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幸运儿

杨忠也参与了邙山之役，据《周书》说，他曾经在战争中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但是，由于西魏的失败，似乎也很难让杨忠感到快意。

但是，此战后，由于杨忠持续的良好表现，他的仕途开始进入了快车道——因功被授大都督，旋即升为车骑大将军，而后相继任都督朔燕显蔚四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然而，真正让杨忠感到快慰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他终于有儿子了。

当年阔与当前阔

公元541年，杨忠35岁，距离他离开自己的故乡武川镇，17年过去了。

17年里，杨忠经历了很多：

六镇兵变那年，杨忠还是个18岁的青年，随着故乡武川镇的陷落，他的人生轨迹变得难以捉摸，有一度，在泰山脚下，当他碰到那个叫吕苦桃的民女时，他曾经以为，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然而，在乱世之中，一个人的命运，从不是能由他自己决定的。当南梁军队杀到泰山脚下，杨忠便被呼啸而来的时代洪流卷进了中国历史的漩涡，从此之后，他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杨忠成为了流浪儿，甚至，连流浪到何方，都不再由他决定。

公元528年底，杨忠成了陈庆之那传奇的北伐军中的一员，在南梁待了四年后，他终于再一次回到了北魏。

此时的北魏已经处于惊涛骇浪之中。

公元534年，杨忠跟着上司独孤信从洛阳出走。

也就在这一年，北魏帝国随着这支队伍的西迁，一分为二。

还是同一年，杨忠跟着独孤信，再一次来到了阔别六年的南梁。

这次南奔，意味着中国北方的两大军事集团——宇文泰为中心的武川集团和高欢为中心的怀朔集团，正式拉开了东西之争的大幕。

公元537年，杨忠再一次从南梁回到北方，只不过，北魏已经变成了西魏。

这次北返，同时意味着，经历了漫长流浪生涯的杨忠，终于开始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的命途轨迹，正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作为一个武川镇人，他的未来，也将跟武川镇这三个字，紧紧的纠缠在一起。

公元538年的河桥之战后，颠沛流离多年的杨忠，终于很难得的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这次平静生活的最终成果，就是公元541年六月十三，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深处出来的那一声清脆的哭声。

35岁的杨忠，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对于颠沛流离了半辈子的杨忠而言，这一声啼哭，实在意味着太多，在那一刻，他心里所想的，并不是希求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如何呼风唤雨，他的希望实在太过简单——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过完一辈子。健康、平安、顺利，这似乎并不是太高的要求，但对于杨忠而言，这样的祈求，已经相当奢侈了。

为此，杨忠给这个新生儿取了个很简单的名字——单名一个“坚”，杨坚。杨忠对孩子未来的所有期待，都写在了这个“坚”字里。

这个孩子的母亲，则是杨忠18岁那年，在泰山脚下碰到的那个女人。

对于杨忠和吕苦桃的婚姻，我们实在是知之甚少，对于吕苦桃，我们仅知道的几件事——她是济南郡人，她是杨忠的妻子，她生下了杨坚和杨瓒等人。

另外，我们通过《隋书·高祖外家吕氏》还可以了解到，吕苦桃有个侄儿叫吕永吉，在杨坚当了皇帝之后，他来千里寻亲，自称姑妈是吕苦桃，但是，据称此人“性识庸劣”，短暂当过上党郡太守后，便不知所踪。吕苦桃还有个堂弟，叫做吕道贵，据说他见到杨坚时，居然敢直呼其名，此后还多次犯此忌讳，惹得杨坚很不高兴，“上甚耻之”，最后将其外放为济南太守，但是终究还是被免了官，死于家中。除此而外，对于吕苦桃的情况，那就是一片空白了。

作为开国皇帝的母亲，生平事迹居然是“一片空白”，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从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却能以小看大，看出一些时代特征。其实，要解释吕苦桃的悲剧，只需要两个字就够了——门第。

所谓门第，原则就是“当前阔不如当年阔”，你说你现在很牛逼，没有用，阿Q说“我祖上也曾阔过”，那比较管用。

比如说吧，杨坚后来当了皇帝，为了门第二字，都不得不篡改族谱，找个煊赫一些的先祖——杨坚自称是“弘农杨氏”之后，东汉名臣杨震的十四世孙。

关于这门亲，我们可以试做考证。据《隋书·文帝纪》的记载，其实杨坚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先祖，是前燕（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北平郡守杨铉。

关于杨铉和杨震的关系，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隋书》的说法，杨铉是杨震的八世孙，这种说法的优点是，时间上比较对的上，缺点是，从杨震的孙子杨馥到杨铉，其中一共有五世一片空白；

另一种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说法，杨铉是杨震的十七世孙，这种说法的优点，能找到期间的源流——杨震的孙子杨馥，其十世孙杨孕，杨孕有六世孙杨渠，杨渠生杨铉；算起来，从杨震到杨铉，应该是十七代，但是从杨震到前燕，也就大概170年的时间，其中每十年就有一代……

要么时间对不上，要么时间对上了，又找不到源流，这门亲认的，当然是让人哭笑不得，但是，杨坚也不容易，这门亲，不认不行啊。

再比如说吧，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想要把女儿嫁给唐初的功臣子弟，但是，功臣们似乎并不买账，对跟李世民结为亲家没有太多兴趣，他们想要结亲的，据说是五大豪门——崔（清河、博陵）、卢（范阳）、郑（赵郡、陇西）、李（荥阳）、王（太原）。为了跟这五大豪门结亲，据说，房玄龄和魏征这些人都挤破了头，哪怕倒贴钱都可以。

皇帝的女儿居然没人要，李世民自是气得冒烟，他一怒之下，便让人编了部《氏族志》，要求勘正姓氏。当然，怎么个勘正法，李世民没有明说，他认为手底下的人应该有数。但是，六年后，这本书编出来了，李世民却再次气得跳脚，原因是，主编高士廉居然还是把山东崔氏列为第一等……

于是，李世民当即把主编高士廉叫过来，大大训斥了一顿，说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仅靠婚姻维持，“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而后，李世民就不再扭扭捏捏，也不再信任手底下人的智商了，他明确提出了勘正的标准——“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换句话说，当年阔不算阔，当前阔才是真的阔！

又过了不久，这本书总算修订完成了，李世民满意了——姓氏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被降为第三等。

事情完了吗？没完。书虽然编出来了，但是，编出来并不等于社会认可，房玄龄、魏征等人照样我行我素，那些世家大族照样混得春风得意。这下李世民无语了，当然，李世民毕竟不是凡人，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他至少要给问题的解决打个基础。

李世民打基础的办法，就是两个字——科举，再加两个字——推广，合起来——推广科举。所谓“推广科举”，言下之意是，已经有人创造“科举”了，谁呢？就是为了门第乱认祖宗的杨坚。

其实，乱认祖宗的杨坚，又何尝不和李世民一样，对当时的门第制度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科举”这样的制度创新，为粉碎门第制度敲开条小缝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做详细的介绍，这里暂且别过不提。

杨坚敲了条缝，李世民打了基础，那么，谁能功业小成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女杰武则天了。武则天对门第制度的痛恨，那叫深入骨髓，他爹武士彟虽说是开国功臣，但由于家世实在寒微（武士彟是木材商），在新修订的《氏族志》“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中，居然没她家什么事，也就是说，武家跟门第的唯一关系——那就是没关系。

武则天一个女流之辈，都能在男权社会里呼风唤雨，弄个皇帝当当，她岂能容忍门第制度如此侮辱他们武家？

在武则天当道后，由于门第制度对她提拔武家子弟过于不利，她便让亲信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怂恿唐高宗李治重修谱牒，最后编出了个《姓氏录》。这本《姓氏录》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李治亲自操刀写序，排名的原则跟李世民的《氏族志》差不多，但是，更为激烈，更为极端——“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

正因为《姓氏录》如此极端，所以此书一出，“天下”大哗——主要是士人大哗。士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哪是“谱牒”？这分明是“勋格”。很多人都以被录入为耻。当然了，武则天还是很雷厉风行，为了贯彻《姓氏录》的宗旨，她让李义府把《氏族志》全都收归烧毁。

编《姓氏录》，这只是第一步，武则天也明白，再雷厉风行，效果也不会比《氏族志》强多少，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是——用人原则。武则天在任期间，用人原则打破了以往的士族垄断，大量启用庶族官僚，也正是在武则天之后，庶族集团才真正成为唐朝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当然了，即便是武则天这样的超级牛人，也只能是“功业小成”，离“大成”还差得远，世家大族依然还是很有力量，但是，至少，庶族已经开始挑战士族的地位了。晚唐的“牛李党争”，便是这种斗争的延续，牛党，便是庶族官僚集团，而李党，便是士族官僚集团；而且，最后斗争的结果，俨然是唐宣宗李忱拍案定论，庶族集团牛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后到了宋朝，官僚集团的主要构成就成了庶族了，而到了明朝，几乎九成以上的官僚，是通过科举取士。可以说，到了明朝，从杨坚开始的事业，终于大功告成了，而这距离杨坚创造科举制度，已经800年过去了。由此可见，要彻底扫除“门第”的阴影，需要通过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

既然已经说到了“门第”的衰亡，我们不妨再从头说说“门第”的兴起。

“门第”自然不是无源之水，强调“谱系”的行为，是在远古史就开始了，原因很简单，远古最小的政治单位，不是别的，正是“氏族”。“门第”这玩意，追根溯源，就是从“氏族”开始的。

认亲这个活动，也由来已久，除了夏启因为距离黄帝王朝比较近，没必要认亲之外，商汤和周武，都认过亲。

商汤认为祖宗是帝喾（三皇五帝中的第三帝，黄帝曾孙）的儿子契（此人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在帝舜设立九官制时，被任命为“司徒”，相当于现在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在九官中排名第三，可说是帝舜时代名义上的四号人物）。

周武认为祖宗是帝喾的儿子弃（此人同样在帝舜时代异常显赫，他是九官中的“后稷”，相当于农业部部长，九官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司空（国务院总理），名义上说，是帝舜时代的三号人物）。

如此情形，一直到秦朝灭亡。建立西汉的皇帝，是个标准的平民——刘邦，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认亲”的皇帝，《史记》对他家世的介绍，只到他的父母，并没有追出去十几二十代。西汉的开国功臣，也大多不是豪门贵族，汉初三杰里头，除了张良是韩国的官X代之外，萧何和韩信都是一般般，萧何是个地方小吏，而韩信呢，一度穷到饭都吃不上。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西汉是个平民帝国，是门第制度的一个断点，当然，与之同时，这也是又一个门第制度的起点。随着西汉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再一次出现板结化，一批新贵族形成，门第制度开始逐渐显出苗头。

到了东汉，情况就变了。光武帝刘秀之所以上台，是因为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河北豪族，就没有东汉，也正因此，东汉就彻底成为了豪族统治的朝代。到了东汉末年，那些呼风唤雨的诸侯，就多是豪族出身了——曹操、孙权都是如此；刘备虽然混得很惨，都到织席贩履了，但是，还是硬着头皮攀上了皇族这门高枝，当了皇叔；当然，这几个还不算最典型，最典型的还是袁绍、袁术他们家。袁术是东汉末年第一个称帝的，为什么？一、他拿到了传国玉玺，二、他家世显贵，袁家四代三公，富贵无朋；因此，当个皇帝，有何不可？

其实要论起来，袁术算个屁啊，在东汉末年的枭雄里，数他最挫，但是，谁让他出身好呢（袁术他哥袁绍是小老婆生的，袁术一直瞧不起他）？

然后便是西晋和东晋了。西晋创造了一个人才选拔的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是干什么用的呢？简单说吧，就是为世族豪门垄断政治用的，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正为此也。

而到了东晋，门阀集团的力量更是占据压倒性优势，最牛逼的就是两家，王家和谢家——王导是拥立司马睿的最大功臣，一度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谢家最出名的人物是谢安，代表作就是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王谢在后世就成了高门豪族的代称，牛逼的一塌糊涂，唐朝刘禹锡有个名篇，其中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头的“王谢”就是与“寻常百姓”相对照的豪门。

当然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到了中唐才有的事，事实上，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王谢两家都是牛到爆的豪门。比如说吧，前文提到了侯景，此公后来投靠了梁武帝萧衍，为了自抬身价，他主动提出要跟王谢两家结亲，结果萧衍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这话说难听点，你侯景就是个土包子，怎么能跟王谢这样的世代豪族结亲呢？拜托一下，撒泡尿照照自己好不好？

（顺便提一下，此时距离东晋灭亡已经120多年过去了，但是，王谢两家的牛逼依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也是门第制度特点最好的写照了。）

侯景信誓旦旦的想要融入南朝社会，结果一张热脸，却贴上了人家的冷屁股，他当然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爽。后来，他发动叛乱之后（即是著名的“侯景之乱”，以后我们会说到），占领了建康，为了一血当年结亲未果之仇，他就让那些看不起他的江南门阀们倒了大霉。也是在侯景之乱后，江南门阀们近乎是遭遇灭顶之灾，从此逐渐走下了历史舞台。

南朝有南朝的门阀，北朝自也有北朝的门阀，这个情况，留待我们以后再说。

因此呢，这就是杨坚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当前阔固然重要，但当年阔更是重中之重，所以，杨坚在“当前阔”了之后，也得想办法搞出个“当年阔”。然而，杨坚的母族，吕家，用《隋书》的话说，“其族盖微”，就算想要编一编，也实在编不出来，所以，也就只能玩个“存而不论”了。朋友们，那个时代的人，还没有“皇帝也有三门穷亲戚”的觉悟呢！

然而，正因为这个“存而不论”，一段本来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却被掩埋在了历史的黄沙中，以至于我们后人不得不费尽心力，将故事还原。

根据已知信息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两点：

一、杨忠跟吕苦桃成婚，必然是在杨忠18岁那年，原因非常简单——吕苦桃是济南郡人，而杨忠这辈子唯一一次来到山东，就是在他18岁那年，躲避六镇兵乱之时。杨忠也必然是在吕苦桃家乡跟她成的婚，因为，若非如此，后世也不会有吕永吉千里认亲的故事了。

二、杨忠18岁娶吕苦桃，而35岁才有第一个儿子，这是不正常的。道理很简单，杨忠是个正常的男人——他有五个儿子，而吕苦桃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杨忠的五个儿子中，有三个是她生的。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这对小夫妻，曾经失散多年。

一个合理的猜测是，自从南梁军队将杨忠从泰山脚下掳走后，这对小夫妻就失散了，而且失散了十多年。在这十几年里，吕苦桃从没有忘记过他的丈夫，而杨忠也没有忘掉这位患难中认识、曾经想要粗衣淡食过一辈子的结发妻子。

然而，由于杨忠的行踪飘忽不定，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明天将要何去何从，所以，茫茫人海之中，吕苦桃又岂能轻易找到他的郎君呢？

苍天不负有情人，公元537年后，杨忠再度从南梁北返，他的人生方向开始清晰起来，次年的河桥大战，他又声名鹊起，于是，苦苦寻找了丈夫十几年的吕苦桃，终于在几经辗转之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丈夫。

朋友们，在那样的乱世，一个男人能够苦苦守候一个女人十几年，一个女人可以苦苦寻觅一个男人十几年，而且，任凭时势推移，也不改初衷，这是不是一个很精彩的爱情故事呢？这是不是要比现如今烂俗的琼瑶剧里头，那些恶心到爆的“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你满出来了，我就漫出来了”的台词，更加能感动人心呢？朋友们，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真实故事啊！这才是真正能激励人心的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却被“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彻底埋藏了起来，埋葬了一千五百多年，这岂非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杨忠为自己的长子所取的名字，杨坚，这个“坚”字，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代表了这个孩子的父母那坚不可破的爱情呢？

那罗延的传说

好，我们重新回到杨坚出生这件事来。

大凡中国历史的皇帝，出生时总是要有一些“异象”显现——就算是出了名的烂咖刘阿斗，也会有其母梦见北斗入怀的故事。当然，由于中国历史的皇帝实在太多，好咖烂咖不好不烂咖加一起，从秦始皇算起，足有408个之多，如果要算上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的诸侯，那就有806个之多，这么多皇帝，每一个出生都得有“异象”，大家想，这对后世的史官提出了多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皇帝的“异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毕竟，史官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然而，杨坚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在中国历史的这么多皇帝里，这么多“异象”里，他的出生依然是显得这么的卓尔不群，这么的“特别”。

杨坚出生在佛寺，在中国历史的皇帝里头，这大概是唯一一个。

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当然，这也不算稀奇，跟后世朱元璋的“红光照室”差相仿佛。真正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

杨坚出身的时间，是农历六月十三，正是盛夏，从初生婴儿到耄耋老叟，无疑都要承受酷热的考验，杨坚后来虽贵为皇帝，但也不能例外。为了给孩子祛暑，吕苦桃也不免辛苦一些，为他摇摇扇子，然而，这扇子一摇，却摇出了新问题，原先是太热，如今变成了太冷。据说杨坚被扇得直打寒战，几近气绝，一开始还哭哭啼啼，到后来，连哭都哭不太出来了。

（虽说是劳动妇女力量大，但是，吕苦桃的力量也实在大到不可思议了，似不合常理，史书姑妄写之，我姑妄抄之，大家也姑妄听之吧。）

就在此时，门外走进来一位自河东而来的神尼，据隋朝的文人们说，是“无因而至”，用现在网络流行语说，是个“空降兵”。

出现之后，奇了，杨坚立马好了；而后这位神尼就对杨忠夫妻说道：“无需为此儿担忧，他有神佛保佑。”然后，神尼便给杨坚起了个小名，“那罗延”。

“那罗延”在佛教术语中，是指古印度的一个大力神，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意译过来，就是“金刚力士”的意思，倒也跟坚字对应。

当然，这也还算寻常，当时南北朝时代，以神祗来给自己命名的人不计其数，“那罗延”还只是小名，有人的大名就直接是神祗的名号了。比如说，前文提到的尔朱家族，尔朱荣的两个儿子，便是以神祗为名，一个叫做尔朱叉罗，另一个叫做尔朱文殊。甚至皇室宗亲里头，也有叫元夜叉、元罗刹的。

这位神尼呢，便是大名鼎鼎的“智仙”了。在告诉杨忠夫妻此儿不凡后，智仙立即提出了要求：“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言下之意，她要自己抱走。杨坚是杨忠和吕苦桃的第一个儿子，历经千难万险才有的爱情结晶，怎么能让不相干的人说抱就抱走呢？杨忠和吕苦桃当然舍不得。

然而，奇妙的是，这个婴儿似乎还认准了这位尼姑——他一看见神尼，就停止哭泣；而一离开神尼，就啼哭不停，不论杨忠夫妻如何哄抱，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杨忠夫妻只能忍痛割爱，将孩子交给智仙。

当然，智仙也没有把杨坚带到什么远地方去，杨忠“割宅为寺”，智仙和杨坚，就住在这个“宅寺”里，实际还是住在自己家里，只是平时见不着罢了。

“割宅为寺”这个事，在当时也很常见，在北魏末年，很多王公贵族都是如此，《魏书·释老志》就说：“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当时王公贵族们迷信的很，他们经常会请僧侣来为他们预测吉凶，于是，在算命业的支撑下，僧侣的活动范围也空前扩大，不仅有住寺僧，也有云游僧，像智仙这样的，可以算作“家僧”。

智仙便是个很神奇的算命家。她除了一眼就看出杨坚“此儿甚异”，她还帮别人做出过许许多多的预言，《佛祖历代通鉴》就说她“时言吉凶成败事，莫不奇验”。杨忠割宅为寺，将其奉为家僧，应该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当然了，这本《佛祖历代通鉴》有点不解风情，在谈了智仙神奇的算命本领后，居然把智仙的“空降兵”属性给拆穿了——居般若寺，会文帝生于寺……就是说，智仙根本就没有“翩然而至”这个桥段，她本来就住在般若寺里头，只是恰好碰上了杨坚出生而已。但又为什么说智仙是自河东而来呢？是因为“释尼智迁（即智仙）者，河东蒲坂刘氏女也”……

唉……大家继续将就吧。

儿子住在自己家里，自己却见不着，吕苦桃自然是饱受思儿之苦。有一次，吕苦桃实在挨不住了，就蹑手蹑脚的进了杨坚的卧房，然后一把将其抱起，突然之间，吕苦桃看见儿子的头上居然长了角，身上长了鳞，这下吓得非常小可，就不慎把杨坚摔在了地上。此时，智仙恰从外边经过，叹息道：“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儿子本来是要得天下的，被你一摔，延期了，这还了得？自此之后，杨家人再也不敢过问杨坚的起居生活了。

这段“变形记”当然是针对杨坚的相貌后人的附会之言了，据《隋书》说，杨坚的相貌是这样的：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常上短下，深沉严重。这又跟刘邦的相貌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不过，这段变形记倒是让我想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稗闻。

袁世凯大家都知道，民国初年的时候，此公大总统当不过瘾，称了帝，最后落得天下唾骂，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被国人骂下了台，最后糖尿病发，一命呜呼。直到今天，袁世凯称帝，都被很多人称之为“丑闻”，袁世凯也因此一直被骂到了今天。但是，袁世凯明明已经当到了终身大总统，后来修改的《总统选举法》中，甚至说连下任总统都由前任指定了，除了不穿龙袍，不坐龙椅，不被手下山呼万岁，跟皇帝也没啥大区别，为啥他还要当皇帝呢？

据民间传闻，事情是这样的：

袁世凯早年的时候，好像从25岁起，就喜欢用人参、鹿茸当补药，后来自己发达了，权势喧天，更是落下了这个毛病，每天中午都要喝碗参汤，而且，连用什么碗都有讲究，必得用西太后赏赐的碧玉杯。

某天中午，一个丫鬟照例端着杯参汤进了屋，然后，这位丫鬟就吃了一大惊，慌乱之下，居然杯子掉到了地上，啪嗒一下，碎了……这声清脆的声响就把袁世凯给闹醒了，睁开眼一看，心爱的碧玉杯摔坏了，还了得？当即发了飙。

这位丫鬟也知道自己是得倒霉了，忙乱之中，急中生智，编了一套瞎话：“报告总统爷，我刚才端着杯子进了屋，突然看见床上盘着一支五爪大金龙，我一害怕，不小心就把这个杯子摔坏了，奴婢该死……”

这位女婢还有什么该死的呢？袁世凯可是乐坏了，当即便令丫鬟住嘴，然后非但不追究她摔破杯子的责任，还给她打了赏呢。

后来老百姓就说，袁世凯为什么要当皇帝？就因为这个丫鬟说了这个事儿，袁世凯一直把自己视作金龙转世、真命天子，所以就非得当上这个皇帝不可。

当然咯，据说呢，这位丫鬟之所以摔破了杯子，根本不是因为看见了什么金龙，她确实是看到了些奇怪的东西，只不过只大蛤蟆罢了……

后来北京老百姓牵强附会，把清王朝的大人物排排坐，搞出了个西山十戾的名单——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蛤蟆）。这其中，蛤蟆精袁世凯也便名列其中了。

袁世凯的这个事儿，说明杨坚的这出“变形记”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市场的，也不算是他的专利啦。

杨坚的所有事情，一件一件单拆开来的话，自然不算特别了，但是连在一起，那就特别的很了，尤其是，杨坚的佛教背景，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可说是独树一帜。当然了，非要说起来的话，这也是时代造就的呢。

佛教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个舶来品，外来货，印度人的玩意。据说，佛教是在东汉时期就传到了中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受重视；佛教得到井喷式发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南北朝时期。

为什么会如此呢？要我说的话，就是两个字——填空。

宗教呢，实际上本身就是一套伦理和价值体系，但是，在中国，要想输入一套价值体系，也实在很不容易。道理很简单，中国人不敢说别的，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向来有自己独到的一面，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便奉儒家为圭臬，以儒家作为统治性的价值体系了。

以此，尽管佛教在东汉就传入了中国，但是，由于儒家的强大影响，佛教并没有能得到太快速的发展。然而，到了南北朝，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很著名的一段乱世，尤其是北朝，在五胡乱华之后，曾有过“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大混乱，思想也出现混乱了，尤其是，儒家的“王道”思想，开始搞不定了。

其实呢，对于乱世，儒家向来是搞不定的。孔子出身在春秋，孟子出身在战国，二位大贤自始至终都在兜售他们的“王道”思想，但是，有没有谁对他们的这套理论感兴趣呢？答案是——没有。最悲催就是孟子，这么伟大的一位雄辩家，经常要碰到鸡同鸭讲的情况，比如那位梁惠王，就让他碰足了钉子。

为什么呢？因为在乱世，讲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

所谓“王道”，包含的对统治者道德优越性的赞颂。儒家最爱追颂先贤了，动辄“尧舜禹汤”，认为，古时的圣王，最牛逼的地方，就是“仁者无敌”了。儒家这一吹牛逼，就把“仁”吹到了天上去，认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其实，到底是怎样的，写出史家奇书《春秋》的孔子，自己心里有数嘛。

所谓“霸道”，跟“王道”正相反，无所谓道德，谁拳头硬谁说话。孔孟之悲哀，就在于春秋战国搞的是“霸道”，看的是谁拳头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乃至最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都是“霸道”哲学的拥趸。

当然了，到了治世，情况就不一样了，“王道”就能大显其威了。道理很简单，“霸道”是用来争天下的，但是，任何一个把天下争到了手的人，都不希望别人再跟他来争，所以，他们就不能再讲“霸道”，而要扯出“王道”这件虎皮大衣了。当然，如果有人不服，比如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依然搞“霸道”不搞“王道”，那就等着倒霉吧——什么万世？二世就让你完蛋！

说白了吧，“王道”是什么东西？就是维护当前王朝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相对完善的秩序。但是朋友们，治世最重要的就是秩序嘛，老百姓最需要的，也是秩序嘛——毕竟，谁当皇帝不吃饭呢？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别折腾。“王道”相对于“霸道”，是不折腾的政治哲学，所以，对老百姓有好处。

然而，很不幸，乱世又来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而后三足鼎立，好容易三分归晋，刚传到第二代，偏偏晋惠帝是个白痴（不是骂他，是真白痴），妻子贾南风又是个超级悍妇，于是闹出了八王之乱，紧接着来了个五胡乱华，再然后，中国历史的大动荡就此拉开了帷幕。

乱世来了，“霸道”又开始了统治，“王道”又衰微了，比谁拳头硬的竞赛又开始了，老百姓的苦日子又来了，而儒家宣扬的那套伦理道德，在乱世中被狠狠的粉碎了，以至于，老百姓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不知道何去何从了。

当一个价值体系衰微后，另一个价值体系就会填上它的空缺，这就是佛教在南北朝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填空者的角色。

佛教如果搞得好，当然是有机会就此取代儒家，成为中国的主体思想的，就比如说吧，基督教就在罗马帝国衰微的时候，控制了整个欧洲。

然而，佛教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吗？能够重塑中国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吗？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能。而且，给出答案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佛门中待了13年时间的杨坚，当他重新统一天下，试图重建社会秩序时，他没有选择佛教，而选择了儒家。关于这个问题，也留待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吧。

这就是杨坚所处的时代，战乱、门第、佛教，这些都是历史赋予杨坚的使命——他要结束战争，挑战门第制度，乃至，重建价值体系。

贵二代

杨坚的佛寺生活持续了13年，在中国南北战火纷飞之际，他却在青灯古佛之下，过着刻板平淡而又肃穆的生活。

公元553年，杨坚13岁，他被送入了太学读书。

西魏以武立国，领导者多是武川镇的军人子弟，从六镇兵变流离失所直到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帮人大半辈子干的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买卖，论起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自是其之所长，但要论起经典古籍圣贤之学，那也不免人人大摇其头。当然，宇文泰也知道，文化很重要，所以，在他的行台设有学堂，每天白天当手下们忙完了之后，晚上总要去学堂例行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无非就是些最基础的扫盲教育，学术是决计谈不上的。

西魏的太学，虽是国家的最高学堂，但由于元修当年是仓皇西奔，连干粮都没带足（不开玩笑，这是真事，后来元修走半道断了粮，有个叫王思村的乡民拿出了馒头、麦饭和茶水来招待他，元修都激动的什么一样，免了此人十年赋税呢），更遑论典籍，而领导人则刚脱离文盲，因此，其学术水准也就可以想见。

杨坚入太学，当然学不到什么子曰诗云的正规学问，其性质，跟如今很多公司大老板上MBA课程倒是颇有类似。其实，对于这些久经沙场的商业巨子而言，MBA课程真能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真正看重的，不是书，而是人——跟他们一起上课的这帮同学，将来很可能就是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太学也类似，因为，能在这里上课的，都是贵族子弟，于杨坚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13年的佛寺生活，杨坚的心智比之一般同龄人要成熟得多，他深沉严肃，不苟言笑，少言寡语，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以至于他的同学看到他时，都不禁肃然起敬。对杨坚的太学生涯，《隋书》只用了八个字就做了概括——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就算是最亲密的人，也不敢对他态度轻狂）。

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因为在一帮贵族子弟面前，13岁的杨坚，很早就展现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领袖范儿。

14岁，杨坚正式开始政治生涯，他被京兆尹（即长安市市长）薛善看中，提拔为功曹（相当于秘书，这应该是个虚职，算是官二代步入政坛的起手式）。

15岁，由于杨忠平定江陵的功勋，杨坚被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被封为纪县公；16岁，杨坚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加开府。

这些职位当然多是虚衔，但是，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已经是西魏帝国最高的勋位，可以说，杨坚刚入政坛，就处于一个高得吓人的位置。

杨坚年纪轻轻就到如此地位，只能说是“老子种树，儿子乘凉”了。

彼时的杨忠，在度过了人生最颠沛的岁月后，苦尽甘来，正在到达其政治生涯的顶点，他如今已经名列西魏十二大将军，成为了西魏的核心统治成员。

公元542年，在邙山之战前后，在跟东魏较量了多次之后，意识到实力差距的宇文泰，着手进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创设“府兵制”。

所谓“府兵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士兵平时为农民，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而到了战时，则操起武器上战场。这个制度，是宇文泰为了解决西魏跟东魏较量中集中体现的两个弱点——一、国穷；二、人少。

最初的时候，宇文泰的“府兵”来源，是流入关中的六镇子弟和本在关中的鲜卑诸部，总的来说，是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军队。然而，邙山一战，第一天西魏就损失了三万人，可以说，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府兵”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战后，为了继续跟东魏抗衡，宇文泰吸收了大量的陇右强豪的地方部队，以鲜卑为主体的“府兵”，逐渐变成胡汉混杂，乃至胡汉一体。

这个改革对于西魏至关重要，因为，这是西魏跟关中地方势力融合的开始，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历史性融合的关键阶段，跟东魏依然靠鲜卑人打天下，依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已非同日而语。

8年后，也就是公元550年，宇文泰的府兵制正式成型，基本的组织构建，最上层乃是八柱国（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是当家老大，而元欣这个北魏宗室则是挂名傀儡，因此，真正意义上统领军队的有六柱国，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

六柱国手下，每人有两位大将军，所谓十二大将军，分别有元育、元赞、元廓、宇文导（宇文泰侄儿）、宇文贵、李远、达奚武、侯莫陈顺、杨忠、豆卢宁、贺兰祥（宇文泰外甥）、王雄。

另外，每位大将军手下还有两位开府，每位开府统领一军，一共24军，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四开府。

因此，府兵制的组织结构就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

然后，从“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处于权力中心的二十人名单中，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西魏的统治结构：

北魏宗室：元欣（柱国），元育、元赞、元廓（大将军）；约占20%；

武川镇人：宇文泰、李虎、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柱国），宇文导、侯莫陈顺、达奚武、杨忠、贺兰祥（大将军）；约占50%；

关陇强豪：宇文贵、李远；约占10%；

其他：于谨（河南洛阳人），李弼（辽东襄平人），豆卢宁（昌黎徒何人，前燕贵族），王雄（太原人）；约占20%。

西魏的统治集团，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关陇贵族集团”。

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这个集团有两个特点：

一、“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二、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简单说，就是两个一体——“胡汉一体”，以及“军政一体”。

其实呢，还应该有第三个一体，因为，西魏的统治核心武川镇人对于关中而言，实际是外来力量，如果不能跟当地势力有效融合，也是很难站稳脚跟的，因此，外来力量和当地势力的一体，同样也是该集团的特色。

“关陇贵族集团”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集团，因为，其将开创中国历史的崭新纪元，未来将统治中国将近四百年。如今的西魏，即将到来的北周，乃至我们要讲的隋朝，以及在中世纪将中国推向顶峰的盛唐，其统治核心，皆出自该集团。

杨坚小小年纪便能有宰相级的勋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一员——他的父亲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而他的岳父独孤信，则是八柱国之一。

顺便说一下，在杨坚步入政坛之时，他的父亲已经为他定下了终生大事。杨忠的老上司独孤信，对仪表非凡气度不俗的杨坚非常欣赏，大概在杨坚十五六岁之时，将自己十四岁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他。

这段婚姻对于杨坚的政治生涯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位独孤伽罗不仅只是个贤内助，以后我们会知道，她在政治上也同样有着不俗的见识；当然，更直观的是，杨坚的政治资本也将因此更加雄厚。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然而，杨坚的政治生涯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很快，年纪轻轻的他就遇到了政治生涯中第一个严峻的考验。

开国功臣的宿命

公元556年十月，一手创建了西魏的宇文泰，在北巡途中身染重疾，在病重之际，他招来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交代后事。

宇文泰的遗言是：“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贼寇未宁，天下大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

不日，宇文泰便在云阳逝世。云阳距离长安仅有半日之遥，受托孤之重的宇文护此时采用了十分慎重的方式，他秘不发丧，直到宇文泰的灵柩运至长安，宇文护才公开发丧。

“秘不发丧”，这一般是政治局面非常严峻的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比如说，当年秦始皇在东巡路上暴卒，赵高说服李斯，发动“沙丘之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二世为帝，不久后逼死扶苏；为了阴谋顺利实施，赵高和李斯对秦始皇的暴卒，所采用的手段，就是“秘不发丧”。

如今的宇文护，也采用了这一招，这只能说明一点——局面不容乐观。局面的不乐观，其实从宇文泰的遗言中就能略见一斑，尤其是，宇文泰的那四个字，实在是暗藏玄机——诸子幼小。

宇文泰的儿子们真的“幼小”吗？从生理年龄上，一点都不——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当时已经二十三岁，其嗣子（即嫡长子）宇文觉，也已经十五岁。这在帝制时代，十几二十岁，对于皇位继承人而言，已经算是相对成熟的年龄了，大部分皇帝，也都是这个时候继承的皇位，既是如此，为什么宇文泰会突然冒出来一句“诸子幼小”呢？

其实，宇文泰的“诸子幼小”，不过是含蓄之词，是暗示性的说法，如果摊开来说，应该换四个字——主弱臣强。

主弱臣强的问题，一般集中出现在开国阶段。此时，新生的皇室家族地位未固，力量不足，而跟着老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们，则个个权势熏天，不可一世，此时老皇帝要想顺利传位给小皇帝，一个字——难。

同样因为这个问题，中国的开国皇帝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杀功臣。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他就是个杀功臣的最大刽子手，借着“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他几乎把明朝的开国重臣杀了个干净。对此，他的儿子朱标很不理解，说老爸你也忒狠了，这些可都是大明的功臣啊，怎么能这么对待他们呢？朱元璋什么都没说，扔下了一根荆棘，让朱标去捡，朱标当然捡不起来，觉得刺手；然后朱元璋就说，你老爹我这么干，就是帮你去除荆棘上的刺，让你能顺利接手大明王朝啊。

朱元璋此语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其实，他何尝不知道功臣们大多是被冤杀的？但是，不杀不行啊，不杀，他的朱氏江山就不能顺利交接啊。所以，开国皇帝杀功臣，不只是心狠的问题，同样也是无奈的问题啊。

当然了，朱元璋是杀得太过了，后来他的儿子朱棣起来造孙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反，可怜朱允炆就悲催的发现，功臣宿将们死绝了，没人用了……

当然，宇文泰的情况跟朱元璋还不一样，朱元璋当年已经统一了全国，君临天下，当然可以大杀功臣；而宇文泰呢？西魏当时国基未稳，强敌环伺，还得需要老家伙们帮衬着呢，所以，非但不能杀他们，还得好好伺候着他们呢。比如说，宇文泰虽然是老大，但是，这个老大从表面身份来讲，跟小弟也没啥区别，都是柱国嘛。

所以，问题就出在同资历的八大柱国身上。宇文泰死后，八柱国还剩五个，其中，于谨是宇文泰的心腹；李弼曾经是侯莫陈悦的部将，在关陇集团中本就地位尴尬，在投降宇文泰之后，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对宇文家忠心耿耿；侯莫陈崇此前是贺拔岳部将，后来得到宇文泰重用，自也无需多言；以上三人，都是宇文氏的支持者，不会出现问题。

真正要出问题的，是另外两个——赵贵和独孤信。

赵贵之所以会出问题，六个字就能概括——“没有我，哪有你”。

当年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能接班，赵贵的力挺绝对是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赵贵当是宇文氏第一恩人。

赵贵的问题，就在于他老以恩人自居，他就觉着，我让你宇文泰爽到了，宇文泰死了，还不得让我爽一爽？这样一想，问题不就来了吗？

独孤信的问题呢，相对复杂，因为他的背景实在复杂——他本是贺拔胜系统的将领，因此在关东拥有一定力量；然后呢，又曾镇守陇右多年，政绩极为出色，出色到自己的名字“信”就是这么来的（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因为在陇右政绩出众，“太祖以其信著遐迩，故赐名为信”），出色到东魏都以此来挑拨独孤信跟西魏中央的关系。

当然，独孤信背景最复杂的地方在于——他的姻亲关系。他有三个女儿嫁了好人家，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杨忠的长子杨坚；而他的四女儿，则嫁给了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昞（顺便说一下，李昞夫妻有个儿子叫李渊，后来成为了唐太祖……）。

以此，独孤信的政治能量就相当可怕，可怕到，宇文泰为了立嗣的问题，就伤透了脑筋，原因是——恐大司马（独孤信）有疑。

按照制度来讲，宇文泰的嗣子理应是嫡子宇文觉，但无奈，他的长子宇文毓是独孤信的女婿，所以呢，宇文泰就很怕出状况，拖拖拉拉，一直到他死的这年（公元556年），才最终召开会议，在群臣默然，大将军李远的力挺的情况下勉强立嗣成功（具体请见《周书·李远传》）。

立嗣的事结束后没多久，宇文泰便在北巡的路上死了，他留下了一个严峻的局面，从此之后，宇文家的一切，都要由宇文护来扛起了。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其实宇文泰很早就开始了准备，他一开始重点培养的是侄子宇文导，但很可惜，宇文导比宇文泰死得还早，于是，宇文泰将希望寄托在宇文导的弟弟宇文护身上。

宇文护是什么背景呢？总的来说，他既没什么战功，也没什么资历，当年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年幼的宇文护就没有跟随而来，其他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宇文泰的跟班，邙山之役还吃了败仗，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跟随于谨征讨江陵，算是立了些功劳。在宇文泰设立六官制的时候，宇文护也只是“小司空”而已，在西魏统治集团中，显得并不出挑。

比之朝廷的超级大佬，尤其是赵贵和独孤信这二位，宇文护的力量当然是小的可怜，他当然没能力立即控制局面，因此，在宇文泰死后，朝内立即出现了“诸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的情况。

怎么办？被宇文泰寄予厚望的宇文护毕竟不是泛泛之辈，他立即去找了一个人，谁呢？宇文泰的心腹，八柱国之一的于谨。

于谨当即允诺。第二天的会议上，于谨便以元老身份，力挺宇文氏，大佬们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在他的威势下，也只能跟着他向宇文护行再拜之礼。至此，宇文氏才算有惊无险的完成了权力交接，宇文护得以摄政，宇文觉得以接班（具体请见《周书·于谨传》）。

公元556年十二月，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元廓禅位。

公元557年正月，宇文觉称天王，北周遂正式取代西魏。

从宇文泰病逝，到元廓禅位，再到宇文觉称王，时间一共过去了三个月；而从元修西奔到宇文泰病逝，整个西魏存在了22年；三个月和22年，只意味着一件事——宇文泰可以轻松控制的局面，宇文护还控制不了，正因为他控制不了，所以，他才要借着宇文泰的余威，及早把生米煮成熟饭。

宇文护控制局面的障碍，依然是那群在宇文泰死后便“莫相率服”的大佬。在于谨的突然袭击下，大佬们被迫低了头，但是，大佬们的低头也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满增加了。

最不满的人，便是赵贵。在北周取代西魏后，表面上看，他如愿以偿地担当了大冢宰（跟宇文泰临死前的职位一样），但是，这不过是宇文护玩的一出小伎俩，在把赵贵高高抬起之后，他迅速联合了于谨、李弼和侯莫陈崇，取得了兵权，架空了赵贵。

赵贵很不爽，他的不爽，根子上来讲，还是那句“没有我，哪有你”。赵贵认为，自己是北周的最大元勋，当年拥戴宇文泰的第一功臣，如今，他却屈居黄口小儿宇文护之下，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这口气，他要怎么咽下去呢？思来想去，赵贵得出了结论——这口气根本不可能咽下去。

怎么办？赵贵去找了另一个人，他认为同样咽不下这口气的独孤信。

理论上讲，独孤信当然心存不满很久了，当日的立嗣风波，他就被宇文泰当众拎出来当了负面典型，他为宇文泰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到头来却被当成了乱臣贼子！甚至，小老弟李远居然拔出刀想砍他！更可气的，这个要死的李远，完事之后居然还跑到独孤信面前当好人，说他这么干都是为了国事（临大事，不得不尔）！当时独孤信只能强压怒火，应付了一句（今日赖公，决此大议），但是，他的内心又如何平静的下去？

如今，宇文泰死了，西魏变成了北周，但是，被排挤的命运一如既往，原本独孤信是大司马，如今大司马的位置被宇文护抢走了，他没了兵权，这口气，他要怎样咽下去呢？

赵贵找对人了，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就聊开了，独孤信120%的赞同赵贵——宇文护这小子真他娘不像话！于是，赵贵发话了，他说，既然如此，我们干脆找个机会干掉这小子吧？独孤信表示同意。

很快，约定的期限到来了，赵贵又找了独孤信，要求下手，但是，此时令赵贵万万想不到的是，独孤信劝他住手……

独孤信的犹豫，并不是因为想到了宇文泰对他的恩德，而是因为，他觉得时机不够成熟。宇文护确实不难对付，但是，宇文护身边的那三个老鬼，于谨、李弼和侯莫陈崇，却并不好惹，以他和赵贵的力量，他们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干掉这三位。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贸然动手，最后也只会引发北周的剧烈动荡，到时候一边暗笑的，可是姓高的那几个家伙了。

独孤信想的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但是他的做法对吗？不对。之所以不对，是因为这样的政治阴谋一旦启动，就再也难以收回了……

果不其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阴谋暴露了，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对宇文护告了密，再然后，赵贵就非死不可了。

可怜的赵贵，终究还是找错了人，因为，阴谋家是需要有决断的。

独孤信也在被告发之列，但是，跟赵贵的遭遇不同，宇文护只是将其免了官。之所以遭遇不同，并不是因为独孤信最后良心发现了，而是因为相比起赵贵，独孤信的政治能量要强得多，宇文护不敢贸然动手。

然后，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于是，宇文护给独孤信送来了一杯毒酒，独孤信也被逼自杀。

赵贵死了，独孤信也死了，他们是北周的开国功臣，但是，所谓开国功臣，或许都是这样的宿命吧。

天下第一屠龙师

赵贵和独孤信相继倒台，北周的政治风暴越刮越猛，然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接下来，风暴中心的人物，变成了宇文护。宇文护是受托孤之重的权臣，历史上，这样的权臣大多没有好下场，除了传说中的周公、伊尹，乃至一心一意要把烂泥扶上墙的诸葛亮，大部分人，到最后都要身首异处。

汉朝的霍光和明朝的张居正，都是权臣中比较幸运的人物，他们很幸运的躲过了生前横祸，得以顺利死在病榻之上，然而，当他们死后，灾难终究还是降临了。霍光死后，霍家被满门抄斩；而张居正死后，万历帝秋后算账，抄了他的家，逼得张居正的长子上吊自尽，八旬老母则被留了下来，目瞪口呆的见证这一幕人间惨剧的上演。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政治，从来都只有单头政治，而没有双头政治。一旦出现“主弱臣强”的局面，就会出现一道残酷无比的单选题——A、强臣取弱主而代之；B、弱主诛强臣而自立。

宇文护已经经历了一次“主弱臣强”的局面，但在当时，作为宇文氏代表的他，是“弱主”的角色；而如今，赵贵和独孤信相继倒台，宇文氏站稳了脚跟，如今的“弱主”变成了孝闵帝宇文觉，而曾经的“弱主”宇文护，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而今的“强臣”。

“弱主”宇文觉身边，突然多了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大臣，其中的领导人物，叫做李植。这位李植不是别人，正是当初立嗣之争中对着独孤信拔刀怒喝的李远的儿子。

李远是关陇集团中地方势力的代表，他的哥哥李贤、弟弟李穆，都是西魏的重臣，尤其是李贤跟宇文泰关系极佳，一度宇文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寄养在他家。李远兄弟自称是陇西李氏，号称是李陵的后代（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子，他后来跟匈奴交战失利，被迫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他辩解，还因此惨遭腐刑），但据考证，这个亲也是乱认的，李远跟李陵没啥关系，他们原是鲜卑拓跋家族的一支。

李植之所以出来煽风点火，说起来，倒也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忠臣义士，他的考量很简单——担心权位不稳（见护执政，恐不见容）。“恐”的意思呢，就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还没发生，言下之意是，也有可能不发生；但是，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还没发生的事了，有个“恐”字，也就够了。

于是，李植联络了同样有此一“恐”的前朝大员孙恒，然后结交了许多“宫伯”（就是宫廷侍卫，多是贵族子弟充当），接着，到宇文觉身边去放风。在李植、孙恒、已弗凤等人的撺掇下，宇文觉决心动手了——照着李植等人的意见，开始在后宫花园训练武士了，训练的内容——擒拿术。

当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宇文觉在后花园大练“擒拿术”，宇文护慢慢也知道了，但是，宇文护这个人，是个很温和的人，所以呢，他没有下死手，他只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把李植调去当梁州刺史，把孙恒调去当潼州刺史，想着，这么搞，你们总掀不起风浪了吧？

结果呢？结果宇文觉不高兴了，得了相思病了，越发觉得李植说的有道理了，于是，见天就琢磨怎么把李植和孙恒给调回来了。

对于这种情况，宇文护感到很担心，于是，他前去劝解宇文觉：

“天下至亲，不过兄弟。若兄弟自构嫌隙，他人何易可亲？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顾命托臣以后事。臣既情兼家国，实愿竭其股肱。若使陛下亲历万机，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后，奸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恳恳，干触天威者，但不负太祖之顾托，保安国家之鼎祚尔。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诚，忽生疑阻。且臣即为天子兄，复为国家宰辅，知更何求而怀冀望？伏愿陛下有以明臣，无惑谗人之口。”

这段话洋洋洒洒那么长，其实表达的意思并不复杂——我跟你，既是兄弟，又是君臣，我还身兼托孤之重，于权于位，我已无他求，现下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辅佐陛下，让陛下成为一代明君。陛下，你要相信我！

四个字概括一下宇文护的感情吧——掏心剖腹。

据说，宇文护这番话越讲越感动，讲到后来，都快泣不成声了，哭了好久，才算止住了眼泪。实话说，政坛上能竞争奥斯卡的人很多，但是，宇文护此番发言，实在是一番肺腑之言，他要真有异心，也就不会用这么温和的手段处理李植、孙恒之辈，更不会跑过来语重心长的讲这番话了。

但是，很可惜，宇文护这番话虽然感动了自己，也感动几千年后的我，但却没有感动一旁静静坐着的宇文觉。宇文觉对宇文护的态度，《周书》用了四个字——“帝犹猜之”。

在宇文护对宇文觉说了这番肺腑之言后，宇文觉身边的“宫伯”们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很担心宇文护会突然下手，更担心宇文觉会突然回心转意，所以，为今之计，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很快，已弗凤几个就商量停当了，准备借着过两天国宴的机会，把宇文护给办了。

没有悬念的是，事情很快泄露了，有个叫张光洛的人告了密，然后，宇文护就找来了贺兰祥、尉迟纲等人，将事情和盘托出。宇文护没有发表意见，但是贺兰祥和尉迟纲等人都表示，这个皇帝要不得了，废了吧。

计较已毕，宇文护无奈的出手了，一炷香的功夫，事情搞定了，宫伯们被尉迟纲给逮了，而宇文觉也被贺兰祥监禁在了他的旧宅。

然后，宇文护召集了大臣，他很感喟，痛哭流涕，边抽泣边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废弃旧主（略阳公宇文觉），另立新主（宁都公宇文毓）。大臣们当然不敢废话，纷纷表示这是你们家事，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于是，宇文护废掉了他政治生涯中第二个皇帝——孝闵帝宇文觉。

接下来，就是要处理李植了。宇文护把李远和李植都召回了国都，李远虽有所怀疑，但还是回到了长安。而后，宇文护找来了李远，说：“你儿子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不仅要杀我，还要倾覆社稷，我把他交给你，请你自己处理吧。”宇文护的意思，是要对李远网开一面，只要李远依律办事，大义灭亲，宇文护就不会株连到他头上。

然后，李远就带着李植回去了，第二天，李远又带着李植回来了……宇文护本以为李远会带着李植的脑袋过来，但是，手下人却通报说，李植活生生的站在李远旁边。宇文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凉，为什么上天连饶恕一个人的机会都不给他？为什么李远要不相信他？

宇文护给李植准备了个人——宇文觉，他要他们当面对质。当李植看到宇文觉的那一刻，他知道，全完了，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远方才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他的宝贝儿子昨天晚上对他赌咒发誓说的那些话都是扯淡，宇文护是对的，他不相信宇文护，是犯了多大的错误！李远从凳子上跳起来，哀嚎着说：“果真如此，死一万次都不为过！”

然而，还有什么用呢？宇文护已经给了李远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换到别人绝对不会给的机会，然而，李远自己葬送了。李植是必须死了，而李远呢，也被宇文护逼令自尽了，而且，没人能够反驳宇文护。

然而，即便如此，宇文护还是很仁慈，他只是干掉了李远两个较为年长的儿子，留下了那些年幼的儿子；而对于他的弟弟李穆，由于李穆曾经劝过李远，要他早日干掉将来早晚要把家族事业葬送的李植，所以，宇文护网开一面，只是将其削籍为民。

一个月后，宇文护干掉了宇文觉，因为，他没的选择。

然而，很多事情，当你开了头，就很难再回头了。

宇文毓上位了。相比较愣头愣脑的宇文觉，宇文毓要聪明得多，但是，所谓“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宇文护吃够了宇文觉的亏，就对宇文毓老是疑神疑鬼——哪怕这小子听话的不得了，即便他上书归政，宇文毓仍让他处理国家大事。宇文护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宇文毓太聪明。

相比较愣头青宇文觉，宇文护认为，宇文毓难对付的多，他虽然什么都不说，但是，这比什么都说了更可怕，所以，每天晚上都做噩梦的宇文护，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干掉他人生中的第三个皇帝了。

公元560年，宇文毓吃了厨子李安上的一道汤，旋即毒发身亡。于是，宇文护拥立了人生中的第三个皇帝——宇文邕（宇文泰第四子）。

至此，宇文护成为了中国历史屠龙第一人——他一人干掉了三个皇帝，西魏恭帝元廓，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明帝宇文毓；与之同时，他拥立了三个皇帝，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明帝宇文毓，北周武帝宇文邕。

排在宇文护身后的，是一系列大咖，包括他的叔父宇文泰在内，刘裕（宋武帝）、宗爱（北魏大宦官）和萧衍（梁武帝），一共四个，并列屠龙榜第二，干掉过两个皇帝；其他如赵高（大家都很熟）、梁冀（东汉著名外戚）等著名权臣，都只干掉过一个皇帝。

以此角度而言，宇文护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心狠手辣的权臣。但是，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

要我说的话，宇文护大概是中国历史最可怜的权臣。在干掉过两个皇帝以上的人物中，除了宗爱这个没能力的，以及宇文泰这样没必要的，宇文护是唯一有能力称帝但却没有称帝的。

宇文护是悲哀的，其实，他何尝不想当个为后世所称颂的顾命大臣呢？但是，又有谁愿意给他机会呢？他拥立的第一个皇帝宇文觉，哪怕在他真情流露，掏心剖腹之时，依然对他满腹狐疑，依然想尽办法要将其除之而后快；他本想饶恕李远一命，但是李远宁愿相信他宝贝儿子的巧言令色，也不愿接受他的宽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干掉了宇文觉之后，宇文护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他已经欲当辅政大臣而不能了，他不得不在内心的恐惧中，干掉他拥立的第二个皇帝宇文毓。其实，宇文护干掉宇文毓，与其说是要专权，还不如说是要自保。

然而，宇文护错了，以他这样的位置，唯一自保的办法，不是干掉他认为那个对他会有威胁的皇帝，然后拥立一个看似对他服服帖帖的皇帝，而是，他干脆一脚把所有人都踹开，自己当皇帝。然而，宇文护既不敢，也不愿，他虽然早就背上了弑君的恶名，却还不想逾越底线，不想将来在九泉之下，无颜面对当年对他托孤的叔父宇文泰。

宇文护拥立了一个他认为会听话的皇帝，从表面上看，这位宇文邕，确实看起来很听话，他既不像宇文觉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宇文毓那样看上去深沉可怕，他只是小心翼翼的，不愿越雷池一步的，好好的侍奉宇文护，以至于宇文护自己都觉得，他找对人了。

公元563年正月，侯莫陈崇跟着宇文邕出发去了原州，但是，很莫名的，在某天半夜，宇文邕却单独回到了长安，侯莫陈崇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然而，侯莫陈崇的悲哀是，强不知以为知，他通过卜卦，算到今年晋公（宇文护）会出事，所以，他暗中对着手下人表示，陛下之所以单独回京，只是因为晋公死了。

很快，这件事就传开了。宇文邕当然也知道了，知道之后，他并没有像宇文觉一样，把元老级的侯莫陈崇秘密召过来，玩什么衣带诏，相反，他立即召开了会议，当着众大臣的面，劈头盖脸的训了侯莫陈崇一顿。

侯莫陈崇这才知道“祸从口出”的意思，赶紧诚惶诚恐的谢罪。但是，晚了，当天晚上，宇文护率军包围了他家，逼其自尽。当然，自尽之后，宇文护没有声张，依然以正常死亡的方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该年二月二十七，宇文邕下了一封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宇文护论职务是当朝宰辅，论关系，是我的堂兄，所以，从今往后，所有政府公文，都不能直接书写他的名字。

这封诏书要表达的意思，简单说，两个字——避讳。然而，避讳一说，是只有皇帝才有的待遇，宇文邕下达这样的诏书，岂不是将宇文护抬到跟他同等的位置上去？宇文护也知道不妥，接连上书推辞。

如此过了多年，宇文护的权势越来越大——他完全掌握了军权，甚至，他的宅邸的戒备，都超过了皇宫；政府所有公文，没有他的署名，就不能生效；他的几个儿子，都是飞扬跋扈，祸害百姓……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宇文邕始终不发一词，更不找其他人来商议，他总是沉默、沉默，再沉默，总是沉默，以至于朝廷内外，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心思。

当然，不知道宇文邕的心思的人，还包括宇文护。

公元572年三月十四日，距离宇文邕继承皇位，12年过去了，这12年里，宇文邕始终对宇文护不置一词，唯一有所表示的，就是要抬高他的地位。12年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长到足以让宇文护这样内心充满着恐惧的人，彻底放下自己的心防，长到宇文邕终于要有所表示了。

就在这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京，宇文邕在义安殿接见了他，公事处理完毕之后，如往常一样的，宇文邕邀请宇文护进宫去见太后。宇文护经常去见太后，而且，都是以家人之礼相见，他坐在太后的旁边，而作为皇帝的宇文邕，由于只是堂弟，反而站在一旁。这样的情况在12年里发生了无数次，以至于，宇文护对于今天的邀请，没有丝毫戒备。

半路上，宇文邕跟往常一样跟宇文护唠起了家常，然后他提到，最近太后喝酒喝得很凶，岁数大了，这么喝怎么得了？我跟她说过很多次，但她从来不听。这次还请老哥代我劝劝太后。然后，宇文邕从兜里掏出了《酒诰》，说，进宫后你就用这个劝说太后。宇文护一口应允。

到了。宇文护根据宇文邕的要求，对着太后开始宣读《酒诰》，正在此时，宇文邕如往常一样站到了他的身后，但同往常不一样的是，宇文邕拿出了玉圭，突然猛击宇文护的后脑，宇文护随之倒地。然后，宇文邕命令宦官何泉用御刀将宇文护砍死，然而，何泉似乎也吓破了胆，哆哆嗦嗦举起了刀，眼睛一闭，砍了下去——砍歪了……此时，早就躲藏在内室的宇文直一跳而出，终于结果了宇文护的性命。

12年过去了，宇文邕从一个18岁的小青年，变成了30岁的中年，他终于第一次表露了他对宇文护的真实看法——以如此决绝的方式。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位跳出来把宇文护一刀砍死的宇文直，是宇文邕的亲弟弟——当然，在参与这次阴谋之前，他更像是宇文护的亲弟弟。然而，像宇文直这样的人物，从来都不会把亲弟弟、亲哥哥这样的身份当回事，他唯一的考量——权位。宇文直之所以从宇文护的“亲弟弟”，突然又变成宇文邕的“真弟弟”，原因很简单，在沌口之败中，他被宇文护免了职，所以，他不爽了，所以，他要改换门庭。

同时参与此次阴谋的，还包括宇文神举、王轨、宇文孝伯等人，当然，在事发当日，这些人通通不在现场，与之同时，也通通不知情。

这就是宇文邕的作风，他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甚至包括跟他密谋的那些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时，他追求的永远是一击致命的成功率，为此，他有足够的耐心，他甚至可以等上12年。

对于此次事件的最大功臣宇文直，一心想要取宇文护而代之的宇文直，宇文邕是怎么处理的呢？答案是，宇文护死后，大冢宰的位置，宇文邕交给了宇文宪。眼见心仪的位置被抢掉，宇文直只能退而求其次，他要求出任大司马，掌握帝国军权，结果宇文邕四两拨千斤，给了他一个大司徒。

浮夸的宇文直游走于宇文邕和宇文护之间，如今又想要像当年的李植一样，将“弱主”当成自己操控权柄的棋子，但是，到头来宇文直却发现，真正被当成棋子的，不是宇文邕，而是他自己。

宇文邕确实需要宇文直干掉宇文护，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

成为大冢宰的宇文宪，是宇文护时代的重臣，他参与了宇文护时代的每项政策，以正常逻辑而言，他理应成为宇文护的殉葬品。但是，宇文护死后，宇文邕却准备继续重用宇文宪——为什么呢？因为在宇文护时代，宇文宪是宇文护和宇文邕的中间人，但凡宇文护想对宇文邕有所表示，总是让宇文宪代为陈奏，然而，每次宇文邕有所反对的时候，宇文宪总是非常耐心的，用委曲婉转的方式，来进行协调和沟通。

宇文宪所处的位置，本是最容易拨弄是非的位置，但是，他没有，他总是小心翼翼，所以，宇文邕认为，这是个可靠的人。

因而，即便宇文直一直在叫嚣要干掉宇文宪，但是，宇文邕还是不为所动——这是他比傻哥哥宇文觉强得多的地方。

公元560年，当宇文毓得知自己中毒，命不久矣之后，他留下了几百字的遗言，他说，自己的儿子还很小，所以，他希望自己弟弟宇文邕能够接掌帝位。宇文护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宇文护一定想不到，聪明的宇文毓，在临死之前，就给他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宇文邕是宇文毓最宠爱的弟弟，他生性沉默，没人问起，他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慧眼识珠的宇文毓还是看出了宇文邕的不俗，他对这位老弟的评价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要么不说，要么说中）。

宇文毓看得很准，他的老弟12年时间没有发表意见，但是，等他想要发表时，却没有人能够去阻止他。而今，宇文毓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是宇文邕对宇文护第一次发表意见，但也不是最后一次，三年后，他恢复了被他杀掉的宇文护及其儿子们的封号，并将宇文护改葬，赐谥号为“荡”，因而《周书》上宇文护的传记为“晋荡公宇文护传”。

以“荡”为谥号的意思有：好内远礼曰荡；好智不好学曰荡；狂而无据曰荡。这里宇文邕的意思，大概是取第三个——狂而无据曰荡。对于宇文护而言，大概这也是个合理的评价了。

宇文护其实并不坏，《周书》也说他“性甚宽和”，若非如此，宇文泰也不能托以后事，然而，很不幸，宇文护从一开始，扮演的就是权臣的角色，而他的命运，也跟着这个角色被早早的决定了。

政治便是如此，一旦被卷入漩涡，很少有人能从中逃生，宇文护奋力挣扎，然而，他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被卷入漩涡的不只是宇文护，同样还有本书的主人公——杨坚。

冷板凳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杨忠杨坚父子在宇文护时代的处境的话，那就是——尴尬。

尴尬的主要来源，便是最后被逼令自尽的前朝元勋独孤信。杨忠跟独孤信是什么关系呢？七个字——打断骨头连着筋。独孤信是杨忠的老上司，同时，独孤信还是杨忠的亲家；有这一层背景，杨忠和杨坚在宇文护那里的观感就已经被决定了——不可信任。

不可信任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关系，这意味着，只要杨忠和杨坚走错一步，他们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然，杨忠父子并非没有抗衡宇文护的筹码，事实上，这个筹码相当硬——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掌握兵权。

所谓府兵制，最早的时候，军队并不是国家化，而是私人化。

宇文泰力图恢复的，是北魏前期的“府户”制度，因此，他一反北魏孝文帝“汉化”的故智，进行了“胡化”，重新恢复了鲜卑姓氏，给府兵制打上了极为浓厚的鲜卑部落的烙印。

这个制度有利有弊，利在于，当宇文泰实力不足时，有利于团结各派实力大佬，进行“统战”；弊在于，这会让柱国们尾大不掉，不利于中央集权。当然了，经过宇文泰的大力整顿，以及大力扶植亲族力量，到了后期，柱国们的力量已经小得多了，兵权开始逐渐转移到了大将军手里。

比之赵贵和独孤信，杨忠自然没有足够的底气出来跟宇文护叫板，但是，与之同时，由于他仍然是个统兵打仗的大将军，所以，从实力层面而言，他实际比赵贵和独孤信更不好惹。

信不得，惹不起，怎么办？宇文护的办法是，先拉拢一下看看。

就在宇文觉被诛杀，宇文毓上位后，杨坚被任命为右小宫伯，进封为大兴郡公。“宫伯”当然是个非常尴尬的官职，这个皇宫侍卫的小头目，极其容易被卷入政治漩涡，宇文觉时代所借以跟宇文护较劲的那帮人，除了李植和孙恒，就都是“宫伯”。

于杨坚而言，情况甚至更复杂；因为，这是宇文护为了拉拢他所作的表示——宇文护是大冢宰（宫廷部长），是“宫伯”们的顶头上司。《资治通鉴》提到这项任命时就说：坚为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护欲引以为腹心。如此一来，杨坚就被夹在了皇帝宇文毓和权臣宇文护中间，其处境之尴尬，自是可想而知。

杨坚初入政坛，就碰到了如此头疼的问题，他自然是拿不定主意，所以，赶紧回家请教了老江湖杨忠。杨忠说了这样一句话：“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

两姑之间难为妇——一语中的。杨坚要面对的两个“姑”，一个是刚刚被“宫伯”们算计过的权臣宇文护，另一个是极其聪明的新任皇帝宇文毓；而他这个“妇”（宫伯），地位又是那样的险要，宇文护想要拉拢他监控宇文毓，而宇文毓又岂能束手就擒，不生出拉拢杨坚的心思呢？此时，悲催的杨坚，要何去何从呢？

服从宇文护？这当然不靠谱，因为自古以来的权臣都没有好下场，早早的走上宇文护这条船，也就意味着早早的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拥护宇文毓？这当然更不靠谱，因为，如今北周的政治局势，毕竟还是“主弱臣强”，如宇文毓这样的“弱主”，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岂能让自己的忠心拥趸们过上太平日子呢？

左袒不行，右袒还是不行，这日子，要怎么过呢？所以，老谋深算的杨忠，给杨坚提了个建议——汝其勿往（你别去）。

这是个什么样的主意呢？当然是好主意，但是，这是个没有可操作性的好主意。据《资治通鉴》说，杨坚当时听了老爸的话，去辞了职（有没有辞掉，《资治通鉴》没有说），但又据《隋书·高祖纪》，杨坚这个辞职似乎当即被打了回票——没能辞了。

没能辞了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一个办法——不表态。于是，杨忠和杨坚开始了缄默，对朝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置一词，摆出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可行吗？至少宇文护对杨氏父子的态度还是有所疑虑，于是，他派了个人，叫做赵昭的术士，前去给杨坚看相。

相比较汉族统治者，少数民族统治者似乎更加迷信，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尔朱荣就是这号人物。

尔朱荣同志，似乎是越到紧要关头越相信神灵——

当年他南下讨伐胡太后，就用了塑金人的方式决定选元子攸当皇帝（悲催的是，神灵似乎骗了他，他最后死在了元子攸手里）；

后来高欢等人劝他当皇帝，他又拿不定主意，故技重施，继续塑金人，这次塑了四次通通失败，于是放弃了称帝的想法（神灵似乎又骗了他，如果他真的称了帝，可能还不会有那么悲惨的下场）；

再后来他跟元颢较劲，在黄河大桥被烧毁的情况下，想要撤退，真正说服他留下的不是杨侃那缜密的分析，而是刘灵助那装神弄鬼的卜卦，而后说出的六个字（这次神灵终于没骗他）……

宇文护应该也是此辈中人，是个相面术的忠实拥趸，在用正常手段看不懂杨氏父子的情况下，他决定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

赵昭去了，然后，他带回了一个“好消息”：“不过作柱国耳。”（这小子不过是个“柱国”的材料）

当然了，在这么跟宇文护通报之后，赵昭也给杨坚带去了一个“好消息”：“公当为天下君，当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你会成为国君，而且是要经历一场浩劫，好好记住我的话。）

在那年头，江湖术士是个苦差事啊……

宇文护稍稍把心放下来了些，反正杨氏父子不表态，随他去吧。于是，杨坚如履薄冰的当着这个右小宫伯，终于，他快看到曙光了。

公元560年，也就是杨坚当右小宫伯两年后，宇文毓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宇文邕上位后，他能不能因此而摆脱如此悲惨的处境呢？

答案是，不能。杨坚确实不再当右小宫伯了，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又被任命为了“左小宫伯”……

一如既往的，杨坚要在两姑之间当好妇。

作为杨坚的保护伞，杨忠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他的提心吊胆，丝毫不在杨坚之下。怎么办呢？杨忠的看法是——转移视线。

公元562年，北周朝中开始出现了跟突厥联合，讨伐北齐（彼时东魏也被高氏家族的北齐取而代之了）的议论。当然，朝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很困难，理由是——齐氏地半天下，国富兵强。若从漠北如并州，极为险阻，且大将斛律明月未易可当。今欲探其巢窟，非十万不可。（齐国势力很强，而从漠北进军，地理险要不说，对手斛律明月也不好惹，所以，真要去北齐地面，非得十万人马不可）

然而，杨忠却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斛律明月很好弄，而且，也无需十万兵马，一万就够，他的理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军队能否打胜仗的关键在于是否和谐而不是兵马的多寡）。

在此之前，北周和北齐（之前是西魏和东魏）的较量态势，都是北齐处于攻势，而北周处于守势，如今，杨忠只有一万人马就想去攻打北齐，当然是痴人说梦，他的理由“师克在和不在众”更是站不住脚。杨忠是傻了吗？当然不傻，他这么做，也有他的苦衷啊——京城政治斗争这么激烈，而他的身份又如此微妙，不找点事做，日子怎么过？

杨忠的担心当然有道理，就在下一年正月，又一个元老级人物祸从口出，倒了大霉——侯莫陈崇。于是，这回是不走也得走了。

公元563年，杨忠作为主帅，率军讨伐北齐；而达奚武则率三万人马为南路，双方约定在晋阳会和。

最初还是很顺利的，杨忠带着部队一路披靡，很快打到了晋阳。次年正月初一，杨忠就带着部队向晋阳发起了进攻。

当时正是天寒地冻，大雪整整下了几十天，寒风凛冽，而驻守晋阳的北齐统帅不容晋阳有失，率其精锐，呼啸而出。当时突厥人带着10万人马前来助阵，结果一看这阵势，也被吓到，于是选择了作壁上观；而约定前来会和的达奚武三万人马，也迟迟不到；杨忠就只能是孤军奋战了。

这场仗打得很惨烈，杨忠带着700人与敌军奋战，伤亡近半，后来援军还是不到，只能被迫撤退。

对于北周和北齐的关系史而言，这是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战事——在此战之前，每逢冬天，北周都要凿开冰封的河床，以阻止北齐随时可能出现的进攻；而在此战之后，要在冬天凿冰的，却变成了北齐。

对于杨忠的巨大功勋，宇文邕极为赞赏，打算将其封为太傅。但是，宇文护却表示反对，道理也很简单，杨忠到现在都还没有表态，他岂能让宇文邕轻易用“太傅”一职将其拉拢过去？宇文护反对了，宇文邕当然也不会反抗，于是，打了这么一场重量级的战事后，杨忠居然不升反降，被任命为了泾州刺史。

也就在同一年，宇文护率军东征，但是，对于杨忠的安排，却只是让其在北方接应突厥而已。讽刺的是，此次宇文护的东征也就不过尔耳，无功而返，反倒是杨忠的策应工作做得出色无比。

杨忠被宇文护刻意压制，心情是爽还是不爽呢？恐怕很难有人说清楚，毕竟，泾州刺史虽然不是什么好差事，但终究远离京师，也就远离了北周那波涛汹涌的政治漩涡。

杨坚的情况跟老爸一样，不好，但也不坏。从右小宫伯，到左小宫伯，杨忠这个“小宫伯”的差事，整整干了八年。要说幸运的是，他所侍奉的第二任皇帝宇文邕，是个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的，这样的性情，也让手底下这些当差的少了些烦恼，多了些太平。

原地踏步八年后，杨坚总算向前迈出了一小步，他进位为大将军，出任随州刺史。之所以说是一小步，是因为据考证，杨坚这个好容易晋升来的刺史只是在公元565年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然后他就再次回京了。再然后？好像没有再然后了……

据《隋书》说，回京之后，因为吕苦桃生病，杨坚就侍奉母亲去了，而且，一连侍奉了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为此赢得了个“纯孝”的名声。

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杨坚确实很孝顺；二、杨坚回京后就被政府晾到了一边，除了侍奉母亲，也没其他事情可干了。

更悲剧的是，公元568年，杨家的顶梁柱，一生际遇坎坷的杨忠，从泾州回到了长安，不久后，就因病辞世了。政坛失意至此的杨坚，陡然失去了可以依傍的大树，其处境之凄凉，自是可想而知。唯一可以安慰一下的是，杨坚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隋国公。

如此的境遇，使得从小在佛寺中长大，颇有些宠辱不惊的杨坚也自觉前途暗淡，为此，杨坚四处求仙访道，先后找了术士来和、道士张宾、焦子顺和董子华等人，他想问问这些活神仙，为啥从小就有人说我将有天下，但我混到今天，却混到如此惨淡的境地呢？活神仙们的回答倒是千篇一律，面包会有的，天下也会有的，但是，你得先等等看。

所以，杨坚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跟杨家始终不对盘的宇文护垮台。

杨坚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公元572年，杨坚政治生命中最大的阴影宇文护，终于被隐忍不发12年时间的宇文邕一击毙命。杨坚的命运，也随着宇文护的倒台，立即发生了转折。

宇文邕并没有立即重用杨坚，但是，公元573年，宇文邕做出了一件彻底改变了杨坚政治生涯的大事——将杨坚的长女杨丽华立为太子妃。

政治确实是一项极端考验耐力的活动，杨坚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受到了宇文护的压迫，坐足了冷板凳，甚至也有很多时候感到前途暗淡，但是，十多年的冷板凳最后被证明是值得的，因为这十多年的不如意，成为了杨坚在宇文邕时代最大的政治资本。而这个资本，给他带来了一个重要身份，也正是这个身份，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个身份是——未来国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