃成为朱元璋水军的领军人物。回到京城，朱元璋用漆牌写了“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字赐给廖永忠。
这时候的廖永忠在巢湖水师将领中年纪最轻，朱元璋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问他为什么来投奔自己，是想要大富大贵吗？廖永忠的回答是：“跟随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我所愿。”
一个人能够在箭矢如雨、杀声震天的战场上做到凛然无惧，从容应对，还有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朱元璋显然是在一番权衡之后，将迎接小明王这一重要任务交到廖永忠的手里。临行前，他特地将廖永忠召进自己的吴王宫，屏退了身边的所有从人。密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如此诡异的气氛，似乎要酝酿一场倾国倾城的阴谋。朱元璋故意压低声音，简单交代了一番此行的任务，其余什么话也没有多说。什么是历史的玄机？也就是说的和没说的都在话里了。烛影摇晃，廖永忠退去时的眼神里散发着阴鸷的光芒。那一刻，朱元璋或许已经意识到此人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打算。
在外界和后人看来，廖永忠杀死小明王，无非两种可能性：一是出自朱元璋的授意，二是他自己拿定的主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明王的人间蒸发，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正因为如此，朱元璋不应该对所谓的“小明王沉江”事件抱有任何不满。
朱元璋肯定不愿意将快要到手的皇位让给小明王，既然如此，小明王的存在也就成了朱元璋奔向皇权之路的最大包袱。他宁愿小明王是自己在正面战场上狭路相逢的对手，那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没有那么复杂。除掉小明王，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简单是因为这时候的小明王已经没有任何抵抗力量，复杂是因为贴在朱元璋身上的道义标签还没到完全撕去的时候，他还需要一个能够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
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都清楚，他们都是韩林儿的臣属，韩林儿才是他们名义上的皇帝。如今王霸之业已定，一国难容二主，韩林儿又该作何处置呢？时至今日，朱元璋才意识到，当初刘基不让他出兵救韩林儿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有当时的道理，朱元璋并没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太多的懊悔之意。
既生韩林儿，何生朱元璋？要让朱元璋这时候突然翻脸将自己的主子杀掉，这显然违背了一个王者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独立领军之后，朱元璋一直以来向天下人所展示的都是仁义忠孝的一面。除非这时候他认为天下尽在掌控，自己可以完全抛弃先前的理念，撕掉儒家的伪善外衣，将王道直接化为霸道。
如果朱元璋还想让天下人相信，自己得天下是天命所归的事。那么他在处理韩林儿这个问题上，就不得不谨慎从事。在内心深处，朱元璋迫切希望天下人都能将他视为一个吊民伐罪、天命所归的英主。正因为如此，他宁愿选择与自己的对手在战场上刺刀见红，也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个有点棘手的难题很快就随着一艘船的沉没而沉没。一个能够为自己排忧解难的人，朱元璋应该给予更多的恩宠。廖永忠不是一个傻子，很多时候他显得比一只猴还要精明。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已经看透了主子的心思。就算一个眼神，他也能揣摩其中深意。
廖永忠内心清楚，自己所要去做的，就是要替自己的主子背上这个黑锅，他要把“不义”“弑主”这些罪名全都一个人扛下来。廖永忠在临行之前，内心除了忐忑不安，更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与喜悦——自己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不然他又怎会将那么重要的一项任务交到他的手上，这完全是基于一份信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君臣之间的信任来得更加实惠？有了信任，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不管是廖永忠自作主张杀了小明王，还是朱元璋在事前向他传递了某种不可言说的信号，总之，小明王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尽管事后朱元璋还要在人前表现出一种群龙无首的慌乱与痛苦，但内心的轻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对于小明王的死，朱元璋没有理由不暗自兴奋。
洪武八年（1375年）注定是朱明王朝的多事之秋，朱元璋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年，心中都不免有些百感交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治国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建国前期的对外转向了对内。身为开国之君，他不得不为朱家江山传之久远考虑。
从年初，朱元璋就病倒了，还不到五十岁的他须发白了大半。谋划国事之用心，可谓深远且细密，不累皇帝又累谁。马夫人和李善长等人都劝他好好养身子，不必过分操劳，可是忧心忡忡的朱元璋又怎能放下国事。处于愁病中的人往往会陷入悲观和不安之中，朱元璋常常会在梦中被一幅画面惊醒。梦中有一位将军，手持利剑，向他发出要挟。
梦中之人，轮廓模糊，朱元璋醒来后细细回想，总觉得梦中之人是廖永忠！
只要稍微有点儿脑子的人都应该清楚，小明王的生死，绝不是一个将领可以擅作决定的。对于朱元璋来说，他要以“擅杀小明王”的罪名处决廖永忠，也不用再等上十年的时间。
廖永忠并不完全是因为沉舟之罪而被诛杀，错就错在他经常以此为邀功条件向朱元璋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那时候已经身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又岂能随随便便就让人要挟。
由于廖永忠此时已经成为太子名义上的辅佐，所以他常常跑到太子那里履行职责，并常常说出类似于“太子必成太平之主”的话。要知道，这可是犯了皇家大忌。因为现任皇帝活得好好的，他说的这些话太过于超前，也就是大逆之言。廖永忠所表现出的积极插手朝廷事务的态度和他本身所具有的大明开国功臣的身份，都让这样的话成为压在朱元璋心头的一块大石。如果不能将它搬开，朱元璋会坐卧难安。
可是要搬开这块大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得太过直接，必然会引起功臣集团的恐慌和不满。可是要做得不露痕迹，以廖永忠的为人和行事，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将其治罪的把柄。
正当朱元璋苦于无计可施之时，他想到了自己几年前无意中为功臣们挖下的那个坑——当年廖永忠在接小明王来应天的时候，也一同运送来了大量的龙凤朝廷的御用器物；小明王死后，这些东西有一部分被朱元璋留下了，剩下的则让他分赐给了廖永忠等人。
既然是皇帝所赐的东西，自然不会让它们闲置着，所以廖永忠便开始使用这些器物，其中包括了卧床器用、鞍辔靴镫等物。谁也没料到，朱元璋早已在廖永忠家中安下了眼线，搜集到了一些私密的情报。为了栽赃，有些僭拟御用之物是朱元璋后来派人偷偷放到廖永忠家里去的。
当时使用这些器物的将领并不在少数，就算朱元璋追究下来，也是法不责众。凡是能摆到桌面上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这只能算是一个敏感问题。它的微妙之处在于不能摆到桌面上明说，即使摆到桌面上来说，说的也是另外一回事。政治上的影射和暗示，最能考验一个政治家的嗅觉和心机。或许连廖永忠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依然将那些看上去花里胡哨的碗碟摆在自家餐桌上。也就在这时，有廖府仆人密奏，廖永忠在家里偷偷“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由于此前廖永忠身上已经背负溺死小明王、勾结杨宪等罪名，数罪并罚，就看朱元璋的态度了，可一个帝王的心事谁又能体察呢？那些大臣们也在观望中。
朱元璋派出专人前往廖家收集罪证，并将廖永忠绑了来。当床帐、器皿、鞍辔、靴、雕金钑花、龙凤文祥僭用御物等说不清的罪证摆放于廖永忠眼前时，他的内心世界瞬间坍塌。
朱元璋强撑着病体，厉声喝问道：“廖永忠，你知罪吗？”“臣已知罪！”廖永忠还想为自己多辩护几句，可是话到嘴边又被他生生咽下，他明白一切早已注定。人活在这个世界能够体会到的悲哀有许多种，但只有无法开口道出的悲哀才是大悲哀。廖永忠虽然不认同附着于自己身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是他却认同时势逼人的道理。他并不后悔当初所做的一切，即使昨天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今天的一切也会发生。不是他朱元璋太过绝情，而是时势使然，人又能奈何？
朱元璋听到这样回答，以为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于是紧追不舍：“你知何罪？”“天下已定，臣又岂能无罪？”说完这句话，平日里从不敢近距离直视朱元璋的廖永忠将目光紧紧地锁定于前方这个人，再不好好看看这位主子的真面目就没有机会了。朱元璋苍老了许多，皇冠已经掩盖不住满头的白发。廖永忠不禁叹了一口气，看来当皇帝并不比他这个当臣子的轻松。眼前这个成熟的男人一直在把自己强大的心智和能量用于建立和维护个人的权威，他真的做到了吗？
朱元璋想在气势上压一压廖永忠，他说：“你以为朕是汉高祖，你是韩信吗？”“臣是不是韩信，不是臣说了算，而是天下人说了算；陛下是不是汉高祖，陛下心里比谁都清楚。”廖永忠这句话显然找准了朱元璋的软肋，对方不待他说出下面的话，就命人将其押了下去。命运，真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接小明王渡江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成了朱元璋砧板上的鱼肉。
为了堵住天下臣民的悠悠之口，朱元璋命刑部将那些从廖家搜罗出的所有物品条列出来，榜示天下。纸醉金迷、裘马轻狂，对一个功臣来说算不得什么罪过。而放着美人在侧，说自己性冷淡的功臣才是最可怕的。
朱元璋将一个相对安全的开国元勋除掉了，用了一个算不上多大罪过的借口——“僭用龙凤不法”。这要人命的六个字，几乎将一个臣子的狼子野心彰显无遗。私下里穿了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以逾制为由将其除掉。说得过去，又好像说不过去。等到了洪武末年，晚年的朱元璋又再次将廖永忠之死归罪于擅杀韩林儿“不义”。
一个王朝，一件事，让一个人如此反复，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廖永忠是在狱中被折磨而死的；也有人说，廖永忠是被打了四十廷杖后，暴死于家中。一代名将廖永忠死亡事件，就这样成了大明王朝开国后发生的首例杀戮外姓功臣的事件，他也因此成为被朱元璋第一个推出来祭旗的开国功臣。在遭到诛杀的大批功臣宿将中，廖永忠根本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论功勋，他与李善长、刘伯温这些人无法相比；论殒命，他不如蓝玉一案株连得那么深广。
天日照尔不照我
解决了朱文正与小明王后，朱元璋近来的心情难得轻松，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合他的意。坐在集庆府，他现在可以定下心来考虑自己的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虽然说蒙元政权还是块难啃的骨头，但那毕竟只是块骨头了，血肉和魂魄早就不复存在。
张士诚属于非红巾军系，红巾军系与非红巾军系最大的区别是对待蒙元朝廷的态度。红巾军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民族思想，与元廷势同水火；非红巾军系则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进退，对元廷朝三暮四，态度十分暧昧，张士诚更是此中好手。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他就主动请降，担任蒙元政府的淮南、江北行省平章知事，没干多长时间就造了人家的反；随后挑出大旗自称诚王，没当几天王，他又向元政府投去降书，人家也嫌弃他，又授其太尉。就像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傍上了痴情汉，当然痴情汉也不是傻子。蒙元朝廷之所以一再姑息，一心想要招降张士诚，是为了解决大都运粮问题。
摇摆就摇摆吧，只有内心虚弱的人才会在迎风而起的时候摇摆。张士诚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蒙元政权玩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谁又能说他不是为了生存。他的西线进攻受阻于朱元璋，而东边又与苗族将领杨完者不和，可谓两面受敌。张士诚所盘踞的地区是江浙沪的富庶之地，鱼盐丰聚；他的另一盟友方国珍拥兵海上，水路通达。两人由此结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运济元大都。
这世间看得最多的是，合作归合作，但又各怀心思，互相拆台。一个怕贪没了粮食，一个怕乘虚进攻，两人的结合基于一种利益关系，并不牢固。在这期间，他们每年都要向元大都运载十几万石粮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拥兵自重，不再听从元朝节制。
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起，张士诚与朱元璋的领地有了大面积的接壤，双方在边界时起战端，双方可谓互有胜负。这种局面直到九年后才有了根本性的逆转，而那时候的朱元璋已经两线得手，无所忌惮。等到进剿武昌后，朱元璋才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向张士诚发起进攻。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江苏省大丰区）白驹场一个盐民之家。泰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东南沿海主要的盐产地之一。当时的泰州滨海共有三十六处盐场，隶属于两淮盐运使司，而张士诚所在的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蒙元时期，权力集团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政府开销和军费支出，大量增发盐引，不断提高盐价，解盐（山西解池出产的盐）所办盐课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去相当大比重。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四十年间，蒙元帝国的盐价足足上涨了十六倍。盐价虽然不断翻番，但是真正的盐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他们依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泰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年夏季这里都要遭到台风的侵袭。等到海水退去，那一块块被海水浸泡过的良田就变成了盐碱地，庄稼也就没法种了。中国有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话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
地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那些生活在盐场附近的农民只好离开土地另谋出路，他们撑船运盐，在官府运盐的纲船上寻找生活的出路。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士诚早就投身于此，为个人的生存而努力打拼。
少年时期的张士诚具备了一个江湖人的所有性格特质，算是一个讲义气、敢于担当的奇男子。虽然家里早已穷得揭不开锅，但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会站出来慷慨相助。时间久了，在当地盐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这样一个游走于江湖之人，你让他安分守己做个替官府运盐的盐民，是万万不可能的。那份撑不着饿不死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他的生活需求。他需要面子，更需要经营自己的圈子。一个男人如果不活在圈子里，就觉得浑身难受，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坐标。
在这种情况下，张士诚就拉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干起了贩卖私盐的营生。在运输官盐的过程中，夹带一部分私盐，偷偷卖给当地的富户。从周代开始，食盐的生产和经营就一直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由于食盐专卖事关国家安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要对贩卖私盐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元朝也不例外。元朝的惩罚措施是“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
贩卖私盐本来就是一项风险性极高的营生，这时候蒙元朝廷在全国各地的盐场都设置了盐官和盐吏，专门稽查私盐贩子。那些私盐贩子既要面对官府的严查，同时还要面临购盐者的欺辱。而购盐的富户为了能够拖欠盐钱，常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对他们也是百般凌辱。
本来就是违法行为，又加上低微的身份，让张士诚这样的私盐贩子的日子并不好过。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这一行当让他们尝尽了炎凉世态和冷暖人情，也激发了他们超乎常人的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的心性。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正月，阳气上行，白昼渐长；但是从气候来说，依然处于交冬数九，中国南方地区的冷天还没到完全结束的时候。或许是年关在即，做了一年买卖的盐贩子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焦躁不安。辛苦了一年，他们不但没有收到半毛钱的利润，就连投进去的本钱也打了水漂。
也不知怎么了，一个叫丘义的弓箭手就盯上了张士诚，没事就上门找碴儿，动辄抓他的人，扣押他的货物。既然你不让我活下去，我也就索性豁出去了。张士诚对此十分愤怒，于是就在一个月黑风高杀人夜带领他的弟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死了丘义。一不做二不休，大不了是个死。一帮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砸开了仓库的大门，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又点起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干净净。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扯出一面造反的旗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士诚领导的盐民军队就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成为反元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或许是一切来得太过容易，张士诚没想到庞大的蒙元政权不过是一只看上去吓人的纸老虎，一戳便穿，没费多大力气。他的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家乡泰州与邻近的兴化、高邮等地。运气一旦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的。
朱元璋太了解张士诚这个人了，因为他们都是为这个沸腾的大时代而生的，又都来自喝人血的江湖。天高地阔，他们都不会安分守己地守着一亩三分地，一个勉强糊口的职业。他们深邃的骨子里都有着难以梳理的复杂性，精明之中透着沉稳和干练，狡诈之中又有着江湖人的重信守义与慷慨大度。
作为乱世群雄中的一员，张士诚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对于那些底层民众来说，像张士诚这样的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无所依凭，谁也不会在乎他们的生死。有一天，有人给他们钱花，给他们酒喝，带他们领略另一个世界的罪与罚。这种感觉如同江湖上的草莽英雄只要听闻一声“及时雨宋江”，纳头便拜他的公明哥哥。有一天，他呼啦啦竖起一面“义”字大旗，那些地痞流氓、小商小贩和失意的文人都卷着铺盖赶了过来。这也是张士诚能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拉起一支上万人队伍的主要原因。
苏州是张士诚的根据地，他在建立起一方政权之后，对于那些拎着脑袋和自己一同创业的兄弟还是很够义气的，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那些投奔而来的文人士大夫也抱着友善的态度，对辖地老百姓也能够做到轻徭薄赋。正因为如此，张士诚在底层民众中具有一定的美誉度，也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
如果能够将陈友谅与张士诚合为一体，那将是一个较为完美的造反者形象。天意使然，朱元璋的出现可以说是二者的结合体。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能够笑到最后，而他们却要半途离席的主要原因。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起临时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又自称“诚王”。高邮政权刚刚建立起来，蒙元朝廷就派来重兵讨伐，想要将张士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结果遭到张士诚部的奋力反抗，元军以失败而告终。
张士诚借机扩张自己在江苏地界的领地，并由此牢牢掌控运河。如此一来，等于是掐断了元朝运粮和赋税北运元大都的通道。为张士诚冲锋陷阵、统治领地的是他几个亲兄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除了张士信是一个贪图享受之人，张士义和张士德还算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至正十九年九月，蒙元朝廷派人给张士诚送来了御酒，还给张士诚量身定制了一套看上去很美的龙衣。在对待张士诚这件事上，蒙元朝廷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蒙元朝廷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张士诚给他们供粮。与此同时，蒙元朝廷又传诏至杭州，要方国珍出船，将张士诚的粮食从海路运往大都。
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缺乏合作精神，蒙元朝廷的分工，并不能促成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的信任。外力越起作用，他们之间就会越相互猜疑。张士诚怕方国珍吞没了他的粮食，让他赔了粮食而无功劳；而方国珍又怕张士诚趁机扣押了他的船只，并乘虚向他发起进攻，在背后捅他一刀。
秋色宜人，好风好水，到元大都的顺风船也不过半个月的行程。经过元朝廷江浙行中书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从中斡旋，张士诚交出了大批粮食。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张士诚索性出兵帮助元廷攻占了大宋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也由此成为红巾军的头号死敌。
张士诚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生存理念，那就是借助蒙元的势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比如说，他在叛降蒙元朝廷之前，“始要王爵”，后又“请爵为三公”，一步步地抬高自己的身价。凡是你渴望得到的东西，带给你的总是痛苦大于快乐，元廷最后也不过封了张士诚一个大尉，据守杭州。
一个政治家往往在艰难绝境的磨炼中走向成熟，他在与蒙元官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对方的骄横与跋扈。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张士诚在降元后，虽然脑袋上还顶着元廷的名爵，但是他根本不听对方调度。无论是城池、府库、甲兵还是钱谷，统统被自己收入囊中。他甚至还趁元军在苏北、鲁南地区兵力空虚之机，积极抢占地盘，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济宁。他仗着自己手中的兵力和地盘，一直在与蒙元讨价还价，希望能够捞到更多的好处。
张士诚集团占领浙西地区后，很快就发生质的变化。攻占平江后，他开始设学士员，开弘文馆，大量搜罗、重用元朝官吏和儒士，他的这一做法与朱元璋不谋而合。在蒙元政权的高压态势之下，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说什么致君尧舜上，兼济天下，没有舞台如何施展？没有舞台就连吃饭都困难。纵使你有盖世才华，也只能一辈子沉沦下僚，或者沉默到死，遭遇一个时代的白眼。
天下衮衮，一个时代的气象，从文风也大致可以看出端倪。元曲固然是中华文化艺术园地里的瑰宝，但也是文人群体无法回避的适应性变异，是一个时代的悲鸣之声。朱元璋也好，张士诚也罢，他们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重新出发的某种可能性。不少儒士和官吏在蒙元朝廷混得如同讨饭的乞丐，其中很多人在这时候选择了投奔他们。
手下人才济济，军队和领地也在不断扩张中。这种上升的势头，让张士诚在这时候产生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他以为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势力最大，又博取了蒙元的信任，谁也不敢小瞧了他。正是这种心态的变化，又加上身边围绕着一帮享乐型人才，张士诚陷入一种虚妄的精神幻觉。
于是，不断有人来向朱元璋报告张士诚此时的动向。说他开始大造宫殿王府，修建了富丽堂皇的景云楼、齐云楼、香桐馆、芳惠馆作为自己寻欢作乐的场所，日夜歌舞升平；又说他的那些手下将领们也纷纷跟着效仿，忙着享受生活，根本无心打仗。即使那些将领们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很多时候打败自己的不是你的对手，而是自己。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是张士诚集团内部最大的腐败分子。张士信拥有妻妾数百人，生活极其奢靡。就连后花园里那艘巧夺天工的采莲舟，都是用沉香木打造的。前方战事吃紧，可他举行一场宴会，动则耗用上千石米。连行军打仗，他也不忘带着四处搜罗来的绝色女子，每日莺歌燕舞，其乐陶陶。
在朱元璋的印象中，张士诚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话不多、有器量的男人。可是从他现实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又是一个缺乏远见卓识的人。在分析这个人的时候，朱元璋和他的谋士李善长、刘基等人一致认为，张士诚是一个懒得过问政事、性格固执、过于武断之人。这样的人往往眼界并不高，只要能够保住眼前的富贵对他来说就已经满足了。正因为如此，往往难以成就大事。
让人想不通的是，天下纷扰，硝烟弥漫，张士诚这时候却整天躲在宫里做起了正儿八经的皇帝，和一帮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舞文弄墨，不知今夕是何年。在利益的收买下，那些文人士大夫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他们很快在歌功颂德中营建了新的话语系统。
张士诚认为自己已经吃定天下，富贵在手跑不掉了，在这种鼓噪声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信心，将军政大事全部交给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德。这种排除其他选择的单向推理，简直是掩耳盗铃的升级版。
朱元璋在这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张士诚，在这封信里，朱元璋对他是有所警示的。他说：“昔隗嚣称雄于天水，今足下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吾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窃甚慕焉。自今信使往来，毋惑谗言，以生边衅。”
在这封信里，朱元璋虽然表达了“睦邻守境”的愿望，但是将张士诚比作隗嚣，并说他“擅号于姑苏”。隗嚣是汉代割据陇西的一个将军，起初依附于农民军更始帝刘玄，不久又投靠光武帝刘秀，随之即叛，投降了割据四川的蜀王公孙述。
张士诚显然读出了朱元璋这封信的言外之意，他没有回信，并且扣压了朱元璋派去的信使杨宪。
张士德在张士诚诸弟中最有谋略，最为强悍，功劳也是最大的。张士诚在淮东站稳脚跟后，又命他率军队由南通渡江，开辟江东地盘。至正十六年七月，朱元璋在攻打张士诚部所盘踞的常州时，张士德率数万军队前往增援。结果中了徐达在常州附近设下的埋伏，张士德被俘。为除后患，朱元璋还是将他杀了。
张士德的死对张士诚的影响巨大，如失左右手。这件事也进一步恶化了朱元璋与张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张士诚将政权交到其弟张士信的手中，以他为丞相。在张士诚的三个弟弟中，张士信最摆不上台面。如今其他两个弟弟都已经战死，他也只能将张士信推到前台。
用史书最常用的盖棺定论的写法，张士信是个贪腐无能、妒忌贤能之辈，是他将张士诚苦心经营的政权引向土崩瓦解。张士信在这一时期还重用了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等不擅长谋国理政的文人，真是成也书生，败也书生。吴中的老百姓为此还专门编了一首传唱度颇高的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当无孔不入的情报人员将张士诚的情况报告于朱元璋，只听得他哭笑不得，不免为张士诚感到惋惜。他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也就是说，天下最可信之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在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朱元璋前进的步伐。这让他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力量感，一想到这繁花似锦的江山就要落到自己的手上，他立刻感到一阵眩晕。从来都是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里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主宰这个世界，主宰别人的命运。
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一个将自己长期积压于心头的痛苦与仇恨一股脑地宣泄出去的机会。这种可怕的念头像是一头凶猛的怪兽，是他始终无法控制的。
为了树立新政权代言人的形象，朱元璋要将过往岁月里，自己所经受的那些苦难与屈辱全部抹去。他要让后人明白，自己生来就是皇权的化身，是一切正义力量的代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在这其中，肯定有比江湖义气之类更为重要的东西牵引着事态的发展。作为私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对未知的明天并没有多么长远的规划。他出身底层，对农业社会小富即安的心理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张士诚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能够占据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已经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并没有放眼天下的雄心大志，能够偏安一隅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忘了一点，狼顾虎视之下，他想要保存自己的一方基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至正二十五年下半年，朱元璋的军队将张士诚赶出了长江以北，使得东吴军队龟缩于苏杭地区。按照中国人的成王败寇论，张士诚就是一个握有一手好牌，却输得底朝天的草包，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光是一个苏州城，朱元璋就围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张士诚虽然势力较弱，但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攻取下来的。有人说，张士诚这几年只干了三件事，坐看陈友谅被朱元璋吃掉，坐看朱元璋蚕食地盘，坐看他的平江城一天天加固。一个始终缺乏阳刚之气的政权，总是有着别样的困顿与悲情。先前朱元璋并没有与其全面开战，是担心陈友谅会乘隙东下，使其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世界没有不敢做，只有该不该做。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广袤的江南大地犹如一个嗷嗷待哺的弃婴，被久旱不雨的天空折磨得奄奄一息。这种日子对于朱元璋来说最熟悉不过，少年时的度荒经验，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朱元璋以徐达、常遇春为主帅讨伐张士诚。既然张士诚缺乏战略眼光，那么朱元璋就用现实告诉他，什么叫作战略眼光。按照朱元璋的策略，“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如果先攻击杭州和其他地区，就可以剪除张士诚的羽翼，浙西也自然成为朱元璋的囊中之物。
在临出发前，朱元璋反复强调，在攻克城池之后不要随便杀戮，因为杀完了人，得到空空的地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张士诚是一个意气用事的草莽英雄，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有着中国传统江湖人的行为准则。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士诚，完全可以用“江湖浪荡客的一生”来形容。同样来自江湖，朱元璋更懂得收放之道。在建立割据政权之后，他对跟随自己的人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江湖在赋予他草莽人特质的同时，也剥夺了一个成大事者应该具备的器量与才略。
这场战争并没有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划拉到自己的名下。张士诚的残余部队退守苏杭一带，地盘虽然大不如从前，但是苏杭一带向来是帝国的富庶之区，能够割据一方对这时候的张士诚来说，显然也是不错的选择。
按照张士诚的性格，他应该相信，凭借他的实力，朱元璋不可能将其完全吃掉。
江浙富庶之地，方圆两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口袋里有钱粮，手里有刀枪，后面有骁勇之士，乱世生存的三件法宝，张士诚一样都不缺少。就连朱元璋手下那些谋略之士也看好张士诚的实力，李善长就说过：“（张士诚）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多多积蓄，恐难猝拨。”
李善长说的一点儿没错，张士诚争霸天下的三大要素都具备了。可这种表面上的强大并没有吓退朱元璋，朱元璋早就看透了这个对手，不然也不会向他发起挑战。徐达深谙朱元璋的意图，向他进言：“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
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是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人，只是沉溺于生活的享受。这样的人在创业阶段布小局尚能勉强应付，如果将其放到争霸天下的大局之中，往往很难有所作为。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将自己那副担重挑盐的身子骨泡进后宫的温柔富贵乡，酥软了自己本应勃发的精神意志。握有一把好牌的张士诚，却不能赢得一场好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而对于朱元璋来说，对手痛失好局，也就意味着自己将迎来一场好局。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布了那篇著名的《平周檄》。在这篇战斗檄文中，历数了张士诚的八条罪状：
有人说朱元璋这篇檄文写得过于吊诡，居然将自己从乱臣贼子的名单里摘除出来，与韩林儿、刘福通等人划出界线。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未必就能猜中朱元璋的心思，他当初加入造反人群是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那时的他不会以造反为非、以做贼为讳，毕竟要团结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而他那时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苦难代言人……
此一时彼一时，现如今他做了吴王，富有四海，也同样需要用铁的法律与秩序对付那些倔强难制者，需要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来束缚自己的臣民。时移事易，这时候的朱元璋又摇身一变从苦难代言人转换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过是逐利者的表演秀，何必当真呢。
一张讨伐檄文，朱元璋还不便于当着天下人的面公开叫骂。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在蒙元权力集团和天下士子们的眼里，他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窃国的盗贼，一个犯上作乱的暴民。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与那些成不了气候，又被世人视为乱民的人划清界限。
在这里朱元璋没有骂张士诚如何对不起天下苍生，对不起追随他的那些文臣将佐，对不起他自己，而是骂他犯上作乱，对不起蒙元朝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样一份讨张檄文让很多人读来，搞不清楚朱元璋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乍一看，还以为他是替蒙元政府发出的讨逆宣言。其实他这么做的道理很简单，也就是向世人证明，自己讨伐张士诚是顺天应人、光明正大的举动。自己既不同于那些草寇小贼，又不同于那些窃国大盗，自己是一个奉天讨罪、救世安民的大英雄，是该被歌颂的。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醒了张士诚高枕锦裘间的春梦。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是张士诚最为得力的助手，他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都交给了这位二弟。朱元璋部攻打张士诚部所盘踞下的常州，张士德率数万军队前往增援，结果遭到徐达的伏击，成了俘虏。他在监狱里带话给哥哥张士诚，宁愿投降元军，也想和朱元璋拼到最后。
张士德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最后绝食而亡。张士德的死让张士诚如失左右手，也彻底粉碎了张士诚与朱元璋合作的最后可能性。二弟死后，张士诚将他那个能力最低的三弟推向了丞相的宝座。当然除了对弟弟的宠溺，张士诚对追随自己多年的老兄弟也非常讲义气。以酒令为军令，以肉阵做军阵，让他们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的状态。
张士诚与他的文武官员尽情享受着轻歌曼舞的生活，宫墙外的金戈铁马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元璋的军队陆续抵达平江城外，对张士诚形成了合围之势。在此之前，徐达已经相继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等地。围平江后，朱元璋听取了谋士们的意见，采用锁城法。也就是将军队分驻各门，将张士诚死死困于城中，令其动弹不得。
由于围城的时间过于长久，城中已是弹尽粮绝。当时若能在城中捉住一只老鼠，就能卖上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实在不忍心城中百姓跟着自己走向死路，他流着泪要求百姓们自行散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
这句话不说还好，说了反而要了更多人的性命。百姓们听了张士诚的这番话语，当时就伏地号哭，愿与诚王固守平江池，同生共死。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城中木石俱尽，以致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
城破之时，张士诚吩咐兵士点火烧了王府，但没有烧毁城中一户百姓的房屋。在很长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
张士诚不愿意做俘虏，他也不希望那些给自己带来无数欢愉时光的妻妾侍女遭人凌辱。于是，狠心将她们全部赶到齐云楼上，纵火焚毁。可怜那些娇俏如花的女子就这样做了权力的祭品，凄惨的哭喊声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平江城的夜空。
取人性命是容易的，而要自己的命需要更大的勇气。张士诚上吊自杀不够决绝，反而被部将救起成了俘虏，押解至应天。朱元璋派自己的首席谋臣李善长审讯，张士诚的态度极其傲慢，由始至终不改自己的王者本色，根本不把李善长放在眼里。本来朱元璋安排李善长提审，也是故意羞辱于他。
张士诚显然不给李善长面子，没办法，朱元璋只好亲自出马。他问张士诚，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朱元璋问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听到对方的臣服乞求之语。
张士诚的回答却是：“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这句话让朱元璋想起楚汉争霸，项羽败于乌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亡我者，天也。”这句话让朱元璋恼恨不已，虽然自己可以武力征服对方，却无法令其低下那颗骄傲的头颅。既然你张士诚要做霸王别姬的项羽，那么我朱元璋就要做最后的赢家——刘邦。
朱元璋赏给他吃的，他也拒不进食。朱元璋本想借机羞辱张士诚一番，结果却讨了个无趣，命人将其扛到竺桥打了四十大棍，一代枭雄当场毙命。朱元璋同时下令，将他的三位宠臣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腊制成肉干，悬挂于苏州城楼上。有人说，朱元璋这么做未免有失人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天下群雄都看一看，与他为敌会有怎样的下场。既然他的最后胜出是顺天应人的事，那么其他人的抵抗也就成了逆天而行。
这一年，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四十七岁的人，一个即将知天命的人，终于天命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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