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管仲改革齐政

齐鲁“长勺之战”后，齐桓公深感不改革难以图霸，于是，把改革的大权交付给国相管仲，要他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管仲正想大干一番呢！他知道，要想获取民众的支持，就得将自己的改革主张公之于众。春秋之世，已有勒石为文的习惯。他让人找来一块巨石，刻上两行文字：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史记·管晏列传》）

走过相府的民众总要驻足观赏这两行文字，从早到晚，络绎不断。一些民众在巨石前议论纷纷。有的说：“国家的仓库里积满了粮食，民众才会懂规矩，社会才安定得下来，这是很有道理的。”有的说：“要民众知书达礼，先得让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还有人说：“吃饱穿暖了，谁还愿意去干坏事。即使有人干坏事，也只是少数几个。”民众的这些议论，可以看作是对管仲的那两句改革格言的注释。

民众在说这些的时候，管仲和其他僚属正认真地在屏风后听着呢！管仲对自己的好友鲍叔牙说：“看，老百姓是挺希望过仓廪实、衣食足的日子呢！”鲍叔牙答道：“当然希望，那样的好日子怕就是在三皇五帝时也难得过呢！”管仲满有信心地说：“我们能够把齐国治理得比三皇五帝时还富足。”

管仲的改革纲领是得民心的，因为它贴近民众的利益，司马迁评述道：“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所谓“论卑”，一些史家释为政令贴近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有道理的。管仲的“下令如流水之原”，就是因为他推行的那一套是“顺民心”的。

齐国是一个大国，在当时是地多人少，但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还是有相当多的民众无田可种。管仲通过没收封建采邑主的土地，使土地民户直接掌握在齐国国君手中。与此同时，再将土地按份额分配到户，使齐国户户有可耕之地。这件事也做得不容易。在实施中，管仲选择了齐大夫伯氏为典型。伯氏是个不大不小的土地所有者，他占有不少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无地农民有三百户，是齐国国君给他的采邑。伯氏在上交赋税时有所隐瞒，那当然是一种犯罪。管仲从他那里开刀，没收了他的土地，解放了这片土地上的农户，把土地分给农户，让他们自食其力。管仲的妙处还在于，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地结束，他亲自到伯氏那里面对面地做工作，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行，并晓以理义，使他心甘情愿地放弃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民户。当然，伯氏这样做有一个交换条件，就是管仲不降罪于他，将他作为自愿放弃非法占有土地的正面典型保护起来。后来，伯氏自己表态：“管仲做得对，我到老死也一点没有怨言，我要老老实实地自食其力，即使以后粗茶淡饭过日子，心里也踏实。”伯氏的话是真心的。

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管仲适时地、恰到好处地宣传了这个典型。最后不少人都交出了土地和人口，这一场古代的“土地改革”开展得挺顺利。

管仲把土地划分为各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土地收取不同的赋税。划入下等类的土地，如果用户着意改良了土地，得到了好收成，五年之间不调征。这样，农民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土地品质、提高粮食产量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发展生产有利可图，老百姓就不怕吃苦，老百姓不怕吃苦，国家就有希望。有这样的记载：“是故百姓夜寝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管子·乘马》）可见，当时老百姓对管仲的做法是拥护的，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高的。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管仲还主张多种经营。他设立了“工正”、“工师”、“铁官”等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大力推进冶铜、制铁、纺织业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制作精良的武器，加强国防；另一方面改良农具，发展农业生产。

管仲十分懂得商业的重要性。他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在城市中设立更多的“市”。“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人们聚族而居的地方，就应该设市。他认为，一个中等的城市，就应该设立以交易为目的的“市”。“市”与“市”之间的交流，可以活跃国家的经济。他认为，齐国的优势在于近海，可以坐收渔盐之利。他尤其主张让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去经营渔盐，这样就可以很快地脱贫。不只是脱贫致富，从中还会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来呢！

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民”之说，并别出心裁地将“士”放在首位。这充分表明了管仲的一个十分杰出的思想：农是基础，而士是先锋。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以宣传文化为己任的“士”在社会上已颇成气候，人数上也足以形成一个阶层；同时，也可看出管仲对“士”的重视。“士之子恒士”，这里强调的是家学渊源，强调的是学术传统。今本《管子》一书中有《弟子职》一篇，讲的是弟子的学习常规，其中很难说没有管仲的思想和观念。

会盟殿（葵丘）。葵丘会盟地是一个寺院，在寺院大门两边对联写着“葵丘寺内会诸侯/王帽土地传千秋”。

管仲的这些举措，大受齐国人称道。说他是“思民所思，好民所好”，他可说是中国历史上能很好地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少数政治家之一。当有人问孔夫子管仲是何等样人时，孔子说：“管仲可是个正派人啊，可是个正派人啊！他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可算得上是一个仁人了。”孔子把“仁人”与解决民生结合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经济改革中，管仲十分注意正确方针政策的贯彻，“赡贫穷，禄贤能，齐人大说（悦）”。（《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政策上，这里有两个“倾斜”：一是向“贫穷”人士倾斜，就是着重让那一部分最贫困的人士能脱贫，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这一点管仲做到了，他通过减税、分配优质土地等方式的确使齐地的贫民得到了解救。二是向“贤能”人士倾斜，谁能提出治国安民好主意的，就给予重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大批贤能之士获奖。在大国争霸的境况下，这样做的国家是不多的。“齐民大悦”了，国家就有希望。

在行政方面，管仲实行“国”、“野”分治制度。管仲把“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由齐桓公亲自统领十一乡，其他由大臣管理。“野”实行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这样层层相连的严密统治系统，有效地组织了民众，也有效地控制了民众。

在军事上，齐国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规定五家为一轨，每轨设轨长一人。十轨为一里，设司里一人。四里为一连，设连长一人。十连为一乡，设良人一人。全国设三军，分别由桓公、高子、国子三人统帅。每年春、秋两季农忙过后进行军事操练，以提高实战水平。当然，一旦国家有事，可随时调集军队组织战斗。

最有价值的是管仲为齐国确立的外交方略。他提出了“安四邻”的战略方针。管仲认为：“四邻安，则国安。”为了求得四邻安，管仲花了不少精力去解决边境纠纷。他派出了八十名能说会道的“游士”，“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通过物质的利诱、武力的威慑、文化的安抚、道义的劝慰，目的就是通过他们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保四邻周边的平安。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只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强大了起来，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逐步成就了自己的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