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风起云涌，落地的天子不如侯



乱世风云的揭幕

三千六百多年以前，夏朝诸侯商汤亲率大军在鸣条大败夏桀，建立了大商王朝。一战成功，当初有戎氏活泼娇媚的女儿吞下天命玄鸟之卵而生下的传奇人物契的后代们，终于享有了无限的权力，无上的尊荣。

但是，仅仅六百年以后，大商的王位传到了帝辛的手中，他骄奢淫逸、暴虐成性，遭到了天下人的唾弃，最后被人冠以“纣”字作为谥号。《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而这个“残忍捐义”的帝王，正是那位被列为圣人明主，一向与尧、舜、禹并称的商汤的后代。

同商一样，周也有一个背负着传奇出身的始祖后稷，有邰氏之女姜嫄“履大人迹”而怀孕生下了后稷；若干代以后，也出现了一个足以与商汤相提并论的圣人明主——周文王。牧野之战，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打败了商汤的后裔商纣王，于是后稷的后代们取代了契的后代们，成为了天下共主，开创了大周王朝。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的某一天，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这个天子所住的中心之地，往日曾经是一片欢乐祥和的和平景象，如今却陷入了战乱之中。男女老少哭声震天，仓皇慌乱地试图从戎族的铁蹄下逃得性命。镐京城外，骊山上的烽火台正在熊熊燃烧，滚滚浓烟缓缓飘摇到远方，但是原本应该见烽火而勤王的诸侯军队却不见踪影，徒留下数个烽火台无助地矗立在寒风中。

大周天下承平了四百年，“分”的时代即将到来。当年武王伐纣之后，在镐京定都，建立了西周王朝。然而数代之后，周昭王南征，死在汉水之畔，周王室的权威受到挑战，势力逐渐衰落下来。

到周厉王时，虽然对外大肆扩张，但对内却极尽盘剥之能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将原本为公用的山林川泽一概划归天子专有，禁止人民入内砍伐渔猎。为了压制国人的不满情绪，周厉王又实行因言获罪的高压政策。三年之后，不堪暴政的国人发生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的统治，史称“国人暴动”。此后，各路诸侯齐聚镐京，以会议的方式暂时摄政，史称“共和行政”。周王室的统治这一次是真真正正被动摇了。

十四年之后，周宣王即位，苟延残喘的西周王朝似乎又出现了中兴的迹象。在周宣王的指挥下，周朝在西北、东南、南方等地都拓展了疆土。然而，积重难返的经济形势却让中兴只是一场空谈。日益瓦解的井田制让周朝经济面临着危机，而周宣王在处理内政上的不智和妄杀也使大臣噤若寒蝉，诸侯离心离德。到周宣王晚年，四周的夷、狄、蛮、戎复又卷土重来，一度攻入中原地带。

周宣王之后，周幽王继承了王位。他即位伊始就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地震，诗经中描写这场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足见这场地震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破坏。可是周幽王面对周纲陵迟的局面，不仅不励精图治，反而迷上了一个叫褒姒的绝色佳人，“从此君王不早朝”。

周幽王不顾朝政大事、国计民生，成日绞尽脑汁想博美人一笑。不过褒姒虽然如花似玉，但却冷若冰霜，始终没有对周幽王展露过笑颜。大臣虢石父为周幽王想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办法：将向诸侯报警用的烽火台点燃，请美人看看兵荒马乱却白扑一场的丑态。这个计划果然成功了，看着从各地星夜赶来勤王救驾的诸侯们人喊马嘶劳师动众，褒姒居然真的展颜一笑。这下周幽王大悦，他重赏虢石父，全然不顾真相大白后愤怒和气恼的诸侯们。

数年之后，褒姒生下一子伯服。爱屋及乌的周幽王，居然将原来的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全部废去，想要以褒姒和伯服取而代之。申后的父亲是申国的诸侯，当被废黜的消息传来时，申后大怒，奔回了父亲处哭诉自己的不幸。周王室的权威此时本来就所剩无几，而申侯又护女心切，一怒之下联合鄫国和犬戎向周幽王发起了进攻。

大兵压境，无力抵挡的周幽王燃起烽火台向诸侯求救，可诸侯却以为仍然是周幽王和褒姒的把戏，根本不予理睬。面对着蜂拥而至的犬戎，周幽王瞠目结舌，手足无措。于是之前的那一幕乱相便出现了，西周就此宣告灭亡。

犬戎轻易攻占了镐京后，又掳掠了不计其数的人口和财物，然后退兵而去。数日之后，得到消息的各国诸侯才先后赶到了镐京，可是为时已晚。周幽王和伯服死在了乱军之中，而褒姒也下落不明。在申侯、侯等诸侯的支持下，太子宜臼在申即位称天子，是为周平王。

此时整个镐京乃至周边地区残破不堪、一片狼藉，完全没有能力防御西戎的二次进攻。周平王决定向东迁都，于是，在晋国和郑国的支持下，周平王将镐京中劫后余生的王公贵族、贵重财物等搬迁到成周（今河南洛阳），正式定都成周，史称“平王东迁”。

至此，周王朝由盛而衰，不过，周并没有如同商一样，被继起的诸侯取而代之，而是转化为诸侯混战、各不相让的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

天子跌落神坛

平王东迁虽然在形式上保住了周王室的天子地位，但在事实上却远非如此。由于连年天灾和西戎的兵祸，又兼之自厉王以来的穷兵黩武政策，周王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领地逐渐缩小，财政入不敷出，礼制破坏殆尽，权威也一落千丈。

关中地区原本是周王室的发祥之地。秦国将西戎击败后，将关中岐山以东的土地归还了周王室，但由于西戎对中原的威胁，东迁之后的周王室根本无力顾及此处，于是不久之后，这块名义上属于周王室的土地便被同样地处西陲的秦国顺理成章地接收了。

为了奖掖支持周王室有功的晋国、郑国等诸侯，周王室又先后将周围的一些土地分赐给他们。周惠王四年（公元前673年），将虎牢关以东之地赐给郑国，将陕西东部的酒泉地赐给虢国。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又将黄河以北的温地赐给晋国，这种行为导致周王室的领地不断缩小，其实际占有领域东至荥阳，西抵潼关，南达汝河，北临黄河。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随着秦晋二国征服陆浑，并将其族人内迁至中原伊川一带，周王室的领土被进一步压缩，仅据有今河南省西北一部分土地，方圆不过一二百里，其面积甚至不能和稍大的诸侯国相提并论。

土地缩小带来的恶果就是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春秋初期，手工业和商业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来源几乎全仰仗于农业生产。而周王室靠着那么一点点地盘，连支应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勉为其难，更遑论王室的巨大日常开销。据说，周平王死后，王室居然穷到拿不出钱为平王办一场像样的丧礼，继位的周桓王只得派人到鲁国“求赙”，希望鲁国赞助些丧葬费和陪葬品。

虽然说“天子不求私财”，但在恶化的经济局势面前，周王室也无法再维持高高在上的形象了。周襄王即位后，居然倾全国之力也找不到一辆供天子乘坐的马车，只得又派人到鲁国去要，结果被鲁桓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诸侯不贡车服”赶了回来。

周景王曾经责难晋国不向王室进贡日常用品，却被掌管典籍的籍谈以从来没有受过周王室的恩赐为理由回绝，周景王立刻历数了周王室对晋国的封赏，把籍谈说得哑口无言。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可是，周景王的伶牙俐齿并不能缓解周王室的财政危机。

郑国大臣子大叔曾对晋国执政的范献子谈到晋国和王室之间的关系时，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缾之罄矣，惟罍之耻”，意思是说：酒瓶如果空了，就是酒缸的耻辱啊。子大叔将周王室比作酒瓶，而将晋国比作酒缸。这个比喻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周王室在经济上对诸侯国的依赖程度。

辖地减少，财政匮乏，周天子原本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的政治和经济资本都烟消云散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本依托于西周时期旧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建立起来的一套全面而系统的礼制也“礼崩乐坏”，天子的权威得不到尊重，往往遭到有实力的诸侯轻视。

在西周时期名目繁多、体系严密的礼仪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列鼎制度。鼎原本是一种烹煮食物的炊具，后来由于在祭祀礼仪中的重要地位而逐渐被神圣化，成为权力的象征。根据《周礼》规定，在祭祀时，天子列九鼎，诸侯列七鼎，卿大夫列五鼎，士列三鼎，死后也以相同的数目陪葬。

然而到春秋时期，这一制度被早就不将周天子权威放在眼里的诸侯们破坏殆尽。周庄王九年（公元前688年），南方的楚灭申，从此领土直接同周王室毗邻。后来楚庄王争霸中原，在周王室边境陈兵数万，并向周王室派出的大夫王孙满打听周天子九鼎的轻重大小。这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来历，楚庄王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想要取周王室而代之的野心。

明面上尚且如此，在地下长眠的诸侯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僭越礼制了。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对河南虢太子墓的发掘时，在墓中发现了七鼎，根据礼制，诸侯才能用七鼎，而太子同卿大夫只可以用五鼎。而今太子如此，虢国国君自然用的是九鼎，这无疑是僭越之举。这种在西周时期一定会导致身死国灭的行为，在春秋时期却十分寻常。

另一件能表现周天子权威的事就是“巡狩”。所谓“巡狩”，就是每隔几年，周天子都要出行祭祀名山大川，考察诸侯政绩，并且根据考察结果，重新分配诸侯的爵位。然而自周平王以后，天子几乎就没有进行过巡狩。泰山脚下原本有一块周王室的田产，其收成专供周天子祭祀泰山之用。由于周王室不能直接管理，就交给郑国代为耕种。结果后来郑国看周天子久不巡狩，便将这块地据为己有，并用其交换了鲁国的另外一块领土。

在传统礼制中，除了周天子要定期出行，诸侯也要不时赴王都觐见天子。举凡诸侯死后，要继位的新君必须亲自到王都请天子赐予爵位和衣冠圭璧等礼器，由天子赋予其继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之后才能够正式成为新的诸侯，这就是所谓的“受天子之命”。此外，诸侯还要定期进京述职。若无正当理由不述职者，周天子有权对其进行包括降低爵位、削减封地乃至兴师问罪的处罚。

到了春秋时期，受天子之命的礼仪虽然还有，但形式的庄严神圣性却大不如前，诸侯继位时只需要派个使者去“请”周天子的王命就可以了，而周天子也只好自欺欺人地称之为“赐命”；至于一些势力较大的诸侯，周天子更是不请自来地主动将“王命”送给对方。受命尚且如此，述职就更无从谈起。诸侯不仅不去成周述职，相反倒是周天子几次三番地派大夫“聘问”诸侯。

在西周时期，周王室的统治者作为“天子”，身兼神和人的属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仍然还是实力说话，跌落神坛的周天子不仅无力掌控天下，在不久的将来，还要面对着野心勃勃的诸侯对其地位展开的轮番冲击。

兄弟不是兄弟，叔侄不是叔侄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逐一破产，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只能在各个诸侯的夹缝中勉强度日。可是对各国的诸侯来说，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同样面临着来自卿、大夫乃至于士的压力。整个社会出现了一场“下克上”的巨变，无怪乎孔子要哀叹“乐崩乐坏”了。这一情况的出现，乃是由于宗法制度的解体所造成的。

简而言之，宗法制就是基于血缘关系分配权力和财产的制度。其历史十分悠久，根据考古材料得知，早在商代就有了这一制度的雏形。但西周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更合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西周宗法制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也就是说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才有资格；其余妾生的诸子则称为庶子，被分封在各地成为诸侯。依此类推，在诸侯国内，同样由嫡子继承诸侯之位，而庶子则被封为卿，卿的庶子封为大夫，大夫的庶子则成为士，士的庶子则成为一般平民。

这样的设计使整个统治阶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结构，在如此复杂而严密的体系当中，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相对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是绝对的大宗，而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在封国内又是大宗。如此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在政治上，天子是一国之君，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力，而在宗族上，天子又是族长，具备血缘上的优势，在宗庙祭祀时也占据主祭的地位。而处于这一链条上的诸侯、卿、大夫、士也莫不如此。宗法制将政权和族权融为一体，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周王室的统治更加牢固。周天子的权力便由此而来。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法制逐渐从内部出现了裂痕。它规定的“立长不立贤”的原则屡屡被当权者挑战。前面已经说过，周幽王宠幸褒姒，将其所生的伯服立为太子，这无疑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周幽王自作聪明地先行将申后废除并改立褒姒为皇后，但这一掩耳盗铃的行为却不能改变他肆意践踏规则的事实。结果周幽王因此身死国灭。

周幽王给后来的王室子弟们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到春秋年间，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庶出子弟纷纷联合大臣或是有力诸侯，想要登基篡位，王室内乱频频上演。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执政的大臣周公黑肩（又称周桓公）对即位没多久的周庄王不满意，竟然打算弑君政变，改立庄王之弟王子克。幸得事情后被辛伯告发，周公黑肩身死，王子克流亡到燕国避难。

周公黑肩和王子克虽然没有成功篡位，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效仿。周惠王即位时，曾经夺取了蔿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几位大夫的土地田产，心怀不满的五大夫遂拥护蔿国的学生、周惠王的叔父王子颓发动叛乱。虽然一度被周惠王击败，但在卫国和南燕国军队的支持下，王子颓反败为胜，将周惠王赶到郑国。这是发生在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的事情。直到三年之后，周惠王才在郑厉公和虢叔的帮助下回到成周，平定叛乱。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其异母弟王子带勾结西戎和北狄，想要弑君造反。虽然周襄王先下手为强，把王子带赶到了齐国，但王子带并不死心。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王子带卷土重来，在周王室一些大臣和北狄的里应外合下，攻占了成周，周襄王只得逃到郑国避难，后来还是晋文公重耳出兵平叛，杀掉王子带，周襄王才得以重登大宝。

这样的事情愈演愈烈。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原本应该由太子王子猛即位，但周景王生前却宠爱庶长子王子朝，并指定由其即位。二人为王位发生争夺，王子猛虽然称王，但旋即被王子朝杀死。王子猛之子王子匄即位后，同王子朝混战三年之久。

周定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41年），周定王去世，继位的太子去疾即位仅三个月就被弟弟王子叔杀死，而王子叔即位五个月后又被弟弟王子嵬杀死。此时已是春秋末期，而周王室的内乱却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终于导致了周王室的再次分裂。王子嵬即位后，封其子王子班于巩（今河南巩义西南），后来分裂为“东周国”。

王室如此内乱，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诸侯国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往往参与到周王室的内乱中；但与此同时，卿大夫在诸侯国内为了争夺国君之位而掀起的内乱却也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根据后世历史学家对史书记载的统计，整个春秋时期，竟然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害，至于在动乱中丧生的卿大夫更是数不胜数。

宗法制的衰败，也导致了官吏任用制度的变革。原本在宗法制下，官吏采取世袭制度，不同级别的官吏由卿、大夫、士等贵族世代担任，父死子继。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往往看到周王册封某人“更乃祖考服，司某事”——也就是换上祖辈的官服去上任的意思。

然而随着宗法制的破产，这种被称为“世官制”的任官制度也动摇了。随着卿大夫甚至是士等下层贵族势力的日益崛起，他们借助人数优势，广泛地参政议政，进入权力中心。即使是对传统礼乐制度颇多维护之词的孔子，他的父亲也只是低级贵族出身，而孔子却一度当上了鲁国的司寇。

大量的下层贵族进入原本由少数高级贵族把持的政坛，难免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因此，在本国郁郁不得志的人，就会转而到他国求官。“楚材晋用”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大量的异国人才，在其他国家诸侯，甚至是卿、大夫家中担任家臣，这在西周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选官制度的改变也造成了俸禄制度的变化，原本宗法制能够与井田制联系起来，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发放俸禄，《国语》中对此描述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然而随着做官人数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土地明显不够分配，因此便改成了以粮食为支付手段的谷禄制。

《诗经·大雅·板》写道：“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这段话用充满赞美的语气将宗法制度比喻为坚固的城墙，然而在春秋时代，这座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堡却被时代的洪流冲击得摇摇欲坠。

按下葫芦浮起瓢

武王伐纣，牧野一战，灭掉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为了巩固统治，西周统治者按照宗法制的原则，将土地分封给周王室的子弟以及有功之臣。武王、周公、成王时期，陆续封赏了七十一国。随着周王朝的扩张和贵族子弟的增多，诸侯封国日益增多，到春秋时竟然有所谓千八百国的说法。

当然，在这千余国之中，必定有大有小，而且其名目也并非全部载于史册。史学研究者统计了《春秋》《左传》的记载，其中共有国家一百四十八个，而较大的则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

之所以会出现诸侯国数量逐渐减少的情况，是因为，在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中，对诸侯的管辖范围成为“邦域”，并有严格的限定，诸侯不能随意变更或离开领土。但是诸侯的邦域毕竟有大有小，从而造成了诸侯的国力也有强有弱，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领土广袤、治理有方的诸侯国，其影响力逐渐跨越邦域，扩展到周围地区，构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强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家或者成为附庸，或者干脆为大国所灭。这种情况，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之，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势力衰微，已经不能有效管制诸侯国之间的事务，于是野心勃勃的诸侯国之间往往爆发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小国沦亡的情况就更加寻常。据清代学者顾栋高统计，春秋时期，齐国兼并10个国家，晋国兼并18个，秦国兼并12个，楚国兼并42个；而像鲁国这种中等诸侯国也兼并了9个，宋国则兼并了6个。

在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争霸中，地理位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位于中原地带、交通便利的国家，或是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以及位于边疆、地域广袤的国家均先后强大起来，在春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十几个较大的国家中，位于东部的是齐国和鲁国。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位于现在山东省东部，虽然看似远离中原，但却“据渔盐之利”，在春秋时期发展得很快，后来成为一方霸主。

跨过泰山，鲁国就位于齐国的西南角。鲁国原本是周公的封地，和周王室关系亲密，因此也享受着特殊待遇。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王曰叔父，嘉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可见鲁国对于周王室的意义尤为重大。春秋初期，鲁国还一度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后来对外受制于齐，对内受困于卿、大夫掀起的连绵不断的内乱，逐渐衰落下去。

位于南部的是楚国。楚国的先祖熊绎据说是祝融的后代，虽然经过周文王的册封，但由于地理位置游离于中原之外，一向被中原各国目为蛮夷。可是，正是这个蛮夷，在周昭王、穆王时一度与西周王室打得难解难分，逼得周王室在南方册封申国，作为防备楚人的前哨站。到春秋初期，日渐强大的楚国干脆自行称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起来。

位于西部的是秦国。秦国和楚国一样，虽然号称是名门之后（秦国国君据称是大禹治水的主要助手——伯益的后代），但亦因地处偏远而被视作戎狄。直到秦襄公时，适逢平王东迁，而秦襄公出力颇多，才正式被封为诸侯，随后又接收了西周的王室故地，从此逐渐成长为一方霸主。

位于北部的是晋国和燕国。晋国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幼帝唐叔虞的封地，原本称为唐国，后来因为晋水的原因，改称为晋国。平王东迁时，晋国也曾经参与其中。春秋时期，晋国长期陷于内乱，还出现了小宗攻灭大宗的情况。尽管如此，晋国国力始终很强，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晋国的东北是燕国，燕国的始祖是和周公旦齐名的召公奭。燕国地处东北，本来地势偏远，幸好是周王室的嫡亲子孙，才没有被中原诸侯排挤。不过，收到地理位置的影响，燕国在春秋时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中原地带——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一带邻近周王室，诸侯国更是众多，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其中比较大的首推郑国，其实郑国立国颇晚，是由周宣王册封其弟王子友而形成。王子友颇有政治眼光，在西周末年的动乱中，他提前就转移了封地的财产和人口，因此郑国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因为在平王东迁时出力颇多、地位陡升，成为春秋初年中原地带的强国。

郑国往东是宋国。宋国是商朝王族的后代，作为前朝旧人，被封在中原地带原本是要接受四周周王室子弟的监视。可到了春秋时代，宋国居然凭借着有利地形还短暂地崛起，可惜其国力并不足以支撑其野心，因此霸权一瞬即逝。后来更沦为兵家必争之地，饱受战争的祸害。

卫国也是中原比较重要的诸侯国，它的历史也很悠久，是周文王之子康叔的封地。春秋时期，卫国曾经多次参与政治活动，表现也算活跃。令人称奇的是，也许是卫国太小，小到无足轻重，卫国之名一直存留到秦二世时才被正式废国。

到春秋后期，东南地区的吴国和越国也相继崛起。这两个国家原本也是“蛮夷”，但都先后以其强大的实力获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

春秋时期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就是由这些国家共同创造的。不过，春秋初年，各国诸侯势力还算相对平均，受制于相对平衡的势力范围，各个国家暂时还尊重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共同抵御四方蛮夷戎狄的入侵，因此周王室虽然窘迫，倒也还能勉强维持稳定，惨淡经营。不过，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几十年。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强弱变化，脆弱的平衡终于被打破。春秋时期的政治局势终究还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率先发难的，就是和周天子相距不远的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