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雷家族——耶律楚材

窝阔台在位十二年期间，在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不乏建树。确如成吉思汗所见，他身怀治国经世之才。执政初始，即下令大赦天下，宣布严格遵行成吉思汗生前颁布的札撒执行，对于成吉思汗死后的犯罪者一律赦免，以后的犯罪者仍依法严惩。

灭西夏之后，窝阔台感觉汗位已经巩固，颁行自己制定的一系列扎撒律令。另外，他又在蒙古帝国的疆域上广设驿站，连接四面八方，方便各地使臣、商贾往来，促使商贸流通，赋役的征发，以及政令军务的迅捷传达，减少惊扰百姓。他还派人掘井取水，以利于百姓在原来荒无人烟的地面定居畜牧。

不过窝阔台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蒙古本土，不大注意改善漠北以外征服地区。《元史·太宗纪》称他“有宽宏之量，忠恕之行，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显然是溢美之词。

此外，还进一步严密了宿卫制度，不仅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管理，更注意保护普通卫兵的权益，使他们免遭头领的欺凌。他说：“各班长对于和他共同巡查的所属护卫不得以首长自居，任意打罚。他们如果违犯法令，送到我这里来，可杀则杀，可罚则罚。如果自以为是首长不禀报我，而动手动脚责打了我的护卫，若以拳打的，还之以拳打，以杖击的，还之以杖击。”这一条律令，足以保护了普通护卫的自身权益。

此时，中原大部分地区已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熟谙中原旧制的耶律楚材日益获得重用。他深受汉族文化的熏陶，深深为汉族先进的封建文明所折服。他认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以“以儒治国”思想为宗旨，积极致力于中原封建统治秩序的恢复，尤其注重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在施政治国方面，窝阔台比较开明，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为他帐前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窝阔台对此言听计用，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措施。

当时的礼仪典章都很简单潦草，耶律楚材进一步完善了蒙古帝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并先后两次在忽里台会议上颁行大札撒，规范宗室、诸王和可颜们的行为。

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后，刑事案件大大增加了，情况也复杂得多了。为解决实际问题，耶律楚材便提出《便宜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在全国颁布实施。其略言：“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

此外，耶律楚材还多次建议窝阔台选拔儒生做官，说：“制造器物的必然选用技术好的工匠，而治理国家则必须选用儒臣。选拔儒臣，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大汗必须早作打算。”

窝阔台依计，在第二年，派出宣课使到各郡县筹划事宜，开经义、辞赋、论三科取士，先后得士四千余人，有四分之一的人免除奴籍，成为自由人。

长期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蒙古贵族，一路南侵，占领了中原广袤的疆土，面对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一筹莫展，对于农业生产在国计民生中所起的重要性也缺乏基本的了解，以至有些蒙古贵族建议，杀尽汉人，将中原农业区变成牧场。1230年，近臣别迭上奏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这一杀戮汉人、变农田为牧场的建议一旦实施，对于饱受战争破坏的中原社会经济无疑将是致命的打击。

耶律楚材驳斥了这种看法，对窝阔台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窝阔台对耶律楚材的话将信将疑，命令他试行以观其效。于是授命耶律楚材负责建立税收机构，选任税官。这样，一场摧残中原农业经济的倒退活动被及时阻止，河北、山东、山西几千万人的性命得以保全。燕京、宣德（今河北宣化）、西京（山西大同）、太原、平阳（山西临汾）、真定（河北正定）、东平、北宁（内蒙古宁城）、平州（河北卢龙）、济南等十路课税所建立起来。

耶律楚材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儒士。在他负责征收赋税的过程中，先后选用了二十多名汉人担任税使和副使。1230年，他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都由中原儒士来担任。名单如下：燕京陈时可、赵肪；宣德刘中、刘桓；西京周立和王贞；太原吕振、刘子振；平阳杨简、高廷英；真定王晋、贾从；东平张瑜、王锐；北京王德亨、侯显；平州夹谷永（女真人）、程泰；济南田木西、李天翼。这是蒙古帝国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儒士的开端。

与此同时，耶律楚材还奏请窝阔台批准“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即把行政、军事与征税分开，使课税使隶属中央，不受各地行政、军政长官的节制。次年秋天，窝阔台到达西京，十路课税使将征收来的粮食、簿籍及银子、布帛等进呈合罕，窝阔台这才信以为真，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左右，却能收到这么多钱粮，使国用充足，金国朝臣中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吗？”

耶律楚材非常谦虚地回答说：“汴梁的大臣都比我有才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当时才留在中都，结果为陛下所用了。”

窝阔台对耶律楚材的才德更为赞赏，于是在1231年，才郑重任命耶律楚材为必阇赤（即中书令），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一任宰相，让他掌管军国大政，全权负责赋税征收事宜。

连年征战，迫使很多百姓背井离乡，居无定所，他们或投靠豪强地主为私属，或避难于山林中，致使不少州县“百不存一”，造成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至凋敝不堪。如何尽快恢复战争造成的创伤，把战乱造成破烂不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振兴起来，是摆在窝阔台面前一个非常重要和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是关系到蒙古帝国政权能否巩固统治的大问题。

为此，耶律楚材担任中书令后特别注意保存劳动力。同年，窝阔台将率军征伐河南之际，耶律楚材便劝谏不要屠杀当地百姓，可以把他们迁往山后之地，在那里开采金银、栽种葡萄，既可贷其不死，又可提供皇室必需品，何乐而不为呢。窝阔台便以计下诏：“逃难之民，若迎军来降，与免杀戮。”这个诏令一下达，便遭到少数蒙古贵族的极力反对，他们说：“逃民们急则降，缓则走，不把他们杀掉，终为敌人所用，还是不要宽宥，完全杀掉为好。”耶律楚材贯彻窝阔台的诏令，并建议制造数百面白旗发给降民，让他们回到蒙军控制的州郡进行农业生产。据说，这一办法的实行，保全了大量逃户的性命。

按照蒙古惯例，凡在攻城之际，敌人以武力抗衡者，城破之后，都要饱受屠城的惩罚。1232年，蒙军大将速不台即将攻克金国的都城汴京府（今河南开封），派人向窝阔台奏请说：“此城抗拒持久，我军死伤甚多，城破之后，应尽屠之，以示惩罚。”耶律楚材闻讯急忙劝阻道：“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窝阔台听后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决定。耶律楚材趁机又说：“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聚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窝阔台终于点头称是，下达一道诏令：“除皇族完颜氏之外，其余民众皆赦免。”据说，当时因避兵乱居于汴京城中有一百四十七万多人，都幸免于难。此后，蒙军且攻陷城池只诛首恶，不再屠城，几乎成为定制。

蒙古灭金后，掳获了大量俘虏，蒙军北撤时，逃亡者十之七八。窝阔台降旨：收容逃民及供给他们饮食者，全家处死；一家犯法，全乡社连坐。此令一下，百姓皆惶恐不安，无人敢收留逃民，致使饿死于路上的逃民不可胜数，耶律楚材劝谏窝阔台取消此项禁令，他说：“现在西夏已经灭亡，百姓都是陛下的臣民，他们还能逃到哪里去呢？怎么能因为一个俘虏，而连坐处死数十百人呢？”窝阔台幡然醒悟，立即下令解除此禁令。

在蒙古伐金的战争中，诸王将校不但劫掠财货，且掳掠人口，将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大批民户据为私属，也就是驱口，动以万计。驱口的身份很低，任凭主人在集市上驱使买卖，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这种由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倒退为落后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不仅严重摧残了劳动力，而且极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灭西夏之后，耶律楚材奏请括户：寄留诸郡的驱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由此，大批驱口被释放为良民，成为国家编户，劳动者身份地位的改善，有利于其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1236年，括户完成后，窝阔台根据蒙古旧制，准备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将新占领的中原地区的州县及百姓分封给诸王勋臣。这种分封制与中原地主制经济及长期实行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不相适应，且较之后者是严重的倒退。耶律楚材及时提出，裂土分民，诸王勋臣拥有封地上的全权，结果势必产生尾大不掉的弊端，严重威胁中央政权。应由国家选派官吏，征收赋税，以一部分税收颁赐诸王勋臣，诸王勋臣不得过问地方的行政事务，不得擅自征税征兵。窝阔台欣然采纳了耶律楚材的用经济上的赏赐代替土地人口的分封的建议，并责成他负责制定新的赋税制度。

耶律楚材主张轻徭薄赋，宽恤民力，恢复发展中原的社会经济。1234年，在括户工作进行时，蒙古大臣忽都虎等人曾提出“以丁为户”，即按丁征税。耶律楚材说：“自古以来，在中原都没有实行过以丁收赋的办法。如果强制执行，人民必将逃散，赋税就颗粒无收。”

得到窝阔台的支持，于1236年颁布了新税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户税，每二户向国家缴纳丝一斤、每五户向诸王勋臣（封主）纳丝一斤。二、地税，上等田每亩纳粮三升半、中田交三升、下田交二升、水田交五升。三、商税，税率为三十分之一，盐引四十斤收银一两。这一税制，遭到蒙古贵族的普遍反对，认为这个税率定得太轻了。耶律楚材则置朝臣反对于不顾，坚持实行新税制，说：“法定税额虽然较轻，但执行中难免有贪利多收的弊端，并且还会有以聚敛邀功之人。从这个角度讲，现在的赋税可算是相当重了呢。”这种轻税薄赋的政策，对恢复北方社会的发展生产起到促进作用。

耶律楚材当政时，还主持制定了钞法、均输条例，统一了度量衡等。这些实际的经济工作，也有助于促进中原社会经济早日步入正轨。

成吉思汗西征时，打通了中原通向西域的商路，大批西域商人涌入中原，不少人为蒙古贵族经商牟利，故二者关系密切，一些西域商人凭借蒙古贵族势力，发放高利贷，年息百分之百，一锭银十年后本利可达一千零二十四锭，时称羊羔息，为之倾家荡产者居多。为此，耶律楚材奏请窝阔台以官银代百姓还债。并规定今后“子母相侔﹐更不生息”。即利息和本金相等后，便不能再加收利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利贷的发展。

从1230年，在中原开始征税，后打下河南，灭掉西夏，1236年颁定课税数额，到1238年，税额已由五十万两增加到一百一十万两。巨额的财富大大刺激了统治阶级的贪欲。于是，一种苛剥百姓的包税制——扑买制乘机抬头。起初，一些不良商人乘机与蒙古贵族勾结，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子扑买全国盐、酒、差发、廊房、地基、水利、桥梁、渡口及猪鸡等项课税。耶律楚材认为：这些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使怒归于上，利归于己，危害极大。于是，奏请废除弊政，窝阔台准其奏。

但是，耶律楚材在劝谏窝阔台实施汉法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的。他的政治改革一开始便遭到蒙古守旧贵族的大力反对。如，燕京留守后方的长官石抹咸得卜竟以旧怨，诬告耶律楚材“率用旧亲，必有二心”，务欲杀之而后快。当然，窝阔台也不是对耶律楚材全都计合谋从。到窝阔台晚年，回鹳译史安天台与右丞相镇海相互勾结，将国家赋税征收权以二百二十万两银子扑买给西域商人奥都剌合蛮。耶律楚材获悉后坚决反对，他向窝阔台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但此时，窝阔台整日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早已失去昔日明君的睿智，耶律楚材的抗辩已无济于事了。窝阔台生气地斥责说：“你难道想搏斗吗？”“你想要为百姓痛哭吗？”有时甚至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这些不尊重与信任的表现，大大妨碍了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理想的彻底实现。

1236年春天，诸王宴集万安宫，窝阔台对诸王说起即位以来，所做过的一件件大事，多次提及耶律楚材的名字，把很多功劳都归功于他。

窝阔台刚说完，耶律楚材连忙说：“这都是合罕的圣明给蒙古帝国的子民降下的福音，我只不过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哪里有功劳可言？”

窝阔台走下御座，来到耶律楚材身边，对他说：“我所以推诚任用你，是圣汗的遗命。我岂敢不从命？你的功勋可昭日月，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没有你，蒙古帝国没有今日，中原没有今日，我今日高枕无忧，在这里和大家开心地说笑，尽情地喝着美酒，也全是你的功劳啊！所以，今天我当着诸王、那颜的面，敬你一杯酒，表达谢意！”

窝阔台说着，从侍臣手中接过酒壶，为耶律楚材斟满酒。见蒙古帝国的合罕亲自为自己斟酒，耶律楚材激动地双膝跪下，双手把酒盅举过头顶。

然后，窝阔台举觞与耶律楚材碰了一下，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