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明遇上大清：追求前卫——明军的火炮

明朝初期，明军就已经大量列装火器。成化年间（1465—1487），明军步兵中使用火器的士兵，已占到编制总数的三分之一。所谓“火器之利，迅如雷霆，疾如闪电”，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神仙难躲一溜儿烟”。明军的火器在当时已经十分先进。

但到了16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渐渐超越了东方。正德十二年（1517），在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葡萄牙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臣皮雷斯抵达广州。为了向中国人民表达敬意，对东方礼仪茫然无知的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费尔南按照欧洲惯例下令升旗鸣炮，却被广州军民误认为是开炮挑衅，“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经过一番煞费周折的解释后，才弄明白是一场误会，但肇事的葡萄牙人的“大铳”佛郎机开始受到中国的关注。

当时中国的火器，不论轻型的火枪抑或重型的“将军炮”，都有共同的缺点：前装式，火药、弹子从筒口装入；一发打放后要等待炮筒冷却才能继续装入火药弹子，连续打放的次数多了还会引起炸膛，所以明军并不怎么喜欢用它。

佛郎机是16世纪前期欧洲的早期后装炮，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地解决了管内闭气问题。将装有火药和弹子的子铳，放入母铳膛内发射，这就避免了铳膛与火药、弹子直接接触而发生爆炸，母铳的管壁加厚，能够承受较大膛压，也保证了发射安全。由于子铳是单个的，便可以发射一个子铳后换上另一个。几个子铳迅速更换，就能形成持续的攻击能力。佛郎机炮的母铳炮身两侧设有炮耳，便于在炮架上安放、移动，而且还配备准星、照门，方便瞄准射击，提高了射击的准确性。

嘉靖元年（1522）八月，5艘葡萄牙舰船在珠江口外挑衅，被明军击败，两艘舰船连带船上的20多门佛郎机炮被明军缴获。对佛郎机威猛火力印象深刻的广东地方官员立即上奏嘉靖皇帝，请求批量仿造。朝廷反应迅速，当年工部军器局就制造大佛郎机铜铳32门，发给边防部队试用。在佛郎机传入中国的不长时间里，明代朝野已将其视作御敌利器，山寨版的佛郎机以极快的速度装备明军。

到嘉靖中期，甘肃边防已有佛郎机炮车1158辆，宁夏有1000辆，固原有128辆，大同有1000辆。明朝水师也大量装备佛郎机，如福船装备大佛郎机6座，海沧船装备大佛郎机4座，苍山船装备大佛郎机2座。

万历年间（1573—1620），明军装备的佛郎机多达四五万门。最初的佛郎机母铳都用铜制造，为的是体轻便于移动，后来由于铜价昂贵、铁更便宜，明朝国产的佛郎机逐渐改用铁做材料。子铳一般为熟铁打造，这样抗膛压能力更强，而且减轻了对母铳的膛压。国产佛郎机衍生出许多种类，大到千斤的“大将军炮”，中到几百斤的普通佛郎机，小到十几斤重的万胜佛郎机、马上佛郎机，水师、步兵、骑兵都广泛列装。嘉靖时期的军事家唐顺之说过，明军装备最厉害的就是大佛郎机，其次是鸟铳，也就是火枪，再次才是弓弩。在东南沿海主持抗倭的胡宗宪也认为守城的武器，佛郎机最好，弓弩次之，用刀斧是最下策。

抗倭援朝中，入朝明军装备的重型佛郎机“大将军炮”更是在平壤之战中出尽了风头。这种炮长1.4米，口径110毫米，重达1050斤，每门配子炮3个，可以连续发射，令平壤战场上的日军领教了弹如雨下的真正含义。

当明军的佛郎机在朝鲜战场势不可当、所向无敌之时，西方的火器又有了新产品。这次是由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带来的，荷兰人的新武器令中国人大开眼界。

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两艘军舰袭扰澳门，其炮舰规模着实震撼了不少中国人，军舰上配备的大炮更是威力巨大。相比之下，明军的佛郎机就显得相形见绌，由于当时荷兰人被称为“红夷”，红夷用的大炮也就被叫作“红夷大炮”。后来清朝人因为反感“蛮夷”字眼而改称“红衣大炮”。

红夷大炮属于前装滑膛炮，口径多在100毫米以上；多系铁炮，也有铜质，重量从70斤至万斤不等。弹药前装，重量较大，可达数斤至十数斤不等。弹丸是由石、铁、铅等材料制成的球形实心弹，以直接撞击目标而起破坏作用。其炮管铸造极为复杂，采用整体模铸法，火炮用车运载；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形炮耳，火炮以此为轴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炮身上装有准星、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射程可达四五里至七八里不等，杀伤力很大。

徐光启是明朝最早一批主张引进红夷大炮的人之一。他也是当时对西方文明十分热衷的开明官员，不过因为是士大夫中的异类，徐光启不免受排挤。

徐光启遭到许多朝中重臣的反对攻击，保守官僚指责他“一味迂腐”，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购炮是“骗官盗饷”，拿着朝廷的钱随意挥霍，更有人说他误国欺君。不过，徐光启还是顶住了压力，朝廷也采纳了他的建议，购买红夷大炮装备明军。

有了红夷大炮，佛郎机就不那么受宠了。

虽然明军在与荷兰人的冲突中也缴获过红夷大炮，但为数甚少。明朝引进红夷大炮的对象还是葡萄牙人。自从1557年起，葡萄牙人以“船遇风暴，货物被水浸湿，请求借地晾晒货物”为借口获得了在中国澳门的居留权。为了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他们向中国缴纳每年2万两银子的税金和500两地租银，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讨好明朝的机会，除对广东地方官进行长期馈赠贿赂外，还曾出动舰船帮助明军镇压叛乱。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很发达，为了防止西班牙、荷兰等国际同行来抢地盘，葡萄牙人在巴掌大的澳门居然修了9座炮台，还有葡萄牙人自称的“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的卜加劳铸炮厂。这个炮厂制造了大量的各式铜铁大炮，使澳门成为远近闻名的铸炮中心，近水楼台先得月，澳门近在咫尺，这为明朝引进红夷大炮提供了便利。

1621年，明朝派钦差大臣持兵部檄文前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最终从葡萄牙人那里买了26门红夷大炮，并配有专业的炮兵、翻译，一起来到北京。1623年四月，葡萄牙人在京营首次演示射击这种新式武器，因为一些官员不懂大炮，一再要求多加火药，结果引起炸膛，葡萄牙人被全部遣返。但红夷大炮显示出的强大威力仍给明朝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门红夷大炮随即被调往山海关和宁远，剩下的大炮被用来保卫京城。

天启六年（1626）宁远城头就安放着11门红夷大炮。当时明军的火炮佛郎机铳、红夷大炮机动性都不好，非常笨重，红夷大炮本来是葡萄牙人的舰炮，重达上千斤，太笨重只适合守城。明军也有马拉炮车，可是车上的火炮威力小，杀伤效果差。

明军装备的红夷大炮虽然射程远、威力大，但射速很慢，打了一发后，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打出第二发，以当时后金骑兵的速度，至多打两发敌人就冲到面前了，把大炮搬上城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因为明军的步骑兵野战实力不如后金军，很难保护在野外放列射击的炮兵。

明军也有轻便的适合野战的火炮，这便是当年戚家军在东南抗倭前线大规模使用的国产杀敌利器虎蹲炮。虎蹲炮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发明，明军的火炮在地形复杂的东南沿海显得极为笨重，不能及时提供火力支援。明军与倭寇的作战模式以遭遇战、山地战为主，这就要求炮兵部队必须反应敏捷，能快速进入作战状态。戚继光将原有的旧炮加以改造，新炮就是威名赫赫的虎蹲炮。虎蹲炮首尾2尺长，周身加7道铁箍，全重仅36斤，方便携带。

戚继光采用两只铁爪架起炮头，另设铁绊。在战时用大钉和铁绊将炮身固定抵消后坐力，防止炮身后退，先装入火药然后将5钱重的小铅子或者石子100枚装填进去，在上面用一个30两重的大铅子压住，在发射时大小炮弹齐发。

虎蹲炮迅速装备在东南沿海抗倭一线的明军，配比数量极为可观，500人装备3门虎蹲炮。明军逐渐扭转了嘉靖中期处处被动的局面，不论防守、野战，抑或攻坚都获得压倒性优势。

明军的战术：倭寇前来攻击，明军先以虎蹲炮对倭寇炮击，等倭寇近了用鸟铳，最后才与倭寇肉搏。

戚继光奉命北上时也带上了他心爱的虎蹲炮，并组建了新的骑兵营，一个骑兵营编制2700人，装备虎蹲炮60门，每门虎蹲炮3名炮手。戚继光的战术是当蒙古骑兵逼近时，先由明军下马发射火枪、火箭等火器，再放虎蹲炮；双方近战时，明军摆出“鸳鸯阵”迎敌。当蒙古骑兵撤退时，明军骑兵上马追击，追上之后，铳手们迅速“下马举炮”轰击，而其他的骑兵在马上射箭，装备虎蹲炮的骑兵，可以配合步兵、战车作战。

辽东明军也装备了不少虎蹲炮，但因为指挥失当，没有发挥出虎蹲炮的威力。

明军有了红夷大炮后，虎蹲炮备受冷落，“喜新厌旧”的明军转而制造装备红夷大炮，原有的虎蹲炮也被送进熔炉用来做制造红夷大炮的原材料。明军的一线部队换装红夷大炮后，就很少使用虎蹲炮了，也只有缺乏装备的毛文龙的东江军还在用。不过，虎蹲炮轻便，更适合东江部队携带使用，反而成了东江军的宝贝。

袁崇焕自信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情报，与以往闭目塞听的明军不同，关宁的袁崇焕、东江的毛文龙都很重视情报，努尔哈赤的行动早就被明军知道了，已谈不上机密。

毛文龙的东江军是最早得知努尔哈赤动向的，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就在努尔哈赤率军从沈阳出发的同一天，请注意是同一天，东江军兵分三路全面出击。一路由林茂春、王辅率领夜袭海州；一路由曲承恩率领夜袭沈阳，一路由易承蕙率领在宽甸一带往来策应。

出发前，毛文龙还特意叮嘱，各部队要多带枪炮（枪就是火枪，炮就是虎蹲炮）少带弓弩，隐蔽前进，秘密潜伏，看见后金军的大队人马就放过去，专门伏击后面的小部队。各部队要占据有利地形，注意抢占山头，白天放炮，晚上放火。总之，就是可劲折腾，只要能牵制努尔哈赤，让他不得安生就行。

东江军的业务已经相当熟练，频频攻击小股后金军，杀人抢劫、放炮放火，干得热火朝天。毛文龙这么折腾，想让努尔哈赤不恨他是不现实的，但努尔哈赤面临的更现实的问题是横在他眼前的坚城大炮。不攻下宁远就不能进关，不能进关就不能抢劫。所以，宁远他是一定要攻的，但这次努尔哈赤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他不知道宁远的明军已经装备了大杀器——红夷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