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商王朝是怎么样的？商朝如何记录时间？

与夏王朝相比，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商王朝的具体事实。首先，因为在出土的商代文字史料中有甲骨文存在，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实。另外，还有青铜器铭文。虽然数量少，但是作为出土的文字史料来说，意义重大。再次，因为周王朝继承了商代的文字文化，所以通过周王朝保存下来的资料很多。

基于出土文字史料的商代始祖传说

夏王朝的始祖传说都来自于战国时代的史料，或者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民间传说。与此相比，商王朝的始祖传说中则含有相对古老的故事。

在这里，研究的对象并非是那些整理了《尚书》等记载的众多资料，而是《殷本纪》开头的一部分，其意大概如下。

商代的始祖契，其母为简狄，曾和同族的三个妇人一起沐浴。有玄鸟（燕）产下一卵。简狄食后有孕。生下一子即为契。这个传说就是说，玄鸟可以带来身怀灵力的人物。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却意味深长。前面围绕汉王朝的高祖刘邦的传说，我们提及了《史记·夏本纪》中的刘累。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蕴涵了灵妙之力。然而，玄鸟之论并不是战国时代和之后天下流行的说法。这大概反映了商代固有的习俗吧。

关于玄鸟之卵的传说的原型可以在战国时代的书籍中找到。新出土的上海博物馆楚简中有一卷名为《子羔》。《子羔》中有这样的记载：“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这之前有禹的传说，后面有周代后稷的传说，都是关于获得灵妙之力的内容。据说，禹是破母之背而出。像这种破背或破胸而出的姿态，仿佛是蝉变态时脱壳的光景一般。只不过，他们从母亲的背或胸中破裂而出之后，这些母亲们都怎么样了呢？

同样在《子羔》中，讲到周代的后稷时这样说：乃见人武，履以祈祷曰：帝之武尚使。然而，那并不是帝王的足迹。

《子羔》中禹、契、后稷的传说，似乎都加入了一些挖苦夏、商、周的内容。去掉破胸破背这个部分，就成为《史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内容。

下面我要讨论的是甲骨文中，有和商代祖先的名字相同的名字，如、等。这个字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长有尾巴的形态奇异的神。这个奇特的神是否就是上述吞下燕子卵之后诞生的孩子的样子呢？战国时代的宋国是商代的末裔，因此他们对异形的神有着相对的认识，但是不是只有宋国才有这种意识呢？不知各位读者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异形的神本身就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甲骨文时代。它是否就是我们在《史记》中看到的那个母亲在吞下玄鸟之卵后生下的孩子的真身？目前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城市国家商

《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战国时代编撰的。与之相比，作为考古遗物出土的甲骨文，则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原始的信息。

19世纪末出土的甲骨文曾被作为中药出售，后得懂行人慧眼识珠，因而闻名于世。因此，除了已经调查了的以外，还有大量甲骨上市，被世界各地收藏。以董作宾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把这些甲骨文整理出来，认定它们为商代后期的物品，将其分为五个时期。

只不过，这些甲骨文与后世的记录不一样，它们并不是编年史的文献。在举行祖先祭祀等仪式时，古人每次都会在甲骨，也就是龟甲和兽骨上面用青铜刀刻上符号。其记录本身就是零碎的。

在甲骨文的整理过程中被发现，并且让世间学者皆为之惊讶的是松丸道雄的田猎说。关于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以下就稍微详细地来介绍一下它。

所谓田猎，就是狩猎，是王以及受王命而奔赴各地的代理人举行祭祀的一个环节。举行兼以军事演习为目的的狩猎，并且将打到的猎物就地献给神灵。“田猎说”就是整理了这个时候所留下的记录。

从其中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得知王在田猎地间行动的具体日程。松丸道雄将这些通观一遍之后，进行了数学性的证明。

他提出了特别让人惊讶的观点，即当时包括一些远离商代王都的地方在内，一共有二十一个地方，其中有十八个地方处于彼此之间最多三日内可以往返的距离内，剩下的三个地方也处于最多四日内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并且就这十八的地方而言，通过数学方法就可以得出其半径都被限制在一点七日的行程范围内。

上面所说的“最多”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最多一点七日的行程就是说不到两天，实际上等同于一天。当时的王乘坐马车出行，考虑到马奔跑的速度；再加上文献表述王的行动时有很明显表示往返的词句，所以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这十八个地方都在一个半径为二十公里的圆内。

如果把这个假想增加一倍的距离来考虑，其巨大的冲击也不会改变。

在此之前，我们将这十八个地方中存在具体问题的地方与世人已知的地理书等资料上的地名相对照，从其结果可类推出它们处于距离商王都较远的一片广域的范围内。这个方法至少可以证明关于这十八个地方的叙述是不正确的。而且，除去这十八个地方以外，相互之间的移动行程是不能够用表来表示的。因此，在不接受结论的情况下，对于除去这十八个地方（加上最多四日内行程的三个例子共为二十一个地方）的事例，因为我们不能够将其相互之间的移动行程用表来表示，所以就要求在其基础上加以数学上的处理。

至今为止，在这个方面一直都没有反驳的意见出现。

松丸道雄在进行这种缜密的研究和慎重的说明时，首先获取了能够提供证明所需的数据的材料。在其结果上，再来研究甲骨文的第四、第五期的文物。另外他也明确地指出：从其与后期田猎地的重合关系来看，只有这样考虑其位置，否则便得不出结论。在此之上，他又这样写道：我们大概可以判断第二、第三期的田猎地，和第四、第五期是基本属于同一性质的东西。

商是一个“大国”，所以当然会在各地设置军事据点。像这样接二连三地将大军派往据点，当然是要举行祭祀了。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王亲自前往，而是派出代理人代替王去举行祭祀。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王所下令的内容。这种在远征时的田猎地，与日常生活中王亲自举行的田猎地相比，其性质是不同的。

从这一点来看，第一期甲骨文的田猎地与上述的所研究的地方有少数重复之处。第二期以后的田猎甲骨文全部都是王在举行田猎的时候所进行的占卜。与此相对，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期中有很多王命令他人举行田猎时进行的占卜。而且，他还指出在第一期的田猎甲骨文中所出现的地名除去一小部分以外，都与第二期以后的田猎地在性质上不同。这种想法才是比较恰当的，或者至少是无可非议的。

这个田猎说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提出了半径为二十公里的圆的问题。这个范围与当时的城市国家做统辖的范围基本上是重合的。换句话说，商王在殷（商）这个城市直接管辖的范围内四处走动，在各地举行仪式。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提出在田猎地中混有臣服的氏族的名字。恐怕这是因为在商代王都的周围已经有些臣服了的氏族的村庄存在。可能许多物资都是通过这些臣服的氏族运送过来，再从那里送往王都的。这些村庄是臣服后的氏族为了履行向商代纳贡的义务而设立的必要的中转站之一。

从这个与田猎相关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看出，中小城市国家附属于大城市国家的构造。

从甲骨文中了解到的事情

甲骨文是古人祭祀的时候所作的记录。将其中有特征的事件和现象提取出来，重新总结成文章，我们就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前面我们所关注的是王的田猎地。

在甲骨文中，最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商王的祖先祭祀。于是商王的祭祀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逐渐变得具体而明朗起来。

经过对祭祀对象的整理，我们可以复原当时的系谱。其复原的结果和《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的系谱基本一致。这让学者都很震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全部都是正确的。虽然似乎有不少性急的人都误认为《史记》是全部正确的，但事实上研究甲骨文的人们的工作是非常质朴和踏实的。作为这种踏实的工作的结果，我们知道的事例之一，就是上述的系谱的相关情况。

除了在数量庞大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后得出的推论之外，还有些推论是在文化地域的分布和地名的基础上研究甲骨文的记录而得出的。

例如，在祖先祭祀中掺杂了一个叫伊尹的名字。这个人物在《殷本纪》中也出现了，是商代初期时出任宰相一职的人。所谓的宰相，其实是战国时代以后才有的认识，实际上是通过官吏来统治地方的形式普遍化之后才出现的名词。商王朝是个城市国家的联合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是没有宰相的。虽然同为辅佐王的人，但是在商代，这样的人通常被赋予管理地位相当于陪都的某个最重要城市的权力。而一般认为伊尹就是管理名为伊这个城市的人物。

那么，这个伊又相当于现在的哪里？

商代的影响所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广，这里面有些很难判定的地方。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周王朝以陕西之地为大本营，把中原的雒邑作为陪都来安置周公，更有分封东方的泰山以南的鲁之一族，用以牵制齐国等。这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通过研究考古遗迹（物体的移动），我们得知周的文化范围进一步扩大。周灭商时，其影响范围一度扩大，但是之后又缩小了。所以，伊的位置至少也应该就在中原一带的军事据点之中，是商的势力进一步延伸后的边缘的某个地方。

洛阳以东，有一条与洛水合流的支流名为伊水。于是笔者猜想这个伊是否就是伊尹的伊。它正处在河南一带的文化地域中。

周设置雒邑，作为直接支配伊的都城，继承了商代以来的军事据点。

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太戊之时商代曾通过提拔伊陟，恢复了国势。可见伊尹一族在商代似乎被赋予了特殊的位置。

商与周

魏国的编年史书《竹书纪年》中设有《殷纪》。《殷纪》列举了历代商王的故事，其中也有关于伊尹的记录，据说伊尹成为仲壬的卿士（周代的叫法）之后，将太甲放逐到桐之地，自立起来。太甲被放逐七年后归来，杀掉伊尹，分其领地给其子伊陟、伊奋。伊陟的时代和《史记》中的记载有所出入，而且两本史书在看待伊尹一族和商王一族的关系这一点上也不同。在《竹书纪年》和《史记》中，伊尹一族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地位。

《竹书纪年》中记载了盘庚时代迁入了所谓的殷虚之地的事情，但是同时还有与之不同的传说。甲骨文是从武丁开始到殷末时代的东西。先于殷虚时代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被高大的城墙所包围着，然而所谓的“殷虚”却没有城墙。因此，笔者认为下述的说法比较可信：“殷虚”实际上是附属于都城的宗教性设施，而都城是在别的地方。

“殷”这个汉字，就我们一般所知的意思来说并不坏。有富足繁荣的意思。然而，在经典之中，有将殷记作“衣”的情况。《礼记·中庸》里有这样的句子：“武王缵大王（古公亶父。谥号）、王季（季历。谥号）、文王（谥号）之绪。壹戎衣（殷），而有天下。”其中“壹戎衣（殷）”的部分，在《尚书·康诰》篇中有基本相同的表达，然而“衣”字换成了“殷”字。这个“衣”可能被认为是夷狄的夷的意思。西周金文中提到了“东夷”的问题，这里的“夷”和“衣”的字是不同的。另外，在名为保卣、保尊的青铜器的铭文中这样写道：成王命保追赶东国五侯。这些就是上述经典中被看做是“衣”的“殷”字，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基于蔑称的用法。

不过，这也不能说明后来的经典中使用的“殷”都是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与周代用“衣（夷）”来诋毁商代的意识不同，到了战国时代产生了必须美化商王朝的需要。夏、商、周三代都被理想化了。所以“殷”字从本来的意思中分离出来，产生了富足繁荣的意思。人们对于“衣”这个汉字原为“夷”这个蔑称的认知也慢慢淡薄了。

另外，从这个情况来看，通过“衣”这个字的用例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发音上“殷”本来应该与夷狄的“夷”是相同的。

商与周的较量开始于商王武乙的时候。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周文王（前1078—前1034年在位）的父亲季历（？—前1068年）伐鬼戎，俘虏“狄王”二十。又于商王太丁二年、四年时，相继讨伐了“燕京之戎”和“余无之戎”等外族。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周的势力在慢慢增大。应对这种情况，商所采取的行动是拉拢周国。据说，太丁四年，商封周为牧师。在那之后，周的军事行动仍然频繁，于太丁十一年，伐“翳徒之戎”，俘虏其三名大夫。

然而，可能因为周终究给商造成了威胁，所以在文丁时代，季历被杀（前1068）。此事促使周开始讨伐商王，帝乙二年（前1064）周人伐商。此事发生在周文王五年。

武王十一年（前1024年）庚寅之日，武王时代的伐商正式开始。

帝乙、帝辛时代的祭祀

这个时代的祖先祭祀可以作为判定年代的方法来使用。祭祀于癸日举行，每十天一次，人们占卜的是第二天起的十天（旬日）内的事情。而且祭祀的祖先的顺序都是固定。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个特点来进行判断。只要把祖先祭祀和复原后的实际存在的日历进行对比，我们就能判定年代。

所谓的历法原本就是将天文现象的规律性反映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形式”。从具有规律性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要发展农业，就必须要了解季节。否则便做不好播种。随着四季变迁，天空中的星座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古人必须要根据时令把握住其特征。不过把握这些特征倒不是非用文字不可，事实上人们只需要依靠自己的记忆就足够了。

方法之一，着重观察比较醒目的星辰，找出天明前和日落后在哪个方位可以看见它。例如英国的巨石阵（没有文字的时期的遗迹）就是诞生于人们这样的生产生活当中的吧。当然，英国巨石阵与中国相距甚远，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关系。

记录了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代历法的资料中，既有用汉字记载的商代文献，也有同为汉字文献的西周的记录，以及汉字传播之后，即春秋时代以后的各国的文献记录。

前面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商代的历法是利用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祖先祭祀而复原的。该祭祀以三百六十日为一个周期，每十天按照规定祭祀不同的祖先。利用现代的天文计算倒推，我们便可以制作出当时的月亮圆缺一览表（多数记录的是朔日）。与这些记录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判定记录中所说的年、月、日具体是公元前的哪一年的什么时候。从复原的结果（商代的日历和以三百六十天为周期的祖先祭祀）来看，当时的历法似乎是以冬至后为一月份的开始。

这个日历是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为基准制定的。月亮盈满十二次则为一年。然而，月亮盈满十二次的时间并不等于太阳高度经过一年后还原的时间，即大约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当这些差距逐渐累积为一个月时，古人为了调整日历便多设置了一个月，这就是闰月。

因为太阳高度还原的周期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因此要将以三百六十日为周期的祖先祭祀与季节对应起来，则在祭祀终了和下一个祭祀开始之间，留出了几天的空隙时间。这些空隙时间，似乎有时候被频繁地插入一年中的各个阶段，有时候又是积累了一年之后集中放在某一段时间。

如此将以三百六十日为周期的祭祀组合起来，从日历的角度来看，根据这种十日一次的祭祀进行到了第几回，就大概可以判断其与季节的关系了。

甲骨文中关于商的祭祀的文字，发挥了将祭祀的体系缜密化的作用。其结果就是，包括日历在内，创造出了“节气”，让人们可以了解与季节相关的知识。

顺便提一句，灭掉了商代的周并没有像商一样有这种祭祀祖先的体系，而且也没有尝试过创立这种体系，更加没有尝试过继承甲骨文的制作，即在甲骨上镌刻文字的方法。

不过，周通过在商创造的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的方法，继承了文字。然后，将这种方法制作的青铜器分给手下的各诸侯国。

在青铜器的铭文即金文中，出现了区分月亮阴晴圆缺的用语。我们将其表示为月相。这个月相，将月的盈亏分为四个部分。

自从有了月相后，人们着眼于将月相分为几等分的问题，并成功地将月相与季节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方法扮演了节气的角色。虽然与商代不同，周没有祭祀祖先的体系，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到了战国中期，随着铁器的普及，社会变动加剧。反映出这种社会现实，在日历的世界里也出现了革命的动向。人们正确地计算出了太阳高度和星座之间的关系，最后创造了二十四节气（冬至、夏至、立冬、立春等）。另外还计算出作为节气周期的一年（例如从冬至到第二年的冬至）是日，发现了正确的月亮盈亏的回归周期（例如从冬至的朔月夜到第二次出现冬至的朔月夜的时间）刚好是76年。在这76年间，月亮刚好有940次圆缺（940个月）。日数刚好是27759天（），因此一个月是日，也就是日。现在所说的一年（一个太阳年）可以计算为12.368个月（940个月/76年）。最初的一年是十二个月，第二年也是十二个月，第三年是十三个月，如此排列下去，当数完十二个月后余下的天数超过了一个月时，就在那里设置一个闰月。

当一年有十三个月的时候，人们需要考虑应该把哪一个月定为多余的月份（通常所说的闰月）。于是古人固定把十二月定为闰月。因此，第十三个月又被记录为“闰十二月”等。就像现在的人们把四月份定为一个年度的开始（日本的会计/财政年度是从四月一日开始到次年三月三十一日结束），秦朝使用的是从十月份开始到次年九月份结束的历法，因此闰月就出现在九月之后，这种情况被记录为“后九月”。因此根据国家不同，闰月的叫法也有所不同。

到了汉代，人们开始使用另外一种计算闰月的方法：在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开始包含一两个“节气”的为普通的月份，未包含的月份则为闰月。历法也在不断地进步。

幸运的是，笔者复原的历法中包含了了解当时情况所应该具备的所有材料。

下面，根据复原的商代帝乙、帝辛时代的日历，我们可以推断出，帝乙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65年至公元前1044年，帝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4年至公元前1023年。前面提到的《竹书纪年》是在公元三世纪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逸周书》。这本书的卷三为《小开解》。其中记载了周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有满月出现的内容。参考《竹书纪年》的记载，复原文王的在位时间，可以得出文王三十五年为公元前1034年。这一年的阳历（儒略历）1月29日正好为丙子日，正好赶上了冬至之后正月的满月。根据作者的假设所推算出来的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确实是天文学上的满月之日，而且还可以得知这是公元前1034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