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去世后，平息诸国混乱的春秋霸主们都有谁？

齐桓公去世后，失去统领的春秋诸国陷入了混乱之中。收拾混乱的局面，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文公（前637—前628年在位）。自晋文公之后，统领中原的职责基本上被晋国垄断。

晋文公

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中原龙山文化地域大致以太行山脉为分界线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从山西到陕西东部一带（西部），另一部分是河南一带（东部）。从河南一带再往东便是山东龙山文化地域。齐国位于山东龙山文化地域的西部，其势力从齐国属地不断向西延伸，其发号施令的范围也达到以河南一带为中心的诸侯们。与此相对应，晋国从山西一带南下，其势力范围也扩张到以河南一带为中心的诸侯们的地盘。

齐国和晋国都表现出了尊重周王朝的姿态，表明他们的意图是为了与从湖北向河南扩张的楚国相对抗。

晋文公于公元前632年大败楚军于城濮，而后召集诸侯于践土举行会盟。

晋国原本是周王一族的封地，姬姓。霸主晋文公的祖先当中有一位名为“文侯”的君主，晋文侯曾经辅助周平王杀死敌对的周携王。但是后来，族中旁系的一支灭了宗家，该旁系于是以曲沃为根据地，所以经常冠以曲沃的名称加以说明。从曲沃这支当中再分出来的是韩氏。

霸主晋文公便是出自曲沃一支。

东迁时期的文侯出自本家，霸主文公出自其分支曲沃一族，之后称王的韩氏又出自曲沃一族的分支。

所以，与齐国姜姓桓公一样，必须做如下说明：对于霸主晋文公也不能过度颂扬，因为他虽然有实力，但却不是天命所归。

《左传》中采取了贴标签的“形式”。

“夫子”和“吾子”便是这种“形式”。被贴上标签加以称呼的这些人，从《左传》编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无法预知自己未来灭亡的人。

为什么要采取贴标签这种“形式”呢？这是因为编者要尽量直接使用编撰材料的缘故。为了贬低早于自己成书的齐国的《公羊传》，就将自己收集来的“事实”加以展示，并且要尽量给人留下一种几乎没有对“事实”做改动的印象。虽然力争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实际上编者对“事实”到处都做了改动。为了将这种表里不一的方法实施下去，没有比贴标签更有效的手段了。

使用第一手的对话材料，然后在显眼的地方悄悄地贴上标签加以提示。这些标签都暗示着不祥的含义：明明将来的灭亡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些人却预见不到，只知道胡说八道。那个“夫子”如何如何，那个“吾子”如何如何，等等。

晋文公便被贴上了“吾子”的标签，编者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贬低晋文公的。

只是，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在处于同一时代、熟知内情的人之间虽然非常有效，但是从完全不知内情的后世人的角度来看，却是难度太大了些。这些标签也陷入了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的尴尬境地。秦朝灭亡后，到了汉朝，这些标签就已经无人能懂。后世的人在根本不懂的基础上又对其作了注释，再后世的读者通过这些注释来看原文，更加不懂了。

后来甚至出现了《左传》的编者明明是在贬低某人，但是后世的读者不懂这些标签，反而误解为编者是在褒扬某人的尴尬状况。

认为《左传》是《春秋》的传，也正是由于读者不懂这些标签的缘故。

爵位标签

“夫子”、“吾子”标签的含义，但事实上这种“夫子”、“吾子”标签并非首创。比《左传》成书更早的《春秋》一书已经使用了这种贴标签的方法。

只不过《春秋》使用的标签不是“夫子”、“吾子”，而是爵位。通过有目的性地更换爵位，给文章内容贴上了标签。

《史记·孔子世家》中针对孔子所作的《春秋》便提到：吴越的君主称自己为王，而《春秋》将其蔑称为“子”。这也正是《春秋》的“形式”。

《春秋》是将之前的各诸侯国编年史书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于是孔子在整理的时候便在内容中贴上了“爵位”的标签。

爵位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殷商也有不同说法的爵位。按照西周的爵位分类，城市国家的首长称为“侯”，特殊的“侯”称为“公”。各城市国家都有从属于自己的小城市和村庄，管理这些小城市和村庄的人便被称为“伯”、“叔”等，一般的成员则被称为“子”或者“男”。

根据西周的这种爵位说法，《春秋》将从其他地域来的国家的首长称呼为“子”，这其中含有轻蔑的意味，意思就是说：一般的诸侯以及股肱称为“伯”，你虽然与他们不同，但就依照一般成员的待遇来称呼你吧。

到了战国时代，这些爵位被加以整理，成为代表领土国家秩序的代名词，这是历史的篡改。其结果就是爵位被分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中的“子”爵用于楚王等也成了惯例。这也正是《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说明“吴越的君主称自己为王，而《春秋》将其蔑称为‘子’”的缘故。

《左传》也采用了《春秋》所用的这种标签。由于所处状况的不同，《左传》贴上去的爵位标签和《春秋》有所不同，但是贴标签这种方法本身却被沿袭了下来。

楚庄王

作为晋文公之后的霸主，在战国时代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当中记载了让楚庄王名扬天下的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楚庄王成为霸主之一。

该事件的记录如下：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殷），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如果有德的话）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因为衰落的德仍然残存，哪怕只是残存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形式）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之所以说“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是指楚庄王还不具备问的资格。

三十世、七百年都是概数，只有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有资格“询问鼎的轻重”。周成王即位的年份是公元前1009年，成王以后顺着父子关系一直数到战国时代，假设一世为三十年，那么经过三十世就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假设经过七百年，那就是到了公元前309年。可以“询问鼎的轻重”的王者，指的就是韩国宣惠王（公元前326年称王）。宣惠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如果上述七百年是指代确切的数值，那就有所出入，但如果七百年是一个概数，那经过三十世恰好就是宣惠王。

此外，文中使用了“楚子”的说法。而事实上楚国在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称王，称王后的纪事如果在楚国记录，必然会使用“王”（唯一的王）或者“楚王”（强调与不同于周王）的说法。《左传》中故意加以贬低，采用了“楚子”的说法。

《左传》在贬低楚王的时候，通常交叉使用“楚子”、“楚王”两种说法，意在让读者意识到“楚王”就是“楚子”。但是，在这段文字当中，“楚王”的说法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这在《左传》中是比较罕见的。大概是由于这段对话讨论的是周王朝权威的移交问题，所以才特别加以贬低的缘故吧！

“贴标签”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如上所述的这样。我们可以将“楚子”还原成“楚王”，去掉“询问鼎的轻重，还为时过早”的影响，把握文章整体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楚庄王已经给周王朝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不过仍然还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这和前面讲过的内容也有关联，这段话中提到了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这对于完全颠覆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并且领土支配的正当主张也和这些王朝毫不相干的楚庄王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

楚王给周王造成了压力，这一点在楚国可能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面这段文字中记录的这个对楚庄王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话题，估计是中原国家杜撰出来的。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就会发现“本质在德不在鼎”，双方却绕来绕去拘泥于“鼎”这种形式。原本双方应当专注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德”本身，但楚王却没有直接问出口。这件事情之后不久出现的王（韩王）则继承了韩宣子的德。

如上所述，贬低楚王，颂扬韩王，正是中原的韩朝廷制造的舆论。

后来的解释一般都认为“问鼎之轻重（大小轻重）”是对楚国有利的宣扬，并且举出其出处是《左传》。但是事实上，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左传》并不是在褒扬楚王。后世的错误解释逐渐定型，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但是许多读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地处湖北的楚国不断地给河南的诸侯们施加着压力。在此过程中，位于长江下游江苏一带的吴国迅速崛起。吴国和楚国多次交火，并于公元前506年攻陷楚都，迫使楚王出逃避难。也就是说，长江下游的“大国”攻陷了长江中游的“大国”。

这一春秋时代的大事件，不只是在当时，到了后来也被世人广为关注。这一大事件的主角便是被称为春秋时代霸主之一的吴王阖闾（前515—前496年在位）。

阖闾之子吴王夫差（前496—前473年在位）继续入主中原，与晋国争夺盟主的地位。为此，也有人认为夫差的功绩比阖闾更辉煌，应当把夫差作为霸主。倒不是有人规定必须要从中选一，而是因为在同一个国家，一般只选一个人作为霸主。

导致阖闾负伤而亡，并且与夫差展开殊死争斗、最终使得夫差惨死、吴国亡国的，正是越王勾践（前496—前467年在位）。勾践也是霸主之一。

到了汉代，越王勾践被地处福建的诸越国尊崇，关于他的传说也有一些流传了下来。

顺便提一下，楚国流传下来的记录当中有庄王、共王等中原风格的称号；但是关于吴王和越王，流传下来的却只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这种非中原风格的称号。

在《史记》关于汉代的部分记录了自称是越王后裔的福建诸越国的王者们，也就是《东越列传》里面提到的诸国。这些诸国的王者们也没有中原风格的称号，大概这是当地的传统吧。

吴王和越王的抗争，在《左传》当中也是脍炙人口的章节。此外还有《吴越春秋》一书也对此作了叙述。后代的读者对这段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解读。

吴王和越王掌握了长江下游的霸权，不断给中原诸国施加压力，渐渐地给楚国造成了威胁。但是，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霸主）。”

吴越同舟与卧薪尝胆

吴国和越国同属长江下游的国家，因而常常被放到一起相提并论，而且他们作为长期的战争对手也非常有名。众所周知的谚语“吴越同舟”便是因此而来，用来形容彼此之间关系不好的人乘坐同一艘船的样子。此外，“吴越”还是互相之间关系不好的代名词。

这段话从周王朝的角度来看倒是没什么，但越国却是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并称为王的国家，在这里却对周朝行臣下之礼，让人觉得很困惑。并且越王的姿态比前面提到的楚庄王还要低微。就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提到了“伯”（霸主）。

与齐桓公一样，这里的越王勾践也收到了备受争议的“文武之胙”作为赏赐，从上下文来看，编者的意思就是说：越王勾践你只不过是个霸主。

还有一个涉及吴越两国的典故，那便是“卧薪尝胆”。在《左传》以及《史记》的《吴世家（吴太伯世家）》·《越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对这一典故的由来均有记载。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听说越王允常逝世，就举兵讨伐越国，却在讨伐中受伤，后来伤势恶化去世。阖闾在弥留之际让王子夫差发誓一定要复仇。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派遣大夫文种去向吴求和。吴王想要答应大夫文种，但吴国臣子伍子胥劝诫吴王不要答应。于是勾践便让大夫文种给太宰伯嚭献上美女珠宝玉器。这一招奏效了，伯嚭说服吴王答应了越国的求和请求。吴王赦免了越王，勾践回国后，深思熟虑，苦心经营，把苦胆挂到座上，坐卧即能仰头尝尝苦胆，饮食也尝尝苦胆。还不断提醒自己：“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发誓要复仇。伍子胥听说了越王勾践简朴的生活事迹后，便多次向吴王夫差进谏，认为千万不能轻视越王勾践这个对手，但夫差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仅如此，夫差还听信了太宰伯嚭的谗言，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属镂”剑让他自杀。伍子胥临死之前说道：“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公元前482年，吴王到北部的黄池去与诸侯会盟，与晋定公争夺诸侯之首的位置。越国便趁此间隙攻入吴国，吴王返回国内向越国求和。后来，在公元前478年越国又大败吴国于笠泽，并于次年包围了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越王勾践打算安置吴王到浙江一带，但吴王夫差拒绝了他的安排，自杀身亡。

这段历史便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由来。“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便成了专门用来描述越王勾践的典故。但到了后世，却渐渐被说成“卧薪”讲的是吴王夫差，“尝胆”讲的是越王勾践。《十八史略》便是这样解释的。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古运河邗沟，将长江和淮河连接起来，这便是后世隋朝大运河的雏形。第二年吴国从海上讨伐齐国，也必定是利用邗沟进入淮水，进而出海的。这条运河连通了淮水和长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淮水经支流可以进入中原，于是吴国便可以通过船只与中原之间直接进行物资交换了。

运河形成的经济效益，也给后世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是不论是开始开凿的吴国，还是后来完成运河工程的隋朝，都是不久便亡国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运河开凿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

秦穆公

“霸主”这个词汇当中隐含着否定的意思。而且“霸主”一词还含有“远远不及战国时代的王者们”这样一层意思。不仅如此，在韩国所作的史书《左传》当中，甚至把秦穆公（也称缪公，前660—前621年在位）称为相当于野蛮人的西戎霸主（“遂霸西戎”）。

其实秦穆公是秦国在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上述称呼只是敌对国家故意贬低他的缘故。

现存的名为“诅楚文”的文章，相传为战国时代中期的秦国所作，刻于石板之上，但原石却失传了。根据宋代的拓本记载：该文是诅咒楚国灭亡的文章，关于楚国是从楚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开始说起的。与此相对，关于秦国的君主，则是秦穆公开始说起的。从成王开始说起，把楚成王当做是楚国最早称王的人物，那是由于在战国时代中期称王的秦惠文王不承认楚国过去的称王历史的缘故。

秦国把楚国历法楚正（将现在的公历11月份左右作为正月）、以及夏朝历法夏正（将现在的公历2月份左右作为正月）加以融合，形成了新的历法（月份按夏正，新年从10月开始），通过这些形式等，同时继承了楚国和夏朝的正统。此外，秦国还需要证据来证明楚国从过去开始就比不上秦国，这与中原诸国把楚庄王与中原的霸主相提并论的初衷是一样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于是便将秦穆公的地位凌驾于楚王之上。

同时，“诅楚文”又说明：秦穆公虽然是得到肯定评价的人物，但终究只不过是历史人物。秦国的正统者是在秦最先称王的惠文王（前338—前311年在位，前325年称王）。与惠文王相比，穆公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配角而已。

论述五霸

在前文也讲过，提及春秋五霸，到底把哪些人列入其中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我们在考虑这些不同的见解时，不仅仅要关注将哪些人以什么标准列入，还要关注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地域观点。

《孟子·告子下》中把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作为五霸，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这种观点清楚地表示出了对霸主的贬低评价，将王道衰败、霸主兴起用“罪人”这一表现来加以强调。这些“罪人”的代表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

孟子曾经在战国时代的田氏齐朝廷出仕，而田氏将姜姓君主架空，自己掌控了君主的实权，所以孟子对姜姓的齐桓公进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晋文公是与齐国对抗、统领中原的晋国的代表人物，晋国后来三分为韩、魏、赵，所以批判晋文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三晋”韩、魏、赵的王者们。而秦穆公是战国时代秦王的祖先，在秦国是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秦穆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秦王。宋襄公是战国时代宋王的祖先，在宋国是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宋襄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宋王。宋国是殷商末裔的封建国，是殷商故地的代表国家，齐国一直企图将其据为己有。楚庄王是战国时代楚王的祖先，曾给周王施以压力，问鼎之轻重。所以批判楚庄王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象征性地来批判楚王。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越国的根据地已经被楚国占领，面临灭亡的边缘（前329年），后来北上迁都至山东的边界琅琊，接受齐国的庇护。吴国则早已被越国所灭，所以在《孟子》中没有将吴王和越王列入五霸名单加以批判。

孟子所论述的霸主，都是敌对正统的祖先或者是相当于其祖先的人，是把他们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论述的，所以才称他们是“三王的罪人”。

《荀子·王霸》则展示了与孟子完全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并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列为春秋五霸。《荀子》认为这些君主是讲诚信的人。

《荀子》列举的五霸所在的国家，除了楚国外，其余的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前280—前250年左右）都已经灭亡。越国灭亡的时间，据推测大致与鲁国被楚所灭的时间相同，其余国家的灭亡时间则更早。褒扬这些已经灭国的国家的君主们，也不会给敌对的战国时代的他国君主们带来什么好处。但是，楚国却是唯一存在的，书中的立场其实就是楚国的立场。并且通过褒扬霸主（“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其实更进一步褒扬了战国时代的王者。

荀子曾出仕于楚国，所以《荀子》的霸主观，其实也是站在楚国的立场上讲的。

荀子所论述的霸主，是被褒扬的对象，这种褒扬当中反映出了楚国的正统主张。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想强调自己的正统性，除了诽谤敌对国的正统性之外，还有这种表面上进行褒扬的方法。

到了汉代，则不需要像孟子和荀子那样需要顾虑某一特殊正统了，五霸可以是任何人，所以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白虎通》便是其中之一。

霸主被进行了注释，说他们是以召集诸侯举行盟誓并朝见天子为己任的存在，这也成了世人所熟知的关于霸主的定义。

宋襄公

上述关于霸主的论述当中，《孟子》将宋襄公（前651—前637年在位）列为五霸之一。宋襄公在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后，于公元前639年妄图称霸诸侯，却遭失败。后来于公元前638年与楚国在泓水一战，结果惨败而归。

该史实在《左传》中有记载。宋襄公认为在楚军渡完河之前发起攻击是不仁之举，非得等楚军完全渡河立稳之后才开战，结果惨败。由此产生了“宋襄公之仁”（宋襄公的仁慈）这个成语，意思就是无意义的仁慈。

不过，如果单从这个史实来看，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孟子》将宋襄公列为五霸之一。前面也分析过，之所以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列为春秋五霸，目的是为了诽谤齐国的姜姓君主以及韩、魏、赵、秦、宋、楚的君主。只是，除了宋襄公以外，其余的霸主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霸当中在宋襄公之前提及的是秦穆公，在只不过是西戎霸主的秦穆公后面，紧接着介绍了宋襄公。宋襄公是宋国一带的名门望族，这一点在前面也提及过，是论述的前提。也就是说，宋襄公是殷商故地的望族。

在战国时代的宋国，公元前322年宋王偃（康王）称王，齐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不久，齐国进攻宋国，陷入战乱的泥沼之中。宋王偃被称为是桀纣再世，齐国对他的评论极差。正是为了批判这个宋王偃，才牵扯上了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将其列入五霸。不过反过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宋国一带的殷商故地，宋襄公是自古以来便被作为功绩卓著的君主而为人所广泛称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