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介绍戴宗本事的一段文字颇具神奇色彩：“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
第三十九回戴宗晚上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马，取数陌金纸烧送了”。第五十三回戴宗戏耍李逵之后，两人到客房里，“去腿上都卸下甲马来，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
甲马与纸钱一起烧送，可见甲马应是纸制品。
清代虞兆隆《天香楼偶得》中介绍：“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
史学家赵翼《陔余丛考》则说：“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以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后世刻版画以五色纸印神佛像出售，焚之神位前，名曰纸马。”说明“甲马”就是“纸马”。现在云南民间还流传一种古老的黑白木刻版画，称为甲马或甲马纸。这种东西其他地方则称为“神马”或“纸马”，其制作方法与赵翼所说吻合：在刻有各种鬼神形象的木模上蘸油墨，然后印在彩色薄纸上。
《东京梦华录》载，每年清明节时纸马铺都在当街用纸叠成楼阁之状。《梦粱录》则记载春节时临安的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送给主顾。《清明上河图》上画有一家临街的纸马铺，门前竖着“王家纸马”的牌子。可见宋代纸马生意之兴隆。
由此可知甲马是供神灵升天时骑用之物，戴宗却能用此道术。但甲马不能白用。第三十回一首《西江月》词描写神行法：“顷刻才离乡镇，片时又过州城。金钱甲马果通神，万里如同眼近。”要烧“金钱”，甲马才能显“神通”。
所以每次用甲马之后，他都要用纸钱一起烧送。
但宋代人有戴宗本事的估计不多，宋代人出行怎么办？答案是驴。
驴给人的印象是温顺、能干、老实，但人却欺负老实驴，凡是涉及驴的词几乎没一个好的。
比如《水浒传》第十九回：“别的众人都杀了，难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贼驴笑！”
第四三回：“却恨撞着那驴鸟，我如何敌得他过。”
第五一回：“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
另外，犟驴、蠢驴、笨驴等等，不一而足，简直是太糟蹋驴。
驴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平民百姓最常使用的出行工具。
李时珍说：驴脸长额宽，耳朵像长矛，夜晚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应，有点儿神秘的味道。
驴还有一个奇特的名字叫“卫”，唐人尤其称驴为卫。
唐传奇中的名篇《聂隐娘》，清代人尤侗改编它时就将篇名定为《黑白卫》。
驴为何叫卫？
据宋高承的《事物纪原·虫鱼禽兽·卫子》说：“世云卫灵公好乘驴车，故世目驴为卫子。或曰，晋卫玠好乘跛驴为戏，当时称驴为卫子以讥玠，故有蹇卫之称。”
明王志坚的《表异录·毛虫》也说：“驴曰卫子，或言卫地多驴，故名。或言卫灵公好乘驴车。或言卫玠好乘跛驴。”
看来驴子叫卫不外乎和卫国与卫玠有关。
说起驴，必然要说另一种动物马。
与驴比起来，马要高大威武，但马对饲料和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一般平民百姓养不起。
相对于马，驴就比较温顺了，也好养活。不仅在中国，在国外，民间也多用驴来做交通工具。
古代女子、老人出行一般多骑驴。比如著名的张果老倒骑驴。
骑驴似乎也是神仙和隐士的标配。《水浒传》引首中写道：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攧下驴来。
陈抟也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厉害人物。
实则古代民间男女老幼，还是骑驴的多。
早在西汉时期，宫廷贵族大多乘牛车出行。唐代虽然盛行骑马，但也多乘牛车。杨贵妃姊妹就曾“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明皇杂录》）。
“犊车”即是牛车。
骏马难得，以马拉车总显得奢侈，还涉及级别的问题。
唐代就因为马匹奇缺且价格昂贵，赁驴业格外兴盛。
据记载：开元十三年（725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肆皆有驴，赁客乘，悠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宋代马更是难得。中国自古能有条件养马的地方就是现在北京、陕西、新疆一带，宋称燕云、西北、西域。
北宋时期燕云之地被辽国占据，西北之地被西夏控制，更不用提西域了。
作为重要的战争资料，辽和西夏严格管控马匹对宋的出口，因此宋朝难以稳定的得到马匹供应。辽道宗时期，辽国拥有战马百万匹以上，几乎可以达到人手一匹；西夏有战马五十余万匹；宋朝战马数量最多的宋真宗时期也不过二十万匹。
所以打不过人家是有原因的，你的装备不如人家，拿什么打？
虽然马匹紧缺，但首都的马匹供应还是可以的。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卷4《杂赁》记载：“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也就是说当时在京师城内乘坐出租马，大概最远不超过100文即可。
熙宁五年（1072年），正是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前期，有一个日本僧人叫成寻的来汴京访问。他把这次访问写成了一本书《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他此行的很多事情，对汴京的交通情况记录得也比较详细。
到京师开封后，他租马代步。从住处到皇宫，一行8人加翻译租了9匹马，付钱900文，合每匹100文。“马人人与钱九百文了，各百文有也”。
一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三五角左右，也就是短途三五十元，和现在出租车差不多。
数日后又一天租马9匹，参拜了几处大寺院，付钱1贯500文。“今日借马九匹，与钱一贯五百文了”。每匹约167文，大概属于包天的价格。
次年正月又两次租马，每匹约支付100文。“借马九匹与九百文毕”。
三月，又租马到显圣寺，价钱是70文。“马各七十文毕”。
又一次，“三藏共行寿圣院尼大师斋所，通事、小师二人同去。路极远，三十里，北门外院也……马人与一百五十文”。这次路途较远，一匹150文。来回60里，每里平均2.5文，看来起步价不高。
不过宋代从宫廷命妇到平民百姓出行多坐牛车，牛车听起来虽然不够高大上，速度也较马车缓慢，但牛的负重较大，车厢可以造得宽阔些，行车也平稳，如果不追求速度，坐起来反倒比马车更舒适。
《东京梦华录》中还记载：“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该书记载还有“赁轿之家”。
宋代汴京街上来来往往的多是独牛拉的厢车，满载六人，还可以供租赁，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出租车”了。宋代商业发达，租赁行业更是跟进。
马适合短途或者公务需要，如同现在租个奔驰宝马。多数情况下还是牛车，牛车安稳，但是速度太慢，只能短途使用。毛驴吃苦耐劳，抽上一鞭子，也能跑上一大段。所以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陆路最好的交通工具还是驴。宋周煇的《北辕录》中记载一种驴拉的细车：他在出使金国时，路过淮北见过细车，每车役用十五匹驴子，有五六个人把车，赶车者不用鞭子，而用巨梃击打驴子。由于役用驴子较多，赶车者又舍得打驴子，因此车速极快。
“其震荡如逆风，上下波涛间”，可见其速度之快。
乘驴出行，驴拉车在北宋的很多名画，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名画上都经常出现。
《清明上河图》卷轴的右端就是一群毛驴进城的景象。
如王安石那样的宰执大臣，退下来后仍旧是骑头毛驴在金陵转悠。
驴作为骑乘工具，速度比牛快，耐力比马好，便于饲养，价格便宜，各种道路都可以走；而且驴的性情也较马温顺，骑起来也安全，不仅车可以租赁，“租赁驴”也应运而生。
陆游就时常租赁驴子出行，其诗歌《野兴》中有“闷呼赤脚行沽酒，出遣苍头旋僦驴”；《剑门道中遇微雨》中又有“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宋代女子骑驴一般要戴上盖头或是“羃”（古代遮蔽脸部的巾）以遮蔽面容。贵族妇女大多会乘轿子出行。
轿子在唐代及以前有“辇”和“步舆”两种。辇原来指有轮的车，舆是无轮之辇，后来基本通用，因抬的方式不同，又分为“肩舆”和“腰舆”。
顾名思义：“肩舆”是由抬者扛在肩上行进，“腰舆”则是抬者双手下垂，提着把手，将轿子的高度放到腰间行进。
步舆在唐朝是极尊贵的交通工具，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乘坐。从著名的绘画作品《步辇图》即可知道。古代对步舆的使用也很严格。武则天游万安山时，“以山径危，欲御腰舆而上，以王庆谏而止”（《近事会元》）。可见连皇帝也不能随便滥用步舆，留下劳民伤财之议。
到了宋代多称“轿子”。
宋代由于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思想也相应放宽，对乘轿的禁令渐渐放松。轿子用的是人力，而且是以人力代替畜力，还有个体面问题，所以雇个轿夫应该还是不便宜的。而且当时人对乘轿还是表示了极大的不适应。比如王安石还拒绝乘轿出行，认为这是极不人道的做法：“古之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
到了宋哲宗时期，有些富商大户都乘四人大轿招摇于汴京街市了。到北宋后期，汴京还有专门出租轿子的店铺，依路途远近，价格从几十到几百文不等。
南宋迁到临安后朝廷正式将乘轿合法化，允许官员乘轿上班。民间也流行新娘出嫁乘花轿的习俗。还出现了封闭的“暖轿”以及通风的“凉轿”，无论风吹雨打，都可端坐其中。
朱熹曾言：“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
除了驴、马、车和轿子等，船也是古代重要的大型交通工具。船借助水流风力，一艘船能坐不少人，又能实现“千里江陵一日还”之速度，是理想的远程大型交通工具。因而古代造船技术发展很快，唐代已十分成熟。
《唐语林》卷八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娘航船”，规模之大，简直能自成一座城镇，其中有街巷交错，“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简直可以和现在的大型邮轮媲美。
宋代造船工艺更加先进。宋徽宗遣使出使高丽，为了宣扬国威，特地造了两艘“神舟”，长达百米以上，水手就需要数百人。船队起航之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龙”，到达高丽时，更是“倾国耸观，欢呼嘉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南宋海上贸易繁荣，大型船只更是纵横海洋。
本文是从驴说起的，我们再回到驴。
唐传奇有篇《板桥三娘子》很有意思，里面一个家伙竟然把一个女巫变成驴子骑了三年。
不仅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驴子一直担负着交通工具的重任，有时人记录为证。
清人曹贞吉《宿泰安和壁间韵》：“神巫还击鼓，山客尽骑驴。”
顾嗣立《新泰道中》：“瘿妇骑驴投午集，秃翁驱犊趁春耕。”
金志章《嶅阳》：“骑驴夸妇健，行役笑人忙。”
曹一士《东平州》：“野妇骑驴度，邨童拾橡趋。”
民国缪镛楼《游灵岩》诗序：“灵岩距万德车站十八里，大道淹于水，小路涧溪错杂，乱石嶙峋，男跨蹇驴，女乘小车，逡巡其间。”
最有意思的是《清稗类钞·动物类》所记的“槽子驴”：“山左岱麓道中，有赁驴代步者，言明交半价，或竟不交价，则任客骑之而去，不以人随，多则百许里，近则十数里，不虞歧途他遁也。客不识途，则任驴自行，至其地，屹然止，虽力鞭之，不动矣。自有人牵之去，视笼口纽系，即知欠价几何，客不能遁欺也。号槽子驴。此亦练习之熟所致耳。”
这槽子驴，简直成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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