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宋朝300年——文治之风



可靠的帮手

在赵匡胤的主导下，宋朝开始奉行抑制武力的政策。相应的，社会上军人的地位急剧降低，而与此同时，另一个群体的地位开始不断提高，逐渐成为维护帝国统治秩序的中坚力量。

在解释赵匡胤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群体时，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古代政治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会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

大家都知道，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他站在帝国金字塔的顶端，负责管理帝国的运转。很显然，这绝对不是一份轻松的活，外敌入侵了要找你，水旱灾害了要找你，有人闹事了也要找你，后宫争风吃醋了，还是要找你，谁让你是老大呢。

可皇帝也是人啊。

他没有三头六臂，也需要吃喝拉撒，平时也喜欢参加一些娱乐活动，你总不能把他累死吧。所以，皇帝必须寻找一些可靠的帮手来帮助他，管理那一摊子事情。

在皇帝选帮手的时候，可供参考的群体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宗室，就是皇帝的亲戚们（一般是兄弟、叔伯）。比如西汉、西晋的时候就曾封了一大批姓刘的、姓司马的宗室子弟为王，替皇帝治理地方，形成一股强大的宗室势力。

第二类是宦官，俗称“太监”。这个群体一直以来名声不太好，但你却不能忽视他们的能量。人家挨了那致命的一刀才混到这个铁饭碗，从此了无牵挂，专心为皇室服务，极易得到信任。尤其是那些直接服务皇帝的，除了天天伺候穿衣、吃饭，还会陪着做游戏，关系想不好都难。长此以往，皇帝自然相信他们，愿意让他们帮忙办理些其他事情。

第三类是外戚。外戚就是皇帝的母亲或妻子的亲戚，靠着这层特殊关系，他们经常在政坛呼风唤雨。

第四类是军人。顾名思义，他们一般是擅长打仗的猛人，靠军功博取官爵，进而掌握权力。

第五类是文人。在做官前，他们往往是一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政坛后，他们就由知识分子变成了文官。人们有时候会用一个更加典雅的名称来称呼他们—— “士大夫”！请注意，这是一个值得牢记的称呼，因为它不仅代表着这个阶层，更象征着一种精神。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群体间有时也会有相互渗透、交叉，外戚可以充任军官，宗室也可以当上文官，具体情况十分复杂。

赵匡胤是个勤于自省的人，当他在选择帮手的时候，会经常回头看看过去的经验教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透过历史长河，他发现，合适的帮手其实是非常难找的。

宦官是第一排除项，唐朝就是宦官闹腾得最厉害的朝代，到了唐末，连谁当皇帝都由宦官说了算，简直反仆为主了！那段历史，对于赵匡胤来说，就是眼前的近代史，不能不吸取教训。

宗室势力也是靠不住的，兄弟归兄弟，但毕竟都有自己的欲望，刚开始可能还凑合，等隔了几代，关系就疏远了，“手足情深”转眼就会变成“手足相残”，什么“七国之乱”“八王之乱”，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

“外戚”看上去也不是合理选项，他们当权的前提是皇帝的老妈或者老婆在政治上很有话语权，中国历史虽然不乏吕后、武则天之类的女强人，但那毕竟是个别现象，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女人掌权被称为“牝鸡司晨”（母鸡报晓），那是违反伦理纲常的。从实践经验看，外戚依靠裙带关系掌握朝政，多半没啥好结果，比如著名的外戚霍光、王莽、杨坚等，有的看皇帝不顺眼就像换轮胎一样重新立一个，有的干脆把皇帝轰下台，自己爬上去，极不靠谱。

至于“军人集团”，我们早说过了，已被赵匡胤排除在外。

选来选去，确实有点雾里看花，让人很难抉择。剔除掉前面四项后，赵匡胤回头一看，发现在他的身后，只剩下一群神情木讷、弱不禁风的书呆子。真的要让这些穷书生、酸秀才来帮助自己治理天下吗？

他们饱读诗书，有治理国家所需要的知识。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行为规则，做事比较有底线。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不会对皇权造成威胁。最重要的，他们靠科举而不是出身进入官场，可以让国家持续得到新鲜血液。

当然，这群书呆子也不是没有缺点。他们比较认死理、钻起牛角尖来谁都敢冒犯。他们喜欢拉帮结派，互相斗气扯皮（学名“党争”），让你耳根不得清净。他们有时比较清高、有个性，让你很难驾驭。

但相对而言，还是他们比较合适，至少比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粗人放心多了。

就是他们吧。

赵匡胤最终确立了依靠文官集团的统治模式，为了让后来的赵家子孙都谨守这个原则，他特地立了一个誓碑，其中有一条最为著名：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这是赵匡胤对子孙的教诲，也是他对士大夫的承诺。这条誓言，自始至终都被赵匡胤及其子孙恪守，成为铸就宋朝辉煌业绩的基石。

好了，既然赵匡胤已经下定决心，我们就一起祝贺宋朝的书呆子们吧。你们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只要够努力，就可以在国家机器中扮演重要角色。

接着我要介绍的，就是这部国家机器的运作原理，有志于成为宋朝官员的朋友可以跟着我来了解一下，先从工作机构说起。

复杂的官僚机构

我国古代的官僚机构几经历史演变，名号繁多、门类庞杂，即使专业人士也经常被搞得晕头转向。宋朝建立以后，复杂的局面终于得到改观——从此变得特别复杂。

宋朝继承了唐朝及五代以来的行政机制，很多前朝的官僚机构都被保留下来，但却丧失了它们的实际职能，逐渐沦为徒有虚名的闲散机构。而在此之外，宋朝又自成了一套工作机构，维系着整个帝国的运转。

为了把情况了解清楚，请大家还是打起精神，跟我从上到下走一遭。

先从最高决策机构看起。宋代宰相的办公机构叫作“中书门下”，办公地通常称为“政事堂”，宰相的官职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为“参知政事”。

官名又长又特别，在历朝历代中独步潮流，但宰相的实际权力其实已经大大缩水，不再是行政、军事、财政一把抓。枢密院早已分走了它的军事决策权，而另一个称为“三司”的机构，又分割了宰相的财政大权。

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上虽略低于两府长官，但和两者并没有上下级从属关系，直接向皇帝负责，哪怕宰相想花钱，也是要和三司使商量着办。所以，三司使又被人称为“计相”，也很牛了。

可见，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实被分成了三块，所谓“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三足鼎立是也。

宋朝还有两个十分显要的机构是“学士院”和“舍人院”，在学士院里干活的人叫“翰林学士”，在舍人院里干活的人叫“知制诰”。和前面几个位高权重的机构比起来，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内容实在简单——写公文。

翰林学士负责起草关于皇族、高级官员的任免诏令，人称“内制”。知制诰包办关于普通官员任免诏令，人称“外制”。

古代发布一个诏令可不像现在一样，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而是要拿出参加高考的架势，洋洋洒洒写一篇文章，得有文采、有气势，还经常引经据典。尤其是人事任免方面的诏令，经常把此人前面的表现总结一遍，重新安排岗位的理由讲述一遍，还得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实在不是常人干得了的活。

这些以码字为职业的官员，因为工作关系和皇帝挨得近，还有权做个参谋决策，一旦被看中，极有可能青云直上，很多宰辅高官就是通过爬格子爬到了权力顶峰。故而，这也是很多官员梦寐以求的岗位。

除了上面两个码字为业的机构外，还有两个机构也很重要，它们的工作方式更简单——说话。

宋朝的监察机构叫作“御史台”，御史台长官称为“御史中丞”，里面干活的人又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名号。御史的品级虽然不高，但实际地位却很高，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纠察百官，工作方式就是骂人，上到宰相、枢密使，下到知县、县令，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参他一本。工作范围也很宽泛，严重的卖国通敌、贪污受贿当然不在话下，上班礼仪形象、下班私生活等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以管一管。

到后来，又多了个叫作“谏院”的机构，长官叫作“知谏院”，里面干活的人又分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名号。谏官的工作对象更厉害，主要负责给皇帝挑毛病，干的是老虎头上拔毛的活。

由于两个机构工作性质都差不多，逐渐也就不分彼此（学名“台谏合流”），反正都是言官，骂谁不是骂呢。

宋朝非常注意保障台谏官的发言权，台谏官的工作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谁说谁，说错了也不用道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被骂的人还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尤其是宰辅，为了体现自己风度，往往被骂了还要替御史说话，唯恐落下个“控制台谏”的话柄。

有些台谏官敬业精神极佳，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目标，以惹怒皇帝、宰辅为最大光荣，因此被贬官外放了还洋洋自得。临走了，同行们还会办桌酒宴欢送一下，席间再写首诗词相互赠送一下，共同欢庆从此获得了“犯颜直谏”的美名。

宋代台谏制度最大限度发挥了言官的监督效果，虽然难免会冒出一些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喜欢故意找碴的家伙，却也为一批正直、有气节的官僚提供了舞台，鼎鼎大名的范仲淹就曾做过台谏官，并且在这个岗位上一举成名。更重要的是，这种鼓励言官大胆言事的传统被一直延续下来，直至宋朝结束也未消亡，对此后的明清等朝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决策机构，宋朝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很独特，依然体现了不把人搞晕不罢休的原则。

自唐代确立三省六部制以来，最著名的“吏、兵、户、礼、刑、工”六部可谓人人皆知，即使从来不碰历史书的人，光听名字，也能把几个机构的职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首先，兵部的军权已经由枢密院代劳了，户部的财政权已经由三司代劳了。再后来，宋朝几代皇帝充分发扬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创新精神，立国的前一百年里，几乎每个皇帝都要新设几个机构。什么审官东院、审官西院、流内铨、三班院、审刑院、礼仪院、太常礼院等等等等，名字不好记，职能也复杂，如果展开了说，恐怕只会起到催眠效果。

其实我们只要记住一点，这些机构干的还是六部那些活，六部的工作职能反而被剥离得一干二净。六部形式上还在，但大都只能养养闲人，管管鸡毛蒜皮的小事。

中央行政机构如此复杂，地方上也差不多。

宋朝地方行政体制实行路、州、县三级制度，县类似于现在的县级市，长官称为知县或县令，没啥特别之处。

州类似于现在的地级市，长官称为知州，与以往不同的是，赵匡胤还在州里设置了一个“通判”。

通判这个位置极其特别，他的地位虽低于知州，却既不是知州的副手，也不是知州的下属，有权和知州共同管理行政事务，共同签署重要文书，甚至还负责监督包括知州在内的所有官吏。

因此，通判经常不把知州放在眼里，相互对抗扯皮的事情也没少发生。

州的再上一层是“路”，宋朝刚开始将全国分为十个“路”，后来逐渐增加到了二十多个。严格来说，路并不算一级行政区域，因为它甚至没有一个统领的长官，只有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等四个平行的机构。

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并不常设，不多扯了，单说其他两个。

转运司是一路中的核心机构，长官称为“转运使”（非常重要的官职）。主要负责掌控地方财政，保证将财赋足额运至朝廷，同时还有权参与地方事务管理，考核本路官吏任职情况，是地方官僚中的头号人物。

提点刑狱司主要负责审核本路刑事案件审理情况，长官叫作“提点某路刑狱公事”，简称“提刑”。我国著名的法医学鼻祖宋慈曾经担任过此类职务，任期内不但政绩卓著，还将自己的办案经验写成了《洗冤集录》，成为世界上第一本法医学著作，在影视作品中人们尊称其为“宋提刑”。

宋朝的官僚机构大致如此，虽然看上去很累赘，却集中体现了政治学中的分权制衡思想，机构与机构分权、机构内人与人分权，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确保最高权力牢牢集中在帝国最高统治者手中。

宋朝的官僚机构确实错综复杂，但也要看和什么比，如果比起宋朝的官衔制度，那都不是个事儿。

让人头晕的官制

关于宋代的官衔制度，一直有两个说法。

据可靠说法，大多数历史学专家都认为，宋代的官衔制度是历朝历代中最复杂的，没有之一。

据不可靠说法，当时宋代的不少官僚，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头上有几个名号。

长话短说，下面简单介绍宋代官员最常用的几种头衔。

第一种头衔叫“散官”，用来代表一定的官品。宋朝初年的官品共分二十九等，虽然分得很细，却没多少实际意义，只是用来决定官服的颜色。按规定，三品以上穿紫色，四品、五品穿绯色，六至九品穿绿色，因为五品以上已经算职位较高了，所以有“满朝朱紫贵”的说法。

第二种头衔叫“寄禄官”，这个名头你可千万要记准确，因为它是用来决定你工资待遇的。

寄禄官按照文武各分几十个等次，每个等次都有若干具体的官名相对应，这些官名只代表你可以享受的待遇，却失去了官名的本义。比方说，如果你有一天被朝廷任命为吏部侍郎，千万别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到人事部当副部长了，因为这个“吏部侍郎”的头衔只代表你可以享受文官第八等次待遇，而你要干的工作可能和吏部没有半毛钱关系。你真正被分配去干什么工作，还是要看下一个头衔。

第三种头衔叫“职事官”，其实，这个名头才代表你真正所从事的岗位。比如前面提到的三司使、转运使、知州、知县等官职。这些官名很有特点，在前面往往要加上“知、判、直、提点、管勾”等字眼，在后面则经常加“使、事”等字眼。比如，建隆元年，赵普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是他的寄禄官，枢密直学士是职事官，枢密直学士才是他真正的工作。

一个官员的“职事官”名称还和“寄禄官”级别相关，如果他的寄禄官等次较低，却要干比较高等次的职事官，往往要在前面加“权、守、试”等字，比如原来的“三司使”就会改成“权三司公事”。

这又是一套复杂的规矩，却是每一个想了解宋史的人必须知道的，今后我们介绍某个官员的官职时，基本以职事官为主。

第四种头衔叫“贴职”。贴职是个荣誉性的官衔，一般有“某某馆（殿、阁、院）大学士、学士、待制、修撰”等称呼。可别小看这个荣誉性名头，能得到贴职，代表一个官员很有学问、威望，不但可以额外增加一点俸禄，还可以越级升官。名臣包拯就因为曾经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故常被人称为“包龙图”。

除了以上几种头衔外，宋朝官员还会有祠禄官、勋官、检校官、爵、食邑、食实封、赐等名头，有的代表地位，有的代表经济待遇，有的代表礼仪特权，官位越高的官员，头上的帽子越多。

比如，名臣司马光曾在书中列过自己长长的一段头衔：端明殿学士（贴职）、兼翰林侍读学士（经筵官）、朝散大夫（散官）、右谏议大夫（寄禄官）、充集贤殿修撰（馆职）、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职事官）、上柱国（勋官）、河内郡开国侯（爵）、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

足足63个字，一口气都念不过来，如果那时候也流行做名片，估计正反面全是字，要费点力气才能搞明白，他真正是干什么的。

宋代官员的头衔如此之多，给后来者研究这段历史带来了不少麻烦，也一度让我非常头痛。但相信官员自己是不头痛的，名多不压身，不管是否具有实际作用，多一个名头总归不是坏事，想戴上一顶官帽的人永远不会少，下面我就要告诉大家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宋朝官员。

想当官也不容易

在很多人眼里，古人想当官，就得参加科举考试，但凡事都有例外。如果你不想当一辈子书虫，又非常想当官，也可以另辟蹊径。科举之外的当官门路也很多，有志于成为宋朝公务人员的朋友可以比照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走得通。

第一条通道叫作“恩荫补官”。就是说，如果你家有人和皇帝有亲戚关系（比如后妃、公主、宗室）或者是在朝廷当大官，那么恭喜你，你不需要把头发挂在房梁上，不需要拿把锥子扎大腿，大可以躺在椅子上安心晒太阳。只要碰到皇帝生日、郊祀（皇帝郊外祭祀天地）、更改年号等重大政治活动，你的家人就有机会向朝廷推荐你做官，不久，一顶官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砸到你头上，实在是太幸福了。

在宋朝，“恩荫补官”这个口子开得特别大，除了上面讲到的重大政治活动，中高级官吏在致仕（退休）或临死前还可以向朝廷推荐自己家人做官，而且一次可以推荐好几个。更幸福的是，被推荐人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如果你和皇亲国戚、高官显贵攀不上血缘关系，只要你当过他们的门客、仆隶，他们又愿意推荐你，朝廷也会发你顶官帽戴戴。

有人做过统计，宋朝每年靠“恩荫”得到官职的人数达到500人，居然比科举考试还要多，实在是价格便宜量又足。

由于“恩荫补官”让很多权贵子弟平白无故当了官，难免遭人非议，朝廷考虑到这点，做出了很多限制。靠恩荫上来的人通常只能获得一个空有其名的寄禄官官阶，只有通过考试，合格了才能担当职事官。即便正式上岗，开始也只能做些主簿、县尉之类无足轻重的小官，而且仕途升迁要比科举出身的官员慢得多，至于成为高级官僚，那更想都别想。

因此，有些确有才华的官僚子弟往往不屑于靠家族关系得到官位，宁可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

无论好坏，“恩荫补官”的前提是你必须有良好的投胎技术，出生在有牛人的家庭里，否则，再美的事情都和你无关。广大寒门子弟也别多想了，收好你的家谱，跟着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第二种当官的方法叫作“吏人出职”。

平常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官吏”二字，其实包括两种身份的人。一是“官”，二是“吏”。

吏人是指行政机构中的普通办事人员，吃官府饭，但又不算正式官员，主要干一些文书、差役之类的低级活，平常老百姓不待见，当官的又看不起，地位待遇都不怎么样。在宋代，吏被看作九品之外的“流外人”，与当官的相比，两者实乃天壤之别。

在此，我们要麻烦知名人士宋江先生再来现身说法一次，他长期担任的县押司，其实就是一个吏的职位。管你是及时雨还是暴风雨，在官场依然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吏。

所以，宋代很多吏人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一个官的身份。朝廷为了鼓励吏人好好干活，也为这个群体特设了一条通道，定期为吏人提供转官的机会。

其实，这条路也真心不好走。

宋代对“吏人出职”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首先你必须干到一定的年头才能有希望转为官，这个年限规定经常变化，但总体来说都比较长。如果你是县、乡级机关里的小吏，还必须混到州、路一级的大机关里继续当吏，才能有机会争取当官的资格。

就算你以坐穿板凳的劲头熬到了一定年头，你还要放平心态接受考核，先要看看你活干得怎么样，上司的评价怎么样，百姓的口碑怎么样，其间你还千万不能犯错，如果被发现有什么污点，那就一夜打回原形。可见，由吏转官也确实不是件容易事，甚至有人等了三四十年，把小吏活活熬成了老吏，都没等到出职那一天。

即使你工作努力、福星高照，冲破重重阻碍，终于由吏转官，也不要过于高兴，一般来说，你很可能只拿到个从九品的最低阶官，而且你的吏人身份将严重制约你在官场的发展，运气好点混到个从八品，顶到天也就是个正七品。也难怪，很多吏人都只能摇头感叹：一日为吏，终身为吏。

如果你对上面两条门路都不满意，没关系，还有第三种方法——“进纳补官”，又称“纳赀补官”或“纳粟补官”。

根据这个政策，但凡遇到救济灾荒、修理河道、建筑城池的时候，朝廷就会号召一些富家大户主动出来捐钱、捐粮，当然东西也不白给，作为交换，朝廷会封你一个官当当。而且官阶的高低和你的贡献直接挂钩，给多少钱粮，就当多大的官。比如，太宗淳化年间曾规定，请大户捐粮救济水灾，捐五千石就可封个三班奉职（从九品），捐一万石就可封个三班殿直（正九品）。有时候，发放官位的高低还会根据供需状况随时调整，完全实现了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通过捐钱捐粮换来的官起点不可能很高，而且往往是个闲职，可好歹也是个官啊，照样有机会升迁，还可以享受免除差役等特权，也算物有所值了。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比拼家庭背景，不需要苦熬资历，一锤子买卖，所以很受富家子弟欢迎。

当然，走这条路子的人必须满足一个基本前提——有钱。若是自己家本来就揭不开锅，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另寻出路。

很多人会问，难道朝廷就不能给一条无附加条件、可供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机会吗？

路子倒还真有一条，就看你敢不敢试一下。

第四种方法：军功补授。

顾名思义，只要你是一名宋朝士兵（相对容易点），遇到战争时，敢于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确实立下战功，就可以被授予一定的官职。但参军打仗毕竟是高危行业，干的是刀头舔血的营生。

所以说，这条路子确实不要你的钱，但很可能要你的命，如果没有一副好身手，最好也别冒险。

拉拉杂杂说了那么多，宋朝几种当官途径算是交代清楚了，相信许多人还是不满意。要么上面有人，要么家里有钱，要么就得熬资历、博性命，一条条门槛，把无数平头百姓拒之门外，极其不靠谱，相当没诚意！

之所以费口舌说了那么多不靠谱的东西，并不是拿大家开涮，只是想说明一个客观事实：对于一个普通百姓而言，要想挤入宋朝官僚体系，还是必须走一条道路——参加科举。

考试是王道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唐，到宋朝后发扬光大，关于科举的许多做法正是自宋代开始成熟完备，一直为后世沿用。

宋朝科举的种类很多，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名目，其中，最主要的是贡举，而贡举中最出名的是进士科。

在很多人印象中，科举考试似乎只是一篇文章定胜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当时的考试和现在一样，也要分一些科目，虽然不是语数外、数理化。但也分为诗、赋、论、策、帖经、墨义等多个科目。

帖经、墨义是让考生书写经典著作的原文及注疏，有点类似于填空题和默写题，考的是你的基本功。策、论类似于政策分析，考生必须围绕某个时政主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诗、赋考的则是考生的文采。

所以说，要想考中进士，你不但要博览群书、熟记经典，还要懂得诗词格律，同时还得对社会实际状况有所了解，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此看来，参加科举绝对不比现在的高考轻松，没有十年寒窗下苦功，是玩不转的。

如果你已经埋在书堆里数年，觉得自己有实力和全天下读书人一比高下了，那就不妨拿好纸笔砚台，迈出大门，勇敢地走上科举之路吧。

科举之路的第一步是办理报名手续。在办理报考手续时，你会被要求填写两份材料，一份叫作家状，上面写清楚你的姓名、年龄、家庭状况，这类似于现在的报名表。还有一份叫作保状，就是几个考生结成一保，相互证明自己没有作奸犯科、道德败坏等不符合应考资格的情形，并表示自己将遵守考场规则。

考前填这两份东西，主要是为了防止作弊，一旦被发现了，也方便追究责任，轻则赶出考场，重则终身禁考，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话说回来，再严的规矩也挡不住成功的诱惑，在我国考试领域里，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共存、绵延不止的，即便到了现在，仍有无数学子坚持奋战在广阔的作弊领域，乐此不疲。

传统作弊方法还是有点市场的，夹带小抄（学名“挟书”）、传递文字（学名“传义”）、请人代考（学名“代笔”）等手段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实践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毕竟进考场前要核对身份、搜身、检查文具，考场里还有巡考人员，考前考后还允许他人举报（举报属实者可获得巨额奖励），你要想作弊成功，真的很有难度。

所以，更多人还是倾向于通过收买考官来完成作弊行为，虽然下的本钱大了点，终归比较保险。这一招，在唐朝曾经很有市场，甚至一度作弊请托成风，使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大受损害。但是到了宋代，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不断升级，要想收买考官也不再是件好办的事。

因为很可能你手里捧着一堆钱，却连考官的人影都未必找得到，更别说收买了。

按照规定，当某个官员被任命为科举考官之日开始，首先要做的并不是挖空心思出考题，而是先要和家人告个别，然后是带好自己的私人生活用品，乖乖走进一个封闭的办公场所。从此，你将有幸度过一段难忘的与世隔绝生活，你的工作及吃喝拉撒都将在里面完成，直到科举考试结果出来（放榜），你才可以走出这个院落，激动地对天大喊一声，我又自由了！

是为“锁院”制度。

想请托？门都没有。

当然，作弊者的意志也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他们本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精神，搜肠刮肚钻空子，誓将作弊进行到底。

“锁院”并不要紧，有资格被锁进去的官就那么几个，大不了在他们关进去之前先打好招呼，在考卷打分时不管你上面写得有多烂，都给个高分，就万事大吉了。

此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你要让考官在众多考卷中慧眼识珠，一眼就找出你的考卷。

也不容易。

直接翻试卷是没戏的，当时的防作弊第一技叫作“封弥”（俗称“糊名”），也就是考生的试卷一上交，已经由专人（编排官）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信息裁去，每份试卷都只有一个抽象的编号。

当然，大家都会想到，虽然没了名字，核对一下笔迹，或者在试卷上做个记号总是可以的，考官只要用心观察，也不难挖出那张给了钱的试卷。

为此，防作弊第二技诞生了——“誊录”。具体来说就是组织一批专业抄写人员把所有的试卷再重新抄写一遍，保证拿到考官手里的考卷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就好比一群女人让同一个医生整容后再进行选美，你还分得出谁是谁？

什么笔迹，什么暗号，通通作废！

动用上述招数，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宋朝为了防止科举作弊，也算是拼了。可广大作弊爱好者的热情也不会被轻易浇灭，你不是抹去了名字、字迹吗，那我的文风、遣词造句习惯你总抹不去吧，或者约定一个特定的词句，你能把我怎么样？只要双方提前沟通得详细点，考官照样能把那张试卷扒出来。

没关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最后还有一招“三级评审”制度等着诸位。

三级评审是指一张考卷成绩的评定，要经过初考、覆考、详定三次评定才能最终得出结论，三个不同的考官分别掌控一个环节，要想顺利过关，你必须保证同时买通三个人。

那可是件难度很大的事了，三个人是不是都贪财不好说，人多嘴杂，无疑会增加泄密风险，到头来，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

应该说，前面的几项防作弊招数还是很管用的，虽不敢说完全杜绝作弊，但确实大大提高了科举公正性。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贫寒子弟走上科举之路，立志用才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完成注册报名后，你就成了他人眼中的“举子”（或称“应举人”），就等朝廷开科取士了。

宋朝之前，科举考试的频率是不一定的，运气好，一年就组织一次，运气不好，可能要等个四五年才碰到一次。后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这种搞法实在是很折腾人。

间隔时间太长肯定不受欢迎，但太短也不行，比如你是一名边远地区的考生，好不容易一路考到京城，已经耗费了大半年时间，结果发现自己榜上无名，那就回家复习，下次再来吧。可是当你灰头土脸赶回家里，有人会体贴地告诉你，包袱就不用放下了，洗把脸，赶紧准备上路吧，新的科考又要开始了。

经过反复研究，最后，三年举行一次科举成为共识，逐渐固定流传下来。

三年大比，自此成为定制。

好了，又逢大比之年，你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想从举子变成进士，还需要经历三次考验。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解试，解试是州府一级的考试，一般在每年的八月举行。

不要小看这第一级考试，其实竞争也很激烈。解试不同时期的录取名额差别很大，平均算来，大约每次六七千人。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不忙，我们来仔细算一下。

宋朝完成统一后大概有二百五十个州，所以平均到每州也就二十到三十个人，每个州又会下辖数量不等的县，如此算来，你必须是每个县的前几名才能冲过这一关。

解试合格的被称为“得解举人”，第一名被称为“解元”。

经过残酷的第一轮淘汰，接下来，全国的读书种子都要集中到京城，参加第二级考试——省试。

省试由礼部贡院组织，经过残酷的几天考试，五六千“得解举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可以冲出重围。

省试合格的被称为“过省举人”，第一名被称为“省元”。

如果你是这几百人中的一员，还想博取更多的荣誉，那么你要咬紧牙关，迎接最后一级考试——殿试。

三月的崇政殿上，你将和最优秀的读书人进行终极对决，而你们的考官只有一个人——皇帝。

殿试又是宋代首创的一项科举制度，最早主持殿试的皇帝，正是赵匡胤。

赵匡胤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闲得慌，想当个考官过把瘾，其实是极有深意的。

以前，科举考试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考生一旦中了进士，就可以拜考官为师，成为考官的门生。考生认个老师就相当于拜个码头，将来在官场打拼就有人罩着了。对考官而言，收几个官场潜力股也很划算，将来互相也好有个照应。

到后来，老师上面还有老师，门生下面又有门生，特殊的师徒关系演变成了官场上的政治同盟，竟然形成了一个个以科举为纽带的小集团。

殿试制度创立后，考生进退取舍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到了皇帝手中，从此以后，那些高中进士者开始被人称为“天子门生”。

天子者，皇帝也。

从名义上讲，这些即将步入官场的新秀既是皇帝的臣子，也是学生，他们只能忠诚于皇帝，而不是某个考官。

殿试合格者才能称为进士，刚开始，进士分为甲乙科，后来花样变多了，又分成了五等三甲，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其中，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年纪最轻的则被称为“探花”，到后来，“探花”逐渐变成了第三名的专称，也成了定制。

经过重重考验，如果你依然是榜上有名，那么你确实堪称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了，实在可喜可贺、可敬可佩。

作为你几年勤学苦读的回报，朝廷将会根据你的排名授予一定的官职，虽然起步的官阶也不会太高，但有了科举出身，你仕途会比较通畅。如果你的名次很高，甚至是状元、榜眼，那么你的升迁速度更将超越常人，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说，你若是生活在宋代，一心想步入仕途，甚至还梦想有朝一日登阁拜相，还是老老实实参加科举考试吧。

读书人的时代

通过科举当官，是很多读书人的梦想，而宋朝的科举对读书人有着更强的吸引力。

因为，它的录取率比较高。

录取率高吗？看了上面的介绍，还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不要紧，我刚才说的只是进士一科，其实贡举中还有明经、诸科等名目，虽然地位比不上进士科，只要考中了，一样有官做，而且数量也很可观。

更重要的是，宋朝还有独一无二的“特奏名”制度。

所谓“特奏名”，就是那些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只要参加考试达到一定次数，再达到一定年龄，朝廷特批给予一定的功名。

比如，宋朝前期就曾经规定，凡是经过五次省试或者三次殿试而未中举，年龄又在五十岁以上的，都允许特奏名。

如此一来，哪怕你一辈子都很点背，考了几十年仍未中举，也不用灰心丧气。只要你坚持到底，即使考不出来，也能熬出个功名来。虽然获取方式有点寒碜，但都到了这份上了，谁还管那么多。

有了特奏名制度，更多读书人把自己命运死死捆绑在了科举之上。到后来，因特奏名而获取功名的人几乎占了科举取士人数的一半。

从青春少年一直考成白头老翁者，大有人在。皓首穷经，矢志不移，不免让人唏嘘嗟叹。

有人做过统计，算上特奏名，宋朝平均每年的取士人数达到350名左右，约为唐朝的5倍，明朝的4倍，清朝的3.4倍，堪称科举的黄金时代。

宋代科举的巨大吸引力还在于你一旦中举，会马上被授予一定的官职（其他朝代未必），而且官僚群体的待遇也较为优厚。

宋代官员的收入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叫“本俸”，类似于现在的基本工资；另一部分叫“添给”，类似于现在的津贴。细分起来名目更多，比如贴职钱、厨食钱、茶汤钱、驿券、公使钱等，高级官僚甚至连雇仆役的工钱也由朝廷提供。

除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以外，宋朝还极力抬高读书人的地位。

科举结果一出来，新及第的进士会参加金殿唱名、叙同年、朝谢、谒先圣先师等一系列朝廷主持的庆典活动。

其中最拉风的活动是你将以新科进士的身份，获邀参加皇帝亲设的琼林宴，一群当朝重臣还要集体作陪。尽管你很可能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与皇帝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估计当时自己紧张得连手都不知道放哪里。但这顿饭足以让你眯着眼睛，跷着二郎腿，在小辈面前吹上一辈子牛，逢人就可以来一句，想当年我如何如何……

此外，你的名字将被刻在礼部贡院的石碑上，你的个人信息、殿试名次、家庭情况都将编入《登科录》，算是永载史册，供后人崇拜，那可是光宗耀祖啊。

风光，忒风光了！

除了上面的风光，更绝的事还在后面呢。

如果你是一位新科进士，碰巧还没结婚，那你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当大家在进士榜下看热闹的时候，一批富豪乡绅很可能已经在悄悄对你流口水、捋袖子了，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绑一个新科进士回去。

把你绑回去也不是为了索要赎金，反而是为了贴钱给你，死乞白赖地只为求你一件事——娶他家的女儿为妻子，同时附送丰厚的嫁妆。

这种类似绑票的行为，居然成了宋代独特的婚姻文化，人称“榜下择婿”。

怎么样，此情此景，相信很多男同胞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所以说，当时考中进士绝对是一件值得全家放鞭炮、摆宴席、到祖坟上磕头烧香的大喜事。

还等什么，读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