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雷家族——宋蒙交战



1234年正月，宋、蒙合力灭金后，窝阔台没有兑现当初伐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的诺言，仅将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东南一隅划给宋朝，以北归附蒙古帝国。当时，宋国鉴于兵力、财力明显弱于蒙古帝国，便没有坚持而同意了。随着天气转热，考虑到粮草不足，窝阔台将蒙军主力撤到黄河以北，造成河南境内布放空虚。黄河南岸只留下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降顺蒙军后被改编的汉军。

宋、蒙两军隔河对峙，虽然都没有大动作，但平静的边境线上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

六月，见蒙军主力撤到黄河以北，知扬州的淮东安抚使赵范、淮东制置使赵葵兄弟俩认为光复时机已成熟，打算上疏皇帝宋理宗赵昀请求出战，提出“踞关守河”，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军对峙，收复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的建议。此建议的历史依据确凿，因为金国就是凭借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帝国对峙二十余年，迫使蒙军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国后方。

这个建议一经提出便遭到刚获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的极力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已经被战乱变成一片焦土的中原一带无法提供足够的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缺乏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也怕造成借口使蒙军再度向南宋宣战。

对此，参议官邱岳也持反对意见：“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得之当勤馈饷，后必悔之。”

随后，这道奏折被送往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宋理宗赵昀召集众臣商议此事，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等人以为不合时宜：“方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动其奸心？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愿坚持圣意以绝纷纷之说。”

于是年六月，在赵氏兄弟的力主下，又有右丞相郑清之赞成，好大喜功的宋理宗赵昀还是“嘉其忠壮”，认为蒙古帝国根本不重视河南之地，又有喜寒苦暑的习性，天气炎热，可以侥幸取胜。在没有经过蒙军许可的情况下，于是便命令赵范、赵蔡迁移主管黄州，约定吉日进兵。又命令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全子才召集淮西军万人赴汴京，试图光复三京之地。

南宋帮助蒙古帝国消灭金朝，是假借蒙军之手教训金朝，竟然又重蹈历史覆辙，又迅速成为蒙军讨伐的目标。某些人就是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理所当然地看待问题，让历史都颇感无奈。

1234年六月，宋理宗赵昀派遣大将全子才、赵葵等兵分三路，挥师“三京”。时值盛夏季节，在蒙军伐金时，曾经决开黄河大堤企图水淹金军，结果导致黄河水势泛滥，水深及腰甚至有没过人的地方，给宋军北上和运粮造成诸多不便。

宋将全子才率领淮西兵首先由庐州直赴汴京而来。此时，汴京的守将正是那个投降变节的崔立。

据守汴京的都尉李伯渊、李琦等守将平素被崔立所欺，暗中图谋报仇，闻讯全子才的军队将到，就和他联络向其投诚。便假装召集崔立开会商议如何严守城池的事宜时，见崔立骑马赶来，没有披甲执锐，李伯渊迎上前去，拔出匕首便刺。匕首刺入崔立的胸部，血流如注，崔立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摔在地上痉挛而死。

随后，李伯渊将崔立的尸首拴在马尾上，在军前大声陈词，说：“崔立镇守汴京城期间，烧杀抢掠，鱼肉百姓，恶贯满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该当杀戮吗？”

大家齐声呼应：“该杀、该杀！按照他生前的罪恶，一寸一寸凌迟都不为过。”

于是，便割下崔立的头悬挂在承天门上来祭奠完颜守绪，而把他残缺的尸体陈列于市，任由汴京军民们一块一块地切割，“争剖其心生啖之”，顷刻间便被分割完毕。

李伯渊率兵出城迎接宋军，全子才整顿完军队方入城。接着，宋权兵部尚书、荆湖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也率领淮东兵马由滁州取道泗州开赴汴京。两军会师后，兵分几路取下没有守兵防守的洛阳、郑州。另外，所得州郡，早被蒙军洗劫一空，俱为空城，城中百姓稀少，无粮可借，只有采蒿和面，做饼充饥。

不过，在攻打洛阳时遇到了麻烦。当宋将徐敏子围攻洛阳时，发现洛阳竟然是一座空城，不费一刀一枪，凭空捡了一座城池，心里美滋滋的，没容多想，便兴冲冲地冲进洛阳城里。谁知，这竟然是蒙军特意设下的一个圈套。在洛阳城南的龙门，蒙军将领塔察儿派大将刘享安突袭了宋将徐敏子的军马，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虽说伤亡不大，也只好突围逃命，转而南向由钧州、许州、蔡州无功而返。

在得知南宋北伐的消息后，蒙军不敢怠慢，急忙调兵南下渡过黄河，并重拾水淹中兴府的计策。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大梁城，宋兵多被溺亡。

占据汴梁的徐敏子，也因汴京被淹，粮饷难以为继，加上内外交困，缺乏骑兵，赵蔡、全子才多次催促史嵩之押运粮草过来，迟迟不见踪影，才被迫撤兵南归，因一番规划成为画饼。致使宋军夺取的诸多州郡又纷纷被蒙军收入囊中。赵范首先上表弹劾，诏令赵葵与副元帅全子才各降官一秩。

此事发生在南宋端平元年，史称“端平入洛”。它不仅没有实现南宋“守河据守，收复三京”的军事部署，反而为蒙古帝国南侵留下把柄。其实，宋、蒙既已接壤，南宋必然成为蒙军下一步攻伐的目标，不管南宋采取什么措施，都阻止不了蒙军继续南侵的铁蹄。“端平入洛”的轻举妄动，只是加快了蒙军南侵的速度。

年底，蒙古帝国派遣使者王檝到临安，严厉指责南宋“开衅渝盟”，破坏和约的行为。宋廷自知理亏，满朝文武官员噤若寒蝉，无言以对。王檝北返后，宋廷君臣慌乱成一团。尽管蒙古帝国找到出师南伐宋朝冠冕堂皇的理由，因这一年发生多处天灾，导致收成锐减，军备不足，蒙军没有马上用兵南宋。另外，南宋虽然行将就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几百年的文明沉淀使那里的每一寸河山都是盘龙卧虎之地。

面对汴京、洛阳之败，使宋廷诸臣之间相互推诿，交口斥责，但宋朝君臣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及时应对亡国的危机。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又重新走上议和的老路，期望用屈辱的求和来保全自己。

第二年（1235）春，宋理宗赵昀派遣使臣程芾带着重礼去蒙古汗廷的大斡耳朵去解释收复失地的行为，遭到窝阔台的拒见。灭宋的计划像一坛窖藏多年的老酒，现在终于找到开启的借口了。

南宋在蒙古汗廷吃了闭门羹后，知道与蒙军之间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恶战，为抵御蒙军南侵，宋理宗赵昀当务之急把战将孟珙从蔡州调至襄阳。孟珙出身将门，是岳飞的部属孟林之孙，多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对战场形势极其敏锐的观察力，金朝灭亡后，他成为南宋抗击蒙军的重要将帅人物。孟珙刚赴襄阳便招募了一万五千名中原健儿，分别驻扎在汉北、樊城、新野、唐州、邓州，名镇北军，以备蒙军的进攻。

之前，宋廷因孟珙“破蔡灭金”，功绩卓著，加封官爵。当孟珙在襄阳忙于组建镇北军以备蒙军南侵时，枢密院命他赴临安（今浙江杭州）议事。宋理宗赵昀对孟珙非常器重，召见后夸奖道：“你是名将之子，忠诚而又勤恳，破蔡灭金，功绩卓著。”孟珙则说：“这都要归功于宗庙社稷的威灵，陛下的圣德，和三军将士的努力，臣何力之有？”见孟珙不居功自傲，宋理宗很高兴，又咨询“恢复大计”时。孟珙回答说：“希望陛下宽民力，蓄人才，等待时机。”

“端平入洛”事件使宋理宗赵昀对宋、蒙战局的发展陷入迷茫之中，当问及是否与蒙古帝国和议时，孟珙掷地有声地回答：“臣是一介武士，当言战，不当言和！”宋理宗听后，给予孟珙丰厚的赏赐，并任命他知黄州（今湖北黄冈），节制黄、蕲、光三州及信阳军的兵马。

1234年秋，窝阔台在答兰答八思建立的万安宫里举行由诸王、那颜参加的忽里台会议，确定了征服南宋的战略方针。明年春，窝阔台再次召开忽里台会议，决定西征与南征并举。这说明，蒙古帝国并没有一举灭宋的打算，只是重在掠夺人口财物。当时，从东到西，蒙、宋两国交界线绵延近三千里，如果兵力在数目上不占优势，无明确的主攻方向，短期内是不可能征服地域广阔的南宋。同时，加上深入淮河河网和巴蜀山地，不利于发挥蒙军骑兵野战的优势，又缺乏水军、战船和渡河经验，未能实现战争企图。后来，灭宋战争又持续了四十多年，原因固然很多，但与窝阔台侵宋时的策略有直接关系。

1235年夏天开始南征，蒙军兵分三路：西路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和都元帅塔海统帅，汉军万户刘黑马等从征，攻取四川；东路军由宗王口温不花及察罕率领进攻江淮；中路军由窝阔台三子阔出率领进攻汉水及长江流域。窝阔台派两个儿子领兵伐宋，是期望二人都能建立卓越功勋，特别是三子阔出，将来要继承汗位，没有非凡的战功是难孚众望。同时命粘合重山、杨惟忠随行，担任军中中书省事，要他们每攻下一城，注意搜求儒生、典籍、药材等目标，对耶律楚材的建议，窝阔台欣然准奏。

战初，三路蒙军南下，宋廷上下闻之大惊失色。自此，南宋黄河、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将要饱受蒙军铁蹄的蹂躏，成为宋、蒙两国的逐鹿之地。

同年六月，阔出与失吉忽秃忽、口温不花、塔思以及汉将石天泽、张柔等诸将与驻守黄河沿线的塔察儿会合后，渡河南下。宋将全才子、赵葵在夺取“三京”铩羽而归后，宋廷命令他们屯兵唐、邓（今属河南）等地，以抵御蒙军南侵。谁知，尚未交锋，他们便弃城南逃，使蒙军轻易攻下唐州、枣阳、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西北）。

当时，驻守襄阳的军队分北军和南军，北军的权利凌驾于南军之上，南军积怨已深，愤然难平，导致混乱纷争。由于襄阳的守将京湖安抚制置使兼襄阳知府赵范的安抚工作不力，致使北军将领王旻和李伯渊纵火焚烧城郭仓库后，叛宋降蒙。另外，南军将领李虎等又乘机大肆掠夺，把财物席卷而去，导致郢州落入蒙军之手。不久，襄阳守军发生内讧，将领王曼投降蒙古帝国，结果襄阳被拱手相让给蒙军。

宋将赵范玩忽职守，贪恋美酒佳肴，等蒙军叫嚣着厮杀过来时，他还醉得迷迷瞪瞪的。见形势紧急，部将慌忙将他喊醒，来不及披甲持锐，便带领着残部逃出襄阳城。之前，赵范曾向宋理宗上疏“收复三京”的建议，溃败而归后，仍然把镇守襄阳的重任交给他，结果又把襄阳给弄丢了。

襄阳是南宋镇守疆域的重镇，自岳飞收复以来经过一百三十多年的繁衍生息，城中官民多达四万七千多口，仓库里储备的财宝和粮食不少于三十万，武器装满了二十四座仓库，金银盐钞不在其内，兵不血刃，便落入蒙军手里，使宋军蒙受的损失十分惨重。

1236年十月，阔出命塔察儿率领中路军攻打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宋廷急命屯兵黄州的孟珙驰援蕲州。想想几年前在蔡州城下结下的兄弟之情，现在孟珙和塔察儿却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颇有点儿各为其主的无奈感。塔察儿对孟珙排兵布阵的能力一清二楚，不愿跟他过多纠缠。孟珙刚到，塔察儿便撤围而去，准备转攻江陵（今湖北荆州）。

江陵是长江中流的一座重镇，南宋的襄阳府丢失后，京湖制置司便移至此处。蒙军如果攻占了江陵，既可以西攻川蜀，又可以沿江东进，还可以南下湖湘，后果将不堪设想。宋廷命令沿江、淮西制置使组织救援，“众谓无逾珙者”。

这时蒙军在枝江、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危急的形势刻不容缓。孟珙的部下，包括他本人都是荆襄一带人。听说老家被蒙军踹了，部将们都义愤填膺，摩拳擦掌，纷纷要求“返家复仇”。孟珙深知力量悬殊，所以强按心中的怒火，先命部将张顺率领先锋军渡过长江，以控遏蒙军。随后，又命人将铁链横在江面上，使蒙军的木筏寸步难行。

这时蒙军兵分两路，一路围攻复州（今湖北沔阳），一路在枝江监利县编筏窥江。

接着孟珙施展疑兵之计，以少示众，白天不断变换旗帜和衣甲颜色；晚上将江陵的百姓虚张火把，沿江排开数十里，摆出一副大军来援的阵势。蒙军不知虚实，顿时惊慌不已，赶紧撤退。孟珙立刻传令出击，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蒙军阵营里，将蒙军的渡江器具全部烧毁，连破蒙军二十四座营寨，抢回被俘的百姓两万多人，遏制了蒙军的凛然攻势。

无奈之下，蒙军只好怏然撤军。由于孟珙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封爵随县男，擢为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知江陵府兼京湖安抚副使。不久，又授鄂州诸军都统制。

1237年十月，蒙军再度南侵入犯汉阳境地，宗王口温不花直捣淮甸。蕲春守官张可大、舒州（今安徽潜山）守官李士达、光州（今河南潢川）的守官董尧臣望风而逃，不战而退。蒙军合兵这三州人马、粮食和器械攻打黄州（今湖北黄冈）。由于黄州地区所在的长江一段，江面非常狭窄，很容易被突破。作为淮西的军事重镇，一旦黄州失守，蒙军就可以饮马长江了，所以黄州一战对南宋来说至关重要。

张柔部在黄州城西的大湖中夺取大批船只，顺流下达长江边。宋将万文胜援战不利，荆鄂都统孟珙奉史嵩之的命令，紧急从鄂州率水师火速驰援。两军先激战于江上，继而对垒于城下，蒙军以火炮攻城，孟珙督促城内军民坚守。战斗持续到翌年春天，蒙军损失严重，没有占到半点儿便宜，遂撤围而去。当奋战时，孟珙严肃军纪，曾斩贻误军情者四十九人。

在围攻黄州期间，蒙军还北上攻伐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宋朝安丰知军杜杲善于守城，早就做好抗蒙的准备。杜杲凭借丰富的守城经验，积极防御，根据蒙军如何摆布，然后随机应变地进行抵抗。事先制作了千百间串楼，列于濠岸。串楼用周长二三尺的栗、枣、榆、槐等硬木作竖木，埋进土里五六尺深，高达一丈有余，上面装上横木，中间设有放箭的窗口，下面筑有羊马墙，每座串楼上可摆放三门火炮。串楼的坚固度是普通城楼的三倍，而且制作方便，杜杲制作了几百个，一溜排开布置成防线，哪座串楼被蒙军击毁了就在原位上置换一座新楼上去，就如同一道移动城墙。

蒙军也不轻易示弱，在城外筑起一道六十华里的围城，又在围城上建起几座比串楼还高的高台，借以牵制城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杜杲命守军把浸油的茅草点燃后，发射过去，来焚烧蒙军的高台。另外，杜杲又在串楼里面筑了七层雁翅，来防御蒙军炮火的攻击。蒙军开始炮轰时，都被雁翅阻挡过去，反射到蒙军阵营。杜杲精湛的防守技术，让蒙军非常吃惊，感觉遇到了强硬的对手。

经过长时间的围攻，蒙军终于用石头在安丰的护城壕沟河上填出二十七道坝桥，可以直接攻击安丰城，但杜杲马上派宋兵攻夺并扼守住护城壕沟内侧的二十七个桥头。蒙军又组织了一批敢死勇士，身披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部都罩住，向宋军发动冲击。杜杲又利用铠甲再严密也不能完全遮住眼睛的漏洞，挑选了一批宋军中的神射手，使用一种特制的小箭，专门射击蒙军的眼睛，杀伤了许多蒙军中的敢死勇士。

随着蒙军攻城时间的拖长，各路宋军援军也接近安丰，不仅得到池州都统制吕文德援军相助，又与邻境寿春（今寿县）界上的余玠军配合，粉碎了蒙军的多次进攻，并把蒙军的火炮、攻城器械等来不及撤走的器具全部摧毁，蒙军遭受严重打击。蒙军围城三个多月，死亡一万七千多人，与黄州之役的结果相同。后来，受孟珙的节制，京西湖北路陆续收复光化、信阳、郢州、襄阳等地。

蒙古东路军攻伐安丰失利后，窝阔台仍不肯善罢甘休，继续厉兵秣马，积极备战，于1238年秋，由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领大军，再次攻伐宋朝淮西。西夏人察罕早年曾跟随成吉思汗，参加过攻金、西征、伐西夏的经历，作战经验丰富。他的军队由多个民族组成，号称八十万，进围庐州（今安徽合肥），欲克庐州后，造舟巢湖（今安徽合肥南），以窥长江，宋朝为之震动。宋朝参政史嵩之急招杜杲镇守淮庐州，蒙军虽然攻势凛然，人多势众，所携带的攻城工具比围困安丰时多出数倍，但并没有取得傲人的成绩。

杜杲灵活防守的同时，还趁机开城出击，屡次击败蒙军。并且操练水师扼守淮河，派出其子杜庶及统制吕文德、聂斌等，分守在要隘之处。致使蒙军伤亡惨重，倒在城下的尸体有二万六千具，损失辎重器械数不胜数。见屡攻不克，蒙军只好移军东进，攻陷滁州（今安徽滁州）时，万户张柔的鼻子被飞石击中；至天长县（今安徽天长市）时，遭到知招信军余玠的截击；攻伐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时，被城周濠水所阻，激战多时不克。察罕军虽小有暂获，但锐气已减。相对而言，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有所增强。察罕见屡战不利，于是怏然率军北撤。

我们来看看阔端率领的西路军在攻伐巴蜀之地时所取得的成绩。1235年八月，窝阔台次子阔端率领的西路军由凤州（今陕西凤县东）进入河池（今甘肃徽县），连破阶州、西和州等城。

九月，破沔州（今陕西略阳）时，南宋知州高稼力战而死。又进围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屯兵于青野原，宋御前诸军都统制曹友闻讯驰援，击退蒙军。蒙军两支南伐队伍继续南下，一支攻文州、阶州，一支趋大安，意欲入四川。赵彦呐督促诸将拦截，曹友闻镇守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驱师援助，适逢暴雨，他立令步骑直冲前去左右夹攻，喋血十余里，蒙军败退。

十月，阔端率大军抵达巩昌（今甘肃陇西），早先已向蒙古帝国纳款的巩昌便宜都总帅汪世显叛宋降蒙，并引军南下入蜀，不到一月，属于成都、利州及潼川（今三台）三路的府州军都被攻陷。西蜀全境，仅存夔州（今奉节）一路及潼府路所属的顺庆府（今四川南充）。

阔端在成都屯兵几日，又移兵北攻文州，知州事刘锐昼夜据守，搏战一个多月，援兵迟迟未到。刘锐知道等待他的是城池沦陷的结局，便命人让自己家人全部吞服毒药。家人一向知书达理、遵守礼法，没有违抗。甚至他六岁的儿子在服药时，还下拜接受。等全家都服毒身亡后，刘锐含泪把他们的尸体全部聚集在一起，付之一炬，并且把所有公家和私人的金钱、布锦、诰命等全部投入火中，然后自刎而死。后来蒙军破城后，一起殉难的军民有数万人。

1236年八月，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领蒙军及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附属国军队五十余万人马出大散关南，攻克武休关（今四川留坝县南），击溃南宋兴元戎司都统李显忠的军队后，又从兴元向西抵达大安。大安介于兴元府和阳平关之间，是蒙军进攻四川的交通要道。宋制置使赵彦呐见状急忙调遣扼守沔阳（今四川勉县东）的利州都统制曹友闻率军赴大安救援。曹友闻认为大安地势平坦，无险据守，利骑兵攻战，不利步兵防守，建议仍扼沔阳险地，威胁蒙古军后方，使其不敢长驱入蜀。赵彦呐不纳，一日发七道令牌，逼迫曹友闻转守大安。

九月九日，曹友闻退至大安。十六日，因兵力有限，曹友闻与众人商议，大安无险可守，唯鸡冠山一堡可守，但无粮无水，如果能坚持五日，可有转机。诸将以为假如坚守不战的话可以坚持五日以上。派其弟、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曹友万，率军一万趋鸡冠隘（今陕西勉县西南）守御；自己率领着精锐万人连夜渡过汉江，在阳平关附近的溪流两岸设伏。事先约定，等蒙军来到，内以擂鼓举火为号，外呼杀声以响应，两面夹击。

部署既定，二十二日，蒙军果然分批推进阳平关，曹友万、刘孝全等麾兵战于关外，自辰时战至未时，蒙军大败。日落时分，曹友万等敛兵入鸡冠隘堡，蒙古军围堡数层。

二十七日，曹友闻探知蒙军已在大安大掠，又亲率精兵三千束装趋阳平关。孰料行二十里后，突然暴雨如注，道路泥泞，夜暗难行，人马疲乏，加上准备不足，给养匮乏，士兵包括一些将领怨声载道，部将吕嗣宗建议等天明再走，曹友闻考虑到鸡冠隘堡原定坚持五日，现已八日，一旦城破，守军将走投无路，于是责备说：“敌人知道我伏兵在此，迟缓必失良机。”遂拥兵齐进。到达水牛岭时，兵分三路潜入蒙军营地，转战至拂晓，连破数十座阵营，血流二十里，尸体在阳平关外堆积如山，直插阳平关。鸡冠隘堡之曹友万等将，闻鼓声率军出堡夹击。西川的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时尽被雨湿透，不利于徒步战斗。

二十八日黎明，转战至回回寨，阔端欲走时，汪世显从大安率军赶来，蒙军的军力得以加强。阔端分骑兵为百十队，轮番向宋军攻击。鏖战多时，宋军击杀蒙军过半，终因寡不敌众，战斗力锐减。在突围过程中，曹友闻中流矢，下马步战而死。曹友万仅存五百人逃入堡中。

二十九日，曹友万、刘孝全等见赵彦呐没有增派援军过来，城中无粮，才连忙率军突围，转战至龙门（今阳平关附近之龙门洞）时全部战死。

十月十八日，阔端命令三百名蒙古骑兵打着李显忠的旗号进入成都城内。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等误以为是从前线败回的宋兵，便张榜纳贤，等弄清来者是蒙军骑兵时，才匆忙上前迎战。

翌日，蒙军蜂拥而至，成都沦陷，守将丁黼死于巷战中。

随后，阔端纵兵四处掠夺，内地州郡大多不战而破，“凡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一月内，几乎半个四川落入蒙军囊中。

1240年，宋廷任命孟珙为四川制置使，为抵御蒙军南犯，上疏长江上流的备御宜为三层藩篱：创制副司，移关外诸军一统于夔州（今四川奉节白帝城），负责守卫涪州南面以下江面，为第一层；修备鼎州、澧州为第二层；修备辰、沅、靖、桂四州为第三层。并分别派遣将官守治。他指出，此举乃保“江西”之策。使长江上游川湖一带的局势大为改观。孟珙任京湖制置时，挥师西上，与蒙军激战于归州（今湖北秭归），又在巴东击溃蒙军，终于遏制住蒙军冲出长江三峡的图谋。

1242年十二月，余玠被宋理宗赵昀任命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肩上褡裢里装了一串沉甸甸的官印：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四川防务。余玠赴任后，带着对宋廷做出“愿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的承诺，积极革除弊政，广纳贤良，采纳播州人冉进、冉璞建策，依钓鱼山构筑钓鱼城，徙十余万战卒、百姓于城中，又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奏请临安朝廷，按“三江八柱”的全川整体防御构想，先后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今四川南充南、苍溪东南、合川东、金堂南）、苦竹隘、得汉、白帝、运山等十余城，并迁郡治于山城。又积极调整兵力部署，移金州（今陕西安康）戍军于大获；移沔州（今陕西略阳）戍军于青居；移兴元（今陕西汉中）戍军于合州（今合川东钓鱼城），共同防守内水（今涪江、嘉陵江、渠江）；移利州戍军于云顶，以备外水（即岷江、沱江）。诸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边防稍安。

这一防御系统支撑起迁都临安的南宋江山，与入侵巴蜀的蒙军鏖战百次而不殆，真可谓千秋之功。

1246年春，蒙军大将塔塔歹帖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继多次战胜蒙军进攻之后，针对蒙军骑兵善驰突长野战的特点，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重创蒙军。1250年，余玠在积极防御的同时，并主动出击，调集四川各路精锐，誓师北伐。以一部兵向陇蜀边界出击；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三战连捷。1251年四月，余玠率领十万大军进占汉中西之中梁山，潜军烧毁汉中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的栈道后，率军围汉中数重，昼夜急攻。蒙军修复栈道，各路援军会至。见久攻不克，兵老师钝，只好撤军。1252年，汪德臣、帖哥火鲁赤为配合忽必烈攻打大理城，率军攻伐嘉定（今四川乐山），余玠又率军击退蒙军，四川抗蒙形势日渐好转。

1253年，因余玠与统制姚世安素来不和，姚世安便以宰相谢方叔为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宋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蒙战争不断加剧，宋理宗既需要武将拼死守卫边境，又担心他们拥兵自重、酿成剧变，就像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一样，尤其是巴蜀之地，最易让将帅“坐负险固、轻视朝廷”“抗天子之令，吐不臣之语”。于是，在奸臣的诋毁下，宋理宗做出了一个堪称丧心病狂的决定。他发出一道金牌，让余玠赶紧进京，就像当年发金牌把岳飞从前线上紧急召回临安一样。召余玠进京的金牌发出去不久，朝廷便收到了从重庆发来上报余玠病情的奏报。接到余玠重病消息的第十天，宋理宗又签署了一道命令：让余晦接替余玠担任蜀帅。简直晴天霹雳般的灾祸，使余玠愤懑成疾，于是年七月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次年，朝廷权奸削去余玠生前职务并迫害其家属和亲信，其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军而处死。余玠死后的损失很快便彰显出来：四川战局很快发生逆转，宋军防线日渐恶化，更因为宋廷自毁长城之后，还如此诋毁、攻击已故功臣，宋军将士深感寒心，士气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