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变局——经过“满洲国”

现在的旅行者谁不想到苏联去看个究竟？近十几年来关于苏俄的情形，我读了不少，也听了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数月以前，我遇着一个新从苏俄来北京的美国教授。我告诉他，我准备到苏联去，他说：“好极了，现在只有苏俄值得一看，别国，连美国在内，都是束手无策，唯独苏俄一往直前，并且在苏俄旅行毫无困难。”不久，我偶与北平某使馆人员快要归国者谈话，我问他是否将取道西伯利亚。他说：“我不走过苏联，我不愿在途中饿死，或被蚊子臭虫咬死，我的行李，我也不要被小偷窃去了，我何不走海道舒舒服服地回家呢？”这个人，我以为是有成见。不过临行之前，我买到一部新出版的《旅俄须知》。著者的口气是袒苏联的，他著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到苏联去的，却是他的写法颇使旅行者为难。他说旅行者必须带蚊帐、臭虫药，必须谨防扒手，牙粉、胰子要多带些，纸笔也不可不带。这样说来，到苏联去简直比到中亚细亚还要难些。

我因为这次出国是要去找欧洲各国所藏有关中国的史料，不能不到苏俄去。无论怎样困难，去是要去的。这个大前提决定了，走哪条路颇费斟酌。中苏两国是邻邦，而且疆界相连的几及万里，但是两国之间的交通尚有困难。若乘船过苏伊士运河，不但费钱费时，而且须经过好几个第三国家。若走旱路，最直接的莫过于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经新疆、中亚细亚；可是新疆地方当局，抱定闭关割据主义，不许通航得以实现。许多的朋友劝我取道海参崴，不过这也有困难。第一，怎样到海参崴？从天津到海参崴，并没有直航的船。从上海到海参崴虽有船往来，但是航行无定期，且都是装货的船。只有先到日本，再从日本坐船到海参崴——这样，岂不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第二，从海参崴，坐乌苏里铁路及阿穆尔铁路也费时间。第三，人们所以不愿走东北的缘故之一是精神的不愉快，但是海参崴、乌苏里、阿穆尔（即黑龙江）岂不也是失地？想来想去，我终决定出山海关，取道哈尔滨、满洲里，这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决定虽是这样决定了，经过“满洲国”的困难哪能使我欣然就道呢？

我是8月16日晚间在北平动身的，因为无同伴，我更加感觉不高兴。17日清早车到了山海关，我的心跳上跳下，如临大敌一样，不知日本浪人军警要玩什么把戏。殊不知下了车以后，第一件事不是别的，而是在同一个站上等“奉山路”的特别快。直等了三个钟头，谁也没有来理会我，我只好看别人往往来来。山海关这个地方是最奇怪的，车站虽是北宁路的车站，站上的军警及海关职员，除非细加考察，很难分别他们的国籍。车刚到站的时候，站上有一排兵，我当初以为他们是“满洲国”兵。但是排长发号令的时候，用的是日文，我就把他们当作日本兵。后来我又想：或者由日本人用日文发号是“满洲国”的国粹，这些兵仍是“满洲国”的兵。至于旅客，那些坐三等车，背着包袱，牵着小孩，有老婆跟着，不敢左右顾视的，当然是我们贵国人。坐头二等的，有些很难分别，像我那样穿西洋衣服，说湖南话，一班脚夫总疑我是东洋老。

在站上，忍不住，与日本国际观光社的一个社员交谈起来。这人倒很聪明，一见面他就认定我是中国人，且是一个受过盎格鲁—撒克逊教育的中国人，因为他开口就向我说英文，其实他的北京话比我的还好。他很客气地领导我到一个小钱铺去换钱，这就是我的消遣。“满洲国”的副币轻便整齐极了，我做了一个点历史考据的工作，发现了两个极关紧要的事实：一个是“满洲国”居然自称为“大满洲国”，另一个是在“康德元年”以前居然有“大同三年”。

“大同”这两个字文又引起了许多的感想：戊戌变法家康有为好讲大同，孙中山先生有时候也讲大同，现在郑孝胥又这样的实行大同起来了！大同究竟是大同，还是大不同呢？

10点钟检查行李。检查者是哪一国人，我始终没法断定。检查倒很合理，不过严，也不过于随便。同时我看见一个三等旅客带着一个旧式皮箱，外加木架，架板是无数绳子缚住的，难怪检查者要疑心他。箱子打开以后，检查者要这位旅客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摇一摇，摆一摆，如北平前门外或天津估衣街卖旧衣的那样。检查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荷枪的兵士，威风凛凛，大有要吞人的样子。许多脚夫闲人围着看把戏，商女不知亡国恨——不知商女者又何其多也！

10点半，我上了“奉山路”的特别快。在上车以前，没有人问我要看护照。上了车以后，前面所讲的那位荷枪兵士不久也上来了，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欧洲去。大概我的“欧洲”是十足湖南土音的，我说了三遍，他还没有懂，他很气，我也很气。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名片及北平日本使馆给我的介绍信给他看。他看了，不再问就下车去了。

这样的，我算出了关，进了“满洲国”。现在且谈这个“奉山路”的特别快，最后一辆是头等，头等以前是二等，二等以前是饭车，饭车以前是什么，我没有去看。饭车及头等二等的式样完全与“南满路”相同，而其精致反过之。尤其是那辆头等车，一半是坐车，一半是客厅，最后是观望台；其装饰之巧美，只有日本人能做得出。这辆车子之新，新过“满洲国”。日人好美而尚武，我们好美者尚雅，而雅者多半有痨病：这是什么缘故呢？车开不久，侍役在各客人前搁了双拖鞋。同车者仅4位日本客人，两文两武。文武同时脱下皮鞋，套上拖鞋，我也跟着他们在“奉山路”过日本生活了。

辽西没有特别风景，乡间的状况一如关内，各处都满布太平景象。我看不出什么“王道”，挑担者挑担，赶火车者赶火车，一概仍旧。沿途的站上，兵稍微多一点；沙袋、铁丝网、碉堡似乎也比往日多一点，不过这些只使人们想起霸道。车到锦州的时候，一位高级日本军官上车，站上排满了送行的人：军官居首，次是兵士，再次是成年平民，再后是儿童。车开的时候，行军礼的行军礼，弯腰的弯腰。我不知怎样忽然想起法国1791年的宪法，那个宪法把国民分为两种，积极的或动的国民（active citizen）及消极的或静的国民（passive citizen）。静的国民有人权而无民权，唯独动的国民有人权，亦有民权。当时法国革命的激烈分子批评这个宪法为反动，我倒觉得国民有动静之分是彰明昭著的事实，与是非毫无关系。锦州站上的送行列队表示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文武，都是动的国民。我们的人口虽六倍于日本，恐怕我们之中动的国民之总数还不及日本。

下午7点多钟，车到沈阳，日人叫“奉天驿”，这里我又须等4个钟头，我得想法子“杀时”。在满铁站的食堂里吃晚饭“杀”了一点钟，这里的菜单与“奉山路”车的菜单是一样的，第一行是日文，第二行是和化的汉文。我不懂日文的时候，看和化的汉文；不懂和化的汉文的时候，就看日文；把两种凑合起来，可以勉强定菜。譬如，车上有牛肉扒，日文字母说这就是Beefsteak。蝴蝶蛋这个名词多么诱人，但是拿出来一看，不是别的，就是一面煎的两个鸡蛋。吃了饭，还有3个钟头，只好在候车室里观人。许多青年日人，身着洋服，兴高彩扬地，在室里谈话吸烟。仔细看看，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不自然。快乐的、自然的，还是那些脚拖木屐、身着宽袖大领和服的人。最不自然的是日本军官，他们的长统皮靴子使旁观者看见不舒服！日本的西洋化虽比我们高些，日人的天性似乎不安于西洋文化。日本国内的不安及日本给国际的不安归根岂不是因为日人中了西洋文化病菌？

11点上“南满路”的特别快。上车以后就睡，醒来就到了“新京驿”。1929年的夏天曾游过长春，现在似乎热闹多了。上了“中东路”的车以后，一个着制服的人进我的房间，问我要名片。他看了，就问：“那边都好？”我答：“那边都好。”他又问：“您舒服吗？有什么事我可做吗？”我答了“没有”，他笑嘻嘻地下去了。不久又来一个着便服的，他道歉式地说：“您知道我不能不这样做。”于是他问我答，不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去等，总共不过四五句，他也下去了。

“中东路”——或“北满路”，车子有点像汪精卫先生所说的破落户，宽大，而且曾有一个时代很讲究，现在不过装个体面而已。上午8点多钟开车，下午2点到哈尔滨，沿途的景象一如常态。我同房的皮箱上面写的P.Y.Wu，但他手里拿的是本日文杂志，我们始终没有交谈一句。

哈尔滨的“格兰得火大鲁”（Grand Hotel）几乎是专为西伯利亚旅行者而设的，事无大小，这旅馆没有不能代办的。旅客把事情委托了以后，可以安心乐意地到街上去玩。上次我在哈尔滨的时候，特区的长官是张焕相。他治哈埠的精神很像诸葛亮治蜀那样，抱定鞠躬尽瘁的目的，事无大小必亲自处理。那时我因为要知道外人对哈埠市政的感想去找了美国总领事汉森先生谈话，我问他美侨是否缴纳市税。他回答说：“美侨为什么不纳税呢？市中道路、警政、电话等都办得大有长进。我们的商人既然享受这许多的便宜，他们有何理由不纳税？”民国十八年可说是中国人在哈埠的黄金时代，造孔庙、建宫殿式的中学校舍，收回“中东路”的地亩和电话，开市民议会——论市政，那时哈埠是全国的模范市；论国际关系，那时特区长官勇往直前地收复失权。那时在哈埠的中国人真能扬眉吐气，不免太骄傲一点，目中太无人了（这种心理是以后中苏战争的根由）；白俄赶车，做叫化子，在街上替人刷鞋，做娼妓，开饭店；赤俄为主义所束，大势所迫，进退两难；至于日人，那时他们是看戏的，不是唱戏的。现在日人不但上了台，且唱的是主角，中国人少数上台的不过装小丑而已。

19日早晨，搭中东路车往满洲里。车子过了松花江，四面一片汪洋。我很奇怪怎么哈埠以北来了一个大湖，打探才知道是涨大水，过了半个钟头始到旱地。下午路过一站名叫“成吉思汗”，可惜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与成吉思汗有什么关系。大概说来，齐齐哈尔以东，土地肥沃；以西则只有草地，且带点沙漠气象。有几站有日人的军功碑：某年某月某日帝国军队某营某团以少敌众，杀退几千几万中国兵。有些地方有日本军官的土坟，简略的木牌说明这是大佐或中校某某以身殉国之处。

20日（星期一）清早到满洲里，这是中东路的最西一站，过了这站就入苏俄境了。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还没有到站，我们只好到市里去玩玩。我同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文教员，一个是钟表商——进城。读者不要误会，满洲里与中国其他城市大不一样。第一，此城没有城墙。第二，市上的房子大多数是木建的。第三，街道宽则宽矣，全是自然的，雨后的状况可想而知。第四，店铺的招牌全是汉俄合璧，伙友全是能说俄国话的山东人。不到黑龙江及西伯利亚走走，我们不能知道山东人的殖民能力。走了半点钟，我们把满洲里的街道都走到了。所见的人，汉俄的各半，似乎很相安的。我看见少数日本兵，一个小小的日本旅馆，我没有看见日本商店或日本商人。

10点，“满洲国”检查出“国”旅客的行李和护照。检查护照者是个说英文的日人，连办公室墙上的通告都是日文的。他读了我的介绍信，倒很客气，没有多问，并且祝我一路平安。检查完了，上西伯利亚特别快。11点多钟车开了，我就算经过“满洲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