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话——中原和平时期中各国内政的变迁

从鲁襄公二十七年，晋、楚再盟于宋之后，一直到定公四年，晋为召陵之会侵楚为止，约有四十年的时间，中原总算走入了和平阶段。在这中原和平的时期中，中原方面的国际大事无甚可记，只是各国的内政颇有改革变迁，而社会组织和思想学术也较前大有动展，应该特别叙述一下。关于社会组织和学术思想我们放在下章去讲，现在先叙述各国内政的变迁。

（一）晋国　晋国本是个贵族专政的国家。自从献公尽灭桓、庄之族，其后骊姬之乱，又立誓不叫群公子住在国里，从此晋国没有了公族，一切政权渐渐都归异支和异姓的贵族去支配。后来又把卿族代为公族，诸卿凭借了假宗室的势力，把私邑作为争政的根据，互相兼并；兼并愈甚，政权和土地也愈集中。到了春秋晚期，大族只剩了韩、魏、赵、范、知、中行六家，就是所谓六卿。他们拥有了盛大的政权和丰广的领土，渐渐把国君不瞧在眼里。那时晋国国内，公室因堕落的缘故，拼命向奢侈方面走：国君们是“宫室滋侈”，“女富溢尤”；诸大族因要各自造成特殊的势力，也是“多贪”。国君和大族两方面的交迫，弄得人民们“道殣相望”，“怨讟{音dú}并作”，于是造成了“寇盗公行”的结果。他们只得模仿了郑国的办法，把规定的刑法刻在铁鼎上，用来镇压奸民；成文法从此公布。这与郑国的铸刑书都是春秋史上最重要的事迹，应该大书特书的。

（二）齐国　齐国同晋国的国情相似，也是个贵族专政的国家。晋国强族多，所以互相兼并的结果，分裂成几个集团；齐国的强族较少，所以兼并的结果，政权归到新兴的最强的世族陈氏（陈亡臣公子完之后）手里。先是，齐国世卿高、国二氏衰微后，执政的大族有崔、庆二氏，弑君专权，很是强横。后来庆氏乘崔氏内乱，吞并了崔氏；庆氏独自当国，又被自己部下卢蒲癸联合诸贵族把他们攻掉。新兴的强族陈氏就乘机起来厚施于民，取得了人民的信仰；又联合鲍氏除灭栾、高二大族（都是惠公之后）。他又向其他的诸公族讨好，得到高唐的赏邑，于是势力大强，政权渐被他所统一，就立定了代齐的根基了。

（三）鲁国　鲁国因“秉周礼”的缘故，由公族执大掌政。鲁公族中以季、孟、叔三家为最强，他们都是桓公之后，所以称做“三桓”。季氏尤世秉国政，强于二家。他们也模仿齐、晋贵族的榜样，把公田渐渐收为私有。当鲁文公去世，大夫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从此失了国政。鲁宣公十五年，初立税亩的制度，大致是想加重人民的贡赋（古代田有公私之别：人民耕种私田，用以自养；大家再合力来耕公田，用以奉公。公家但取公田的出产，无所谓税。这次初定税制，便是叫人民在耕种公田之外再纳私田的赋税，这是加倍侵略人民的经济）。这无疑地由于三家的扩充自己势力。到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三家三分公室，各占其一：季氏尽取了一军的实力和赋税；孟氏也使一军的子弟一半属于自己（就是取了一军的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叔氏则使一军的子弟尽属于自己（就是取了一军的一半的所有权）。但孟、叔两家都还把所属军队的父兄所有权归给公家，总算比季氏客气些。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格外强盛。到襄公二十九年，襄公朝楚，季氏乘机又取了卞地作为私邑，襄公吓得几乎不敢回国。襄公去世，子昭公即位，三家更乘机起来废了旧作的三军，仍复为二军，把它分成四股：季氏独拣取了两股，叔、孟二氏各取了一股，大家把公家的军赋抢个干净。鲁国人民只向三家纳税，再由三家转向公家进贡。这样一来，鲁国在实际上已分成三国，鲁君不过保存了一个宗主的虚名和一部分的民赋而已（关于各国的赋税制度，其详当在本讲义附编里叙述）。到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因受不下季氏的凌逼，起兵攻袭季氏。季氏得到叔、孟两家的援助，竟把昭公赶逐出国都去，终生不能回来。大夫专横到这步田地，也就无以复加了。

（四）郑国　郑国因近于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当春秋晚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所以郑国的内政比较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子产也是公族出身，是司马子国的儿子；子国殉了国难，他嗣位为大夫。因为他特别能干，被执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权交给了他，委托他治理艰难的国政。他细心观察当时的国势，主张以猛治民，严禁寇盗。他先后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分画都鄙，制定田地的疆界，开浚沟洫，设立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第二是创立丘赋的制度（一百四十四家为一丘，每丘出税若干，大约是在公田以外另征赋税，与鲁国的改制相同），以增加国税；第三是铸造刑书。这第一点可以说是整理乡制，开发农村；第二点可以说是统制经济，充实国富；第三点是成文法的公布。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郑国情势而建立的，是一种近于后世法家的政治计划。这种政策在封建社会崩溃的时候，自然比较容易成功。所以当他掌政的第一年，人民都痛骂他道：“拿我们的衣冠没收了（这是禁奢侈）！拿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这是禁兼并）！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他忙。”过了三年，大家又歌颂他道：“我们有子弟，子产替我们教训了（这是振兴教育）。我们有田地，子产替我们开发了（这是开发农村）。如果一天他死了，有谁来继续他的工作呢？”后来子产死时，全国人民又都痛哭他道：“子产死了，还有谁来抚恤我们呢？”推原一般人民所以先前骂子产的缘故，是因为子产破坏了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恶因而使人民感到了一种暂时的痛苦；后来人民所以又歌颂和痛哭子产的缘故，是因为他建立了开明的新制度而使人民得到了相当的利益。这一骂，一歌，一哭，就把当时郑国社会改革的经过表示出来了。

以上叙述晋、齐、鲁、郑四国在中原和平时期中内政的变迁。其他中原的国家如宋、卫，西方的国家如秦，他们的内政变迁，因史料的缺乏，已不可确知了。至于楚国在这时期中的大事，外事比内事多而重要，我们将放在第十八和十九两章里去叙述。就上四国的内政变迁看来，最重要的是贵族政治的集中和成文法的公布，——这两点都是与后来的历史有重大的关系的。

当郑人公布刑书的时候（鲁昭公六年），晋大夫叔向曾寄一封信给郑执政子产道：“从前我很佩服你，现在失望了！刑书这东西是不能公布的，因为如果叫百姓知道了有一定的法律，他们就不怕官吏了。大家都用法律来做抵挡官吏的工具，人民还可管理吗？”子产回他信道：“你的话固然不错，但是我为的救世呵！”过了二十四年，到鲁昭公的二十九年，叔向的祖国——晋国——也铸造起刑鼎来，把前执政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刻在上面，宣布国中。当时的圣人鲁国孔丘也给他批评道：“晋国失了法度，快要亡了！百姓们应该尊重贵族，贵族们应该守住产业，贵贱不差，这才是法度。现在铸了刑鼎，使百姓的眼光都集中在鼎上所铸的法律，还用什么来尊重贵族呢？贵族们还有什么世业可守呢？贵贱失了次序，又用什么来治国呢？”当时人看成文法的公布竟是这样不合理的事情。这只为古代的法律是藏在贵族们的匣子里的，贵族可以自由定人民的罪，借此压服人民。如果把法律公布了，人民只要根据了一定的条文就可以抵抗贵族，这样贵族就失去了固有的权威。叔向和孔子都是代表贵族阶级说话的人，所以他们都反对公布法律。只有郑国的子产是个比较开明的政治家，他知道当时的情势已不容过度的高压政策的存在，人民已不比古代那样容易愚弄了，所以迫不得已把法律公布，用法治来代替一部分的人治。这是他眼光远大的地方，也是他见识高过叔向孔子一辈人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