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河变钞——白莲石人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崇奉阿弥陀佛，相信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观前”，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但这一宗教信仰并不为佛教主流所认同，正统的天台宗僧侣，如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认为“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白莲教在南宋灭亡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南北香火都很旺盛，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但自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利用白莲教组织武装起义后，此类情况屡有发生，终于导致元武宗海山执政时期，对其采取了“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的全面查禁。

客观地说佛教白莲宗与中原各地流行的白莲教有着本质的差别，元帝国高层不分青红皂白大举弹压，身为茅子元的继任者——镇江妙果白莲寺主持普度和尚心急如焚，1309年普度带着自己的著作《莲宗宝鉴》，领了十个徒弟，“芒履草服”徒步上大都向元武宗海山上书请愿，海山对于宗教事务并不感兴趣，因此普度和尚主要奔走于国师哈迷立、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元帝国的公卿之间，向详解教义，辨明真伪。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普度苦口婆心的辩解之下，白莲宗在被禁三年后又恢复了合法地位。元皇庆元年（1312）正月，刚刚登基的元仁宗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将《庐山莲宗宝鉴》颂行天下，下旨护持建宁路白莲忏堂，普度也被赐号“优昙法师”“虎溪尊者”“正辩广教禅师”。镇江的妙果白莲寺不但成为有元一代气势恢弘、驰名中外的海内巨刹，而且成了净土白莲宗的复教圣地，影响力更加广泛深远。

得到元帝国官方认可后的白莲子随即吸引着海内外学佛者的追捧。日本保元元年（1317），日本僧人澄圆专程入元在庐山东林善法堂跟随普度学习慧远白莲之教，并受《宝鉴》《龙舒净土文》等书，元亨元年（1321）回日本创建旭莲社，以把白莲宗带进了日本。而当普度从妙果寺上京请命时，高丽国王益智礼普化正好寓居大都，受到了普度的影响后，回国后在高丽国创建寿光寺白莲堂，普劝国人同修净业。

元至顺元年（1330），76岁的一代佛学泰斗普度和尚在妙果寺坐化。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净土白莲宗，一手营造了海内巨刹妙果寺，同时，他也深深地眷恋着这片生养他的土地。按照他的遗愿，弟子们将他葬在了妙果寺前。在后来的净土著作如明朝道衍《诸上善人咏》、宏《往生集》、清朝《净土晨钟集》《净土圣贤录》《角虎集》中均为茅子元或普度立传，视其为莲宗中兴宗主。可惜的是，自从普度和尚圆寂以后，白莲宗再也没有涌现出像他那样潜心教义德高望重、能够左右最高领导层思想的精神领袖。此消彼长，白莲教继续往秘密方向发展，在底层民众间发酵，公开对抗大都，被朝廷严厉打压。

韩山童的祖父韩学究便因为“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朝廷禁白莲教时，从栾城谪徙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但这次流放并没有改变韩山童家族的宗教信仰，韩山童成年后，长期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自诩。以宗教宣传方式组织群众，一时间“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其中刘福通与罗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显忠、韩咬儿等成为韩山童最早的一批信徒而民间白莲教主在宣教时，往往将明教、弥勒教，甚至道教互相渗透。如元末红巾军起义前，南北白莲教主都宣传“弥勒佛下生”，韩山童则宣传“明王出世”。他们力图使苦难的民众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就能迎来光明的极乐世界。

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特别是脱脱主导的变钞改革失败之后。韩山童等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在贾鲁主导开河工程开始后，韩山童等人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政治，同时暗地里凿一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不胫而走，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应该说韩山童在发动起义之初进行了相当周密的舆论准备，除了众所周知在元帝国治理黄河的工地上埋下独眼石人像之外，他还表示自己是宋徽宗赵佶的八世子孙，韩山童的得力助手刘福通则自称南宋将刘光世的后裔。长期以来一直在秘密执行宋帝国的复兴计划——“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虽然起义军最初兵力微薄，但并不妨碍刘福通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当然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口号，对各地的难民更有吸引力的是他们提出要改变元帝国“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局面。

口号喊的虽然响亮，但是就在韩山童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当地的治安官员闻讯赶到，将起义领袖韩山童当场逮捕。刘福通虽然保护着韩山童的老婆、儿子突围而出。但是面对元帝国随即派来武装部队，这支以头裹红巾作标志的起义军依旧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但韩山童、刘福通于颍州起义的消息，却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在笔记中记载了“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的情况。元帝国政府也颇为震惊，只能急命监戍治河民工的同知枢密院事赫厮、秃赤领军前往镇压。

此时元帝国所派来镇压的政府军主力是六千“素号精悍，善骑射”的色目人雇佣军——阿速军。后方还有河南行省所调集的各路汉军，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但是两位主帅沉迷酒色，麾下的部队也专注于沿途劫掠。结果两军相遇，元帝国政府军主将赫厮一见对面漫山遍野的红头巾，就扬鞭大叫：“阿卜！阿卜！”（快跑！快跑！）回头就跑，元帝国大军不战自溃，来自高加索北麓的色目人雇佣军更因为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刘福通随即率军大举追杀，在赫厮战死于上蔡后。刘福通乘胜占据朱皋（今河南固始北），攻破罗山、真阳、确山，进攻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汝宁府（今属河南）、息州、光州（今河南潢州），仅四个月的时间已经控制了今天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的大片地区，红巾军的武装力量更不下十万之众。

至此元帝国彻底丢失了战场主动权，刘福通所部开始向中原地区大局发展。元帝国各地行政机构运转不灵，只能派遣后方城市和中枢官员赶赴前线，比如派遣汴梁路同知黄头、负责皇家牧群管理的尚乘寺卿那海前往项城县。但一届文官的黄头最终被起义军俘获，只能用不屈而死来彰显自己的“气节”。而那海也只能带着儿子伯忽都、侄子阿剌不花，以“狂贼新执黄头，势悍突甚，与其坐毙，孰若进讨。”发动自杀性冲锋。而除了尚乘寺卿那海之外，阵亡于前线的蒙古贵族还有中流矢死于颍州战场的安东万户朵哥和千户高安童。

刘福通起义军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的情况，令元帝国深感其“心腹大患”的威胁。 1351年九月，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委任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客观地说也先帖木儿在当时的元帝国内部也算是政治干才，在脱脱第一任丞相任期内，整肃朝纲，也先帖木儿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整顿吏治，打击贪官，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绩。而卫王宽彻哥则是蒙哥的曾孙，其封地和采邑主要在河南境内，也没有理由不尽力平叛。但是也先帖木儿和宽彻哥均没有足够的军旅经验，因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随即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前线。

在元帝国方面不断增兵遣将的情况下， 1351年农历十二月，元帝国政府军终于攻陷上蔡，红军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与此同时元帝国江浙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红巾军根据地再度陷入元帝国方面的夹击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是监察御史出身，不过他的工作比也先帖木儿更为具体。早在他以陕西御史行台书记官的身份跟随御史郭贞在华阴县进行案卷调查之时，董抟霄便发现有一伙以李谋儿为首的匪徒，长期截杀过路的客商，为贼15年，犯案百余起。竟然因为贿赂有司以“徒党未尽获”的名义关在牢房里5年都没有处决。在董抟霄的竭力争取之下，李谋儿才最终被明正典刑。此后董抟霄“历官所至，往往理冤狱，革弊政”最终获得了“才誉益著称于时”的殊荣。

抵达平叛战场之后，董抟霄虽然在合肥附近击败了红巾军一部。但是朱皋、固始等地依旧在红巾军的掌握之中，董抟霄所部兵力有限，不足以同时应对两个方向的威胁。但董抟霄随即招揽附近结寨自守的民众和芍陂的屯田军，利用这股力量组成朱皋方向的防线之后，董抟霄得以放手想安丰方向挺进。而在与红巾军对峙于淝水一线之际，董抟霄又派遣进士程明仲前往红巾军中“卧底”，除了探明了红巾军方面的虚实之外，程明仲还成功地策反了红巾军中一千多户的家庭。

在夜幕的掩护下，董抟霄率军架设浮桥渡过淝水，但随即遭遇红巾军主力的迎击。在始终无法巩固桥头堡的情况下，董抟霄率领骑兵从浅滩冲过淝水河，迂回包抄红巾军的侧后。在董抟霄忽跃马渡磵，大声高呼：“贼已败”的情况，元帝国政府军主力，一鼓作气冲过淝水河。红巾军一败涂地，甚至出现了死尸枕藉二十五里的惨状。

董抟霄在战场上的成功，除其个人的胆略之外，更多的应该归功于其长期在监察御史岗位上对元帝国基层官员和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了解。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情况之下，大多数的汉族民众并不愿意铤而走险地走上谋反的道路，如果元帝国统治者能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对广大民众善加引导的话，红巾军起义无法如此之快形成燎原之势，更并非是无法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