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累世而兴，荆楚之地的大国



筚路蓝缕，楚国源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中原周边的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除了秦国在西方称霸，南方也崛起了一个足以称霸的大国——楚国。顾名思义，楚国就是在南方荆楚之地建立的国家。在远古时期，氏族间征战不断，旧氏族消亡、新氏族兴起。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族群，需要经历长时间的融合才能够形成，更遑论发展壮大成为“国家”这一最高统治形式。而楚国，也是在远古先民历经长期磨合，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的族群的基础上，又经过长时间发展，最终成型的国家。

楚国兴起于春秋初年，位于中原以南地域。楚国的祖先可以上溯至黄帝之孙颛顼。颛顼是“五帝”之一，又称为高阳氏，因而楚人屈原在其《离骚》中自表：“帝高阳之苗裔兮。”颛顼以下代代相传，依次诞生了称、卷章、重黎。重黎作为颛的曾孙，担任帝喾高辛氏的火正，掌管宗教。重、黎本来是两个氏姓，因氏族发展融合而合并为一。重黎担任火正，具有取火存火以照明天下的能力，因而又被赐名为“祝融”，乃是“大明”、“光明正大”之意。重黎在共工氏叛乱中被帝喾委任平叛，但执行不力，没有将叛军赶尽杀绝，因而触怒了帝喾，招来杀身之祸。重黎死后，他的弟弟吴回接任了他的职位，仍为火正，仍被称为“祝融”。

吴回之子名为陆终，陆终又生六子，分别是：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几个儿子的名字皆与其所封之地有关。季连姓芈，是楚国王族的先祖，他的后人或散落在各个城市，或远赴边远地区，史书中记载寥寥，无法详细得知。不过以族裔中其他分支的命运作为参照，昆吾和彭祖的后代也都一度兴盛，然而先后为商汤、商纣所灭。而楚国先人各个族裔在当时频繁的部族争战以及强势的商朝不断挤压中向南迁移也属正常行为。

直到商末周初，季连的后人中有一支叫做鬻熊，鬻熊一面依附于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商纣王朝，另一方面大力支持新兴的周朝，为西伯姬昌出谋划策，后来在周文王的朝中成为元老重臣。这样的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族群地位，并在后世很长时间成为了楚国赖以生存和谋求发展的政治资本。

鬻熊的后人熊绎所处的年代是周成王时。熊绎本身立有功勋，加之祖上又是有功之臣，因而被成王赏赐一块封地，位于南方，定都于丹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秭归，这就是楚国最初的雏形。事实上这次封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这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存在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除了熊绎之外，当时共同侍奉周成王的还有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等人，这也初步体现了以周成王为中心的诸侯分布情况。熊绎得到的封地，面积虽然不大，质量却极高，首先它处于三省交界之处的战略要道，地理条件优越；其次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可以说极尽地利，为楚国的生存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然而楚国和周王朝并不是铁板一块，原因在于周王朝始终把楚国当做“蛮夷小邦”来对待，虽然承认其存在，却不给予相应的尊重和政治地位。楚国国君在天子会盟的时候只是被喊去做一些杂务，却无法列席诸侯，这之于楚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屈辱，于是楚国对周王朝心怀不满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周王朝对迅速兴起的楚国也采取提防打压的政策，甚至数次出兵劫掠征讨楚国。不过楚国羽翼渐丰，已非吴下阿蒙，在面对周王朝的讨伐时非但没有吃亏，还屡屡取胜，把周朝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不仅丧失了“六师”，连国君（周昭王）都“客死”。

周夷王姬燮主政天下的时候。在这期间，因为周王室进入了衰退阶段，诸侯国纷纷怀有不臣之心，而各诸侯国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互相讨伐的事情很多。楚国的掌控者，熊绎后人熊渠此时也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发兵攻打周边小国，将土地扩张到江汉流域，通过一系列政策，得到了民众的拥戴。熊渠的扩张，使得楚国占据了庸、杨粤、鄂等地，这些地方盛产粮食、铜矿，这为楚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壮大提供了有力保障。

楚国势力的增强，使得熊渠的底气越来越足，他不满周王朝给他的封号名分，于是封自己的长子熊毋康做句亶王，次子熊红做鄂王，幼子熊执疵做越章王，都属于自立名号，分布在长江沿岸楚国边远地区。

周厉王即位后，十分暴虐，熊渠担心楚国安危，便放弃了自封的这些名号。熊渠死后长子熊毋康继位。毋康早死，熊挚红即位，但是他的弟弟熊延杀了他篡位。熊延生下了熊勇。熊勇六年，周厉王因其暴虐无道遭到国人讨伐，最终不得不出逃而走。自这一年后，楚国有了较为明确的历史纪年。

四年之后，他的弟弟熊严接替了他，十年后卒，其长子熊霜继位。熊霜死后，他的三个兄弟为了争夺王位互相残杀，最终季徇胜出，是为熊徇。熊徇去世后熊咢继立，之后是熊仪继立，即为若敖。

在这期间，周王朝由周宣王执掌大局。周王朝和楚国战事不断，互有胜负。通过一件事可以看出楚国已经进入了周宣王的政策重心之中，这就是周宣王把申伯迁移到了谢邑，建立申国，以防楚国入侵。申国的建立，的确起到了遏制楚国的作用。

周宣王死后，其子周幽王即位，就是一手炮制了历史上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昏君，在其失信于天下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命运就此注定了。若敖即位二十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姬宫涅死于犬戎的叛乱，周王室向东迁徙，西周就此灭亡，东周时代开始，然天下已乱，周王室日渐式微。

七年之后，若敖也去世了，熊坎继立，称为霄敖。六年卒，熊眴继立，是为蚡冒。蚡冒死后，其弟熊通杀死了他的儿子，篡夺了王位。熊通上位后，自立为楚武王。楚国此时已经在若敖、蚡冒的励精图治下发展多年，兵强马壮。楚武王接手的可以说是一个冉冉兴起的南方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一统江南的资本。武王对内进行政治治理，对外进行征讨，不断拓宽疆土，使楚国得以进一步强盛。在其长达51年的执政时间里，楚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奠定了春秋大国的基础。

荆楚第一王

楚武王接手楚国的时代，对于各个诸侯国而言，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周朝由盛转衰，对诸侯的控制力度逐渐削弱，诸侯国可以伺机发展壮大自己，甚至从周王朝那里占得便宜。然而，各个国家因为地利、人和等因素不同导致了彼此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身为国君者绝不敢掉以轻心，带领国家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艰难地求生存、谋发展。

各国内部也不平静，国家的发展扩张会带来相应的权力分化，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内部矛盾的滋生，当矛盾无法调解时，就会发生亲族残杀的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权与利的洗牌和再分配。代价就是国家在激烈的内耗中动荡不安、停滞不前。例如：晋国五侯被弑；鲁国，公子翚弑鲁隐公；郑国，庄公克段于鄢；齐国，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三人弑齐襄公。

反观楚国，内部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楚武王权力集中，手下亦有能人襄助，在经济文化方面发展平稳。外部扩张并不激进急躁，充分消化占领的版图，使其真正成为生产力的有效构成部分。

至于“武”这一名号，《谥法解》中说道：“刚彊直理曰武。”充分体现了楚武王的个性特点和执政风格。这一封号并非受赐于周天子，而是武王自封。武王三十四年，楚国兵进随国。之所以选择随国，原因有三：一是随国在楚国周边小国中实力较强，攻下随国，可以对其他小国形成威慑；二是随国骄傲自大，引诱其炫耀武力，可以让周边小国感到不安，形成离间效果，便于日后楚国对它们的拉拢蚕食；三是随国也属姬姓，打击随国，就是灭周朝威风。

当楚国大军逼近随国时，随国派其少师来与武王谈判，申辩自己并无罪过。楚王回应，言楚国意在为安定中原略尽绵薄之意，希望随国国君可以在周天子前请托，为楚王谋求封号，随国少师允诺，楚王随即退兵。少师回国后，以楚军队形散乱、军容不整为由，力劝随君追击，大臣季梁劝阻道：“楚国正值天命相向，军容混乱乃是诱敌之策，王侯何必心急？小国能够抵挡大国，在于小国有道而大国无行。有道指忠于民而信于神。朝堂之人，心念百姓；祭祀巫使，名正言顺。然而如今百姓冻馁，巫使胡言，国家如何得以成事？”

随君问道：“用于祭祀的牛羊肥壮质优，谷物丰富，如何不是忠信呢？”季梁对曰：“民为神之主，古之贤君皆以民为先，随后乃顾神灵，祭祀时说‘牛羊肥壮’意为百姓富庶；说‘谷物饱满’意为无灾无祸；说‘酒甜而美’意为人心无邪。但现在人心丧乱，神灵无主，纵使君王富有，何福之有？君侯若修明政治、促进和睦、亲善友邦，方可避祸啊。”随君采纳了谏言，没有追击楚君，内修政治，外铸国防，楚国短期内也未敢再犯。但是随国国君的请托被周天子严厉拒绝，楚王愿望落空，愤懑之下，自尊为王，称号曰“武”。

然而楚国的称霸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在沈鹿举行会盟，在周边国家中，只有随国与黄国没有来。武王一方面派薳章去谴责黄国，另一方面出兵亲征伐随。随君不听良将忠言，反而采纳少师浅薄之语，贸然出兵。楚、随二国会战于汉、淮之间，随军大败，国君溃逃，少师遭俘，不得不罢战求和，与楚国签订城下之盟。经此，楚国名动四方。

一年之后，巴国遣使来到，言愿帮助楚国结识邓国，希望借此能和楚国通好。楚国于是派使者和巴国使节一同赴邓。然而在邓国境内竟然遭到劫杀，二人均遭毒手。楚国问责，邓国推托不肯认错。于是楚国联合巴国共同发兵，攻击邓国。邓军三次进击巴军皆不得手，楚军将领大夫斗廉将楚军匿于巴军之列，诈败引诱邓军追击，待其孤军深入后合围，邓军不敌。

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楚国又挫败了郧、随、绞、州、蓼五个小国合力攻打自己的阴谋。屈瑕、斗廉二人，在未将局势报予楚王、没有请求援军的情况下，兵分两路，前者抵御四国联军，后者突袭郧国都城，大获全胜，并成功与贰国和轸国缔结盟约。次年，为报复绞国，楚国讨伐绞国，利用绞国急躁轻浮、贪图小利的心态，采用诱敌策略，攻破了绞国的城池。

但是楚国的胜利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两年以后，此前战功累累的屈瑕领兵攻打罗国，过往不断的胜利麻痹了他的心性，让他变得骄纵狂傲、刚愎自用，在军队渡河之时不加提防，遭到突袭，惨败，缢于荒谷之中以谢国人。这一败严重挫伤了楚国的锐气，打击了楚国的国力，导致楚国在以后数年都处于休养生息之中，停下了外扩的脚步。

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此时楚国已经养精蓄锐十年，农业、手工业、军力都稳中有升。特别是在军备上，大力发展戟兵，利用戟作为矛、戈复合体既能刺又能砍的特点研发出了新的作战阵形——“荆阵”。同年，随侯迫于周天子压力，为自己承认楚王的自封而赔礼认错，这触怒了武王，并惹来了兵祸。

楚王年届七十，仍要率军亲征。临行前忽感心神不宁，遂问于夫人邓氏，夫人叹道武王年岁已尽，命不久矣，感到心神不安乃是祖宗召唤，率军出征凶多吉少，能保大军不失已是幸事。武王不从，执意亲征，途中病发死于树下。

楚军秘不发丧，仍大举开向随国，把随国围得水泄不通。随君心知不敌，只得再度求和，领军将官屈重便以武王名义在汉水转向之地与之相见会盟，随后方才回军。待到楚军回归境内，才发布消息，举国治丧，并由楚文王继位。

武王在位五十余年，将楚国由一个地方性强国，治理成能够称霸一方、震慑诸侯并觊觎中原乃至撼动周朝的大国。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屡战屡胜，吞并疆土，成为江南地区名副其实的霸主。

当了诸侯王也得挨鞭子

楚文王名为熊赀，和乃父一样，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为楚国的壮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文王即位之初，由于国富民强，军力强大，一批忠臣良将辅佐，执政压力不大。加之中年即位，为储多年，从事事小心的生活中方才解脱，所以并不励精图治，而是耽于享乐，沉浸在安逸之中。例如，他曾经携犬带弓远赴云梦泽游猎，整整三月一去不返；再如，广征丹阳美女以盈后宫，纵情于声色之中，沉浮于脂粉之畔，不理朝政，任由国事荒废。

于是老臣太保申和大将鬻拳进宫进谏，并以先王遗命为由要鞭笞文王以示惩戒。文王以自己出生便受赐位列诸侯，此时又贵为一国之君，不能受鞭刑之辱为由，请求太保申网开一面，换一种刑罚方式。但太保申执意不从，文王无奈，只得趴在枕席之上受刑。太保申并未真打，他手持荆条束鞭，高高扬起、轻轻落下，仅数下之后便止。

文王认为在先王英灵注视之下受此可有可无之刑，心中顿感不安，言即已蒙受鞭刑之名，不如真打一顿反倒痛快。太保申回曰对小人应令其受皮肉之苦，对君子则应让其感到内心羞赧屈辱，否则皮肉之苦又有何用？若大王仍不得醒悟，为臣之人实在是愧对先王嘱托，只得以死谢罪了，言罢自请死罪，意欲投河。文王急止猛省，遂杀狗、折弓、遣散美女，专注于修补朝政、巩固民生以报先王之志。留下一段“受笞纳谏”的佳话。

文王即位后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策，把国都从丹阳迁到了郢。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楚国外扩思路的延续性，楚国经过武王时期的对外用兵，在江南之地已经无可匹敌，寻求逐鹿中原的途径是其新阶段的必然选择。在战略重心已然北倾的情况下，就需要寻找新的大本营，同时，还要保持对南方固有版图的控制。因而迁都，则成为了适应楚国新的国情，解决楚国发展需要的重大决定。

郢城地理位置极佳，南有长江天堑为屏，西通巴蜀之地，东望吴郡、会稽，北向中原，陆路、水路四通八达，进可入主中原，退可据守一方。更兼地势高耸，保证汲水却无需担忧洪涝，是发展民生、保障后方稳定的绝佳场所。楚文王迁都的决策，确保了楚国后面将近四百年的繁盛。对于郢城的确切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一说位于湖北江陵南部，又说湖北宜城西，还有认为其实所属两地，但都叫郢。

文王沿袭先王对外兼并的脚步，挥师进军申国。申国，以周为姓，也是周天子的分封地，作为周天子在江南楚地钳制楚国的重镇，楚文王几近周折，终于灭申。由于邓国地处于楚国和申国之间，是楚文王大军往返的必经之地，加之文王母后，也就是武王的王妃邓曼是邓国人，于是在文王班师路过邓国时，邓国国君设席款待文王。邓国的贵族们苦劝国君借此机会除掉文王，但国君不从，认为不能行此不义之举，由此放虎归山。文王回国后不久，就再度出兵把邓国灭掉了。

楚军之所以无往不利，一方面仰仗于国力的强大和军备的雄厚，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治军之严明。有一则故事可以体现这一点，楚国伐邓途中，文王命令两位王子革和灵外出侦察，二人在野外遇见一位乞讨老翁，于是抢掠欺侮了他。文王得知此事，欲斩二人。

王公贵族们纷纷劝阻，认为因如此小事就处以极刑太过严厉。但乞讨老翁在营门外大喊说楚军因邓国残暴于是征讨，但楚国公子肆意欺凌老弱，岂不是说明楚军更为无道！文王感慨讨伐残暴的义军如果自己也残暴无行，则算不上安民；仗着身强力壮欺侮年迈之人，将来无法教育后代；宠溺子女，因私废公，无视法度，则不能治理国家；庇护子女伤害国政更万万不可。文王乃斩杀二子以正军法。

楚国攻灭申、邓、吕诸国，是其扫清门户、打通称雄中原的必为之举。彼时，中原大地格局区趋于明朗，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经过改革，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军事实力日渐雄厚。外交上与宋、陈、郑等中等国家结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势力。楚国要想入主中原，齐国及其盟友是其无法忽视的存在。而欲与之一战，必须尽可能地扫除一切对自身不利的因素。楚国周边的小国，论实力虽不能对其造成威胁，但楚国还没强大到可以在无视它们的前提下与强大对手一决高下。吞并这些小国，既可以扫除后顾之忧，又能够壮大自身实力，还可以将这些小国具有的地理优势据为己有，因而楚国必须攻灭它们。

楚文王将汉水以东之地尽数收归版图之中，又趁息、蔡两国不睦而借机吞并，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超越了单纯史实的内涵而拓展到文化层面，息夫人的凄绝命运也引发后世之人反复为之感叹吟咏。

楚国终于可以直面中原，文王选择了郑国作为首个攻讨对象，理由是郑厉公复辟“缓告于楚”，以此向以齐国为首的中原各路诸侯发出宣言。楚国伐郑，是这个南方大国第一次和中原诸侯正面交锋，正式拉开了齐、楚争霸中原的大幕。

向北开拓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就在楚国野心勃勃，为进军中原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时，一个不经意的机会，降临到了文王面前。位于淮水一带的息国和位于汝水一带的蔡国发生了摩擦。起因源于息、蔡二位国君都娶了陈国国君的女儿为妻，蔡国国君娶的是大女儿，而息国国君即将与小女儿，也就是后来的息妫完婚。息妫出嫁时途经蔡国，蔡国国君认为息妫是自己夫人的妹妹，于是就没有按照息国夫人的规格礼遇进行招待，并且举止颇为轻浮，着实激怒了息国国君。

息国国君决定报复，便使人拜访楚文王，请求楚文王出兵攻打息国，由息国向蔡国求救，这样就可以给楚国攻灭蔡国制造口实。这正中了楚文王的下怀，于是很快答应了息国的请求。

楚国随即进兵，在这一年的九月份大败蔡国军队于莘地，并且俘虏了蔡国国君献舞。对于楚文王而言，这次战役的意义不仅在于挫败了蔡国，更是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就是楚国有决心，也有能力进军中原。在孔子编选的《春秋》更是把这件事作为楚国走向强国的分水岭，并从这一年开始，正式将楚国列入记载对象，其原文曰：“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

蔡国国君惨遭被俘之辱，更得知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息国国君，而起因在于息妫夫人，内心自是痛恨不已，处心积虑想要报复。恰好蔡国国君知道楚文王喜好女色，于是就借机向楚文王夸耀息妫夫人的绝世美貌，竟然使得楚文王在尚未与之谋面的情况下就心旌摇曳，向往不已。

蔡国国君见文王心动，便进一步怂恿挑唆，令楚王决意采取行动。楚王便以巡游狩猎为借口，带着大军“不经意”间路过了息国。息国国君不明所以，还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席间令息夫人出来相见。楚王得见息妫真颜，方知蔡侯所言不虚，次日，以答谢为名，将息国国君骗出宫来，设伏击杀了他，遂侵入宫中，将息夫人强虏回国。

息妫自有倾国之貌，犹若桃花盛开，令楚文王心醉神迷，将其封为“桃花夫人”。息妫在文王宫中，一住三年，为文王诞下两个儿子，一曰熊囏，一曰熊恽，熊恽就是后来的楚成王。

虽然多子多福，但息夫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因为她始终忘不了她作为息国夫人的原有身份以及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整整三年，息夫人没有和楚文王说过一句话。楚文王问她何故如此，她回答道自己一个妇人家，生不能侍一夫，死不能殉一主，为人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楚文王对其内心怨怼心知肚明，于是拿蔡国为其平复心情，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楚国出兵，将蔡国彻底变成了自己的附庸。

“桃花夫人”的故事，源远流长，人们在为其凄绝动人而感喟时，也对息夫人的命运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见解。唐人王维在其诗歌《息夫人》中写道：“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在王维眼中，楚王因贪恋美色而行不义之举，通过残暴的方式毁人家庭，甚至认为以今日荣华富贵的恩宠可以让息夫人忘却过去，无疑是无德无行而又愚蠢可笑的。而息妫夫人虽身处楚宫，却时时心念旧人，虽然身不由己，但却在绝望与哀痛之中坚守内心的忠贞，实在是有贞有烈的典范了。事实上，息夫人在楚国灭蔡，为息国国君报仇之后，便以自尽的方式，追随夫君而去。

然而另一位唐代诗人杜牧对此有着不同见解，他说：“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毕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杜牧暗讽息夫人红颜祸水，惹得国破家亡，自己却没有立刻自尽以谢，反而选择偷生，实乃可悲可恨。

然而，无论是王维还是杜牧，似乎都忽略了楚国灭息、蔡二国的根本原因。楚文王志在中原，而息、蔡二国又是楚国走向中原必须迈过的门槛，两国所在的汝水、淮水领域乃是楚国挥师北上和东进的咽喉之地，必须抢占先机。楚国灭息、蔡之后，以两地为重镇，特别委派官员进行镇守管理，并将其地位拔高到中央直属辖区，足见两地的战略地位。

因而不论以何种借口，息、蔡二国必是楚国的囊中之物，这一命运不会改变。而“桃花夫人”不过是楚文王战略决策下的额外收获罢了，她的存在，只能是被强行拉上前台的小小注脚，而不会成为决定历史大势的原因，这可以算是息夫人的又一种悲剧吧。

楚文王生命中最后一次征战并没有以完美告终。介早在武王时期，楚国就已经征服了权国，并派人管理，无奈权人叛变，事件平息后，武王将之迁移，另派大夫阎敖治理。后来，楚国与巴国联合攻打申国时，阎敖与巴国将领不睦，巴国军队随之进攻阎敖治下权人的居住地，阎敖败逃，被文王处死，他的族人于是联合巴国共同对抗楚国，甚至打到国都周边。

鲁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国出兵平息事态，反遭大败，文王仓皇逃回。但是城中守将鬻拳认为国君惨败逃回实在有辱国威，拒绝开门放行，楚王只好挥师攻打黄国，得胜班师。在归国途中，楚文王染病，不治身亡。遗体回国之后，鬻拳将其安葬于王陵，然后自尽而亡，追随文王而去，不负自己一生忠臣之名。

楚文王在位十四年，基本实现了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志向。他攻灭了息、蔡、申、邓诸国，打通了楚国通向中原的康庄大道。其迁都决策，为楚国数百年的国富民安提供了有力前提，并使楚国在未来的争霸中占据了先机，体现出了一个伟大国君的远见卓识。清人顾栎高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罗、鄀，以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准确概括了楚国在文王治下的发展轨迹，也是楚文王一生励精图治、奋斗不息留下的功绩和遗产。

不纳谏我就杀了你

从敢于拒绝为兵败逃回的楚文王开门一事上可以看出，楚国的大夫鬻拳是一个性情刚烈，敢于以下犯上、直言进谏的忠臣。也正是有这样一批臣子的存在，楚文王才能在做决策的时候避免冲动和错误，带领楚国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

鬻拳是楚国宗室的后裔，在楚文王麾下为官，他为人忠直，一心为国，追随楚文王，死而后已。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体现了其为人之耿和为臣之正。

一是在楚王伐息灭蔡时期。楚文王借口蔡国出兵救息而攻破蔡国，将蔡哀侯献舞俘虏回国。哀侯献舞觉察到了楚、息两国的图谋，顿时火冒三丈，大骂息国国君狠毒、楚文王无道。楚文王岂能忍受如此侮辱，于是决定将蔡哀侯大锅烹煮以祭祀太庙。

鬻拳审时度势，心觉不妥，于是进谏楚文王。他对楚王陈述了他的观点，认为不能因为蔡侯的无礼就用这样残暴的方式处死他，因为楚国即将进入中原，在军事征伐之外还需要尽可能地争夺中原诸多小国的支持。所以应当放过蔡国国君，并与之结为盟友，这样既能壮大自身实力，又能留下一个楚文王宽厚开明的形象，为楚国日后外交打下良好基础。

鬻拳的分析入情入理，楚国作为中原大地的后来者，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他最大的潜在对手齐国有利。齐国经营多年，在中原打下深厚根基，与其他各国往来呼应，形成军事联盟。楚国处于以一敌多的状态，在日后的争霸中必须分化齐国阵营，结成自己的联盟与之抗衡。然而楚文王尚未正式进入中原，就留下残暴无道的恶名，会使诸侯国对楚国望而却步，甚至因此投入齐国阵营之中，壮大敌人势力，给楚国的扩张带来无穷威胁。楚文王为解一时之恨，却可能留下如此大的后患，着实是不智之举。

楚文王对此未必不是心知肚明，然而身为王者的威严不可侵犯。如若已经身为阶下之囚的蔡哀侯都敢如此放荡恣肆，那今后还有谁会把文王放在眼里呢？于是文王并不理会鬻拳的苦苦进谏，执意下令将蔡哀侯牵出，投入沸腾的油鼎之中。

鬻拳见文王一意孤行，不免急火攻心，国家的利益和君王个人的意气此时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作为臣子更不能失去原则，必须要做出有利于君且有利于国的抉择。鬻拳无奈之际只好出此下策，他持刀上殿，将刀刃横在楚文王脖子上，怒目圆睁，威胁说宁愿君臣二人共赴黄泉，也不愿君侯行此不义之事让君侯失信，国家蒙羞。

文王见鬻拳如此坚持，又惊又惧，只得收回成命，饶恕了蔡哀侯。随即，鬻拳弃刀跪于文王面前请死，说文王肯听从谏言是国家之福，为臣者对君王进行横刀胁迫是大不敬，因此请求领罪受罚。文王惊魂甫定，却并不以为忤，言鬻拳一片忠心，行此激进之举也是事出有因，故可赦其罪过。

鬻拳却坚持己见，并于众人面前，持斧自刖双膝，并说绝不敢自赦己罪，大呼若有为臣者无视君臣之礼可以以此为鉴。楚文王大惊，急命救起，后将鬻拳斩下的双腿奉于太庙以自省。鬻拳已是残废之人，被委任守卫城门，这于鬻拳而言，可以说是无上的荣誉了。

另外一件事情，则发生于文王率军平息巴国和阎敖族人联合叛乱之际。巴国与楚国曾是盟友，却一直貌合神离，更在两军共同征讨申国时矛盾公开。由此裂隙越来越大，终于在鲁庄公十七年（公元前677年），巴人作乱，攻击大夫阎敖属地，阎敖仓皇奔逃回国都，却被文王处以极刑。阎敖族人惊怒之下遂联合巴国军队共同反抗楚国，声势浩大。

楚文王率军平乱，不想因骄纵轻敌惨遭败绩，自己更是身负箭伤，只得且战且退，意欲撤回都城再整旗鼓。谁知文王历经艰险来到城下，却被守门人鬻拳拒之门外，鬻拳以为楚军自文王继位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却在弱小的巴国面前吃了大亏，实在有损颜面。而文王作战失败，大军铩羽而归，非但不思反败为胜之策，反倒争相进城，想要避而不出，羸弱至此，楚国颜面何在！于是鬻拳执意不肯开门，并要求楚文王带兵攻打实力不强的黄国，好歹讨得一场胜利，班师回国。

楚文王纵有雷霆之怒也没有办法，只好调转马头，率领大军攻向黄国，虽然楚军新败，但余威尚存，稳稳拿下战斗，挽回颓势，可以昂首挺胸开回国境之内。然天意难测，文王不幸染病，竟然不治身亡，死于军中，对黄国的胜利，为其累累功勋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噩耗很快传到国内，鬻拳陷入自责之中，他将文王拒之门外，逼迫其操劳征战，无疑对文王的病逝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鬻拳安葬文王于王陵，随后自尽，以示忠心。

纵观鬻拳一生，为臣不负忠君之职，为人不负内心本性，可谓无憾。鬻拳之直谏，形式之激烈，意图之坚决，纵观中国历史，亦属罕见，既体现出了为臣之忠信，更体现了为臣之艰难。古之忠臣，动辄落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境地，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徘徊于“忠于君”和“忠于国”之间。一俟君王昏庸，“君”与“国”二者之间就会出现尖锐的对立，而臣子此时则会陷入两难之中，往往酿就悲剧。以鬻拳之耿烈，非但未遭文王见弃，更能身负英名而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同时也体现了楚文王的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