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红巾——元朝军制

长期以来蒙元帝国都被视为是中世纪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武装力量的政治体。但横扫西亚、东欧的蒙古铁骑，缘何在曾经征服过金、宋皇朝的中原战场上一再为可以被视为乌合之众的红巾军所败？要解释这一问题，不得不从蒙元帝国入主中原之后的军制演变说起。

铁木真时代的蒙古军队大体上可以算是一支“全民武装”，根据《黑鞑事略》中的说法，蒙古的风俗是一夫多妻制度“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人口数量自然增长很快。铁木真建立蒙古帝国之时所册封的九十五个千户，每千户在得到征兵命令之后都至少可以提供一千人以上的武装部队，加上铁木真本身的精锐近卫军，仅蒙古本土可以动员的兵力便在十万人以上。这在公元13世纪初期无疑是一支颇为庞大的武装力量。

蒙古大军的西征过程中不仅成年男子踊跃参军，连十三四岁的少年也随军出征。《黑鞑事略》的作者彭大雅本身也是一个军事家对此自然格外敏感，他随即向蒙古西征的将领进行了询问。对方回答说：“远征的道路很漫长，据说路上要花三年的时间，现在十三四岁的小孩子，等抵达战场已经十六七岁，正好是冲锋陷阵的年纪！”这种由未成年所组成的后备武装力量，在蒙古帝国被称为：“渐丁军”。或许正是受到了这一总体战思路的冲击，彭大雅在修筑重庆要塞时才会说出“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

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孩子本身在严峻的自然环境面前，本身就不得不练习马上骑射的技能。根据彭大雅的观察，他们三岁就被绑在马鞍上，由大人手把手地的教习执射，跟随大部队驰骋。四五岁就自己拿着小弓、短矢练习。所以“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持抹秋而已”十五岁的少年已经被组织成了军队。

作为一个以战争立国的政权，蒙古帝国对于武器的生产和改良也颇为投入。大批被俘获的中原和西域工匠维持着蒙古帝国的战争机器的不停运转。其中“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常常在攻击城防一角的战斗中便可以集中几百门投石火炮。令蒙古精锐的骑兵如虎添翼。

在战略战术方面，蒙古军队也颇多创性。为了防止在行军之中遭遇敌人的突袭。按照彭大雅的说法：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敌兵、某所粮草，皆责辨哨马回报。部队在宿营的过程中，蒙古军队也颇为机警，不仅派出巡逻的游骑，每一营帐还要留下两匹战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余则整整不动也。

^{怯薛军是蒙古军队的核心和中坚}

在野战之中蒙古军队更着重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在主力决战中，蒙古军队一般也只以十分之三兵力作为前锋， 但并集中突击。而是以三五骑为一个战术单位。“敌分立分，敌合立合，聚散出没”。往往可以起到“百骑环射，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监百里”的效果。被彭大雅称之为“鸦兵撒星阵”，并认为“敌虽十万，亦不能支”。而如果遇到纪律严明、阵地坚固的对手，蒙古军队除了骑兵突击之外。蒙古军队还有许多其他手段，如放出牛马冲阵、以降俘为牺牲品施行硬攻、佯败而走，弃辎重金银，诱敌逐北中伏，或者分兵骚扰。这些战术令博学的彭大雅也不得不承认“有古法之所未言者”。

蒙古军队在西征的过程中不断招降和裹胁钦察等游牧民族的壮丁，编入自己的军队之中，这些基本上算是被迫为蒙元帝国效命的其他民族士兵和被长期留守被征服地区的蒙古军人一起被编成专门用于镇戍各地的部队——探马赤军。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为了有效地控制蒙古各部和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的常备近卫军——怯薛军。

怯薛军由宿卫千户、箭筒士千户和散班八千户组成，和平时代他们负责护卫大汗和蒙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分为四班，每班由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及其后代指挥，宿卫汗廷，三日一换，形成了“四怯薛番直宿卫”的制度。在一旦战事发生，怯薛军则作为全军的中坚力量投入战场，组成被称为“也客豁勒”的大中军。

在南下征服金帝国和南宋政府的过程之中，蒙元帝国逐渐开始认识到汉族兵员的优良素质。于是除了广泛地吸纳金、宋两国的各路降军、中原各地的地方武装之外，窝阔台时代，蒙元帝国便在中原民户中大规模签发士兵，补充汉军兵员，随即形成了“旧军”与“新军”的区别。尽管汉军的编制最初比较混乱，但是在中原乃至朝鲜半岛、东南亚的战场之上，汉军比蒙古军队更能适应当地地形和气候，他们依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忽必烈的即位，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转移到了中原地区。随即带来的自然也是军事组织体制的全面汉化。在忽必烈建立元帝国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小、得到实惠最多的是怯薛近卫军。尽管怯薛近卫军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内战中一度站错了队伍。但是作为蒙元帝国大汗的象征，他们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还继续享有优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为此不少人走门路、托关系想方设法“投充”到怯薛近卫军的队伍之中，使得这一编制原定为一万人的精锐部队不断超编，忽必烈在世的时候便开始下令“沙汰”怯薛近卫军的成员，但是蒙古亲贵往往都早已占好了位置，只能把一些汉人、南人清理出去。

大批汉军渴望保护伟大领域的热情毕竟“伤不起”，于是从1260年开始，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的中央军队，大量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被调集到了大都组成了沿承金帝国军事体制的“武卫军”，“武卫军”的编制最初为三万人，随即不断扩充。到1279年已经发展为了前、后、左、右、中五卫。随后又陆续设置了武卫、虎贲卫、忠翊卫、海口侍卫等编制。而面对汉军的优厚待遇，为铁木真家族出生入死的蒙古人和其他民族士兵自然坐不住了，于是元帝国政府又不得不下达“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的命令，设置了唐兀卫、钦察卫、西域卫、左右阿速卫、龙翊卫、斡罗思卫、威武阿速卫等部队，以吸纳那些不甘心老死边疆的探马赤军后裔。

到了元帝国后期，仅在大都、上都地区的侍卫亲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不过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外征讨无力，倒是频繁成为了野心家手中的工具。除了拱卫核心首都圈的中央军之外，忽必烈在元帝国的版图之上还组建四支重要的边防和镇戍力量——镇守漠北的蒙古军，分屯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探马赤军，长江流域的新附汉军以及东北、西南等地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地方“乡兵”。形成了内外相维、层层控扼的国防布局。无论元帝国面临哪个方向上的攻击都可以以当地驻军为第一道防线，随即得到邻近行省和探马赤军的支援，如果战事不利，则可以投入精锐的侍卫亲军。

元帝国时代的漠北基本上保持着铁木真时代的风貌，而当地的蒙古驻军也基本维系着平时散归牧养、战事传檄集合的状态。虽然忽必烈一度抱怨过蒙古驻军在平定西北海都和东北乃颜之乱中不给力“不复从前”。但是客观地说蒙古驻军在元帝国的政权更迭之中漠北的蒙古驻军更频繁成为帝位竞争者们的强大武力后盾。其战斗力之强由此仍可见一斑。

在元帝国初期的对外扩张中探马赤军是一支重要的机动武装力量。被签发出征和分批镇戍江南、云南乃至西北地区。但是在对宋作战结束之后，这些军人被集中安置在各地的蒙古军都万户府管辖之下。原本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组建的探马赤军在有了固定驻地后，随即开始逐渐由牧民转化为了农夫。根据元史的记载他们初到驻地“犹以射猎为俗”，但是随着繁衍和生息“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战斗力自然也就逐步退化。

南宋临安政府投降前后，长江南北的大批南宋政府军或主动或被迫地向元帝国投诚。其确切的数字不得而知，最为夸张的是元明时代的士大夫笔记中的所谓“元廷得宋降军兵卒百万”。这个当时夸大其词。因此南宋末年所有在籍的兵员也不过七十万人。即便没有其他因素，战场的消耗和溃散也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元帝国将南宋的降卒统一称为新附军或新附汉军、南军等。

新附军内部番号颇为繁杂，不过都不是沿用南宋政府的原有编制，而是根据这些军队的特点而起的绰号。比如之前在南宋政府领取被称为“口券”的伙食补助的正规军被称为“券军”。其中野战部队由于领取的是名为“生券”的高额补助而被称为“生券军”，而南宋各地的驻屯军由于领取的是伙食补助，而被称为“熟券军”。为了防止逃亡而手臂或手背上刺字的原南宋“惩戒营”则被称为“手号军”或“手记军”“涅手军”等。除此之外，还有南宋政府在江南地区临时召集盐徒组成的义勇军，被称为“盐军”。

元帝国对新附军并不信任，除了少数精锐被抽调到中央侍卫亲军之外。其他新附军几乎都成为了元帝国初期征讨日本、东南亚等地的炮灰。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可见数量可观的新附军最终被元帝国纷繁的对外战事“消化”掉了。

除了数量庞大的正规军之外，元帝国在对外作战中还大量使用“不给粮饷，不入账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军队，蒙古人称为“答剌罕军”，汉族的士大夫颇有新意的为他们起名为“乾讨虏军”，“乾”是简体字“干”的繁体写法。这种雇佣军的成员多为“无赖侥幸之徒”，因此作战不利、拢民尤甚，元帝国政府虽然曾多次下令收编与禁罢这种军队，但到元帝国末年这种所谓类似于土匪的“乾讨虏军”却成为了战场的主力。

大批所谓“乾讨虏军”取代了正规军在战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元帝国所推行的军户兵役制度的崩溃。在蒙元帝国的统治时期除了蒙古族继续采取“全民皆兵”的征召制度外，对于编入国防体制内的探马赤军、汉军军户和新附军户都采取世袭的军户制度。其中除了对汉军军户的征募比较宽松，依据军户的不同情况，可以二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军一名，其他各户出钱资助之外。探马赤军户和新附军户都要依照“一人当兵，世代从军”的原则，永远为蒙元帝国征战。军户的士兵如果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还要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即便军人在阵前战死或病死，这一军户也只能“存恤”一年或半年，就必须继续出人服兵役。

除了没有“三险一金”、没有“法定假期”，即便是换防在边远地区往往也要等上两三年甚至六年才有一次机会之外。探马赤军和汉军军户还要自己出钱购置军需装备。而所获得的收益不过是每人每月五六斗米，一斤盐以及政府在赋役方面的豁免和优待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这一问题在元帝国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恶化，对军户仅有的政策优惠也化为了空头支票之后，军户制度随即崩溃。

元帝国的军事组织体系可以说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颇为先进的。除了拥有“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集今天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于一身的枢密院之外，1261年，元帝国还设立了的军储都转运使司，随后逐步升级为军器局、武备监，武备寺，成为了重要国防机构。武备寺下辖管理衣甲的寿武库、利器库、广胜库、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甲局、弓局、箭局、军器局等几十个单位，专门管理武器生产、储存和发放。

蒙元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武备寺对军队的集成化、正规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蒙古建立初期，没有兵种的区别，军队全为骑兵。招降到汉军之后，有了步兵，不久又将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集中起来，称为炮军或炮手军；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编组在一起，组成水军或水手军。这些机构和军队，大多属于地方镇戍军队系统，其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多由隶属于武备寺的炮手工匠生产。

武备寺的建立除了统一元帝国全军的武器规格之外，其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加强对民间武器生产和使用的控制。除了由政府组织的武器生产外，任何人都不许私造兵器。中原、江南民间兵器一律拘收，汉人、南人不得私藏衣甲和武器，甚至弹弓、铁棒等都在禁用之列；违禁者轻则杖罚，重则处死。汉军和新附军人只有在作战或出戍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缴纳仓库，统一保管。元帝国政府甚至规定了官府储放兵器的数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

一度被以尚牧监、太仆院、卫尉院等名字出现，最后定制为太仆寺的元帝国马匹管理机构在军事上也担任重要作用。不过虽然在蒙古草原和大都周围建立了众多的国营牧场。牧养着“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的国营马匹。但是每当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元帝国政府却总是要临时在民间“刷马”“括马”。以强制手段征用民间马匹。和这一情况类似的还有元帝国在各地设立屯田万户府、千户所。虽然名义上屯田的目的是为了“以资军饷”，但实际上元帝国政府虽然向屯田军人提供牛具和种子，但是各地军屯的经济效益较低，歉收和无收的情况经常发生。因为屯田的收成，大多数要上缴国家，只有少数留作口粮和种子。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事机器运转，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大量钱钞。支付军官俸禄、怯薛岁币、战功赏赐、边备和战争等所需的费用。组织武器生产，赈济贫乏军人，抚恤死亡将士家属等，也要计入军费开支。维持一般的边备和军官、军队费用，对朝廷已是一个不轻的负担，一旦有较大战争发生，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即所谓“军旅一兴，费靡巨万”。元帝国财政状况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局面之下，与巨额的军费开支自然有着密切关系。