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的孔子形象是怎么样的？春秋各国对孔子是怎么评价的？

提起春秋时代，首先要提的就是孔子，这个人物与这个时代已经融为一体。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第二个思想家如同孔子一般受到历代的尊崇。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圣人的代表人物；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没有远虑、无法预知未来的人物的代表。

各种各样的孔子形象

侯马盟书可以分为好几个种类，其中有一个人名在多个种类之中均有出现，应该指的是同一个人。可是仔细阅读每份盟书的文字表现，可以看出虽然是有关同一人的盟书，但各自的文字表现并不相同。虽然盟书的笔迹总体上都差不多，但细看还是能看出差异的。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笔迹，前面也讲过，盟书是“史”官记载的，史官和其他祭祀官一起来参加祭祀，除此之外还要作记录。记录并不是参加祭祀的兵士之类作的。

也就是说，文字的记录者和盟誓的参加者是分开的，盟誓参加者并不一定需要懂得文字知识。当时还是处于那样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人物，便是孔子。

提起春秋时代，首先要提的就是孔子，这个人物与这个时代已经融为一体。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第二个思想家如同孔子一般受到历代的尊崇。

因为尊崇而把孔子理想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见到比较多的，是在宋明理学（朱子学、阳明学等）这个学问体系当中讲到的孔子。这是根据士大夫的理想描绘出的孔子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通过从东汉到唐朝时期的注释所展现出来的作为圣人的孔子形象。

另外，罕为人知的是，“纬书”中的孔子形象曾经在东汉时代风靡一时。

例如《论语撰考》中说：“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孔子）。”这种试图将孔子特异化的描述，使孔子的风貌显得非常怪异。《孝经钩命决》形容孔子嘴像海一样大，龟背、虎掌等。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孔子风貌大不相同。

在形成这种特异化的描述之前，作为天下文化正统的儒教的开山鼻祖，孔子的形象在西汉时代也曾被描述过。再向上追溯，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孔子也分别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描述。

孔子培养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又培养了很多弟子。孔子的后继者不断增多，到战国时代已经遍布各诸侯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原始儒教。

这种原始儒教与我们所熟知的儒教大不相同。

流浪的孔子

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孔子晚年曾游历各国。《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游历做了描述，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过介绍这段游历，希望能够确认：西汉时代的孔子形象与后世人们所熟知的孔子形象是大不相同的，而且，这个时期的孔子形象继承了战国时代某一地域的孔子形象的特征。

孔子首先去的是卫，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中。卫灵公依照孔子在鲁国得到的俸禄，也给了他俸米六万斗。过了不多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的坏话。孔子感觉到危险，就离开了卫国。他在卫国居住了十个月。

孔子接下来去的是陈国，途中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在那里收了颜刻为仆人。根据孔子的发言，匡人误以为他是阳货（在鲁国发动叛乱的人物），孔子的长相与阳货非常相似也加深了匡人的这种误解。孔子被围困了整整五天。后来从者当中有一个人曾经是卫宁武子的臣下，于是遣他去卫说和，孔子才终于得以脱困离去。

孔子离开匡地之后就到了一个叫蒲的地方，过了一多月，又返回了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在那个时候孔子见到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在返回卫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灵公与夫人同坐一辆车子外出，宦官雍渠陪侍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对卫灵公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后来孔子又到了宋国。

在宋国，孔子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死孔子，就把树砍掉了。孔子只得离开这个地方。

弟子们催促说：“可以速矣。”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又去了郑。

孔子到了郑国，与弟子们走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人有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见面把原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高兴地说道：“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接下来去了陈。

寄住在司城贞子家里……

有一天，许多只隼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一看之下，有楛木做的箭穿在身上，箭头是石头制作的。陈湣公派使者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隼来远矣，此肃慎之（肃慎族的人所用的）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九寸的两倍，九寸是尺度的基准，意味着上天。这种说法始于战国时代）。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陈湣公听了叫人到过去收藏各方贡物的仓库中去找一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然后离开了陈国。

孔子离开陈国，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后来又到了卫国。

卫灵公听说孔子到来，非常高兴，亲自赶到郊外迎接……卫灵公老了，懒得处理政务，也不起用孔子。得不到重用的孔子只好离开，打算西游去见赵简子……孔子放弃去见赵简子，回到老家陬乡休息。随后又回到卫国。

有一天，卫灵公向孔子问起军队列阵作战的事。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从幼年时期起经常用的简陋的生活用具我是知道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的时候，看见空中飞来大雁，就只顾抬头仰望，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就离开了卫国，再往陈国。

……孔子从陈国移居蔡国……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地……孔子离开楚国的叶地回到蔡国。在路上遇见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田，孔子以为他们是隐士，就叫子路前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彼执舆者为谁？”子路回答说：“为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孔丘与？”子路说：“然。”长沮说：“是知津矣。”桀溺又问子路：“子为谁？”子路说：“为仲由。”桀溺说：“子，孔丘之徒与？”子路说：“然。”桀溺说：“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说完，就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把此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迁居蔡国三年……孔子派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调动军队来迎接孔子，这才免除了这场灾祸。楚昭王想把书社之地七百里地方封给孔子……“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听了就打消了封地给孔子的想法。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孔子从楚国返回了卫国……恰好季康子派来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迎接孔子，孔子就回鲁国去了。

对孔子的评价与殷商故地

对孔子的评价，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对他评价很高，而有的则评价很低。《史记·孔子世家》把各种评价进行了归纳整理，所以，《孔子世家》当中对孔子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郑国对他的评价是：“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前面也提到过，大禹经巡天下，与大禹走过的范围相比，孔子游历的范围要小得多，所以说他“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这对孔子来说不是什么好的评价。

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孔子最初逗留之地是卫国，他在卫国出仕，后来虽然感觉到有危险而离开了卫，但他得到了和在鲁国时相同的俸禄。孔子在宋国实现了学业的修行，虽然后来遭遇刺杀不得已离开，但他实现了修行。接下来孔子到了郑国，在郑国他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陈国，孔子正确分析出了肃慎之箭的存在。后来孔子打算离开卫国去会见晋国的赵简子，但最终作罢。后来孔子又到了楚国，但终究没能做官。

在从陈国到蔡国的路上，遇到长沮和桀溺，被他们俩嘲笑为傻子。虽然孔子将这二人与鸟兽相提并论，但他自己却被这俩“鸟兽”嘲笑为傻子，也不是什么脸上有光的事情。

只有孔子到楚昭王那里产生的话题，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形象。楚昭王认为孔子即便自己做大王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由于惧怕孔子日后威胁到楚国的地位，才没有封地给他。由于插入了这段轶事，读者从前后文自然而然地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之前孔子所遭遇的—也就是单独成为话题的时候总是得不到好的评价这一问题，其实是做评价的人不太客观公正的缘故。

孔子游历过的各国当中，主要去的地方是卫国和陈国。虽然他也去了其他地方，但几乎每次都是以这两个地方为起点。孔子在宋国和郑国也有一些故事。前面曾经讲过，这些诸侯国在《左传》当中都是属于大火领域的国家，韩国希望依托中原的位置，占有殷商故地，因而提及了这些诸侯国。

除了韩国，还有其他国家也企图占有这些殷商故地的诸侯国。

将这些诸侯国与孔子扯上关系，恐怕从最开始便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例如齐国，对孔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孔子一族，即孔氏一脉是源自宋的君主，是殷商末裔。齐国制造出一种孔子对田氏的评价相当高的“表象”，说孔子游历过的地方都是有问题的地方，是殷商故地。

一旦扯上这个话题，其他诸侯国便不愿意了。因为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无视将占有殷商故地加以正当化的话题。于是就引入了贬低孔子的话题，这样编造出来的故事，就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内容。

实际上，《史记》所采用的形式原本对孔子是善意的。总结孔子的事迹，没有将其归入记载个人历史的“列传”，而是将其抬高一级，升格为诸侯格，作为“世家”来记载（《孔子世家》）。但是到了后世，甚至有人说孔子称王等等，究其根源，都是由于《史记》将其升格对待的缘故。与楚昭王有关的话题，其中有褒扬孔子的内容，这个时候，《史记》的“形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文章当中仍然明显残存诽谤孔子的内容。

孔子与《公羊传》

上面已经讲过，《史记》所用的材料大多是战国时期所作，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选择，适当增删，便形成了《史记》的文章内容。

《史记·孔子世家》所选取的故事当中，有“获麟”，也就是捕获了麒麟的故事。所谓“麟”指的就是现在所说的麒麟，麒麟原本是传说中的神兽。捕获了神兽麒麟的“获麟”故事，被作为特别事件进行了说明。《史记·孔子世家》之所以会选取“获麟”的故事，正是因为它与孔子有关联。

不过，“获麟”究竟与谁有关？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并不只有一个。《史记》的判断是汉代中期的判断。在这个判断形成之前，关于“获麟”与谁有关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对于如何判断说明“获麟”事件各执一词。

最初记载“获麟”这一故事的是战国时代的《公羊传》（《春秋公羊传》）。《公羊传》是对《春秋》进行解释的文献，《春秋》最后一年是哀公十四年（前481），关于这一年的事件记载只有一项，那就是“获麟”。也就是说，《春秋》是以“获麟”，也即捕获了麒麟这一特别事件来收尾的。

《公羊传》与《春秋》配套，都是在齐国所作。齐国的君主始于西周时代的太公望吕尚。后来在齐国君主之下，从陈国来的田氏势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388年，田氏的宗主田和（田太公）代替原来的君主成为诸侯，在以周为顶点的诸侯联盟当中赢得了诸侯的地位，接下来于公元前338年称王。《春秋》正是在这一时期所作。

《春秋》是在齐国所作，在它最后点缀的“获麟”事件当中，凝聚了齐国朝廷的意志。如上文所述，《春秋》最后记载的是公元前481年的事件，也就是在同一年，田氏掌控了齐国的政权。作为齐国的理论，田氏当然是希望这次掌权能够在史上留下较高的评价。在这一理论当中，孔子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让我们通过下文了解一下。

（鲁）哀公十有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尊贵）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不是麒麟，而是捕获了麋鹿）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隐公）？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哀公）十四年？”曰：“备矣！”

君子曷为为（让人创作）《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公羊传》运用《春秋》（只不过罗列简单的事件，整理了爵位等）的笔法对历史事件展开说明，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理论。书中提到，《春秋》存在“为贤者讳”的原则倾向。该原则在《春秋》多个事件记载当中体现得都非常明显。

针对这些事件，《公羊传》认为继承绝国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贤人在与某一事件有关联的时候，史官就会为了这个贤人而“隐”去某些内容，采用省略或者委婉的说法来描述。像“获麟”这样极为简略的事件，可以想象得出它是很容易采用这种省略的。再加上该事件是《春秋》的收尾事件，更是如此。

事件当中记录了“获麟”，也就是“捕获了麒麟”这一事件，但捕获麒麟的是谁，却省略不提。

在“获麟”事件发生的当年，齐国田常弑杀（弑指地位低的人杀害地位高的人）了当时的君主简公，并立了新的国君。

关于该事件，我们可以做如下说明：

与《春秋》存在“为贤者讳”的理论倾向一样，《公羊传》也有其反复强调的理论。书中多次明显、反复地强调：大夫杀诸侯，诸侯杀大夫都是司空见惯的。只要弑杀得有理由，那就是正确的。此外《公羊传》还认为：宗主（一族的代表）是整个家族的代表，需要承担整个家族的罪过，如果族里有人杀了人，那就会被记成是宗主杀了人。

公元前481年齐国田常弑杀君主简公一事，在另外的文献当中有记载，但在《公羊传》当中却被略去不提，略去的原因是“为贤者讳”。即便不略去而加以记载，根据《公羊传》的理论，也会变成“田常是宗主，他并没有直接下手杀人，而是君主无道”的意思。因为，省略掉姓名的田常是贤人。

田常是贤人，因为君主无道而将其弑杀，这样一来齐国便成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使齐国尽快恢复成常态，田常立新君并使其即位。

“获麟”省略掉了主语，那被省略掉的“谁”便是“田常”。

关于这个与“隐”掉的贤人“田常”相关的“获麟”事件，《公羊传》用了上述很长的篇幅来说明。

如果阅读这部分说明时一带而过，不加以琢磨，我们就会不明白孔子登场的意义。“获麟”的结果，孔子叹息道“吾道穷矣”，然后到此就结束了。但是，“获麟”的主语是“田常”，对此孔子叹息“吾道穷矣”，那就说明田常和孔子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

《公羊传》关于“获麟”的说明当中，除了孔子以外，登场的还有“君子”。《公羊传》中记载：“君子”创作了《春秋》，《春秋》“制义以俟后圣”。

提起是谁“创作”了某一著作的时候，古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下达编写命令的人（某王或者某皇帝所作），一种是指执笔者和编者（司马迁或班固所作）。“君子”和孔子的关系恐怕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君子”是下令进行编撰的人，而孔子则是执笔者、编者（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公羊传》的一家之言）。

只有这样来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上文当中“田常”与孔子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孟子》是稍微晚于《公羊传》编撰的文献，书中记录孟子的言行。《孟子》当中明确提出是孔子创作了《春秋》（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孟子》的一家之言）。这也是妇孺皆知的有名的“事实”。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是《春秋》的“执笔者、编者”。孟子是齐人，《公羊传》也是在齐国所作，这样一来，孟子所主张的编撰了《春秋》的孔子、和《公羊传》所主张的编撰了《春秋》的君子，看上去仿佛是同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在《公羊传》的说明当中也讲了作为君子的“田常”和作为贤人的孔子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有些啰唆，因为古书当中就是这样说明的），所以《公羊传》所说的君子并非孔子。

正如前文所讲过的，《春秋》和《公羊传》都是在公元前338年齐称王的时候所作。正是在这一年，齐国开始启用逾年称元法（前代君主死后新君主于次年正月始称元年），《春秋》所有的纪事均是按照这一称元法排列的。《春秋》虽然从形式上是鲁国的编年史，但采用的并不是鲁国的年份。鲁于公元前256年被楚灭国，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是立年称元法（前代君主去世与新君主即位在同一年）。因此，采用逾年称元法的《春秋》成书的年代并不是鲁国君主在位的年代。因此《春秋》是按照“君子”的命令，由孔子所作的架空的、特殊的编年史书。

“获麟”当中讲道：“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那么王者到底是否出现了呢？

创作《春秋》，制《春秋》之义以等待后世圣人的出现，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王者将现而麟至”。这是一种预言。

战国时代创作的史书，逐渐（在战国时代）形成了一种通过提示历史事实进行预言的“形式”。

公元前338年齐国威宣王开创逾年称元法，并称王。这里实际上便是出现了王者。

《左传》中的“获麟”

“君子”田常与圣人孔子的这种历史关系，可以说是齐国朝廷随意杜撰出来的。但正是因为是杜撰的，所以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很多麻烦。一直以来，其他国家希望颂扬的是各自国家的君主和祖先，齐国田氏之类的对他们而言是无所谓的存在。

因为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麻烦，其他国家也常常造出一些贬低齐国的“形式”。

《左传》是战国时代的韩国朝廷所作，韩在称王的时候必须对其自身的正统性加以说明，《左传》就是这份说明书。因为是在韩国所作，所以对于其他国家的正统性问题，《左传》的评论是非常严厉的。

《公羊传》贯穿“为贤者讳”的原则，《左传》针对其书中体现出这一理论思想的地方做了详尽的检查，认为其所讲的事实有误，并对这些事实重新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公羊传》所讲的事实是错误的。史书的依据便是“事实”，如果作为依据的“事实”有误，那也就意味着该史书也是伪造的。

最极端的代表便是《公羊传》关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讲述的“事实”。《左传》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是错误的，于是就讲述了别的“事实”。

《左传》关于“获麟”事件是这样记载的：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官名）。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在《公羊传》中被长篇大论地进行说明的“获麟”，在这里却被一带而过。而且这里直呼孔子为“仲尼”，并称“获麟”为“不祥事件”，麒麟由（并非是《公羊传》当中暗示的田常）“仲尼（孔子）带回去了”。在《公羊传》当中被称为“仁兽”的麒麟，在这里却被认为是不祥之物。

《公羊传》中暗地里称赞的田常，在这里却只字未提。《左传》在“获麟”事件的记录后面，对田常弑杀简公一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前文讲过，《公羊传》的理论是：位居宗主之位的人是代表整个家族的，要对全族所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如果同族的人杀了人，在记载的时候就会记成是宗主杀了人。但是，《左传》当中明确提示了田常弑杀简公的事实，那意思就是说：并非是同族的人杀了人，而是宗主本人杀了人。

如前文所述，《公羊传》借“获麟”一事来说明《春秋》是“君子”所作，这是从命令发出者的角度讲的。《孟子》中则记载《春秋》是孔子编撰的，这是从执笔者的角度讲的。所以如果想要贬低齐国，只要证明《春秋》与孔子无关，“君子”与田常无关即可。

《左传》对《春秋》的内容进行了增补，额外增加了两年的记录。《公羊传》注解的《春秋》终结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左传》注解的《春秋》则增补了两年的内容，终结于哀公十六年。并且，在哀公十六年的记录当中，增加了“孔子去世”的内容。已经死去的人是不可能创作《春秋》的，这也就否定了《春秋》是孔子所作。

此外，《左传》中随处可见“君子曰”的字句。编者通过这种“形式”来暗示《左传》是“君子”编撰的，利用“君子”一词来否定《公羊传》中把孔子作为编撰者的说法。“君子”是编撰者，不是发出编撰命令的人。

田氏的宗主田成子在《公羊传》当中被誉为贤人君子，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在《左传》中，田成子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公羊传》中，“因为田成子是贤人而隐去”的事件，到了《左传》中却被作为对《春秋》内容的增补进行了明确记录：哀公十四年“齐人弑杀简公”，完全没有隐去。原本在《公羊传》的理论当中，记成“人弑”的时候，这个“人”指的是卑贱之人。《左传》的编者于是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增补的《春秋》经文当中，特意写上了“齐人（弑杀）”。然后在《左传》正文中说明该齐人就是田常（陈恒）。

《左传》中把“君子”当成编者，该“君子”批判的对象是田成子，这样一来田成子就绝对不可能是“君子”。

如果没有弄清楚《公羊传》和《左传》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认为两者都是为《春秋》所作的传而把两者混为一谈，那就无法看清两者之间剑拔弩张的微妙关系。

顺便说一下，《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这个《春秋左氏传》也不是原本的书名，原本的书名已经无从考证。《史记》中将书名记为《左氏春秋》，后来《左氏春秋》被认为是《春秋》的传，于是便被叫成《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历代以来都认为“左氏”指的是左丘明。因为《论语·公冶长》中曾说道“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所以左丘明很可能是早于孔子的先贤。假借左丘明这个人物，来说明《左传》甚至比《春秋》更有价值。《左传》的记载终止于公元前454年，因此，它不是早于孔子的左丘明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左丘明及其一族，即“左氏”完成的（也有学说认为：《左传》的记载终止于孔子死后不久的时期，所以左丘明就是“左氏”，是孔子之后的人物）。这些都只不过是假借的说法。《左传》的文章当中，像“对话”部分等采用新的文体和内容写就的部分很多。该“对话”部分有的地方使用了木星纪年法，木星纪年是根据木星的运行来记载的，根据记载的天象情况可以推断出当时处于公元前353年到公元前271年之间。也就是说《左传》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所以，正如《春秋》与孔子无关一样，《左传》与左丘明也没有关系，说到底只不过是假借了左丘明之名而已。

能够更接近《左传》成书年代的说明材料可以从《穀梁传》中窥见。《穀梁传》中以《左传》的议论为前提，形成了贬低《左传》的“形式”。《穀梁传》也和《公羊传》、《左传》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比如被称为“中国”的地域中唯一没有被批判的只有“鲜虞”。通常情况下，“中国”是指特殊的地域，而鲜虞是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野蛮人。所以《穀梁传》的理论是非常特异的。因为《穀梁传》是在鲜虞后裔中山王创建的朝廷创作的，中山国在公元前296年被灭亡。据此可以推断，《穀梁传》成书于公元前296年之前，而《左传》的成书年代更早。

《左传》中的孔子

前面也讲过《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了齐国田常弑杀简公的事件。当时也提及孔子。

甲午，齐陈恒（田常）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鲁国国君）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田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在这段文字当中，孔子主张讨伐齐国田氏。孔子既然是为了鲁国的利益而发表言论，那自然是没有把齐国田氏之流放在眼里。所以在这里，《公羊传》所构建出来的“田氏与孔子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形式”也被否定掉了。

《左传》最后的部分提到：公元前451年，韩氏、魏氏、赵氏消灭了知氏（智氏）。在这段文字中，作者贬低了魏氏和赵氏。而在这段话以前还有别的话题，在那个话题中被贬低的则是齐国的田氏。

《左传》中既然记载了孔子的言论，那就说明作者是把孔子当做贤人的。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发言的内容就会发现：借助他人的言论，作者一有机会就会对孔子的言论加以否定。《左传》中的“君子”都是“有远虑的人”。既然“有远虑”，那预言的内容就必须命中才行。可是孔子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其他人的预言却成为现实，所以孔子并不符合《左传》中“君子”的标准。

《左传》中频繁使用了“夫子”、“吾子”的说法。这些词语一般和“君子”的用法一样，指代某人或某个人物。不过在《左传》中，通过它所罗列的众多事实，我们可以明白文中的“夫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左传》的一种“形式”。众多“事实”表明：“夫子”及其亲属将要灭绝，即“夫子”是不知道将来自己和亲属是要灭绝的，是没有“远虑”的。同样，通过众多事实的罗列，我们也可以明白文中的“吾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众多“事实”表明：“吾子”及其亲属将要灭绝，即“吾子”也不知道将来自己和亲属是要灭绝的，同样是没有“远虑”的。

书中，孔子被称作“夫子”。在别的文献当中，“夫子”一般指代某人或某个人物。不过在《左传》当中，“夫子”这一称呼却是为了体现孔子没有“远虑”的“形式”之一。

各国对孔子的不同评价

与孔子相关的各种“事实”，各个国家分别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圣人的代表人物；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没有远虑、无法预知未来的人物的代表。

了解这些各不相同的“事实”，再来看前面提到过的《史记·孔子世家》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记录中不止包含了对孔子持正面评价的国家所作的文献，还包含了对孔子持负面评价的国家所创作的文献。

从整体上看，《史记·孔子世家》本身对孔子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这与《史记》的编撰方针有关。《春秋》的定位是史书，从史书的角度来讲，《春秋》是《史记》的先行者。既然是先行者，那总得对其作出一定评价。如果评价《春秋》是史上最棒的史书，那么《史记》的定位就比较困难了。但如果说《史记》是前无古人的史书的话，《春秋》就只能是比《史记》逊色的史书，对于比自己逊色的史书中所写的人物，也总得贬低一下。

从《史记》编撰者的角度来说，对孔子的评价参差不齐，或许是一件好事。只要原封不动地引用，就可以达成期待中的目的。可以通过事实来展现出：孔子是有缺点的。

《史记》首先定位的便是受汉武帝之命担负编撰重任的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迁，是以太史公之名发表“公共评论”的一个人物。

《史记》对之前的史书采取的态度，也被后世的史书所仿效。

例如，东汉时期完成的《汉书》，发表“公共评论”的是编者班固。对《汉书》来说，《史记》不过是先行的史书。所以在《汉书》中，司马迁是作为个人被记入《司马迁传》的。著名的“司马迁发奋作《史记》”的段落，也是出自《汉书》，而非《史记》。这一段关于司马迁个人的描述，并不是将他视为史官进行描述。《史记》中作为史官展现的司马迁形象，与《汉书》中作为个人展现的司马迁形象是大为不同的。

《公羊传》中展示的孔子是公职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史记》中展现的孔子是个人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

《左传》中展现的孔子也是个人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

孔子预言的王者是谁

《史记·孔子世家》在最后这样写道：

太史公（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虽然司马迁对孔子做出了如此之高的评价，但是在《太史公自序》当中不止提到了孔子的《春秋》（实际上是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所作），还提到了屈原的《离骚》（《楚辞》，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所作）、吕不韦的《吕览》（《吕氏春秋》，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所作）等文献。《春秋》只不过是其材料之一。《史记·孔子世家》明确指出《春秋》是孔子所作，并称：“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这里提到，后世将会有“王者”出现，行《春秋》之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头也有相关的记录，在这一部分，太史公（司马迁）提到了《左氏春秋》、《铎氏传》、《虞氏春秋》等，并说：“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汉高祖时期）相张苍历谱五德（作《终始五德传》），（汉武帝时期）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作《春秋繁露》）。”换言之，太史公的意思是：《春秋》之义现如今，即在汉武帝的时代被广泛议论，所以“行《春秋》之义的人”就是汉武帝。

孔子预言的王者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时期人们便是这样认为的。暗示出这一点的，不是《春秋》，而是《史记》。

原本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所相传的《春秋》之义当中，王者指的是战国时代最先称王的威宣王。《史记》将其偷梁换柱，宣扬孔子预言的王者是汉武帝。

顺便说一下，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不断重演，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代，预言的王者就被说成是王莽。

于是，孔子便被作为圣人多次加以利用。

关于孔子，各类文献都记载了他的言行，但是整理比较后就会发现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非常多。这是由于利用孔子的目的各不相同所致。所以我们也必须根据文献的不同，来分别还原书中对孔子加以利用的意图。如果对此不加以区分、一概而论的话，各类文献的互相矛盾之处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人们之所以感觉不到书中所写的“事实”相互矛盾，那是因为一般都不会阅读原文的缘故。一般在阅读古籍的时候，人们在无意识中就会先入为主地想到《史记》的说明，或者只阅读后世的注释部分。

在汉武帝朝廷的观念中，《春秋》虽有不足之处，但其“获麟”的预言却是非常准确的。《史记》将汉武帝确立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书中将“获麟”描述为吉祥的事件。《春秋》中的“获麟”也顺着《史记》的意图被重新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