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重振雄风，重新登上霸主巅峰



要么不打，打就要打死

卿大夫势力的日渐强大，是晋国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赵氏、郤氏以及栾氏和中行先后执掌国政，对君权构成了极大危险。此问题不仅在对外政策上影响了晋国的决策，导致了晋国接受了不利的弭兵条件，在国内政治方面也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九月二十六日，赵盾“弑”君，赵氏卿大夫在朝中不可一世。景公之时，诛杀赵同、赵括，赵氏力量被极大削弱，但赵武重立之后，赵氏的势力又渐渐恢复起来。

而至于厉公时期，公族卿士中力量最强的是郤氏，郤锜、郤準、郤至，叔侄三人共列八卿，家族势力达到鼎盛，朝中诸卿无不惊惧。而鄢陵之战后，三郤自以为在晋军大败楚军的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奇功，更是煊赫不可一世。而郤氏力量的强大，直接威胁到了晋厉公的统治，鄢陵之战后，晋厉公便一直图谋除掉这些强横的士大夫，代之以自己的亲信部下，尤其是自己诸多宠妃的兄弟。

厉公其中一位宠妃的兄长名叫胥童，此人因父亲胥克为郤氏所废而深恨郤氏，欲除“三郤”而后快。而厉公的另一位大臣栾书也因为郤至在鄢陵之战中没有采纳自己的计策而打败楚军而心生怨恨，于是重金贿赂楚国，令其欺骗厉公说鄢陵之战乃是郤至为了迎立公子周而串谋楚国发动的，只是因为其他盟国尚未准备好才没有成功。栾书并且设计让郤至到周京与公子周相见，这让原本就对郤氏心怀疑忌的厉公更坚定了除掉这一家族的决心。

而由于郤氏一族平日十分骄横，晋国朝野中对其怀有怨恨的人很多，晋厉公指使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带领八百名兵士夷灭三郤，胥童并且趁机逮捕了中军元帅栾书和中行偃等人，要求厉公一并诛灭这些在朝中掌权已久的卿士大夫。而厉公此时偏存妇人之仁，表示不愿因一己之私而杀害更多人，于是释放栾书、中行偃并派人进行慰问。

两人表面上虽然感激国君的不杀之德，但心中却对晋厉公十分疑惧，加之晋厉公素日十分残暴，朝中大臣多将其看做夏桀、商纣之类的暴君。晋厉公灭三郤的次年，栾书串通中行偃将厉公捕系下狱，派程滑将其杀于狱中，死后仅以车一乘薄葬于翼东门，而厉公的亲信长鱼矫奔狄，胥童被杀，几乎被夷灭殆尽。

厉公被杀是晋国自灵公之后的又一次大动荡。而栾书诛灭厉公之后，又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借口派遣荀罃、士鲂等人前往雒邑迎接公子周，而公子周也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登上了晋侯的宝座。

公子周即位之初，年仅十四岁，是为晋悼公。悼公的祖父捷是晋襄公的儿子，虽因年幼不得即位为国君，却得晋襄公宠爱，号称为“桓叔”。桓叔生下惠伯谈，谈即公子周之父。因为晋国“不蓄群公子”的国策，桓叔这一支晋国的苗裔被安置于雒邑。而公子周在雒邑之时，虽然年幼，但已经颇有贤名，通晓诗书，德行高尚，对天下大势也是了如指掌。

而鉴于晋国内部持续二三十年的激烈斗争以及臣下屡次弑君的情况，公子周虽然受邀回国但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厉公死去十天后，公子周在栾书等人的逢迎下至晋。到了绛地，公子周与诸卿士大夫杀鸡为盟，诫告诸臣曰：“寡人羁旅他邦，且不指望还乡，岂望为君乎？但所贵为君者，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令，不如无君矣。卿等肯用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听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拥空名之上，为州蒲之续也！”

晋悼公这席话，看似是与诸臣寒暄，实则是对栾书等人势大欺君的罪恶行径予以严厉的指责，也是逼臣下向自己盟誓要忠于新君。年仅十四岁的晋悼公也从此承担起了中兴晋国的重担。

而悼公即位之后，也确实励精图治。他首先致力于整顿内政，先是处理厉公朝的余恶，以“逢迎君侯于恶之罪”将夷羊五、清沸魑等五人斩首示众，并以杀害厉公之事将程滑杀掉，而对于犯上作乱但又对自己有拥立之恩的栾书，则贬斥其养老，另将其嫡长子栾黡提拔到朝中为官。

随后，悼公便着手于国计民生，减轻赋税，放宽刑罚，免除百姓对官府及贵族的债务，对鳏寡孤独之人予以照顾，援助灾荒，禁止邪僻侈荡之事，并严格规定不准侵犯农时，对国家、大夫、卿士兴建土木工程亦有所限制。

而在对外关系上，晋悼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即位第二年，晋悼公即召集鲁、宋、卫、曹、邾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北）相会，采纳鲁国仲孙蔑的建议“城虎牢以逼郑”，最终使得郑国脱离楚国而向晋国靠拢，而陈国随后也来归顺。悼公同时采纳了大夫魏绛的建议，与戎狄修好，从而免除了南征楚国时的后顾之忧。

经过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晋国终于具备了南下与楚国争雄的实力。晋悼公也逐渐通过保宋、和戎、联吴及疲敌战法的实施，出现了“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例，亦无贪民”的富强局面，逐渐恢复了晋国的霸业，形成了天下诸侯、以晋为大的霸主地位。

魏绛的强国术

在晋悼公整顿内政、加强实力、为争夺霸权做准备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魏氏家族的魏绛。

魏绛，姬姓，魏氏，乃魏準之孙，魏武子之子，出身于世家大族。悼公即位元年，为了拉拢强族，对世家子弟广泛进行封赏，魏绛本人即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军司马，负责执掌军中法度，地位已经相当于赵盾时代的韩厥。

魏绛虽因家族关系而得以位列八卿，但在辅佐晋悼公期间却是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殚精竭虑，积极为国君出谋划策。魏绛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功绩，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执法严正，不畏权贵。

魏绛为人刚正不阿，执法十分严正，即使对贵族强家也是一视同仁，绝不姑息妥协。而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的执法，魏绛甚至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晋悼公即位之后的第四年，召集诸侯会盟，一则是借以炫耀晋国的武力和地位，二则也是试探诸侯对晋国的态度，为称霸中原做准备。而悼公的弟弟杨干却无视法纪，肆意扰乱悼公随行仪仗队伍的行列。魏绛身为中军司马，为了严明军法，在诸侯面前不堕晋国国威，冒死当众处决杨干的驾车之仆。此举虽使魏绛声名远播，为其赢得了清廉刚正之命，但却使晋悼公大为恼怒。悼公认为魏绛是借侮辱杨干来侮辱自己，其行为是对国君的“大不敬”，因而不顾众人劝阻，坚持要将魏绛处死。

而魏绛也早已做好就死准备，执法完毕后即上书向悼公陈述行刑理由，说“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表明自己身为司马，平日管理不严，才会导致杨干这样扰乱军纪的行为出现，自己理应对此事负责；但诸侯会盟之时，若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枉纵杨干之仆，只怕引来诸侯嗤笑，不利于晋国日后争霸。魏绛同时表明，自己未能尽职尽责整顿军纪于前，折辱公室贵族于后，愿一死以谢罪。晋悼公在读完魏绛的陈情书后深感愧疚，匆忙之间赤足奔于朝堂赦免魏绛，事后又专门设宴向魏绛赔罪。

二、深谋远虑，力主和戎。

杀杨干之仆这件事令晋悼公充分认识到了魏绛的贤德和能力，不久即攫升其为新军将佐。也正是在新军将佐的任上，魏绛向悼公提出了“和戎”之策，这可以称得上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贡献。

戎狄与晋国相邻，多次侵扰其北部郡治，成为晋国重要的祸患之一，也是晋悼公南下争霸的重要障碍。而魏绛以前，晋国处理与戎狄关系的方法一向是与其进行战争，而从无“和戎”之说。

因而最初魏绛向悼公提出“和戎”之策时，悼公并不能理解这项计划的积极意义，反而拒绝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并不气馁，从国家大局出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理有据地向悼公说明了“和戎”五点好处：

第一，“戎狄荐居，贯货易土，土可贾焉”，戎狄为马上民族，以游牧为主，因而轻视土地，重视财物。晋国可以利用戎狄的这一特性以财物向其换取土地，从而扩大晋国北部边界。

第二，“边鄙不耸，民押其野，穑人成功”，与戎狄的连年战争导致晋国北鄙农事荒废，人民也十分疲敝。而与戎狄修好，则人民自可安居乐业、回归土地，农业生产就可以得到保证。

第三，“戎狄事晋，四邻振动”，戎狄归降晋国，诸侯必然要受到震动，如此则晋国的国威必将大震。

第四，“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消弭战争，既可以休养军队，也可以节约保存战争物资。

第五，“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魏绛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晋悼公也终于被魏绛说服，命令魏绛为使者出使和戎。八年之后，晋与戎狄之间便做到了和睦相处，边境之间也几乎再无战争，晋悼公南下争霸也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领兵作战，居功不傲。

魏绛除了执法刚正、深谋远虑之外，还是一位难得的将才，领军作战多有功劳：《左传》载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魏绛与赵武率师斩行禀；十年（公元前563年），与士鲂戍梧及制；十三年（公元前560年），佐栾黡将下军救寺；十八年（公元前555年），与栾盈以下军克寺。虽然现在因为史料缺失而无法得知其行军布阵的详细情形，但却可以从“魏绛多功”的评语中想见其赫赫战功。

但难得的是，魏绛虽在晋国的对外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却不居功自傲，情愿为他人副手，多次将战功拱手让人。这虽然是魏绛谦逊有礼的作风使然，但客观上却也有利于保持晋悼公诸将领之间的和谐，最大程度上削减了因为内讧而造成的国力衰退。

四、居安思危，如履薄冰。

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宋、齐、晋、卫等十二国联合进攻郑国。郑国国君恐慌，因而命人向十二国中最为强大的晋国求和。在晋悼公的授意下，其他十一国也停止了对郑国的围攻。郑国国君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谢，派人赠与悼公大批礼物，其中包括歌伎十六人、乐师三人，以及兵甲齐备的兵车一百乘。

晋悼公非常高兴，以“乐之半”赐魏绛，并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晋悼公时年未满三十岁，而八年之中，已九次与诸侯会盟，风光程度可谓一时无二，因而难免生出骄纵之心。

而魏绛则敏锐地觉察到了悼公骄傲自满的苗头，虽辞谢再三之后不得不将礼物收下，但却正色劝诫悼公说：“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由备，有备无患。敢一次规。”（《左传·襄公十一年》）魏绛此段话，意在警告晋悼公，晋国现在虽国势强盛，但要时刻思考到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做好防备，避免祸患的发生。

晋悼公在听完魏绛的告诫之后，深以为愧，更明白魏绛时时刻刻都牵挂着晋国国君和百姓的安慰，因而此后对其更加敬重。

观魏绛一生，自其以家世列卿以来，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对悼公忠心不二，在晋国中兴霸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最终因功改封在安邑（今属山西运城），死后谥号曰“庄”，后世也因此多称其为“魏庄子”。

晋悼公的本事

晋悼公由雒邑回国承袭晋侯之位时，年仅十四岁，然而其从国境走入国都，从国都进入朝堂的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既没有对于君位的迫切渴求，也没有对权臣世家的屈节奉承。可以说，十四岁的公子周在晋国朝堂上的首次亮相十分精彩，有力地震慑了群臣。

其后，晋悼公更是凭借其过人的政治天赋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晋国开辟出了一条称霸之路，成为晋国霸业的中兴者。而悼公即位之后，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整顿晋国内政，改变晋国自灵公以来已经持续二三十年的混乱局面。

晋悼公在内政方面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任用百官，起用贤良，黜免不肖。

悼公甫登国君之位，便大刀阔斧进行人事改革。首先，悼公“逐不臣者七人”，将夷羊五、长鱼矫等逢迎谄媚、导君为乱的乱臣贼子以及在厉公讨伐三郤的行动中协助长鱼矫的力士清弗魆（《史记》作胥之昧）等人，或驱逐于他国，或斩首于当街，一则显示自己的政治倾向，表明自己治理国家的决心，二则也是向中行偃、栾书等旧臣示好，为进一步巩固国君的地位寻找外在支持。

而在黜免不肖、肃清朝纲之后，悼公还注意选拔贤良，鼓励臣下选贤进能，以便为己所用。悼公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却真正做到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使官员各尽其能、各安其职：他任命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提拔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他们传授诸卿子弟以恭、俭、孝、悌的德行；让士渥浊担任太傅之职，使其沿袭士会甄定的法度；右行辛被授予司空之职，以士芳原定的法度作为准则；军政方面则由弁纠、祁奚、荀宾等人负责。

二、恢复世家大族的地位，巩固晋国公室的统治基础。

晋国内的社会问题在晋厉公时期就已经十分突出，至悼公即位初期则已濒临崩溃边缘。而晋国当时王权衰微，悼公若要解决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必须依靠诸卿士大夫的势力，以扩大公室的统治基础。

而在晋国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的争斗中，许多强家大族没落了。为此，悼公废止了晋国自灵公以来打击强族的政策，在世家后代中选拔人才，使其忝于公卿之列，从而保证了这些家族对悼公的绝对忠心。

就魏氏而言，魏锜虽然因向晋侯求卿未得而颇多怨言，却在晋国的对外战争中多次立下功劳：郯之战中，他随从荀首效力于下军，俘获了楚公子谷臣，兵败被俘、陷于楚军的晋国重臣知罃即是用楚公子谷臣换回；鄢陵之战中，他首战告捷，亲手射中共王的眼睛，致使楚军方寸大乱，晋军则乘机大败楚军；麻隧之战中，魏锜虽未亲身参加，但他的儿子魏相（吕相）却立下绝秦之功。而公元前594年，秦国趁晋景公灭濉、国内空虚之际，大肆侵晋，领军拒敌于辅氏从而保证了灭濉的成功的正是魏颉。

因此晋悼公即位后，对魏氏家族进行了封赏，魏相、魏颉两人被封为卿士，魏悼子的儿子魏绛更是被提拔为中军司马，魏氏的家声再度显赫。

赵氏家族自下宫之难后便被降为罪人，在韩厥力请之下，景公才应允由当时年仅十余岁的赵武（赵文子）作为赵氏之嗣，以备宗庙祭祀之事。而悼公之时，赵武年纪渐长，才能也逐渐显露出来，悼公于是任命赵武为卿，命其佐新军。赵氏家族的中兴由此开始，其后赵武更是由八卿之末逐渐执掌国政，为晋楚弭兵之盟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对于拥立悼公有功的栾氏、中行氏两家，悼公一方面以“弑君犯上”的罪名将栾书罢免回家，一方面却又提拔栾书的嫡长子栾黡为公族大夫，授予其下军将之职，栾纠（一名弁纠）也被任命为御戎。中行氏一族，荀家、荀会被任命为公族大夫，荀宾则担任戎右之职。

至于范、韩二族，在栾书、中行偃杀君更立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厉公死于狱中后，栾书“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悼公为了取得这两大家族的合作，先是任命韩厥为中军将，使其代栾书之职，后又提拔其长子韩无忌为公族大夫。范氏家族的士鲂（《公羊传》作士彭，士会子彘恭子）和士渥浊也分别被提拔为了卿和大夫。

三、改革赋税制度，减轻农民负担。

由于多年的对外战争以及统治阶级奢靡享乐的作风，晋国国计艰难，经济凋敝，再加上赋敛制度十分严苛，导致民不聊生。悼公即位，大力提倡节俭之风，对统治阶级的奢靡行为予以惩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

第一，悼公下令废除公私债务，并从公府中拿出粮食布帛组织贩卖，救助灾荒，对鳏寡孤独之人也予以补助；第二，他制定新的赋税徭役法则，减轻赋税比例，命令官府不得侵占农时，不得在农耕收获之时征调民夫，保证了农业生产；第三，严禁奢侈浪费，下令减缩公私支出，并对世家大族兴建土木的行为加以约束；第四，放宽山野水泽樵采渔猎的禁令，令山民农人可以依法各取所需，使得“公无禁利，亦无贪民”。悼公的措施极大地改善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也使国家的府库逐渐充实。

四、推行法制改革，整顿军备，提高晋国军事实力。

悼公之前，晋国的君主也曾经推行过法制改革，例如晋景公为了加强公室地位，削弱卿大夫的地位，就曾下令废除赵宣子之法而命士会重修法典，但是因为政策太过强硬、改革力度过大，遭到强族的顽强抵抗，因而以失败告终，导致公室的地位更加卑微。而晋悼公为了减小改革阻力，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手段。他命士渥浊为大傅，命其重修范武子之法。法典实施之后，晋国国内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彻底改观。

而在军制方面，晋悼公合并原来的上、中、下、新四军为三军。军队中大量的冗官闲职被裁除，而重要部门则加强了领导，如取消卿的御戎，战时以军尉代理，国君的御戎则由战时临时任命变为常设之职。除此之外，悼公还在各军之中分别设立司马、军尉等职务，加强对军队纪律的管理。他还十分重视战马的驯养，专门设立了乘马御一职。

经过改革，晋悼公真正做到了“广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左传·成公十八年》）。晋国也初步具备了南下与楚国争霸的实力，并在后期的晋楚争霸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形成了“晋三驾而楚不能争”的局面。

二十六岁而称霸中原，创建了晋国自文襄盛世之后最为辉煌的局面，这也无怪乎后人将悼公视作文公之后晋国最伟大的君主了！

把窝边草整理好

悼公甫一即位，便致力于从选贤任能、发展经济、减免赋税等各个方面整理内政，短短几个月内就将晋国混乱局面打理得有条不紊，显示了卓尔不群的治政天赋和御人手腕。

但对于雄才大略的晋悼公来说，自然不会满足于国内“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民无谤言”的清明局面。在国力增强之后，悼公便开始与股肱重臣谋划向外扩张之事。

而晋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一方面老牌霸主们虎视眈眈，图谋再起；另一方面晋国周围的小国也各有依附，不肯完全效命于晋。

首先是楚国，自晋文公即位之后，两国间的争霸几乎从未消停过。城濮之战，晋国以少胜多，抢占了霸权地位。邲之战，楚庄王一战而成名，国势渐盛，而晋国则渐渐中衰。但楚庄王不久薨逝，即位的楚王无力继续霸业。至于晋国，景公时期以及厉公前期，君臣之间虽有矛盾，但大体和谐，因此渐渐恢复了在与楚争霸中的优势。鄢陵之战后，楚国愈加衰落，但多年积攒下的威势仍使其在诸侯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其次是齐国，齐自桓公九合诸侯之后便一直怀有称霸中原的野心。晋楚邲之战后，齐国趁晋国实力受挫之际，与楚国联合，逐渐蚕食晋国土地。而晋国处于齐、楚两国的夹击中，处境十分危险。齐晋鞌之战中，晋国主帅郤克挫败了齐顷公的阴谋，此后齐国在晋国东部边境的行动才稍有收敛。但从悼公与诸侯会盟长樗时鲁国孟献子的表现看，当时齐灵公在中原地区逼迫小国、谋求霸权的行动已经十分明显了。

最后则是秦国，秦国自穆公辟地千里、称霸西戎之后，国势便逐渐衰弱，但却仍对晋国的后方造成威胁。况且两国之间虽曾有过秦晋之好的蜜月期，但秦国经历过崤山、令狐之败后，对晋国一直怀恨在心，屡屡进犯晋国。可以说，与秦国之间的拉锯牵制了晋国的大量军事资源，极大削弱了其南下争雄的实力。

在与诸心腹大臣仔细分析了周边形势之后，晋悼公便一步步展开了其志在恢复文、襄霸业的步骤：

一、安抚宋国，巩固晋宋联盟。

晋楚相争，中有宋、郑二国作为缓冲和瞭望地带。在这两国中，郑国的态度一直犹疑不决；宋国则不然，自晋文公以来，宋国一直坚持亲晋政策，与晋国建立了稳固的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晋国切断了齐楚相连的通道，减少了两面受到夹击的危险。也因此，晋国十分看重与宋国的盟友关系。悼公即位后帮助宋国内平荡泽之乱、外抵楚郑进攻一事即是为了巩固晋宋联盟而做出的决定。

宋共公薨逝后，桓族想要削弱公室力量，其家族中担任司马的荡泽便趁乱杀死了公子肥。而右师华元因为家族实力薄弱，只好出逃晋国。同属桓氏家族的左师鱼石担心在宋国功劳卓著、深得民心的华元出走会引起国内骚乱，派人将其追回。华元回宋后，立即想方设法联合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等人联合进攻桓族。桓族惧怕，鱼石、向为人等五人奔楚求救。

恰恰此时，楚共王欲趁悼公刚即位之际北上报鄢陵之仇，便命令郑国进攻晋国盟友宋国。后楚国又亲自加入战局，与郑国联军一气夺取朝颊、幽丘、城皓、彭城四座城邑，将宋国的五位叛臣鱼石、向为人等送回彭城并赠与其三百乘兵车留守。华元等人趁楚郑联军后撤，派老左、华喜带兵包围彭城，而老左战死后，华元军仍未能攻下彭城。此后，楚王又派遣子重领兵援助鱼石，一直攻打到了宋国本土，形势十分危急，华元遂再次向晋国求救。

晋悼公向臣下征求意见，正卿韩厥力主救宋，认为这是巩固晋宋联盟的关键。晋悼公于是亲自带兵，驻扎于台谷。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遭遇，楚军不战而退。

次年，在晋国主持下，晋、宋、齐、卫、曹等八国军队联合包围彭城，韩厥则率军队直接进攻郑国。不久，郑国于洧上大败，彭城也坚持不住，向晋国投降。这样，晋国率领诸侯一气为宋国夺回四邑，讨伐了叛贼。

为了进一步巩固晋宋联盟，晋国又穷数月之力攻下妘姓小国，将其封给了宋国右师向戎。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晋国这种不惜代价为盟国尽力的行为既巩固了晋宋联盟，也吸引了其他弱小国家加入到自己的羽翼之下。可以说，为宋国夺回彭城这一战极大地提高了晋国的声望，成为其谋求复霸的先声。

二、拉拢齐国，解除东面威胁。

齐、晋两国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鞍之战中，齐国战败，此后虽向晋国纳贡求知，但却从未真心屈服。齐国一方面对晋国态度骄横，以保持其昔日霸主的尊严，一方面却也不敢真的使齐、晋关系破裂。而齐与楚夹击晋国的计划因为中间有鲁、宋、卫等小国而无法真正实施，况且齐国作为东方的老牌霸主，也无法像郑国那样屈尊事楚、仰人鼻息。

晋悼公与诸侯商议救宋之时，齐国国君十分傲慢，只派大夫崔杼出席，次年包围彭城正式作战时，齐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宋国危机化解后，晋侯遣使指责齐灵公，灵公惧怕晋国讨伐，将太子光送入晋国为质，此事方才罢休。

但仅仅两年之后，齐国又故态复萌，指使滕、薛、邾不参加晋悼公在戚地召集的会盟。晋国公卿知窑故意使鲁国孟献子传话于齐灵公，威胁说若齐国仍阻挠晋国称霸，则必然将引火自焚。孟献子果然将这番话转告给了齐灵公，而当同年冬晋悼公再次于戚召集诸侯会盟时，齐国大夫崔杼以及周边的小国便都按时参加了。

会盟于戚后的第二年，晋悼公借周天子之命邀集诸侯会盟于鸡泽，此次参与会盟的还有周天子的卿士单顷。悼公派士匄邀请齐灵公前来会盟，齐灵公有心拒绝前往，但又惧怕晋国以此为名讨伐齐国，最后采取了折中之策，自己与士匄盟誓于齐郊，而派太子光前往鸡泽参与会盟。

这样，悼公在处理与齐国的关系时采取了威而挟之的态度，一方面给齐国留有余地，保存其曾经作为霸主的尊严，一方面也绝对不允许其在诸侯面前做出任何不利于晋国霸业的行动。晋国君臣通过高明的政治手腕将齐国牢牢地控制在了晋国的联盟之中。

三、南纳吴国，东线牵制楚国。

晋、吴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巫臣使吴之时。悼公之时，吴国逐渐强大起来，渐渐成为可以与楚国相匹敌的大国。楚国曾派子重率军侵吴，结果部队反而为吴军截断，只得大败回师，楚国的驾邑也为吴国夺得，子重忧愤惭愧之下不久也病死了。就在楚侵吴的同一年，悼公会盟诸侯于鸡泽，原定要参加的吴王寿梦因道路阻隔未能按与会。

三年后，吴国主动派大夫寿越出使晋国打听盟会之期，晋国为了表示对吴国的尊重，于是先派鲁、卫二国与吴王在善道盟会。公元前568年九月，悼公于戚举行盟会时，吴国则正式参加，这是吴国第一次以诸侯的身份参与中原地区的会盟。

而吴国加入盟约对晋国来说意义也非常重大，从此晋国又多了牵制楚国的砝码和胜算，自景公以来从东线牵制楚国的战略计划得以实施。

四、服郑疲楚，悼公中兴霸业。

郑国的统治者一直十分狡猾，在晋、楚之间犹疑观望，寻找合适的投靠者，以期为本国寻求最大的利益。晋国虽然是要与楚进行争夺，为了避免两虎相争双方都遭到削弱的局面，遂将打击的重点放在了郑国。

而悼公的臣下也根据三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有效的计策：郑国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晋国，距离楚国则较为遥远。晋国多次进犯郑国，但楚军一来救郑，晋军便自行散去。如此反复多次，楚军士气低落，军队疲敝，军粮辎重也难以为继。而晋国的盟友吴国则从侧面对晋国的行动加以配合。长此以往，楚国自顾不暇，自然也就无力加强对郑国的控制了，郑便渐渐从楚国阵营中脱离了出来。

晋国服郑的战争自韩厥、荀偃为救宋国大败郑兵于洧上开始，前后持续了十余年。悼公先是两次于戚地会盟，驻重兵于虎牢，对郑国起到威慑作用，迫使其议和。郑国在晋楚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受害深重，后来干脆采取唯强是服的政策，根据晋楚两国势力的大小来决定自己的归属。

而晋国围郑救宋的第八年，晋悼公召集了宋、卫、鲁、齐、曹等十二个国家在戏会盟，迫使郑国再次向晋国议和。两年之后，郑国彻底向晋国屈服，派遣使者以乐工三人、歌女十六人、兵车百乘等贿赂晋悼公。至此，晋楚两国之间争夺郑国的角力才告一段落。悼公也终于实现了其恢复文、襄霸业的目标。

这样，晋国君臣针对不同的诸侯国制定了不同的策略，经过多年的征战和其他的外交手段，或者使其进一步巩固对自己的中心，或者使其慑于自己的威势而不敢轻举妄动，或者通过战争对其进行打击使其最终归顺于自己。晋悼公本人也终于在不足三十岁的年纪称霸诸侯，建立了像文、襄一样的霸业。

回炉重铸的霸主晋国

晋悼公谋求霸业的努力，在邢丘会盟时达到了顶峰，标志晋国在君臣上下的努力下达到了全盛时期。

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夏五月，晋悼公召集鲁季孙宿、郑简公、齐大夫高厚、宋将向戌、卫宁殖、邾大夫等人，于邢丘会盟。而在此之前，悼公刚刚召集鲁侯、宋公、陈焕、卫侯、曹伯、莒子、邾子等人在会盟，商量援救陈国之事。

陈国的关系与郑国相类似。春秋早期，陈国依附于郑国，郑国甚至左右了陈国君主的废立。而自郑庄公去世后，郑国衰落，楚国渐渐强大，陈国便又开始依附于楚国。城濮之战后，晋国打败楚国，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原本亲楚的陈国也渐渐倒向晋国。但陈国亲晋背楚的行为遭到了楚国的报复，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陈只得重新依附于楚。但是陈国的行为又引起了晋国的不满和打击。如此一来，陈国也只能像郑国一样在两大强国之间摇摆不定，也因此不断遭到两国的侵袭。

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悼公邀集诸侯在鸡泽会盟，原本不在会盟之列的陈国因受不了楚国的极度压榨，主动派使者到鸡泽谒见晋侯，请求议和。楚国得知后，一方面自己发兵进攻陈国，另一方面也授意其盟国从侧翼进攻陈。为了救陈，晋悼公又多次召集诸侯会盟。

两年之后，楚国再次攻打对其不忠的陈国，悼公则邀集鲁、宋、卫等与吴国在戚地会盟，派诸侯各自出兵，合力戍守陈国。

也正是在晋楚两国为陈僵持不下之时，北方的山戎无终国（今山西太原东）派遣使节到晋国谒见，向晋侯献上虎豹之皮，希望能同晋国讲和。晋悼公认为戎狄之人不讲礼义、贪婪无度，本想拒绝其讲和请求而对其进行讨伐。但悼公手下的魏绛十分具有政治远见，他以夏朝后羿灭亡的事例作为教训，告诫悼公不要沉迷于田猎，并详细地列出了同戎狄讲和的五点好处。悼公深以为然，派遣魏绛为使，同戎狄各部议和。这样一来，晋国便解除了南下同楚国争雄时的后顾之忧。

而除了陈国之外，在晋、楚两国之间左右摇摆的还有郑国。晋悼公也一直将服膺郑国使其加入自己的联盟作为中兴晋国霸业的重要目标之一。

郑国被挟持在春秋时期的两大强国之间，倒向楚国则受晋国讨伐，倒向晋国则受楚国攻击，欲求中立而两国皆不首肯，因而深受战争之苦。后来，郑国国君听从臣下建议，干脆以两国势力强弱为依据，哪一国强就倒向哪一方。

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为了激怒楚国，郑国派军队进犯归附楚的蔡国，俘虏其司马公子燮。而这一年恰恰也是晋悼公主持邢丘会盟之年，悼公召集了郑、齐、宋、卫、邾等国会盟，提出了统一各国朝觐享聘的礼金的标准的要求，要求各国诸侯的大夫听从命令。而参加会盟的郑简公为了表示对晋国的忠心，将蔡国俘虏当众献给悼公，并亲自表示此后唯晋国是从。邢丘会盟，服膺郑国，这成为晋悼公成就霸业的标志。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楚国为了报复郑国侵犯蔡归晋之罪，发兵攻打郑国。在楚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郑国统治者内部又发生分歧：大夫子驷（公子騑）、子国（公子发）、子耳（公孙辄）要求归顺楚国，子孔（公子嘉）、子蹻（公孙虿）、子展（公孙舍之）则建议等待晋国援军，仍然坚持归附晋国。最后，郑国内部降楚派占据了上风，郑国最终又皈依了楚国。

于是第二年，晋悼公准备伐郑，并召集宋、卫、曹、莒、邾齐等国联合发兵。不久，诸侯的联军包围了郑国都城，郑国非常害怕，于是又派人向悼公求和。而此时，晋国君臣内部的观点也产生了分歧，荀偃主张包围郑国同楚国决战，认为只有彻底击败楚国后才能让郑国诚心归附；而知罃则认为，两强相争，极有可能双方都遭到削弱，因而不主张同楚国力敌，并为悼公制定了“疲楚”之法，从郑国退兵，诱使楚国攻打晋国，晋国则将上、中、下、新四军分为三部分，再加上诸侯的军队，使其轮番进攻楚军，楚军远道而来，本就疲惫不堪，粮食辎重也无法及时补充，再加上与晋国三军以及诸侯军队轮番作战，肯定难以长久支撑。

晋悼公听取了知罃的意见，从郑国撤兵，稍后在戏与诸侯及郑会盟。但是，在这次盟会上，郑简公没有全部答应晋国的要求，因而不久之后晋国又率领诸侯军队围攻郑国。而楚国因为郑国参与了晋的盟会，以为其与晋结盟，于是也发兵攻打郑国。郑国处于两个大国的夹击之下，狼狈不堪，最后又向楚求和，双方在郑国的都城中盟誓罢兵。

晋悼公在此次与楚争夺郑国的过程中失利后，并下令暂时息兵，回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听从大臣魏绛的建议，将府库中积攒多年的粮食布匹都拿出来贩售给百姓，不久又命令士族公卿也将自己积聚的货物粮食贷给百姓，同时带头提倡节俭之风，削减公室用度。一年之后，晋国国力大增，国内经济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

而此时，郑国因为受命于楚，多年之来充当楚的先锋连续对外作战而疲敝不堪，导致民众最终发生了暴动。暴动的百姓将公子腓、公子发、公孙辄都杀死，国君郑简公也被劫持。后来，大夫子产设法平定了叛乱，改由公子嘉执掌国政。

晋悼公趁郑国祸乱，再次召集诸侯军队围攻郑国。悼公听取了鲁国的仲孙蔑的建议，在郑的虎牢和梧、制三地筑城戍守，对其进行威慑。不久，郑国有意攻打晋的盟国宋，晋于是又命令诸侯从四面围攻郑，晋悼公与正卿韩厥则在郑国南门外阅兵，并不断向郑国增兵，郑人终于又向晋屈服。

公元前562年秋天，晋与郑以及其他诸侯在亳（今河南郑州）会盟，晋悼公规定：凡是参与同盟需要互相扶助、救济，不得庇护罪人、收留奸佞，相互之间要互通有无，不能独占江河湖之利，要同仇敌忾，戮力辅佐王室。

但不久之后，楚国得到晋的仇敌秦的援助，在其支援下又发兵攻打郑国。郑国抵挡不住，只得又违背晋盟，向楚表示屈服。

于是，九月，晋悼公再次率领盟军攻打郑国。在晋国盟军压逼的危险下，郑国还是服从了晋。随后，晋国又在在萧鱼（今河南许昌）主持会盟。这一次，郑国子展向晋悼公送了厚礼，包括兵车百辆，美女十六人等，晋悼公因此才允许郑国再次与自己结盟。

至此，多年来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基本确定了依附晋国的趋向，晋悼公在与楚争夺郑国的斗争中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南方的吴王寿梦也主动前来归附，要求加入晋国的联盟。如此一来，楚国在东部边境上受到牵制，更加不敢轻举妄动，晋国在晋楚持续百年的争霸拉锯中基本获得了主动权。

可以说，晋悼公的确是一位有才华、有手腕的君主，其在对楚的斗争中接连取得胜利，并北结戎狄，使周边的小国诚心归附，使晋国走向了复霸之路，达到了历史上的又一巅峰。

只可惜天妒英才，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年轻的晋悼公突然染病，不久便溘然长逝，而悼公薨逝之日，尚不满三十岁，晋国的复霸之路由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