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王朝交替与星宿大辰相互关系？

心宿二是一颗红色耀眼的星星。它的颜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火，因此中国古人称之为“大火”。从字面就能看出其意，“大火”即很大的火，即火灾。发生大火灾，因大火而生并属于大火管辖的诸国就是问题讨论的焦点。这些成为问题的国家所在的地域就是殷之故地。这片领域最终会被纳入韩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历史是这样设定的。

郑与宋、陈属于大火的辖区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有如下一节，这一节中预言了宋、卫、陈、郑将会发生火灾。在展开说明的过程中，一些很重要的话题也被牵出。按照文中的说明，宋、陈、郑在天之星宿的版图中皆属于大火的辖区，而卫是大水营室宿的辖区。

大火（星宿二）是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的主星。正如前文所述，心宿是商王朝的星宿。大家在阅读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实。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讲的是以冬至为第一个月起算的第五个月。夏王朝是以冬至后的第三个月为正月，商王朝则是以第二个月为正月，而周王朝是以冬至月为正月。不过这些历法都是战国时代的人依托古人之名而编的）。夏数得天（这里在暗示到了战国时代，夏王朝的历法夏正成为了君王正式的历法）。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参考子产论晋之衰亡的《左传·昭公元年》的那一节）；陈（风姓诸侯之祖），大皞之虚也；郑，（帝喾高辛氏时担任火正之职的）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银河），汉，水祥也。卫，（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营室宿），水，火之牡也。其以（十天干中之火为丙，十二地支中水为子，两者重合之日）丙子若（十天干中水为壬，十二地支中火为午，两者重合之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竈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在刚才描述与韩宣子相关内容的一节中，讲了郑与殷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文字中暗示要把与商王朝关系匪浅的玉环收入囊中还为时尚早。作为与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域，文中提到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都与将大火作为主星的心宿息息相关。它们就是宋、陈、郑三国。

这片有限的地域作为殷商故地成为讨论的话题。

宋国是商之后裔受周王之分封而建立的国家。与宋国同属于一个星宿分野的还有郑国。这个郑国到战国时代变成了韩的国都。然后又讲到郑为祝融（在帝喾高辛氏在位时担任火正之官）之墟。最后暗示在宋、陈、郑三国当中，郑国之地才是最有资格统领大火诸国的国家。

战国时代，田氏在山东地区建立了领土国家齐国。田氏所出之地就是陈。文中讲到了这个陈国没有统领大火分野的资格，但是郑国却有。属于大火分野的各国领土不仅仅是韩国想要收入囊中的宝地，也是诸国虎视眈眈的一片区域。齐国以其所出之陈为立足点，对这一带也垂涎已久，伺机而动。而《左传》则要从正当性的层面对其进行否定。

上述这些国家之中只有卫国不属于大火的分野，而是属于大水的营室宿（或称荧惑星）。这也与商王朝的一些故事相关。

殷商灭亡后，卫国继承了旧商都的土地。金天氏后裔、水官之子台骀治理汾水流域，变成了山川之神。这在前文介绍的《左传·昭公元年》的一节中有所记载。因为汾水流域是晋国的统治领域，因此作为与“水”相关的话题，卫国与晋国就有了神话层面的联系。

换句话说便是：包括殷商后裔所建之国宋国在内的这片土地由郑国来统治，对于殷墟则是通过水官的故事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因此无论如何，殷商故地最终难逃落入韩国之手的命运。

与周的关系

如上文所示，《左传》中有些篇章将“夏”王朝与取其而代之的“商”王朝作为话题，论述与这两朝的关系，证明领域统治的正当性。

大家仔细阅读相关传说便可知在这一正统性的主张中，缺少了“周”王朝的内容。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夏王朝的基准星宿为参宿，商王朝则是以心宿为基准星宿（大辰）。读到这里，相信某些机敏的读者会想到“北辰”（北面天空的基准星宿，也称为“大辰”）——北斗星是否就是周王朝的象征。然而在《左传》中，“北辰”根本就没有作为话题被论及过。实际上我们说参宿、心宿与北斗是“大辰”，这是研究其他书籍得出的结论。《左传》中明确提到的“大辰”，其实只有心宿而已。由此可看出在讨论天空基准大辰的问题时，与夏王朝相比，《左传》给予商王朝更高的评价。但是我们无法从这些评价中看出《左传》对周王朝的定位。

战国时代出现了超越周王朝的王朝。当时的韩国编撰了《左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左传》中是如何对周王朝进行特别定位、并创造了一个超越周王朝权威的“形式”的。

首先，在《左传·昭公九年》中，古人借周詹桓伯之言而论“天下”。所谓“天下”，既是执行文书行政的场所，也是汉字圈。执行文书行政领域意义上的“天下”形成于战国时代。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圈的范围扩展到了所谓的“天下”。《左传》中所述之“天下”描写的并非春秋时代的实际状态，而是以战国时代对领土国家的认识为前提来进行描写的。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这里的西土、东土、南土、北土皆为战国时代的“天下”范围内。战国时代，西土为秦所统治，南土为楚所支配，北土为燕之势力，东土为齐之疆土。

西土的“魏、骀、芮、岐、毕”，东土的“蒲姑（齐）、商奄（鲁）”，南土的“巴、濮、楚、邓”，北土的“燕、亳”所围成的地域在《左传》的其他地方也被称之为“夏”或“东夏”。

“东夏”的具体领域可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与《昭公十五年》。《昭公元年》中有“（韩宣子为晋之宰相，晋为盟主）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昭公十五年》有“（霸王晋文公）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这里所示之“东夏”相当于前文所述之“殷之四方”一带。这其中有“殷虚”的存在（《左传·定公四年》）。而关于“夏”，《左传·定公四年》中有“（将晋国的唐叔）封于夏虚”的记载。正如前文所述，唐叔虞被封建于山西之地，因此一般认为“夏虚”位于山西之地。并且“夏”加上“东夏”的这片领域就是由西土、东土、南土、北土所围成的地域。

周是以陕西省为大本营的大国，周灭了河南大国殷商之后将其统治领域扩大到了河南。《左传》以此历史经纬为基础发明了一种理论，即周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周人都是“外地人”。

“诸姬”一族虽为“外地人”，却复兴了夏王朝。这就是韩氏总结出来的乍一看充满矛盾的关系。“外地人”的姬姓诸侯，即“诸姬”，统治殷之民与夏之民，这是不变的构图。这时的殷民与夏民的级别估计都已降到“大夫”以下。“大夫”层以下克上，将诸侯取而代之，这也是不变的真理。但是这些“大夫”都必须是特别的存在。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是在“诸姬”一族中出现的。

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出自“诸姬”一族，取代宗家一系的“诸姬”诸侯，将政权收入囊中。虽然从“形式”上而言是以下克上，但政权仍由“诸姬”继承的色彩也非常浓厚。因此，在《左传》中人们并没有特别热衷于讨论以下克上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齐国《公羊传》却热衷于强调以下克上的内容，与《左传》大相径庭。

这群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属于“外地人”的“诸姬”一族，因此在证明其自身对于商民与夏民有正当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神话的形式来进行阐释。

如果从《左传》的理论来看，韩氏虽为“外地人”，却是个特别的存在。韩宣子祭祀夏郊之后，晋侯的病就好了。晋国靠着神话时代以来的传承关系，在夏王朝灭亡后继承了与夏王朝举行祭祀相关的土地。这片地域的统治权后来由晋国的一族韩氏继承了。以上虽然严格来说是用暗示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但这一暗示的背后却是有史书编撰者所期待的“事实”。

统治夏地与商地

这里需要再次注意的是周王朝的定位。《左传·昭公九年》，周的詹桓伯接下来的言论如下：

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陆浑之戎）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中域），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诸姬），不亦难乎？

这里讲到了“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和“今戎制之（诸姬）”。从文章前后语境能看出这里的“戎”就是“陆浑之戎”。与“陆浑之戎”有关的地域则是前文所述之西土、东土、南土、北土中西土的东端的土地。

《左传》在对外族进行评价时，将秦定义为西戎的霸王（文公三年），在讲到“师出于陈、郑之间”时，提到了“观兵于东夷”（僖公四年），讲述了秦（西）、狄（北）、齐（东）、楚（南）皆为强国（成公六年），楚与吴使用蛮夷的语言（成公七年）。从上文可见，在《左传》对外族的认识中，西土为戎或西戎，南土为蛮夷，东土为东夷，北土为狄。并且，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戎即是秦，蛮夷为楚或吴越，东夷为齐，狄则是燕。

这些都是《左传》成书的战国时代的韩国对敌对国家统治领域的一种贬低方式，即皆称之为野蛮之地。春秋时代秦国的势力范围为战国时代变成领土国家的秦国所统治的陕西一带。陕西一带在西周时代曾是王都镐京的所在地，是周王朝势力圈的大本营。首都是一国的中心，因此首都镐京一带被称为“中域”。这个“中域”出现在《左传》中，并在西戎的统治之下。时至汉代，为避汉高祖刘邦名讳，人们不得使用“邦”字，“域”便写成了“國（国）”字。因此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的不是“中域”而是“中国”。

因此在上述《左传·昭公九年》一节中，中国在戎的统治范围之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陕西之地，即西周故地以“中国”来表示，而秦国作为春秋时代的大国、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对当地享有支配权。《左传》的文字中，具体话题还涉及“陆浑之戎”，这个陆浑之戎也是属于戎的。因此西土就是包含陆浑之戎在内的西戎之地。

在“中国（中域）”属于西戎统治下这一认识中，原本应该是外地人的“诸姬”成了西戎虎视眈眈的中原区东部的居民。也就是说，这里提到的“诸姬”是作为前文所述之特别地域“夏”“东夏”的居民来讨论的。

“夏”是夏虚的所在地，“东夏”是殷虚与殷商的四方之国所在的地方，而支配这些地方的是“诸姬”。然而，从“戎有中国（中域）”这种恋恋不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原本的领域“中国”是陕西一带，“诸姬”是从“中国”而来的“外地人”。

在所谓的东迁之后，周的王都从陕西镐京移到了河南雒邑。如果站在雒邑的角度来论述周，则我们需要讨论的中心就成了整个中原区东部。这里不仅有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也包括在内。

基准星宿与王朝交替

在《左传》中，只有心宿被作为“大辰”提及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战国时代的韩国都城为郑，而这个郑恰好在夏王朝都城遗址“夏虚”以东、商王朝都城遗址“殷虚”以西的位置上，刚好在两个王朝遗址的中间。将这个郑看做天极，这是古人在观察东面天空的心宿与西面天空的参宿的位置上做了文章。东面天空可见心宿，西面天空可见参宿。这一星宿位置关系可见于冬至的黎明前的夜空。在这时，北斗星正好在天顶上。

北斗七星虽然在天顶上，却也只是个围绕天极旋转的星宿而已。如此一来，北斗作为周王朝的星宿，其地位就变得比位于天极的郑（战国时代韩国都城）地位低了。

冬至黎明前，沉入西边地平线的参宿象征着夏王朝，从东面升起的心宿象征着商王朝，天极附近的北斗则是周王朝的象征。但是北斗象征的并不是周朝本身，而是与西周的陪都相关。当参宿沉入西边地平线后，心宿在天空中向西运行，最终沉入地平线之下。在夏王朝的参宿再次升上东方天空之前，人们只能看见北斗。

以上的天象正好用一种可以凭肉眼可观察到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的王朝交替，而终于东面天空又再升起夏王朝的参宿。新的夏王朝再次出现，夏王朝的制度复活。这种看法是站在天极立场上的观察方法，而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人就是韩王。

特别地域为“夏”（夏虚）和“东夏”（殷虚），周则是外地人。《左传》之所以只把商王朝的心宿作为大辰来描述，恐怕其意图是暗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夏王朝之参宿将成为大辰。

以上就是三代王朝交替与大辰的相互关系。在《左传》中还有另外一种占卜方法，即以天极为中心将夜空十二等分，并赋予其名称，以此表示木星的方位，用于占卜。关于这十二等分的方位所包含的星宿，后来产生了将春秋时代的各国匹配到不同星宿的想法。按照这一匹配方法，在发生日食时，太阳在哪个方位（古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分野”一词）就表示相对应的那个国家会受其影响。

无论是《左传》的论述，还是后世的阐释，无论哪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会讨论星宿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在《左传》中主要论述了三代的王朝交替与基准星宿（大辰）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对，后世的论述将春秋时代的各国与十二方位相匹配，并以此论述各国方位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左传》的论述与后世的说明混为一谈，就会产生一种过于放大《左传》“后世性”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